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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者介绍一些情况;不用说,这些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



  所有的人,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
  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五百印张,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科学史上,艾勒、高斯、赫姆戈尔茨、门捷列耶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对于这种多产,我老是迷惑不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但也挺自然——古时候,人们写得比较多。至于今日的学者,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一九五五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篇地蚤标本。共一万三千只。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三百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
  柳比歇夫的治学,博大精深,既是一个狭隘领域的专家,又是个杂家。
  他的知识面有多广,是很难测度的。谈起英国的君主制度,他能够说出任何一个英国国王临朝秉政的细节;说到宗教,不管是古兰经、犹太传经,还是罗马教廷的源流、马丁·路德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都是如数家珍。他懂复变数理论、农业经济、罗·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希腊古罗马,天知道他还精通些什么。这,不是他要当万宝全书,不是死背硬记。他之所以获取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是有原因的,下文自有交代。我说,他的坐功当然也是极好的。坐功好,不也是某些天才的特点么。说起来,这种本事在昆虫学之类的专业中颇为普遍,同时也是必需的。柳比歇夫自己就说过,他属于这样一类的学者,给他们照相,不该照脸,该照臀部。
  根据列夫·贝尔格、尼古拉·瓦维洛夫、弗拉基米尔·贝克列米舍夫这一流专家们的反映,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价值。今天,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见解已升到有争议的等级,一些有争议的见解已升到无可争议的等级。对于他的学术声望乃至荣誉,大可不必担心。
  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最后几十年(他是八十二岁上死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关键不是在数量上,而在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萃,核心正是这个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从表面上看,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起眼。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为柳比歇夫的生活的骨架。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修饰语是没有计量单位的。甚至对一些永恒的一般性的形容词——善的、恶的、真诚的、残酷的,我们也会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不知道该同什么比较;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谁是实在善良,谁挺善良;不知道真正的正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品质的标准又是什么。柳比歇夫不仅仅是自己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他对这种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确的标准,是他自己规定的,并且同他的生活方法有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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