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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我打电话约见马尔科姆。我不说话,他也默默无语。我们再也走不出这死样的寂静,因为那只雌狒狒死了。良久,他平静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很难开口,难以用话语来说清楚这骇人听闻的事,开口说话就意味着第二次杀害卡尔曼,就得提卡尔曼的名字,就是接受它的死亡,就是把我跟它分开。谈论此事太庸俗了。
  “有人把它杀害了……”
  “有人……”
  “有人杀害了它,用刀刺杀了它。今天早晨阿尔罗发现的。它是在睡着时被杀死的。后来,M来了,璐去看了看。我没去,我不愿去。吕丝报了警。警察们不知所措。他们原来是不肯为一只被杀的动物而来的,尤其是为了一只狒狒。因此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干什么好。谁也不哭,甚至连阿尔罗也不哭,他惊呆了……大家很害怕,这可能比谋杀一个人更糟糕。”
  马尔科姆慢声细语地问道:
  “为什么更糟糕?”
  我思索着,迟疑不决,讷讷地回答他说:
  “这比死人更吓人……更残酷。卡尔曼事件里所潜藏的东西比我们本身更深刻、更隐晦,尤其是更可怕。我从警察们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的日常工作总要触及人的死亡。可是面对这件事,他们全都神情古怪,好像得了病。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从何着手。这不像常见的尸体……电视台的记者们来了。我们没有拒之于门外。我们没能阻拦他们拍摄影片。他们看见了一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毫无招架余地。梅尔和马克也毫无用武之地。偷摄者们可能非常高兴,因为死的是卡尔曼。我们预先什么都估计到了,就除了这事。他们对尸体摄制影片,对准阿尔罗拍照,他拦住其余的狒狒,它们都焦躁不安,聚在笼子尽头,退靠在笼子的铁杆上,在多特的身后。我们都一个个身心交瘁。一个便衣警察提了几个问题,传唤我们,以便作调查。谁可能对卡尔曼之死感兴趣?没有谁……这毫无意义。一个疯子?璐忽然想起那几个负有使命的偷摄者,他们在接近别墅时被多特和卡尔曼咬了……是报复?人家不大相信,这有点过分了。警察局调查情况时会找那些偷摄者的,也会传唤他们的。”
  莫瑟威尔默不作声,比平时更谨慎。躲在我后面,不亮相。他是个影子还是座塑像?
  我脑海里只有卡尔曼,卡尔曼。
  “您感到痛苦?”
  为什么他问我这个?
  “我害怕,恐惧。”
  “您喜欢狒狒吗?”
  他提了些外行的问题,完全是隔靴搔痒,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令我失望。
  “不,我不喜欢它们。它们由M和勒普蒂摆布,整个儿一帮歹徒。它们可笑地模仿人,好像是在马戏团里。它们反照出找不喜欢的自己的形象,它们连累我。”
  “它们模仿您……或者是您模仿它们。嗯!卡尔曼,是首歌曲。”
  这样说,也太容易了,我都这么想过好几遍了。他对一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太低估事实,低估谋害了。他更让我失望了。于是我怒气冲冲地高声说。
  “这已不再成为问题了,咱们完全离题了!”
  “我从来就是遇到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的!”
  他的语气干巴巴的,他这是怎么啦?我看出他这是迫使我住口。他达到目的了,他挽回了自己的面子。这就是他,他重又成为主人。无论如何,为了给我深刻的印象,为了镇住我,他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现在我终于懒得再说什么了。这时,他平静地说这个名字:
  “卡尔曼。”
  在肃然无声时他说这个名字。他使我恐惧,使我瘫痪。我猛然高声道:
  “可不是我杀死卡尔曼的!”
  “我知道……您没有杀害它。”
  他怎么这么肯定?他知道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对我冷淡、有距离,他不爱我,他不再爱我了,我失去了一个在文布利密谈的伙伴。他在巴黎自己的家里,在他的营地,他的岗位,舒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里,重又用纸牌算命了。
  我哭泣时他默不作声,一语不发,从来如此。不开口,不加评论。我走时,他一面跟我握手,一面随手关门。他总是对我同样正常地微笑,这笑容跟当时的情景毫无关系。一个日常的微笑,待人接物时应有的微笑;未加挑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微笑;还可能带点奇怪的无所适从,一顶点跟我们的谈话和交往有关的东西,一个不露痕迹的退缩。长期以来,我认为这种微笑是对我的讥讽,也是某种怀疑和保留意见的表现。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掩饰某种尴尬……可能他对扮演这么个角色隐约地感到内疚,对自己是否该扮演这角色没有把握。他确实不是个好演员,至少我这样认为。
  晚上在电视上,他们开始报导卡尔曼事件了。节目主持人似乎不知该用什么语调。我们看见警察和记者闯入别墅,认出了阿尔罗、璐、吕丝、M的身影。我退出去了。人群突然向我包围过来。摄影镜头对着我的脸和身子,我拒绝说话。梅尔和马克在警察们的帮助下推开了记者们。卡尔曼的镜头一闪而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电视台选择的战术,他们避免定格的得意的特写镜头:厚厚的毛,匕首插在胸口。让我们看见了而又看不清卡尔曼,只看见它的影子,像是它的幽灵。他们展示那只大雄狒狒多特,洛尔、玛雷尔和马姆特退到笼子尽头……我们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动个不停。是啊,那只猴王没了它的王后。他们放映了在花园里拍摄的狒狒的各种资料,就动物被杀的原因向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提出了问题。他回答得十分空洞,说话时结结巴巴,显得沉重和紧张。他感到失望。连贯的一组组镜头出现了缄默、尴尬、空白。
  现在,我们在荧屏上见到了多特,它的脑袋、簇发、红脸。正是它,那只大雄狒狒,像丢了魂似的,目瞪口呆。它看到什么了?它当时睡着了吗?我们看见多特在那儿,活着。只是不知把这个活物摄入镜头是什么意思。可能想通过这些狒狒给我们上一课,让我们领会生与死的含义?
  第二天,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卡尔曼的头像,但这是最近几个月里它活着时拍摄的。只有一本周刊刊登了它的尸体,像个长了毛的木偶。它躺着,笨重得像只熊。这本杂志谴责一切,狠狠攻击卡尔曼,也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我有一种可怕的卑琐、悲哀、诅丧之感,对,我堕落了。人们纷纷反对这张照片。受责备的杂志主编回答说,大家经常在电视和报纸第一版介绍尸体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容不得这张狒狒的尸体照片,有什么地方值得对它如此挑剔。大家仍然到处谴责这张相片,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
  第三天,一位有声望的社会学家用很大篇幅议论卡尔曼之死。他说,这一突然死亡突破了新闻报导这垛墙,压倒了一切平等对待的背景嗓声。卡尔曼之死是一件大事,为什么?雌狒狒的被杀害却反常地比大屠杀、行凶等罪行更为突出。他又说,长期的死亡习惯被打乱了,这是另一种死亡。
  报刊和电视一齐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分析,并重演同样的图像,事件依旧,并无什么变化。我们念念不忘卡尔曼,它那可怕而复杂的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无心去应付新闻界。卡尔曼之死简直要使我们发狂!我把这告诉马尔科姆·莫瑟威尔,他跟我和大家一样,看了电视,可能还读了那位社会学家的文章。他复重我的话:
  “卡尔曼的死使我们发狂!”
  他一抓住我的话,我就不知所措。因为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尽管我并没杀卡尔曼。
  “发狂……”
  这就是从他的嗓子眼里,他的思想中挤出来的两个字,成了我脑海里的一把匕首。他威胁我,毫不迟疑地解剖我。“发狂”,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我怎么样?真要我发狂?但我并不是疯子,这点我很清楚。什么事情能使我发狂,使我们发狂?为什么恰恰是卡尔曼、那只雌狒狒卡尔曼被刺杀?它想要我们怎么样?它想对我们大家说明什么?卡尔曼来了,它事先没通报一声就来了,它的幽灵在四处游荡,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它。
  马尔科姆闭口不语了。可我不再恨他的缄默了,我觉得他像我一样,面对这事件而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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