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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访谈录(一)


作者:佚名

  1978年,萨冈被诊断为胰腺癌,后虽被否定,但死之的阴影从此笼罩着她。1994年,她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小说《过客的悲哀》。法国《读书》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她。
  记者:你好像身体不好的时候写不出好书。
  萨冈:没错。如果七歪八倒的怎能达到写作有时能产生的那种幸福感呢?我的书有些略嫌草率……
  记者:你写这本书(指《过客的悲哀》)的时候似乎健康状况特别好……
  萨冈:这本书是在愉快中写的。我当时的身体并不特别好,但写作状态很好,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很快就感到了某种充实。
  记者:这本书作写得很快。
  萨冈:事实上,这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已萦绕了一段时间,我想是从1988年开始吧!对癌症这个并不那么有趣的题材,我不想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开了个头,然后扔下不管,当我最后捡起它时,我写得极快。我找到了第一个句子:“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这第一个句子使我得以写下去。
  记者:最难的总是寻找第一个句子吗?
  萨冈:不是第一个句子,而是第一个场景。可以这样说。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这场景,我知道它发生在何处,也知道与什么人发生关系,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头才能不浪费时间,才能马上……
  记者:书中的主要内容:癌症,被宣告死亡。这是你牢记在心的一个主题吗?
  萨冈:不。但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常常想起而又很少谈及的主题。
  记者:那为什么现在才写?这与你个人经历有关吗?你多次差点死掉,尤其是1978年医生们发现了这个胰腺癌。
  萨冈:他们认为我得了胰腺癌,但最后并不是那样。是的,我有这种感觉,宣告时的震惊,我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著名的“尥蹶子”。我曾看到许多马在我身边冲撞,但我从来没挨过增。不过,我在想象这样一种宣判,其影响与人们徒劳地试图迸开的马蹄极为相像。在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没能避开……
  记者:你选择了一个漂亮的题目,《过客的悲哀》。对一个这么严肃的主题来说,这题目也许太轻松了点。
  萨冈:我一直想减低我所放置的炸弹的杀伤力。也就是说,这本书一读完,这个题目就形成了。
  记者:同样,你喜欢幽默地淡化严肃的东西。所以,从第一句话开始:“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我一直抽烟,”马蒂厄纠正道……
  萨冈:是的,这是自我保护。然后,我的主人马蒂厄说,他不愿意在一个消极的时候否认一种这么常见的快乐。这一切是想说悲剧并非一直是悲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最糟的时刻,也有某些可资吹牛的东西,如果不是滑稽可笑,至少无礼失当。同样,感情完美的时刻也是不存在的,总有些小小的不如意。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是大喜大悲的。可有些人也许总不想注意这一点,拒不肯见这些残缺的时光,因为他们十分喜爱完美的东西。不该破坏他们的感情。
  记者:你呢,在最糟糕的时候,你总能有这种嘲笑的态度吗?
  萨冈:在最糟糕的时候,是的。总之,要看情况,如果事关自己总比事关他人要容易得多。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一个男人做主人公?
  萨冈: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如果得病的是个女人,她很快就会成为受害者。你看,可在这本书中,开头没有这种同情。人们不会一开始就为我们这位40多岁的英俊的建筑师悲哀,而且,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一个男人。我希望,也许这是不知不觉的,我希望他能够斗争,希望他不要一开始就成为牺牲品。
  记者:医生直截了当地向马蒂厄宣布他得了癌症。
  萨冈:这个医生很粗鲁。有些人属于什么都说派,有些人属于什么都不说派。前者不太好。但我有意让医生变得令人厌恶。我想,当你面对着一个将要死去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变得像孩子一样的人,你不能像大人一样对他说话。我跟医生讨论过,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总是弄错。有的人他们以为可以对其说实话,有些人则不能说。事实上,前者垮了,而后者呢,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很无谓的样子。所以,拿不准,少开口…
  记者:你呢,你属于那些必须隐瞒真相的人吗?
  萨冈:我?我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比20年前更觉得必须对人隐瞒真相,老的时候,对这种变化看得更清了。人并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么坚强。我曾见到他们十分坚强、果断。事实上,他们比外表看起来要脆弱得多,没那么强大。当然,他们有时也不那么软弱。人总是费劲地掩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以外表来作补偿。
  记者:你这样写道:“人们模仿什么,最后会变成什么。”这不是很危险吗?
  萨冈:使自己坚强点这并不危险。因为这也是最普通的心理反射。人们模仿软弱并不会变得更软弱,恰恰相反。但想做出什么样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上电视的人都装出好丈夫、好父亲的样子。他们最终会这样写出点东西。
  记者:最使你难受的是死亡这个念头,而不是死亡。
  萨冈:是的。尼采说:“使人发疯的不是怀疑,而是确信。”相信在某个准确的限期内死亡…如果有人向你宣布你将在6个月后的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亡,你会小心,或不相信,有危险,有怀疑。但当你被一种疾病慢慢地消耗生命,肯定要死,这就难以忍受了……
  记者:在这个有些阴暗的宇宙里,你提到了诗,阿波里奈尔,诗也许是一个救星?
  萨冈:没有多少人读诗了。所以,我让自己享受这奢侈。我对诗有一种热情。诗也跳到我的脑海中来。我会背10来首诗,但有些已索然无味,如我在小学里读的勒贡特·德·列尔的诗,很枯燥。我爱写点诗,但我的诗不怎么好。我突然觉得诗很好,第二天……
  记者:你觉得男女之间对于死亡态度有区别。
  萨冈: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所写的东西,人们在笔端下发现。我什么都不想,然后我开始想象,我创造了我知道的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写了出来。这是无意识的。女人们知道生与死组成了人生。男人却不。他们拒绝。对他们来说这是抽象的,然后当它突然变得具体……
  只要看看面对新生儿的男人就行了。他是那么笨拙,那么惊讶。
  记者:让我们回到马蒂厄身上来吧。对他来说,这种“孤独的痛苦”最终不完全消极的
  萨冈:是的,他站着停住了,望望四周,这很不错。这些事人们没有时间、勇气、力量或主张来做。
  记者:你不看看自己周围吗?
  萨冈:我不是观察家,这甚至带有戏剧性。但当我写作时,有些十分模糊的观念不时地跳。到我的脑海,使我形成了一种理论。总的来说,数年来,我展示所有人都厌烦的东西,接着,我改变了这种主张。谢天谢地。
  记者:今天评论家更理解你了吗?
  萨冈: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些东西不对劲,使他们惊奇,不过现在是惊奇我写的东西,而不像从前那样惊奇我所做的事情。这持续了20年。疯狂,女明星的故事,小小的音乐,法拉利,等等。我已经不感到震惊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曾经是真的。但我觉得背后有些名堂,他们也并不能讲出来。
  记者:若干年以前,你们惊讶俄国学生从你的作品中学习法语,而在法国……
  萨冈:当有人想拖我进监狱时,我提起了这件事,类似的话,毫无疑问,人们永远不能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先知。但我总想让人注意,在那儿,我被当作一个作家,而在这里,却被当作一个犯人。正如人们所说,人们早就把我当作是出版界的一颗明星。现在,长期以来,情况变得更好了。而痛苦,不,我从来不曾有过。
  记者:你一下子赞扬起酒精之乐来,是出于挑战的乐趣吗?
  萨冈:我强烈反对“别喝酒,别抽烟,别这样,别那样”,这太烦人了。把人都当作小孩,这是很荒谬的。从拉丁人开始,就有一种关于酒的比喻,酒能减轻男人的生活重负。当然也会造成肝硬化,这大使人厌烦了……
  记者:毒品呢?
  萨冈:不,毒品——我指的是可卡因——不能减轻生活的重负。在它被禁止的范围内,人们被迫悄悄地收集,所以代价极大……
  记者:但爱情尚未被禁……令于这点,你提及“同居的小地狱”。
  萨冈:这不对吗?不对?那好,我向你解释。我合法地结过两次婚。这有点残酷。请注意,我是这样说的,但当我与我的第一个丈夫居伊·斯肖尔莱离婚后,我仍和他呆了一段时间。事实上,离婚引起了轰动,但离婚后我们回到家里讲和了,没有让巴黎的任何人知道。
  记者:你爱撒谎吗?
  萨冈:是的,我随时都在撒谎,为了避免吵架和拌嘴。我撒谎仅仅是因为这些,为了在个人生活中保护自己。但我当众决不撒谎。比如,我在电视上回答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时。这使我惊奇。事后人们总对我说:“你真令人难以相信!”……“可我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一点没错!”
  记者:如果你不必赚钱还会写作吗?
  萨冈:肯定会写。但我不知道我将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我没有人要创造,没有孩子要抚养,我会做出不知什么蠢事来。这是我父亲的生理反射。《你好,忧愁》出版后,我的出版商对我说:“你成了千万富翁。”我问父亲这些钱怎么办。他问我:“你多大年纪?”“18岁。”“在你这个年龄,这太危险了。花掉它。”我已经糊涂了……
  他说得对。如果我像大家一样投资自动洗衣店,我不知自己会怎么样。这是说,我肯定会继续写作。写作是一种激情,没有它,生活将是死水一潭。
  记者:你曾用“扭曲之举”来形容文学奖。如果现在有人给你一个奖,你会不会拒绝?
  萨冈:一个奖,好啊,为什么要拒绝?一开始,我就因《你好,忧愁》得过一个奖,批评家奖,它使我出了名,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后来我又得了摩纳哥奖。我觉得有段时间他们想让我进法兰西学上院。这是垫脚石。而我对学士院兴趣并不大……当我再次对政治感到厌烦时,它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它可能是一条栏杆。我的朋友贝尔纳·法兰克在《新观察家》中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字:“大部分学士院院士知道自己成不了文学史中的一章。失望了才去当院士,舒服的失望。”这是拒绝学上院的高雅之法。
  (彭伟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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