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解决问题。我想订个规矩。女儿们都说我是个客人,没有权利订规矩。有时候,我似乎尽惹别人心烦。
  时间一长,女儿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事都跟她们的妈妈说,什么心里话总要先跟她说,而且无话不说。尽管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我还是感到难过。
  对我的工作,对联邦调查局,他们越来越感到憎恶。我妻子常常说:“像你这样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适于干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你。”
  妻子在医院里住了11天。我们到了家里,她几乎什么都无能为力。在好长时间里,她眼睛看不清东西,要戴特别深色的眼镜,晚上甚至要戴柔软的睡罩,因为光线对眼睛特别有刺激性。她的皮肤里仍然还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愈合时间。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还可以动弹。有时候手里还能拿点像茶杯或饮料杯一类的东西,不过会突然从手中脱落坠地。这种事使她很心烦。
  我妻子独立能力很强,精力充沛,性格乐观。她喜欢运动,始终坚持打网球,做增氧健身运动①,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总是乐于助人。现在那么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说她感到沮丧。在我认识她的30年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沮丧过。可是现在,她消沉了,连一般的事都无能为力。
  
  ①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强心肺等循环功能的运动。

  我的女儿们第一次看到她几乎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就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责怪我不在家里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里多住一些时候,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在家多待了一个星期。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全家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是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好时光。我们吃了户外烤肉餐,应有尽有。我和女儿们有说有笑。我妻子伤口愈合还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对光线仍然极度过敏,因此大部分时间里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们毕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当能够体谅别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艰难时期,她想要我辞掉手里的工作。我从她话中听到了这个意思。她的话是这么说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长的时间。如果外出待上一两天倒也无关紧要,可是你一出门就是三个星期,而回到家里只能住一两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经很深入了。现在撤退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我已经把勒菲蒂带到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之中,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指望着我使行动继续下去。如果我这时候撤退,许多人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撤退,我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党徒们打交道。我对她作了详细一点的介绍,谈到了密尔沃克的一些情况,设法缓和一点紧张的气氛,以表明一出门就是几个星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她晓得托尼·坎特,因为她曾在电话里和他谈过几次话。我向她作了解释,如果我撒手不干,勒菲蒂和纽约的其他人就会停止和坎特一起经营。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谁都没有谈。因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决定我是撤出还是继续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主意还得由我拿。我决定还继续工作。
  这一段时间,我和勒菲蒂始终保持着联系,通过电话联系。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亚的查询电话号码,他可以找到我。他留个音信,我就给他回电话。
  我对他说,我的女朋友安然无恙。7月4日的节日一过,密尔沃克的一切行动又得着手进行。
  他在忙着花托尼·坎特的钱,设法安排和密尔沃克的党徒会面。迈克·沙贝拉在大请宾客。沙贝拉已经筹借了20万美元,要把沙沙贝拉旅馆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说:“他那里碰上麻烦事了,那个承包商真不是东西。”
  有一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看了《大卫·孙斯肯德的表白》这部片子吗?他们有两个通风报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给他们津贴。你看,电视里的那些家伙已经联了手,现在政府给了他们不同的身份,把他们混在那里。据说,这样通风报信的人已达到2,250个,其中有一半就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一带。”
  “啊呀!”
  “在这伙人中,有个家伙在写书,时而爆出一点内情。现在他们正受到跟踪,要把他们统统干掉。”
  “宰了他们,是吗?”
  “对。政府对他们没有一点妈的处罚。所以,这两个通风报信的说,任何人只要帮政府的忙,真是好极了。简直不可思议。你女朋友怎么样?”
  我工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讲的一切。受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保护的两个人意外地曝了光,他们公开表示了不满,指责了政府对电视管理的失误。现在党徒们正在寻找所有那些受保护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纽约或者到密尔沃克都很好,你怎么不带她出来呀?”
  “她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边,就在那儿打个基础。一旦有了基础,你就可以长期待在那里。”
  “是,我知道。我们在那边开始要挣钱了。你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我什么时候去那儿,还不知道。我现在同老婆闹意见。她要到什么地方度假,我们还干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还出去找人,晚上有个约会,明天晚上也有个约会。还要到费城开会。”
  “密尔沃克的买卖,迈克喜欢,对不对?”
  “对,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有些事要对你讲。现在一路都开了绿灯。”
  在监狱里的卡明·甘兰特传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种安排的时候,我回到了密尔沃克。头几天我没有告诉勒菲蒂,因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时间对情况作些检查,而无需把每天的什么事儿都要向勒菲蒂报告。接着,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销自动售货机,但再次碰了壁。不过我们是在为案件搜集证据。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我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党徒们一窝蜂地想捞钱。我们还要让巴里斯特艾里的人确切知道:我们在那里推行自动售货机买卖。
  我们去了一趟先锋经销经营公司,是在梅诺米尼福尔斯的一家批发商。我们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合适的售货机。随着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雇员”。这个“雇员”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里卡。坎特对公司董事长说,他想买售货机,在密尔沃克一带销售,而且对任何可行的购买售货机渠道感兴趣。他对董事长说,贝斯特售货机公司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销售公司,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营业单位。他让他看了城市和州发的营业执照。董事长说,他很高兴能与贝斯特售货机公司合作,并给了我们当地旅游图,带我们看了各种机器,递给我们一些购货指南。
  我们只是给人一种印象,说明我们正在推动营业前进。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坎特已经订购了一些售货机”——其实他没有订购。
  党徒们在密尔沃克杀掉了一名伙计。有人在一个叫奥杰·帕米沙诺的家伙的车子下放了一颗炸弹。凶手已见了报,另外还附有我们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况。帕米沙诺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的人,党徒们怀疑他通风报信。有消息说,党徒们已开始在车子里安装摇控启动装置。
  这一次杀人使我和坎特都有点紧张。
  勒菲蒂打电话来对坎特说:“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来的那些人会面,地点就在我的人开的店里。你知道,我们出马了。稍后我可能要乘飞机到那边去,作些适当的介绍。他们是这种办事方法。这件事弄得我们连睡觉的工夫也没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过,一切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听到你的话我感到很高兴,”坎特说,“因为我们这儿那些人很难说话。多尼对你说过吗,他们在这儿杀人?”
  “别管它,”勒菲蒂说,“屁事都不管。他们杀人,是因为他们出了差错。”
  “对。不过,我想把握一点,别出错。”
  “你没什么错的。”
  “那好。”
  “我还要对你说一说,”勒菲蒂说,“你一旦开始销售,头十天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把你那里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见见那些人,明白吗?我介绍好了以后,要和你以及他们在一起吃饭。这边没有问题。我们就像弗林①一样深受欢迎。叫多尼来接电话。”
  
  ①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国电影演员。1935年到好莱坞,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欢迎。主演《侠盗罗宾汉》等影片。

  我接过电话。
  “多尼,”他说,“他对我们在这儿干的好像热情不怎么高。他对那边放炸弹的人有些犹豫。”
  “他热情很高,只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感到紧张,我不责怪他,”勒菲蒂说,“那些事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家伙可能是个暗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随身带着,因为我随时都可能找他。现在我们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里吗?”
  “在,勒菲蒂。”
  “问问托尼,罗克福德在哪儿?”
  “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吗?”
  “是的。”
  我问了坎特,罗克福德在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市离芝加哥大约10英里,勒菲蒂,什么事?
  “一些人打了电话,要我到那边去,和那里的人见见面。他们将给我安排约会时间。我在这儿等电话,那人要给罗克福德打电话,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去那里时,他就给我向大家介绍。我要向他们说个明白,我在这里干些什么。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上个星期,迈克招待了他们6个人,花多少钱他没有对我讲。他对此不担心的。”
  “迈克的事都进展顺利吗?”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脸,又吻了我的右脸。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先走了,因为迈克还和他们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随时带在身边。”
  在勒菲蒂的交谊俱乐部隔壁,有人开了一爿皮杂饼店。勒菲蒂已经厌恶他,不想让他开下去,就打他一顿,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现在要求2,000美元现金作为损伤费。勒菲蒂说: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钱,而上诉控告,勒菲蒂就会面临6个月的牢房。迈克·沙贝拉认为,勒菲蒂应该接收那爿店,成为自己的皮杂饼店铺。另外,他儿子抢劫身携钻石首饰的那人原来是个联络党徒,因此坐了牢。他还得为儿子的事费力。他们还要他拿出3,500块钱。
  因此,勒菲蒂在推动密尔沃克方面的事业上,像以往一样,叫苦叹穷。
  “明天有人在纽亚克机场接我,”勒菲蒂在电话里对坎特说话,他在向坎特说明情况时,从来不像对我这个伙伴那样说得那么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看,我们身无分文,妈的一个钱也没有,你明白吗?我还要招待那些人,我还要赶到那儿去,而你是乘飞机去的。你要给我订个地方。我还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儿搞点钱,乘的车怎么着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要接我,我们要见见那儿的人,因为他们要了解你,了解你要超过了解我,因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吗?”
  “明白。”
  “可问题是,我口袋里只有23块钱。明天他妈的,我怎么出去呀?”
  “或许我们包租一辆车,”坎特还在拖延他。
  “明天这一位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人,都是头头们。你知道,他们都是大人物,要帮助我们解决那边的问题。双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这位大人。他81岁,有势力。在纽亚克机场那里他开了旅馆。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块钱怎么办成事?”
  “好,我给你带些钱,”坎特终于说出了口。
  “那好。不过,我还有点不大明白,因为多尼说,你对我们这儿的一些活动安排不怎么热情。”
  “啊,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热情的话。毫无疑问,我的热情很高。”
  “我对你说吧,我对多尼极恼火,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个乡巴佬。他说你不热情。我说:‘你以为他不去会见那些人?’见到那些人以后,这些事就别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别出什么事,”坎特说,“反正你叫我怎么干,我就照你说的干,好吧?”
  “就这样好。没问题。多尼在哪儿?”
  “出去了。”
  “我真不懂,这个家伙在瞎摆弄,跑出去了。问题是这样,如果多尼在你那里干不了什么事,他应该到这儿来和我在一起,现在他就可以和我一道跑一跑。而我现在倒弄得没有帮手。”
  “明早给你带1,000块,在西会馆。”
  “尽量早一点。叫多尼那家伙同你待在一起,别乱跑。明天我见了那些人以后,肯定就到你们那里。你和我一起见见那些人,我们,你、我还有多尼,一块儿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搞好。你只管听,从起步逐渐深入,让事情一步一步解决。我们不会有问题。呼叫器带上。首先有纽约那边的呼叫,我待会告诉你,我所乘的飞机以及其他一切事情。”
  他在纽亚克机场附近的旅馆里要见的是托尼·瑞艾拉。他是布拿诺家族的副官,年纪很大,负责和芝加哥方面的联络工作。就是瑞艾拉在沙沙贝拉旅馆里吻了他的左脸,又吻了他的右脸。他们之间达成的理解是:瑞艾拉要打电话告诉芝加哥方面,叫他们安排会见。芝加哥方面要告诉罗克福德市里的人。这些人要向密尔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作介绍。
  勒菲蒂在纽亚克机场的会见非常成功。第二天,他打电话说,他要到密尔沃克作出安排。这时已经是7月24日。为了安排这次会见,到目前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告诉坎特所乘的飞机,要他记下他说的话:“还在那个西会馆,订原来那个房间,好吗?那些人就在那个城里。见到你时,我再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多尼呢?”
  坎特把话筒递给了我。
  “他是不是都记下了?”他问我。
  “记下了。”
  “注意听我说。”
  “我在听。”
  “不要走得太远。”
  “好的。”
  “我要会见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就在你那个城里。我到了那里以后才晓得是哪些人。我到了那里以后,6点钟要给纽约打电话,把我在什么地方、住什么房间告诉他们。他们要告诉芝加哥的。那人就开车来接我,把我带过去,他们要同我谈。他们要彻底了解我们这边的坎特。”
  “好的。”
  “我希望他一切正常。”
  “对,托尼一切很好。”
  “我的意思是,这些事我不想告诉他,免得他担惊受怕。我是在代表他办事啊。”
  “我知道。”
  “他们想了解,他是不是本地人。我对他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是这样。”
  “他们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要在那里随时等候。我告诉纽约,等纽约再告诉我,可能要等一天,也可能只要两个小时。换句话说,我在那个房间里寸步不能走。要解决吃喝住宿的问题,可明白?”
  “明白,我们等你来。”
  “他们要派代表来接我,我和这些人一道。我们都走——我、你,还有他。但是,第一次会谈我要和他们单独在一间房子里。什么情况我就作代表说话了。他们要他开一桌。等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叫他进来,首次会谈以后我就介绍他们。”
  “好的。”
  “现在谈谈他给我的钱。我的电话费已支付了500块。我乘的一等舱飞机票230块吧。在介绍他们以后,我们要招待他们。在纽亚克机场我招待他们所有的人,花掉了250块,因为谈了4个小时。不过,对这些钱我并不着急。重要的是,城里那个头面人物一出场,一切就很妙。别走远了。不过,他们告诉我,要我单独和他们谈。也行,只要我们在那里过得安安稳稳。”
  “好的,托尼没问题。”
  “那就好。”
  勒菲蒂上飞机去了。我们回到中途车站饭店的房间里。勒菲蒂把他住的房间号告诉了纽约那边的人。纽约那边又要把勒菲蒂的房间号告诉芝加哥——罗克福德方面的人。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就在房间里等电话。
  勒菲蒂曾说过,我们等人来说不定在什么时间,甚至可能等几天。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离开饭店。白天,坎特和我们一起溜达。我们的房间在一楼,坐在室内游泳池旁,玩牌,吹吹风,吃早饭、中饭、晚饭。晚上我们在厅道里闲逛,听音乐。
  勒菲蒂把即将到来的谈话内容对坎特简单说了一说。坎特现在属于布拿诺家族的人,因此,密尔沃克的老板不能对他或他的售货机计划偷偷采取行动。密尔沃克老板的选择是:行,你可以待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在这儿干,我是你的伙伴;要么就是:不行,我不想你待在这儿,布拿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家族规矩行事。
  “我对他们说,你来自巴尔的摩,在这儿待了3年。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你。你在搞弹球机营业,在买通销路。你不损害任何人,我参与这个营业,我还搭了钱在里面。你像是我们在这儿的代表,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自己能够处理。你为我们打开门户,我们很赞同。如果你有什么人的亲戚一类的人想和我们一起干,一般都可以。就这些,就像我的上司迈克说的那样,‘又短又甜。’”
  “我只对他们说,营业的钱有些是你的,有些是我的,这样说行不行?”
  “你什么都别告诉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我想,如果他们要问我。”
  “不,他们不会问你什么。他们不能问,他们无权问你。一切都以我说的算数。我也不问他们什么。”
  “这事一结束我就很高兴了,”坎特说。
  “一定的,你可以平平安安。”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就这么从早坐等到晚。我心里琢磨:我待在这儿究竟干什么?我妻子在苦苦想恢复身子,而我却待在饭店里掰着手指过日子。到了第三天我终于说:“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等电话。说不定我们还得等一个星期。我要回去看看我女朋友,她还没有全好。”
  “你在胡说什么?”他大声斥责,“我们到这儿就是等人。你不是说女朋友在干活了嘛。”
  “她是上了班,可又复发了。我就去一两天,然后很快就回到这儿来。”
  “多尼,你简直在胡说八道吧?我们到这儿有头等重要的事,马上就要和人家会面,你竟然把女朋友提出来,把她看得比我们的事业还重要。”
  “咳,我得走,勒菲蒂。她那里没有人照料,目前情况很糟。就一两天,速去速回。”
  “真不可思议,你竟先考虑她。多尼,这正是你惹麻烦的地方。妈的你想什么时候去你就去好了。她不会死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真的把我踢开了。我乘飞机回了家。
  第二天,他们接到了电话。
  来接他们的有三个人:乔·西托,来自罗克福德的老头子,是主要联络人员;另外两个人是查利和费尔。坎特和勒菲蒂跟在他们后面,下楼来到一个叫中台餐厅里吃饭。这个餐厅的主人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们在那里被介绍认识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另一个是弗兰克的最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然后他们乘车去会面。坎特建议,罗克福德的人和他及勒菲蒂同坐一辆车。他们跟在史蒂夫和彼特的后面,开往北街舒尔克莱斯特旅馆的雅座。这些地方也都为弗兰克所拥有。
  他们在雅座和密尔沃克家族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举行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有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史蒂夫·迪沙弗以及罗克福德市的三个人员。
  勒菲蒂向他们作了扼要报告,然后叫坎特进去。勒菲蒂介绍坎特时,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突然哈哈大笑。
  坎特后来打电话对我说了当时的情况。巴里斯特艾里似乎不知道坎特与纽约方面有联系,没有想到他和勒菲蒂有交往,没有想到他会参加这次会见。他曾经派人悄悄跟踪坎特和我,因为我们在试图创办自动售货机公司,而且打进了弗兰克的城市。我们在中途车站饭店等候勒菲蒂的那段时间,他曾派两个党徒监视公司办公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用手指着我说,“坎特告诉我,我们想干掉你们,因为我们以为你们是G。”
  “G”就是指政府①。他首先想到的是:坎特是个特工。因为坎特以及和他在一起那个家伙——就是我——如果真是坚强的党徒打进了弗兰克的地盘,那他应该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布置了党徒就在那时候监视我们。那两个人一直在办公室那儿注意情况,等我们回去就下手。说来真是幸运,我们那时正好和勒菲蒂一起在饭店里等候电话。因此,巴里斯特艾里在听到别人介绍坎特时他哈哈大笑,还说要叫那两个党徒取消跟踪行动。
  
  ① G是英语Goverment(政府)的第一个字母。

  坎特对我说:“他说他曾打算要人干掉我,听到这话时我非常紧张,吓得连烟也不敢点,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党徒看到我的手在哆嗦。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脱离危险。朋友,我们真是九死一生啊。”
  他说的是“我们”,因为如果他们杀他,我也和他在一起,当然也会杀害我。
  坎特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卡迪拉克牌车子里放置摇控起动器。”
  会见以后,坎特和勒菲蒂带着乔·西托及其两个同伙回到了中台餐厅,因为他们的车子停在那儿。在会见的来来往往期间,坎特经过周旋让他们乘他的车,因为他的车里有窃听装置。
  勒菲蒂说:“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真是痛快,我说过,下个星期找一天我们到你们那边大家一起痛痛快快玩一整天。”
  “别忘了回去以后给托尼打电话,”其中一人说,“托尼说,他想处理好这件事。他对这件事非常挂念,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提到的托尼,是指纽亚克机场那边的托尼·瑞艾拉。
  “他密切注意这事的动态,”勒菲蒂说,“和我们在纽约干事的情况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参与,或者想把事干好,我们就非把它干好不可。干工作就应该像这个样子。弗兰克对我是很满意的,是不是?”
  “那当然。”
  “这事儿就不提了。”
  “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托尼。”
  “姓?”
  “坎特。”
  “坎特?”
  “C-o-n-t-e,坎特。”
  “啊,是意大利人。弗兰克要送你的命。”
  “别笑话了,”勒菲蒂说,“他们在查你。”
  “你的每一步行动,他们都知道,”那人说,“每一步都知道。那些机器,你怎么付的款都知道。”
  “过几个月他们就逮你。”
  大家哈哈一笑。坎特说:“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笑的。”
  “我说几个月,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他要逮你,时间有的是。”
  “啊,那倒是,”勒菲蒂说,“干这种行当,我们一向有的是时间。”
  “托尼,你和班尼相互认识?”
  “这还用说,”勒菲蒂说,他有时候也称为班尼。“我要是不认识他,怎么会带他进来?”
  “托尼,你出生在东边?”
  “对,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
  他们送下了三个人以后,坎特开着自己的车,往勒菲蒂的旅店那儿去。
  勒菲蒂松了一口气。“啊,你可麻烦了,你完蛋了。他们要干掉你。嘘嘘。幸亏我来了,唔。”
  “我对你说过,我害怕,”坎特说。
  “是啊,你害怕是有道理的。他们设下了埋伏在等你。那个狗杂种、狗娘养的放了你。”
  “那一天就是我们谈售货机公司的事。”
  “就是那一天。他们以为,你是妈的什么特工,想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他们派人盯梢你。算了吧,现在我对你说一下我们怎么办。我下个星期还到这儿来,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干。我们要干的是一场大买卖。他对我说,‘勒菲蒂,你是我的朋友。’他要告诉纽约方面。现在你要和他们一起共事,已经为你开了绿灯。你有了伙伴,他入伙也带了钱。你想拿多少——40,000美元,现金?——他也拿40,000美元现金,因为他不想跟我的人闹麻烦。他派个伙计与你共事,那人带着帐簿等一套东西。我是你的伙伴。他想带我转一转,与他的人认识认识。你跟我一道。别问他妈的什么问题。你只是个工作人员,如此而已。你他妈的要发大财。”
  他们在车上沉默了几分钟。
  勒菲蒂说:“他们盯住了你的公司。幸好我到了这儿,否则我们的营业就砸锅了。”
  “是这样啊。你可记得,两天前我就有个感觉,你救了我的命?”
  “对,我记得。那家伙说,‘他妈的那人是什么东西,跑到我城里来。这是我的地盘。’”
  “如果我一个人干这桩买卖,你可想过,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坎特问。
  “是啊,可他们现在还在查你。他们不知道我在代表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开了店,他们会钳制你,你也完了。”
  “他第一次见到我,那副神态就让我害怕。他说,‘我正在找你。’”
  “他是严厉的家伙。好了,你现在有了大买卖,那是个大老板,你知道吧。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几个能见到大老板。在纽约,你不能和老板坐在一起。别提这些了,你现在干的买卖是这个地区的最大买卖中的一桩啊。上帝也不能碰你,因为我代表了你。”
  坎特说:“如果一开始我能像现在这样了解买卖的危险,我根本就不会干的。”
  因为我没有待在密尔沃克,勒菲蒂一直在抱怨。其实,这时候我正和妻子一起度假。由于肺部原因,她不能乘飞机。她的眼睛仍然酸肿,因为腕部损伤,胳膊上还上着敷料。如果不是这些毛病,她已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乘了9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别具一格的海滨。在这儿,我们可以在沙滩上躺它几天。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与坎特和勒菲蒂通电话。她说:我们多年来难得在一起有这个假期,而你整天忙着打电话,我这样出来和你做伴有点名不副实。
  我离开了只有10天。可是勒菲蒂对我不在密尔沃克现场很恼火。他以为我在加利弗尼亚。坎特的事向他表明我在筹集一桩大盗窃。上一次借口干抢劫活动溜走了,回来没有给他几千而只给了他几百也使他很懊恼。我向他解释说:抢劫后的分利中我受了骗。
  “你在那里干的事真是滑稽可笑,”勒菲蒂说。“别的伙计对我说,你在那边又搞了一桩大行动什么的。别提了。他们在作弄你。上一次你说没有弄得足够的钱,你受了骗,也不提了。就当没有那回事,因为你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根基。你笑什么?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吧,朋友。那个女朋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了吧。多尼,这正是你的麻烦事儿。好吧,把女朋友带过来。他妈的,管我什么事。”
  “不,我是在笑他,笑托尼。他对我说,他进去会见那人时,那人说……”
  “没什么,你听我说。这事儿你用不着担心。一切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我要是碰到那个家伙,勒菲蒂,我可不想让他们动手干掉什么人。”
  “不会,不会,一切都很顺利,朋友。事情全都解决了。他很满意,这里一切都很好。”
  勒菲蒂说,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律师,也就是他的儿子乔和约翰,要为这种伙伴关系起草文件。文件上合伙人的名字中没有巴里斯特艾里,而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巴里斯特艾里作为隐形伙伴,托尼·坎特作他的掩护人,投入自动售货机的营业,大量买通销路,也可能干些其他的营业。他们获得的利对半分红,勒菲蒂的红利从坎特所得的部分中扣除。
  勒菲蒂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多尼。托尼已经把和他一起共事的史蒂夫弄走了,这是弗兰克说的。他说,不准让外人介入,即使当个雇工也不行。那个家伙我不能担保,你也不能为他担保。因此只有托尼能为他担保,这个不大好。因此,托尼只好给他一个星期的薪水,打发他另找工作。”
  这样,特工“史蒂夫·格里卡”只好退出这一行动。
  在这个基础上,联姻的双方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和纽约的布拿诺家族。这对我们——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成功之举,因为现在我们打入到两个黑手党家族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老板合伙做买卖。
  “现在,你可想到回到密尔沃克?”勒菲蒂问。
  “怎么,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到那边去,可是我手头没有钱。今天在机场上花掉了500块。餐馆俱乐部拒绝接受露易斯的信用卡。我今天又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下午3点10分,特工抓到了我。一个庞大的审判组要审讯我的人尼克这个家伙,时间是在8月15日。”
  尼克就是尼基·马伦格罗,布拿诺家族的二老板。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待他?”我问。
  “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抓到他任何东西。与我也根本不相干。我并没有受到审问。无论传我还是不传我出庭,我坚持第五条①。别提他了,多尼,听我说。你到现在都不过来,你看,这儿的事要小心对付。我要把你慢慢拉进去,你听了这样的话别有什么不快活的地方。我到那里以后,要把你介绍给他们,就说我不在那儿你就是我的代表。我准备说,你是我的家族。那边一些家伙都是实权派,老板就在那里。他有这样的印象:你不想参与。”
  
  ① 第五条(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

  “托尼?啊,不,我就去的。”
  “我们还要帮你在那边开一爿酒吧和便餐馆,在办公室附近找一套公寓。”
  “那好。”
  “注意,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这样我可以知道在哪儿找你。”
  “我没有电话号码。”
  “朋友,你听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总得住在一个地方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住在旅馆里?还是睡在地道呢?”
  “我住在她的房子里,可她没有电话。她没付电话费,他们断了她的电话。”
  “我的帐目细表可不像你那样,多尼。我的帐目自己管理,你真让我笑话了。”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