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托比夫妇的欧洲之行，是一连串洋溢着胜利的旅程，当他在伦敦守护神像前公演的时候，牛津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大家发狂似的想一睹托比和吉尔的丰采。首都警察在阿盖尔街周围布满了警戒线。当群众无法控制时，又赶快调来了骑兵警察予以协助。时钟敲了八下，王族驾临，表演开始。 托比简直使人惊异不已。他的脸焕发出那种天真的光采。他幽默地讽刺英国政府，和它的那一帮固守陈规，尚洋洋自得的老古董人物。他说，英国呀，搞得还不如乌干达呢。要是换一个好一点的国家，那可就不会有这种事了。人们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托比·坦波尔完全是在说笑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当真的。托比热爱他们。 他们也爱托比。 巴黎的接待，气氛更是热烈。托比和吉尔前往总统府邸作客，并且乘坐豪华轿车周游全市。 每天报纸头版都有他们的照片。在他们去剧院的途中，总加派警察维护治安。有一天托比演出结束后，当人们护送他和吉尔上汽车时，人群突然冲破了警戒线，数百名法国人，冲到他们面前，叫着，“托比，托比……我们要托比！”他们争着拿出钢笔和签名簿，挤上前去，想和伟大的托比和了不起的吉尔攀谈二句。警察无法阻止他们。人们把警察推到了一边，他们甚至把托比的衣裳撕破了，为了争得一点点的纪念。托比和吉尔几乎要被挤死了。但吉尔毫不畏惧，喧闹表明人们对托比的致意，也正是为了这些人，她才干出了这样的功绩——把托比带回来交给他们。 最后一站是莫斯科。 六月的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黄色的花坛整齐地排列在宽敞街道的两旁，优美的小白桦和菩提树，长满了浓绿的枝叶，郁郁葱葱，象一片望不到头的海洋。居民和旅游者，三五成群地在阳光下漫步，这是旅游的季节。但是，除去官方访问外，凡来俄国旅游的人，都归国际旅行社接待。后者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负责安排交通、住宿和导游等事宜。但是，当托比和吉尔到达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时，一辆大轿车，己停在那里等候他们，把他们送到通常用来接待卫星国要员的大都会饭店。大套房间里堆满了首都的伏特加和黑色鱼子酱。 党的高级官员尤里·罗曼诺维奇将军前来饭店，表示欢迎。“坦波尔先生，我们国家放映贵国的影片并不多，但是我们对您很熟悉，这里常常放映您的影片。俄国人民认为天才可以逾越一切界限。”托比准备在莫斯科大戏院演出三场。开演的那天夜晚，吉尔也一起受到了欢呼。由于语言的障碍，托比在表演时主要采用哑剧的手法，观众赞叹不已。他用冒腔的俄语乱说一通，庞大的戏院里充满了一片掌声和欢笑声，就象爱的祝福一样。 以后的两天里，罗曼诺维奇将军陪着托比和吉尔，到各处观光。他们到高尔基公园，乘坐巨型的阜氏大轮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他们到了莫斯科国家马戏场，并前往阿拉格维大饭店出席招待宴会，在宴会上他们吃上了金色鱼子酱，那是八种鱼子酱中最珍贵的一种。他们还吃了冷拼盘，照莱谱上的意思是“小吃”；还吃了肉馅饼，馅饼外面是酥皮的，里面是鲜美的肝或鱼肉的馅。作为饭店的甜点心，他们吃了带杏子酱的苹果奶油布丁，味道鲜美。令人难以置信。 继续观光。他们到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列宁墓和儿童世界——莫斯科吸引人的儿童商店·他们还被带到一些对多数俄国人不开放的地方。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街上密集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官员的轿车。街里有一处外观很普通的大门，门上标明“特别通行证办事处。”人家带他们走进去。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高级食品，在这里应有尽有。这就是苏联当局，俄罗斯贵族和特权阶层购物的商店。 他们又到了一座豪华的别墅，在那里，有特权的人，可以在秘密放映室里观看外国电影。这是人民国家有趣的内幕。 托比举行最后一次演出的那天下午，坦波尔夫妇准备出去采购物品。托比说：“你—个人去好吗？ 宝贝儿？我以为我得睡一会儿。”她打量他片刻。“你没有不舒服吧？”“好极了，我就是有点累。你去把整个莫斯科都买回来吧。”吉尔犹豫着。托比看来脸色苍白。 这次旅游结束以后，她一定得注意让托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拍新电视片了。 “好的，”她同意说： “睡一会吧。”吉尔穿过门厅走向出口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约瑟芬。”就在她回头的时候，她已经知道是谁了。一瞬间，奇迹又重现了。 大卫·肯尼文向她走来，微笑着说：“看到你真高兴。”这时，她觉得她的心都停止跳动了。他是唯一能使我如此的人，吉尔心里想。 “你能同我喝一杯吗？”大卫问。 “好的。”她说。 饭店的酒吧间大而拥挤，但是，他们终于找了角落上的一张比较清静的桌子，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心。 “你来莫斯科做什么？”吉尔问。 “政府邀请我来的。我们在设法谈成一笔石油的交易。”一个很不耐烦的侍者，懒洋洋走过来，收了他们要酒的订单。 “萨塞好吗？”大卫向她看了一会，然后说，“我们几年前就离婚了。”他有意换个话题。 “我注意着你的一切遭遇。我从小就是个托比迷。”不知为什么，这话听起来，似乎托比已老朽了。“我很高兴，他康复了。当我从报上看到他中风的消息时，我很挂念你。”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那种吉尔，依然记得的神情，一种恳求、一种需要。 “我想托比在好莱坞和伦敦都是了不起的。”大卫继续说着。 “你到那里了吗？”吉尔惊异地问道。 “是的。”然后，他迅即补充说：“我在那里有点公务。”“你为什么不到后台来？”他犹豫了，“我不想去打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看到我。”酒来了，装在矮墩墩的厚玻璃杯里。 “好，为你和托比干杯！”大卫说。话语中带有那么一种情调，一种潜在的伤感，一种亲切的渴望…… “你一直住在大都会饭店里吗？”“不。事实上，我花了一段很糟糕的时间才……”他想改口已经来不及了。他苦笑了笑。“我知道你会在那儿。我本来五天前就该离开莫斯科的。我一直在等待，希望能碰到你。”“为什么，大卫？”他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告诉你，因为我认为你有权知道。”于是他对她讲述了他同萨塞的婚姻，她怎样欺骗他，怎样企图自杀，讲那天晚上他为什么让吉尔在湖边空等，他满怀情意地倾诉了那满腹的积怨。吉尔感动万分。 “我一直爱你。”她坐在那里听着。一种幸福的热潮象酒一样在她全身流淌。就象美梦真的要成为现实了。要知道，这也正是吉尔朝夕梦寐，期待已久，绾系心间的一切。吉尔端详着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她记得，他曾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迫切地要求着她的身体！ 这时，她感到了一种内在的冲动。但是，托比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她身上的肉，而大卫…… 这时她身旁传来一个声音，“坦波尔夫人！我们到处在找您！”这是罗曼诺维奇将军。 吉尔望望大卫。“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托比在莫斯科大剧院最后一次演出，空前激动人心·观众向他抛鲜花、欢呼，跺脚，久久不肯离开。这是托比胜利的、恰如其份的顶点。演出结束后，预定举行一次大型宴会。但托比对吉尔说：“我累坏了，女神·你自己去赴宴不好吗？我要回饭店里躺一躺。”吉尔独自一人去参加宴会。大卫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她的身边。她同东道主交谈，跳舞，为他们对她的赞美而表示谢意；但她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她同大卫那次会见的情景。“我当初实在结错了婚。萨塞已经和我离了婚。我从没有一天不爱你。”深夜两点，吉尔由人护送到饭店门口。她走进去，发现托比躺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不省人事，右手伸向电话机。 托比·坦波尔被紧急用救护车，拉到斯维尔契科夫大街三号外事人员总医院。三位一流专家深夜赶来就诊，大家对吉尔深表同情。医院院长陪她到一个单间办公室，她在那里等候消息。一切又仿佛再次重演，吉尔想。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但这—次却潜在着一种模糊的、虚幻的…… 几个小时过去后，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俄罗斯人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剪裁得并不合体的服装，看起来象个失意的保安人员。“我是杜洛夫大夫。”他说：“我负责主治你丈夫的病。”“我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请坐，坦波尔夫人。”吉尔本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站了起来。“告诉我！”“您的丈夫患的中风症——，从医学上讲，是由脑血栓形成的。” “严重吗？”“是最最——怎么说呢？——目前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您的丈夫抢救过来，—— 当然，现在还很难说——他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已完全瘫痪了。” 吉尔离开莫斯科之前，大卫打电话给她。 “我无法对你说，我是多么地难过。”他说。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边。什么时候你需要我，我就来，一定记住。”归程是一场难堪的旧戏重淡。飞机里放着医院的担架，急敛车从机场径直开回家，然后是开设了一间病房。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的是，吉尔一经允许探视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主要器官都还活着，从各方面说，他还是个活体；然而却又不是。应该说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脉搏的尸体，一个氧气罩里的死人。身上插着的针管和针头象导管一样，输进各种液体。 维系他存活下去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难看。嘴唇翻着，露出牙床。整个脸看上去总是在笑。“我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国大夫是这样对她说的。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回到贝莱尔市自己的家里。吉尔到家后，立即打电话给凯普兰大夫。凯妥兰大夫又找来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又找来更多的专家。 答案完全一样：一次严重的脑血管损伤——摧残中枢神经的重度中风。康复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昼夜都有护士轮番守护，还有理疗医师来替托比治疗，但全都是摆摆样子而已。 接受这种全面治疗的对象，已完全奇形怪状了。托比的皮肤全部呈黄色；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瘫痪的肢体出现萎缩，皮肤完全松垮下来。脸上始终是那副无法自控的怪笑。他难看极了，简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发光。这是被残废身躯禁锢着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尔走过他的房间，托比的眼睛就如饥如渴、发狂似地跟随着她，央求着她。为了什么？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说话？使他再度成为一个完人？ 她常常低头盯着他，不声不响，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经躺在那张床上了，正在受禁锢，受煎熬。”他们已经结成一体了。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已。但是她知道这次她已无能为力了。这次实在不行了。 电话铃不断地响，那是其他一切电话的重复，—切表示同情的语言的重复。 但是有一个电话是不同的。大卫·肯尼文的电话。 “我只想让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着你的吩咐。”吉尔想到他的模样，高大而健壮，风流倜傥；她再想想隔壁房间里，那个不成人样的怪物。“谢谢你，大卫，我衷心感谢。没有什么事。暂时没有。”“我们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夫。我可以派飞机把他们接来看他。”吉尔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发紧。哦，她多么想请大卫来看她，把她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她不能。她已经同托比结合了，她知道自已永远不能离开他。 永远不能离开，只要他还活着。 凯普兰大夫已经替托比做了检查。吉尔正在书房里等着。他走进门时，她转身望着他。他笨拙地试图以幽默的语言说：“唔，吉尔，我这里可有个好消息，也有个坏消息。”“先说说坏消息。”“我恐怕托比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太厉害了。无法恢复，这已是毫无疑问了。这次绝没有再康复的可能。他永远也不会走路和说话了。”她盯着他好大一会，然后说：“有什么好消息？” 凯普兰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脏强壮得惊人。护理得当，他还能活上二十年。”吉尔望着他，不能置信。二十年。那是个好消息。她想到自己被楼上那个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里。她永远不能同托比离婚。只要他活着，她就不能。如果她现在遗忘了他，人人都会觉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会认为托比受了骗，甚至包括大卫·肯尼文。 大卫现在每天都来电话。他不断地夸她既忠诚，又无私，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俩人都意识到：一种深沉的，潜在的爱流，正在他们彼此之间流淌。 无法说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后。 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看托比。她们爽快，能干，象机器人似的毫无个性。吉尔感激她们的到来，因为她怕到托比那里去。她怕见到那可憎的怪笑的面孔。她总是找各种借口离他远些。当她强制自己去看望他时，吉尔可以感觉到他马上就有的变化。连护士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托比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的躺在那儿，被束缚在他那完全麻痹了的躯壳里。可是只要吉尔一走进房间，那双明亮的蓝眼晴里就会闪现出一种活力。吉尔可以懂得托比的思想，就象他正大声说：“不要让我死。救救我。救救我！”吉尔站着，低着头看他那完全残废了的身躯，心里想，“我没法救你。 你不想这个样子活下去，你就该想到死！”这个念头在吉尔心中，开始萌发了。 报纸连连刊登那些妻子如何替晚期病人的丈夫解除病痛的报道。但有些医生又承认，他们可以用一种“无痛苦死亡”的办法，让某些患不治之症的晚期病人安详地死去。人家称这种方法叫“仁慈的杀害”。但吉尔知道，这也可以叫作谋杀。尽管托比除了那两只该死的眼睛，不停跟着地转动外，已经全部不再是活的了。 以后的几十星期，吉尔没有离开过家，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的头疼症又发作了，她没有办法让头不疼。 报刊和杂志上连载有关这位瘫痪了的超级明星，和他那忠心的妻子的一些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并说妻子竟然一度把她丈夫护理得重新恢复了健康。这些刊物都在揣测，吉尔能否再次创造奇迹。 但是她知道，奇迹不再会出现了。托比绝对不可能再康复。 二十年，凯普兰大夫曾经这样说过。大卫在那里等待着她。她必须设法逃出她的牢狱。 这是一个天色灰暗，阴霾的星期天。早晨就下起雨来，雨整天下个不停。雨点叮叮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吉尔坐在卧室里看书，尽量不去想那雨点的叮咚声。但敲打声始终不停。她烦躁得以为自己真的要发疯了。这时一个夜班护士走进来，她的名字叫英格丽，琼森，北欧人，一本正经的。 “楼上的炉子不好使，”英格丽说，“我不得不到厨房去替坦波尔先生做饭。你能陪他待几分钟吗？”吉尔能够觉察出护士的语气中指责的意味。她认为一个妻子不肯到丈夫病床跟前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会照看他，”吉尔说。 她放下手中的书，走过大厅，走到托比的卧室去。吉尔刚一进门，病房里那种熟悉的难闻的气味，就直冲她的鼻孔。一瞬间，她想起了以前为挽救托比而卖命干的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岁月。这些回忆，触动了她周身的每一根神经。 托比的头用一个大枕头支撑起来。当他看到吉尔进来时，眼睛突然活了起来，闪耀着疯狂的质问与哀求，“你到那里去了？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需要你。救救我！”就仿佛他的眼晴能发出声音一样。吉尔低着头看看那令人厌恶的，没有知觉的躯体，看看那怪笑般麻痹了的面孔。她觉得恶心极了。“你好不了，该死的，你早该死了！我盼着你死呢！”吉尔盯着托比的时候，她注意到托比的眼神变了。目光中出现了一种惊恐不安和不信任的神情，然后是一种仇恨的流露，那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憎恶。以至吉尔不由自主的从床边退后了一步。她那时才知道，她把自己的思想说出声来了。 她转身逃出了那个房间。 早晨，雨停了。有人把轮椅从地下室搬上来。白天值班的护士弗兰西丝·戈登，推着托比乘轮椅到花园中晒一会太阳。吉尔听着轮椅穿过大斤，向电梯走去了。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走下楼。经过书房门口时，听到电话铃响了。是大卫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你今天好吗？”他的话听起来热情、真挚。 她听到他的声音激动极了。“我很好，大卫。”“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亲爱的。”“我也一样。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想得到你，我想要你再把我抱在怀里。哦，大卫……”某种本能使吉尔转过身来。托出正在大厅里，用皮带缚在轮椅上。护士让他在大厅里待一会儿。 他的眼睛正向吉尔投射出一种憎恨与诅咒的目光，就象在鞭打她的肉体一样。他的心通过他的眼睛对她说，向她吼叫·“我要杀死你！”吉尔痛苦地放下了电话。 她奔上楼去，仿佛感觉托比的仇恨仍在追赶着她，象某种不可抗拒的、邪恶的力量。她整天待在卧室里，不想吃东西。她坐在椅子上，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打电话的情景。托比知道了，他知道了。她再也不能去面对他了。 黑夜终于降临了。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空气里仍留有白日的余热。吉尔把卧室的窗户全打开了，好让阵阵夜风吹了进来。 在托比房间里，护士盖勒格正在值班。她踮起脚走进来看她的病人。盖勒格护士希望，能摸清病人的想法，那么她也许能够帮助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她替托比捂了捂被头。“您夜里可以好好睡一觉，”她乐呵呵地说：“我待会儿再来看您。”没有反应。他甚至连眼睛也没有转一下。 “也许是我摸不透他的心思。”盖勒格护士心里想。 她最后看了他一服，回到自己的小休息室去看晚间的电视节目了。盖勒格喜欢看“漫谈”的节目。她喜欢听电视里明星介绍自已。这时候他们非常富于人情味，就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 她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低，以免打搅病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托比·坦波尔都不会听到的；他的思想正在别的地方。 这所房子在沉睡中，贝尔·艾尔树林密密实实地守护着它。远处日落大道上偶尔有汽车驶过，传来轻微的声响。盖勒格护士在看很晚很晚的电视，她希望电视台能放映一部托比·坦波尔当年主演的影片。在电视上看到托比·坦波尔，而他本人就在这里，只隔几英尺远，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清晨四点钟，盖勒格护士看一部恐怖片时，睡着了，托比的房间里一片静寂。 吉尔的房间里，唯一可以听到的是床头时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她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抱着一个枕头，已沉沉进入梦乡。在暗淡的月光下，人体与雪白的床单对映得清晰而又分明。街上的声音低沉而遥远。 吉尔在睡梦中不安地转侧着，不时地打着寒战。她梦见自己正和大卫在阿拉斯度蜜月。但是，仿佛他们又置身于一片一望无垠的冰封的平原上。突然间暴风雨吼叫起来。刺骨的凛冽的寒风打在她的脸上，使她喘不过气来。 她回身寻找大卫。大卫找不见了。她独自一个人留在严冷的冰川上。她咳嗽着，拼命想呼吸。一种窒息的声音把吉尔惊醒了。她听到一种可怕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象一种死亡前的预兆。 吉尔睁开眼睛，原来声音是从她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她透不过气来。寒风象一条黑糊糊的毛毯将她紧紧地裹住，它抚摸着她赤棵的身体，拍打着她的乳房，用从坟墓里冒出来的那股冰冷与恶臭的气息吻着她的双唇。 吉尔拼命抵御着寒冷。她的心甸甸地跳个不停。她觉得肺部仿佛由于冰冷已冻结了。吉尔挣扎着坐了起来。可是—种无形的压力使她动弹不得。她知道这一定是梦魇，但是，当她尽力想呼吸时，她听到喉咙里难听的咯咯声。 她要死了。但是一个人会在恶梦中死去吗？吉尔突然感觉有一支冰冷的触须正在她的身上探索，从她的两腿中间钻了进去，然后心脏一下子停止了。她明白了，这是托比·一阵急剧的恐怖使她用力摸到了床栅，她喘息着，拼命竭尽全力挣扎。她终于摸到了地板，使劲站了起来，然后向门口奔去。寒冷继续追赶着她，包围着她，捕捉着她。她摸到了门的把手，把门扭开，跑到门厅的过道里。她大日大口地喘着气，让氧气充填她饥饿的肺脏。 过道是温暖的，静谧的，安澜的。吉尔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牙齿不由自主地打着寒颤。她转身细看她的房间，一切正常而又平静。她做了个噩梦。吉尔犹豫一会儿，转身从门道走了回去。她的房间是暖和的。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当然了，托比根本无法来伤害她。 盖勒格护士在她的休息室里睡醒了，她走过来看看她的病人。 托比·坦波尔躺在床上，和她走开时一模一样。他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盯着盖勒格护士所看不到的东西。 从那以后，噩梦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一次，就象死亡前的不祥之兆，预示着某种即将来临的恐怖。慢慢地·吉尔患了一种恐惧症。在家里，无论在哪儿，她都感觉托比就在她的身旁。护士推托比外出时，吉尔能听到那轮椅声。轮椅声形成一种刺耳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吉尔每次听到这声音时，都觉得简直受不了。她想，她一定要把轮椅修一修。她避免走进托比的房间，但情况还一样，似乎托比无处不在，总在盯着她。 吉尔经常头疼，一种有节奏的野蛮的刺痛，使吉尔无法休息。吉尔希望这种痛苦能停息一小时，那怕一分钟，一秒钟。她必须睡觉。她躲到厨房背后女仆的房间里，尽可能离托比远一些。 房间温暖而安静。吉尔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她几平立刻睡着了。 但一阵腥臭的冷风又把她弄醒了。寒冷又充满了整个房间，它抓住她，想把她埋葬。吉尔立即跳起身来跑出门去。 白天就够可怕了，夜晚更令人胆寒。日日都是如此。 吉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蜷伏在床上，尽量克制自己的睡意。她害怕自己睡着了，托比会来找她。但是她精疲力竭的身体，有时会占了上风，于是她还是睡着了。 然后，她又会被寒冷冻醒。躺在床上她会冷得发抖。 似乎一股冷气正向她袭来，一种邪恶的东西犹如可怕的诅咒，把她紧紧地包围。她只好从床上起来，从这种无声的恐怖中逃走。 深夜三点钟。 吉尔在椅子上坐着看书，睡着了。 慢慢地她醒了过来。在漆黑的房间里，她睁开了眼睛，突然她知道出了可怕的事了。 她记起来了，她睡觉的时候，灯是开着。吉尔觉得自己的心快跳出来了。她想，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定是盖勒格护士走了进来，把灯关了。 然而她又听到了响声。那是从门厅过道传过来的声音，吱嘎吱嘎嘎吱嘎吱嘎嘎……托比的轮椅，正向她卧室的方向走来。吉尔觉得脖子后面毛骨悚然。这可是一根树枝落到屋顶上或者从房子上落下来的声音，她对自己说。 然而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她以前听到的那种声音的次数太多了。吱嘎吱嘎……吱吱嘎嘎…… 就象死亡的音乐在前来迎接她。这不会是托比，她想。他躺在床上，无能为力。 我糊涂了。但是她明明听到轮椅声越来越近，就在她的门口，停下来了，等待着。突然，哗啦一声，接着一片静寂。 这一夜吉尔—直蜷缩在椅子上，没有开灯，她怕极了，一点不敢动。 早晨，在她卧室门外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只打破了的花瓶，那是摆在过道里一张桌子上的花瓶。 吉尔找到凯普兰大夫。“你相信精——精神能控制身体吗？”吉尔问道。 他模不着头脑，望着她说，“指那方面说？”“如果托比想——非常想离开病床，他能做到吗？”“你说没人帮助他？在他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大相信地望了她一眼。“他绝对动不了。 完全没有可能。”吉尔觉得还不满意。“如果——如果他真的决心要起来——如果有件事使他觉得他必须起来……”凯普兰大夫摇头。“我们说精神可以支配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支配运动的中枢神经都已坏死，如果没有肌肉支撑着，只有精神的力量是什么也办不到的。”她还要寻根究底。“你相信物体可以受精神的推动吗？”“你是指灵学中的灵感吗？已经有过不少这方面的实验，不过没有一个能提供使我信服的证明。”在她卧室门外就有一只被打破了的花瓶。 吉尔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告诉他那不断追逐她的寒风，告诉他在她门口有托比的轮椅声。但是，他一定会以为吉尔疯了。她是疯了吗？她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她神经失常了吗？ 凯普兰大夫走了以后，吉尔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已。 她的模样使她大吃一惊。她两颊下陷，苍白瘦削的脸上，眼睛显得格外的大。我要是这样下去，吉尔想，我一定会死在托比的前面。她看着自己枯干、拖沓的头发和折断了的指甲，我一定不能让大卫看到我的这副模样。我必须注意好好调理自己了。从现在起，她对自己说，“你要每个星期去一趟美容店，你要每天吃三顿饭，睡八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吉尔在美容店预约了时间。 她全身感到疲备无力，在吹风机温暖、舒适的嗡嗡声中，她打起了瞌睡，噩梦又来了：她已在床上酣睡，听到托比乘轮椅来到她的卧室，……吱嘎吱嘎…… 吱嘎吱嘎……。慢慢地，他从轮椅上移动下来，站到地上，狞笑着扑向她，骷髅般的双手伸向她的咽喉。吉尔大叫一声惊醒了。美容店里顿时混乱一团。她连头发也没理好，就赶紧离开了。 经过这次以后，吉尔再也不敢离开她的家了。 然而她也不敢留在家里。 吉尔的头似乎出了毛病。那不再是单纯的头疼。她出现了健忘症。往往她下楼拿东西，走进厨房，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来干什么。她的记忆力常常同她开莫名其妙的玩笑。有一次，护士来找她谈谈情况。吉尔竟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护士来这里了，噢，是导演在摄影棚里等她呢。 她拼命想她的台词：“恐怕不大好，大夫。”她一定得找导演说说，弄清楚导演希望她怎样说这句话。“坦波尔太太！坦波尔太太！您不舒服吗？”这时，吉尔才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回想起现实的一切。她简直被她自己身上出现的这种毛病吓坏了。她知道这样下去，再也不行了。她必须弄清楚，她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还是真的托比不知怎地竟能够活动了？或者他己找到办法向她袭击，并设法杀死她。 她必须看到他。她强迫自己走过长长的大厅，走近托比的卧室。她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然后走进托比的房间。 托比躺在床上，护士正替他用海绵擦身。她抬头看见吉尔，就说：“喔，坦波尔太太来了。 咱们刚洗了一个痛快的澡，不是吗？”吉尔转脸去看床上的人。 托比的四肢都已干瘪了，搭拉在萎缩而扭曲的躯干上。无用的生殖器，松弛而丑陋，象一条令人厌恶的长虫，挂在两腿中间。托比脸上那层黄色没有了，但还是那副张嘴傻笑的怪相。他的躯体已经死了，可是他的眼睛却依然很有活力。它发着亮光。它观察着、搜索着、计谋着、仇恨着。从狡黠的蓝眼睛里，可以看出一种阴险的，要置她死地的决心。她看到了托比的心。 “该记住的重要的事情，是他的心灵没有损坏。”大夫曾这样告诉她。他的心能够思考，感受和仇恨。那颗心没有别的事，一门心思要复仇，要毁灭她。托比想要他死，正加她想要托比死一样。 吉尔低头看着他，注视着那双射出憎恨的目光。她能够听到他在说：“我要杀死你，”她感觉到愤恨已波及到她的身上，仿佛正鞭打着她。 吉尔盯着他那双蓝眼睛看，她想起那只打破的花瓶·她明白了，那些噩梦并不是幻觉。他已找到了办法。她知道，托比的生命，正同她的生命在较量。 凯普兰大夫替托比做了检查以后，去找吉尔·“我以为你该把游泳池中的治疗停了。”他说，“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原指望托比的肌肉组织能有所改善，但是办不到。我自已去对理疗医师说。”“不！”这是一声尖叫。 凯普兰大夫惊异地望着她。“吉尔，我知道上次你为托出所做的事。但是，这次是没有希望了。 我——”“咱们不能放手。现在还不能。”她的声音中有一种不惜一切的情绪。 凯普兰大夫犹豫着，然后耸耸肩·“呃，如果你那么看重他，可是——”“它是重要的。” 此刻，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它将拯救吉尔的生命。 她知道她必须做的事情了。 第二天是星期五。大卫打电话给吉尔说，他因公必须去一趟马德里。 “这个周末我大概不能去看你。’“我想你。”吉尔说。“非常想。”“我也想你。你好吗？ 你的话音有点怪。你累了吗？”吉尔挣命把眼晴睁开，忘掉那可怕的头疼。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睡过觉了。她是那么虚弱，站都站不住。但在电话中，她尽量以轻快的语气说，“我很好，大卫。”“我爱你，亲爱的。好好照看自已。”“我会的，大卫，我爱你。请你明白这一点。”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听到理疗师的车子开进她家的车道。于是吉尔动身下楼，她头上的神经抽着痛，颤抖的双腿勉强支撑住她。 理疗师正要按门铃，吉尔把前门打开了。 “早晨好，坦波尔太太，”他说。他正在朝里面走，吉尔栏住了他。他惊异地看着她。 “凯普兰大夫已经决定撤消托比的理疗了。”理疗师皱起了眉头。这是说他到这里来，完全是白跑了一趟。该有人早些通知他才对，通常他会对这种做法表示埋怨的。但是，坦波尔太太是这样一份了不起的夫人，又遇到这样大的麻烦。他向她微微一笑说：“那好，坦波尔太太。我明白。”于是他坐回到自己的汽车里。 吉尔一直等到她听见汽车开走了，才转身回到楼上。 走在半途时，一阵头晕又袭击了她，她不得不扶住栏杆等它过去。她现在不能罢手了。如果她再不动手，她自己就要没命了。 她走到托比房间的门口，拧开门上的把手，走了进去。盖勒格护士正坐在安乐椅上装配针头。她看到吉尔站在门口，惊异地抬头望着。“啊！”她说。“您来看我们了。多好啊！”她转脸望着床。“我知道坦波尔先生一定会高兴的。对吗，坦波尔先生？”托比坐在床上，用枕头支撑着，他的眼睛递话给吉尔：“我要杀死你。”吉尔转移了她的目光，走向盖勒格护士。“我，我想，我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哎，好，那也正是我的想法，”盖勒格护士高兴地说。 “但是我看到你自己也在病着，所以我就对自已说——”“我现在好多了。”吉尔打断她的话。 “我想单独和坦波尔先生在一起。”盖勒格护士收拾起她的针头等用品，站起身来。“当然。” 她说。“我相信，咱们都会感到愉快的。”她转身望着床上那怪笑的模样。“不是吗？坦波尔先生？”她又对吉尔说：“我到厨房去替自己沏一杯香茶。”“不，再有半小时您就下班了。您现在可以走了·我留在这里等戈登护士来。”吉尔对她匆匆一笑，好使她放心。“别担心，我在这里陪着他。”“我想我可以去买点东西，还——”“好。”吉尔说。“您快去吧。”吉尔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她听见前门关上，盖勒格护士的车子开出车道。马达声消失在酷暑的户外，吉尔转过身去看托比。 他的眼睛瞪着她的验，一动不动，一眨不眨。吉尔强使自己走到他的床边，掀开盖单，低头看着那瘫痪的废躯，危弱无力的双腿。 轮椅放在角落里。吉尔把它推到床边，把位置对好，以便让托比滚到椅子上。她向他伸出手，又停下来。要接触他，必须拿出她全部的意志力：那张‘木乃伊’似的怪笑着的脸，离她只有几英寸；嘴巴白痴般地咧着；明亮的蓝眼睛里喷射着毒焰。吉尔俯身向前，强迫自己拉住托比的肩膀，把他扶了起来。托比差不多已经没有重量了。不过吉尔在筋疲力竭的状况下，仍费了九牛二虎的力。当她接触到他的身体时，吉尔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气再次向她包围过来。她忍受不了头脑里的这些想法。她的眼前冒出了金星，愈来愈多，来回闪动，而且越来越快。她感到头昏，觉得自己几乎站不稳了。但是，她知道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只要她想活命，现在就不能晕倒。她用了超看看表，只剩下二十分钟。 吉尔到自已的卧室里，换上游泳衣，再回到托比的房间，又花去了五分钟。 她打开轮椅上的闸，开始把托比推进走廊，进入电梯。他们乘电梯下来时，她站在他的身后，她看不到他的眼晴。但她可以感觉到。她感觉到电梯里渐渐充满一种冰冷的潮湿的恶浊，这种气味使她窒息。这种气息，抚摸着她，腐败的气味塞满她的双肺，直到她开始透不过气来。 她没办法呼吸了。她跪下来，喘息着，挣扎着，力争使自己不要失去知觉，不要就这样同托比一起困在这里。正当她感到眼前发黑，就要不省人事时，电梯的门终于开了。吉尔爬到温暖的阳光里，躺在地上，深深地呼吸着，吸着新鲜的空气。慢慢地她的精力恢复了。她转向电纬，托比坐在轮椅里注视着她。吉尔赶快把轮椅推出电梯，推向游泳池，这是一个美丽晴朗的夏日，天空万里无云·空气里散发出温馨而芬芳的气息。阳光照耀着碧蓝的、经过过滤的池水。池水清澈而平静。 吉尔把轮椅推到深水一端的池边，定住闸。她走到轮椅前面。托比的眼睛盯着她，留心观察她，流露出一种惶惑不安的神色。吉尔伸手抓住托比缚在椅子上的皮带，尽力把它缚紧。她用力拉它，使出她仅有的一点力气。但由于用力过猛，她又感到一阵晕眩。突然间，她把一切弄好了。这时吉尔发现托比的眼神变了，他明白将要发生的事了。他的眼光中开始流露出疯狂的、魔鬼般的恐慌。 吉尔松开闸，抓住轮椅的把手，开始把它向水里推。 托比设法活动自己已经麻痹了的双唇。他想大声叫喊，但是，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那种情景是令人恐怖的。她不能忍受他的目光。她不想再知道…… 她把轮椅推到池子的最边缘。 它定住了，水泥边缘行车轮顶住。她用力再推，还是过不去，就象托比凭藉意志力，把轮椅拖住不动似的。吉尔可以看到他饼命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使劲为活命而挣扎。他想摆脱束带，他想逃脱出来，他想用瘦削的手指掐住她的咽喉……她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是在叫喊，“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吉尔！”吉尔不知道这一切是她的想象还是真的，总之，在一阵恐慌中，她突然有了力气，于是奋力一推。轮椅向前方一歪，冲向空中，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停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翻进池中，哗啦一声，浪花飞溅。轮椅似乎在水面上飘浮了很久，然后开始下沉。水的旋涡再次把轮椅翻滚过来。吉尔最后瞥了托比一眼·他最后的目光是诅咒——诅咒她下地狱。浪花平静了·池水依旧那么澄清，那么碧蓝。 吉尔久久地站在那里，在中午暑热的阳光下，颤抖着。当活力重新在她的身心里流过，她将身上的游泳衣打湿，走下游泳池的台阶。 她回到房间里，拿起电话机，打到警察局。 托比·坦波尔的死，成为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如果托比已经成为民间的英雄，那么吉尔就成了女英雄。有关他们的事迹印发出几十万字的文章，他们的照片登在所有的报刊上。他们伟大的爱情故事，被人们反复传诵，悲剧的结局使它有了更大的刺激性。各州州长，家庭主妇，政界名流，百万富翁和秘书们纷纷发来唁电。世界蒙受切身的损失。托比和他的影迷们一起分享了他那戏谑的才能，他们将为此永远感激他。电视广播充满了对他的赞颂，每个电视系统都向他表示敬意。 再不会有第二个托比·坦波尔了。 座落在洛杉矶市区大马路上的刑事法院大厦，在一间小而坚固的审理庭里，正审理着这桩案件。 一名法官负责审理，还有六名陪审员受他的指挥。 房间挤得满满的。吉尔来到时，摄影师、影迷们围着向她致敬。她穿了一身朴素的黑色毛料衣服，没有施脂粉。看起来她从没有过的那么淡雅，那么美丽。托比死后的这几天中，她神奇般地恢复了她原来的模样。几个月来，她第一次睡上没有恶梦的好觉。她胃口很好，头疼消失了。 吞噬她生命力的魔鬼已经消失了。 吉尔每天同大卫通话。大卫原想到法庭来，但是吉尔坚持要他回避。他们以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的。 “咱们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都在一起。”大卫曾这样对她说。 此案有六名见证人。护士盖勒格、戈登和琼森出庭证明她们的病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 盖勒格护士出庭作证： “出事的那天上午，您该在什么时候下班？”法官问。 “十点。”“您实际是什么时候走的？”犹豫。“九点半。”“盖勒格太太，您经常在下班之前，便离开吗？”“不，先生，这是第一次。”“请您讲一讲为什么这一天早走的理由。” “是坦波尔太太提出的。她想单独同他丈夫在一起。”“谢谢你，没事了。”盖勒格从护士证人席上退下来。“托比·坦波尔的死当然是个意外的事故。”她想。“让吉尔·坦波尔太太这样高尚的女人受审，实在是件遗憾的事。”盖勒格护士远远地向吉尔望了一眼，心中感到一阵负疚。 她记得那天夜里，她走进坦波尔太太的卧室，发现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盖勒格护士悄悄地熄了灯，关上门，让坦波尔太太不致受到打扰。在黑暗的过道里，盖勒格护士碰倒了桌上的花瓶，它掉在地上打破了。她原想告诉坦波尔太太。但是，花瓶似乎很值钱。因此，既然坦波尔太太没提起，盖勒格护士也就决定闭口不谈了。 理疗师在证人席上作证。 “您通常每天给坦波尔先生做一次理疗吗？”“是的，先生。”“这种治疗是在游泳池里做吗？”“是的，先生。池子加温到华氏一百度，而且——”“出事那天，您替坦波尔先生做了没有？”“没有，先生。”“请您讲一讲，没有做的理由。”“她让我走开。”“您说的‘她’是指坦波尔太太吗？”“是的。”“她向您说明是什么原因不做了吗？”“她说：‘凯普兰大夫建议，不要给坦波尔先生做这种理疗了。’”“因此，您没有见到坦波尔先生就走了，是吗？” “是的。”凯普兰大夫出席作证。 “凯普兰大夫。坦波尔先生出事后，坦波尔太太打电话给您。您一到现场就对死者进行检查了吗？”“是的。警察已经把尸体从游泳池中打捞上来。它用皮带缚在轮椅上。法医和我检查了尸体，断定两肺都已积满了水。想要抢救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我们看不出再生的迹象。”“然后你们又做了什么呢，凯普兰大夫？”“我照看坦波尔太太。她正在歇斯底里剧烈发作。我很替她担心。”“凯普兰大夫，您以前曾同坦波尔太太讨论过，停止理疗的事情吗？”“讨论过。我对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坦波尔太太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凯普兰大夫向吉尔·坦波尔望了望，说道：“她的反应是很不寻常的。她坚持要我继续试验。”他犹豫着。 “因为我起过誓，而且陪审团希望听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有关情况讲清楚。”法庭上鸦雀无声。吉尔盯着他。凯普兰大夫转向陪审团。 “我要说的是，请记录，坦波尔太太或许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勇敢的妇女。”法庭里的人全都转脸望着吉尔。 当她丈夫第一次中风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有康复的可能。哦，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使他恢复了健康。她替他做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可能做到的事。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她对丈夫的忠诚和奉献。”他向吉尔坐着的地方望了一望，然后说：“她对我们大家是一种鼓舞。” 听众爆发出掌声。 “好了，大夫。”法宫说。“现在我要宣布坦波尔太太出庭了。”吉尔站起身来，缓缀地走到证人席上，准备宣誓。大家注视着。“我知道这对您是怎样的一种苦难，坦波尔太太。我要力求使它尽快了结。”“谢谢您。”她的声音非常低弱。 “当凯普兰大夫说他想撤销理疗时，您为什么仍主张进行下去呢？”她抬头望望法官，法官可以看出她的眼睛中，饱含着的深沉的痛苦。“因为我想让我丈夫得到一切可能康复的机会。托比爱生活，我想让他再回到生活中来。我——”她的声音发颤，但是，她继续说下去。“我必须自己帮助他。”“您丈夫去世那天，理疗师到家里来，是您叫他走的吗？”“不错。”“可是，早些时候，坦波尔太太，您说您仍想继续做那些疗法。您能对您的行动做出解释吗？”“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只有我们的爱情才是医治托比的唯一力量。它以前治好过他……”她说不下去了。然后，显然是镇定自已，她用沙夏的嗓音接着说，“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多么爱他，多么希望他能够康复。”法庭中所有的人，都向前探着身子，尽量捕捉着她的每一句话。 “您能告诉我们，事故发生的那天上午的情况吗？”当吉尔重新振作一下她的精神的时候，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她开口说，“我走进托比的房间，他看到我似乎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我要亲自带他去游泳池，我要使他康复。我穿上游泳衣，以便在池子里替他治疗。 当我动手把他从床上抬到轮椅上时，我——我晕倒了。我想我当时应该明白，我的体力是不能胜任我想做的事情了。但是，我不愿意罢休。只要能帮助他，我是在所不惜的。我把他放进轮椅里，一路上对他说着话，直到游泳池边。我把他推到池子的边缘……”她停了下来。大厅里的空气凝结了。只能听到记者们在速写簿上拼命记录的沙沙声。“我俯身去解系在轮椅上的皮带，这时，我觉得头又发晕了，几乎要倒下去。我一定是无意中碰了一下闸轮。 椅子开始冲向池子里。我尽力想抓住它，但是它——连同用皮带缚住的托——托比一起掉进池子里去了。”她的声音哽咽了。“我跟着他跳进池里，想把他解开，但是皮带束得很紧。我设法把轮椅从水里推上来，因为它—一它太重了。它……的……确……太重了。”她闭上了一会眼睛，极力掩盖她的悲痛。然后，几乎是在耳语，“我想帮助托比，而我却……害了他。”陪审团没用三分钟的时间，就作出判决：托比·坦波尔死于意外事故。 克里夫敦·劳伦斯坐在法庭的后排，听到判决。他断定，是吉尔杀害了托比。但是，他没有证据，她从中脱了身。 案子已经了结。 葬礼只有立席。它是在八月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在原定托比开拍新电视系列片的那一天，在森林草地上举行的。数以千计的人围着那片可爱的开阔的场地转来转去，他们想一睹前来致最后致意的那些名人的风采。电视摄影机用远景镜头，拍摄了葬礼的场面，井抢拍了前来墓地的明星，制片人和导演的特写镜头。美国总统派来一名特使。出席的还有州长们、制片厂经理人、大公司董事长以及托比曾任职的协会的代表，其中包括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美国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美国作曲家、作家及出听者协会以及美国杂技演员协会等等。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贝弗莱利山分会主席穿上全套制服，前来出席。还有当地警察和消防部门的小分队。 小人物们也都来了。包括管布景的，管道具的，临时演员、特技演员，同托比一起工作过的人，服装女保管员和她们的情人们，照明人员，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他们都来向这位伟大的美国人致敬。奥哈伦和莱因格尔，他们回想起当年走进二十世纪福斯公司他们办公室里来的那个皮的这几天中，她神奇般地恢复了她原来的模样。几个月来，她第一次睡上没有恶梦的好觉。她胃口很好，头疼消失了。吞噬她生命力的魔鬼已经消失了。 吉尔每天同大卫通话。大卫原想到法庭来，但是吉尔坚持要他回避。他们以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的。 “咱们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都在一起。”大卫曾这样对她说。 此案有六名见证人。护士盖勒格、戈登和琼森出庭证明她们的病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 盖勒格护士出庭作证： “出事的那天上午，您该在什么时候下班？”法官问。 “十点。”“您实际是什么时候走的？”犹豫。“九点半。”“盖勒格太太，您经常在下班之前，便离开吗？”“不，先生，这是第一次。”“请您讲一讲为什么这一天早走的理由。” “是坦波尔太太提出的。她想单独同他丈夫在一起。”“谢谢你，没事了。”盖勒格从护士证人席上退下来。“托比·坦波尔的死当然是个意外的事故。”她想。“让吉尔·坦波尔太太这样高尚的女人受审，实在是件遗憾的事。”盖勒格护士远远地向吉尔望了一眼，心中感到一阵负疚。 她记得那天夜里，她走进坦波尔太太的卧室，发现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盖勒格护士悄悄地熄了灯，关上门，让坦波尔太太不致受到打扰。在黑暗的过道里，盖勒格护士碰倒了桌上的花瓶，它掉在地上打破了。她原想告诉坦波尔太太。但是，花瓶似乎很值钱。因此，既然坦波尔太太没提起，盖勒格护士也就决定闭口不谈了。 理疗师在证人席上作证。 “您通常每天给坦波尔先生做一次理疗吗？”“是的，先生。”“这种治疗是在游泳池里做吗？”“是的，先生。池子加温到华氏一百度，而且——”“出事那天，您替坦波尔先生做了没有？”“没有，先生。”“请您讲一讲，没有做的理由。”“她让我走开。”“您说的‘她’是指坦波尔太太吗？”“是的。”“她向您说明是什么原因不做了吗？”“她说：‘凯普兰大夫建议，不要给坦波尔先生做这种理疗了。’”“因此，您没有见到坦波尔先生就走了，是吗？” “是的。”凯普兰大夫出席作证。 “凯普兰大夫。坦波尔先生出事后，坦波尔太太打电话给您。您一到现场就对死者进行检查了吗？”“是的。警察已经把尸体从游泳池中打捞上来。它用皮带缚在轮椅上。法医和我检查了尸体，断定两肺都已积满了水。想要抢救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我们看不出再生的迹象。”“然后你们又做了什么呢，凯普兰大夫？”“我照看坦波尔太太。她正在歇斯底里剧烈发作。我很替她担心。”“凯普兰大夫，您以前曾同坦波尔太太讨论过，停止理疗的事情吗？”“讨论过。我对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坦波尔太太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凯普兰大夫向吉尔·坦波尔望了望，说道：“她的反应是很不寻常的。她坚持要我继续试验。”他犹豫着。 “因为我起过誓，而且陪审团希望听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有关情况讲清楚。”法庭上鸦雀无声。吉尔盯着他。凯普兰大夫转向陪审团。 “我要说的是，请记录，坦波尔太太或许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勇敢的妇女。”法庭里的人全都转脸望着吉尔。 当她丈夫第一次中风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有康复的可能。哦，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使他恢复了健康。她替他做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可能做到的事。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她对丈夫的忠诚和奉献。”他向吉尔坐着的地方望了一望，然后说：“她对我们大家是一种鼓舞。” 听众爆发出掌声。 “好了，大夫。”法宫说。“现在我要宣布坦波尔太太出庭了。”吉尔站起身来，缓缀地走到证人席上，准备宣誓。大家注视着。“我知道这对您是怎样的一种苦难，坦波尔太太。我要力求使它尽快了结。”“谢谢您。”她的声音非常低弱。 “当凯普兰大夫说他想撤销理疗时，您为什么仍主张进行下去呢？”她抬头望望法官，法官可以看出她的眼睛中，饱含着的深沉的痛苦。“因为我想让我丈夫得到一切可能康复的机会。托比爱生活，我想让他再回到生活中来。我——”她的声音发颤，但是，她继续说下去。“我必须自己帮助他。”“您丈夫去世那天，理疗师到家里来，是您叫他走的吗？”“不错。”“可是，早些时候，坦波尔太太，您说您仍想继续做那些疗法。您能对您的行动做出解释吗？”“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只有我们的爱情才是医治托比的唯一力量。它以前治好过他……”她说不下去了。然后，显然是镇定自已，她用沙夏的嗓音接着说，“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多么爱他，多么希望他能够康复。”法庭中所有的人，都向前探着身子，尽量捕捉着她的每一句话。 “您能告诉我们，事故发生的那天上午的情况吗？”当吉尔重新振作一下她的精神的时候，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她开口说，“我走进托比的房间，他看到我似乎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我要亲自带他去游泳池，我要使他康复。我穿上游泳衣，以便在池子里替他治疗。 当我动手把他从床上抬到轮椅上时，我——我晕倒了。我想我当时应该明白，我的体力是不能胜任我想做的事情了。但是，我不愿意罢休。只要能帮助他，我是在所不惜的。我把他放进轮椅里，一路上对他说着话，直到游泳池边。我把他推到池子的边缘……”她停了下来。大厅里的空气凝结了。只能听到记者们在速写簿上拼命记录的沙沙声。“我俯身去解系在轮椅上的皮带，这时，我觉得头又发晕了，几乎要倒下去。我一定是无意中碰了一下闸轮。 椅子开始冲向池子里。我尽力想抓住它，但是它——连同用皮带缚住的托——托比一起掉进池子里去了。”她的声音哽咽了。“我跟着他跳进池里，想把他解开，但是皮带束得很紧。我设法把轮椅从水里推上来，因为它—一它太重了。它……的……确……太重了。”她闭上了一会眼睛，极力掩盖她的悲痛。然后，几乎是在耳语，“我想帮助托比，而我却……害了他。”陪审团没用三分钟的时间，就作出判决：托比·坦波尔死于意外事故。 克里夫敦·劳伦斯坐在法庭的后排，听到判决。他断定，是吉尔杀害了托比。但是，他没有证据，她从中脱了身。 案子已经了结。 吉尔乘坐大卫私人喷气式飞机飞到纽约，一辆轿车在等希她，把她送到了公园路的摄政饭店。经理亲自把吉尔领到楼顶上一套极大的房间里。 “本饭店完全听你吩咐，坦波尔夫人。”他说。“肯尼文先生命令我们务必满足您的一切需要。”吉尔办好手续后十来分钟，大卫从得克萨斯打来电话。“舒适吗？”他问道。 “稍挤一点，”吉尔大笑着。“有五间卧室，大卫。 我把它们全用来做什么？”“要是我在那儿，我会告诉你，”他说。 “空头支票”。她开玩笑说。“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你。”“不列达尼号明天中午启航。我在这里还有些事务需要清理。我将在船上同你见面。我已经订好了度蜜月的房间。快乐吗，亲爱的？”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吉尔说。这是真的。以前的种种往事，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悲伤，如今换来今天的情景，看来都值得。那一切现在仿佛很遥远，也很模糊了；就象是差不多已被遗忘了的梦。 “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司机带着你的般顾。”“我一定准备好。”吉尔说。 明天。 可能是把托比葬礼后，拍摄下来的那张吉尔和大卫·肯尼文的照片卖给了报社；也可能吉尔住的那家饭店里一名职员走露了口风；也可能是从不列达尼号水手那里传出来的，总之，象吉尔·坦波尔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她的结婚计划是无法保住密的。首先，美联社发布了她即将结婚的消息。接着，她成为全美国和欧洲各报纸的头版新闻。 《好莱坞报道》和《杂谈》上更是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 汽车到达饭店的时间是十点整。一个看门人和三个侍者把吉尔的行李装到矫车上。上午街上车辆不多，到九十号码头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船上一名高级船员在跳板上迎接吉尔。“我们的船为您的光临而感到荣幸，坦波尔夫人，”他说。“一切都已为您准备妥当。请随我来。”他陪着吉尔登上甲板，扶着她走进一套宽敞的，通风良好的房间，房间带有阳台。室内摆满了鲜花。 “船长要我向您代为致意。他将在今天晚宴时会见您。他想告诉您，他多么盼望为你主持婚礼。”“谢谢您，”吉尔说。“你知道肯尼文先生上船了没有？”“我们刚刚接到他留下的电话。他正在往机场去的路上。他的行李已经上了船。您要是需要什么，尽管吩咐。”“谢谢您，”吉尔回答说。“没有什么了。”这是真的。没有一件她所需要的东西，她没有得到了。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人敲舱门，一位服务员进来，又送来了一棒鲜花。 吉尔看看名片。是美国总统送来的。往事涌上心头。但吉尔不愿去想了，她动手把行李打开。 有一个人正站在主甲板上，倚着栏杆，打量着上船来的乘容。个个兴高采烈，准备度假或者同船上的亲人聚首。有几个人向他笑笑，但是，这个人对他们毫不关心。他只注视着跳板。 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离开船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一辆专人驾驶的‘银影’牌豪华汽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开到九十号码头上。汽车停下来，大卫，肯尼文跳下了汽丰，看看表，说：“真准时，奥托。”“谢谢，先生。祝您和肯尼文太太蜜月愉快。”“多谢。”大卫·肯尼文匆匆走上跳板，拿出船票。 他由照顾吉尔的那位船员，接待上了船。 “坦波尔夫人在您的船舱里，肯尼文先生。”“谢谢您。”大卫仿佛看到她穿着新娘的服装，在等候着他。他的心跳得快了起来。大卫正要动身向前走，一个声音叫住他，“肯尼文先生……” 大卫转过身。站在栏杆边的那人向他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笑容。大卫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大卫具有那种百万富翁的直觉，他不相信态度和善的陌生人。他们几乎全是一样，只想捞点什么。这个人伸出手来，大卫小心地和他握握手。“我们见过面吗？”大卫问。 “我是吉尔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说。大卫放松下来了。“我叫劳伦斯，克里夫敦·劳伦斯。”“您好，劳伦斯先生。”他仍急着要走开。 “吉尔要我来迎接您。”克里夫敦说。“她想让您小小地吃一惊。”大卫向他望望。“吃什么惊？”“跟我来，我要让您看到。”大卫犹豫片刻。“好吧，时间长吗？”克里夫敦抬头望望他，笑了一笑。“我想不会长的。”他们乘电梯降到C甲板上，穿过上船的旅客和参观的人群。经过一走廊，走进了一套双重门的套间。克里夫敦打开门，陪同大卫入内。大卫发现自已来到一座空荡荡的大剧场。他向周围看看，莫名其妙。“在这里面吗？”“在这里面。”克里夫敦转身向上面望望放映室里的放映员，点了点头。放映员是贪婪的，克里夫敦不得不给他三百美元，他才同意帮助克里夫敦，“如果人家发现了，我会丢掉我的饭碗·”他曾经诉过委屈！ “不会有人知道，”克里夫敦向他保证。“这只是一个恶作剧，你要做的事，只不过是当我同我的朋友进来以后，把门锁上，开始放映这部片子。我们十分钟以后就出去。 放映员最后同意了。 大卫望着克里夫敦，糊里糊涂地。“电影？”大卫问道。 “坐一下吧，肯尼文先生。”大卫在走道边的座位上坐下来，他的长腿伸了出去。 克里夫敦坐在走道的另一边的座位上，正对着他。灯光熄灭了，宽大的彩色银幕上显现出鲜艳的图象。这时他注视着大卫的脸。 大卫感觉仿佛有人在用铁锤猛击他的太阳穴。他瞪眼看着银幕上那些淫秽的动作，他的头脑接受不了他跟晴里所看到的。吉尔，年轻的吉尔，就是他当年爱上她时的那个模样。如今竟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动作。……大卫以为他要吐了。有一瞬间，他怀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这只是一组特技镜头，一种假冒的玩艺儿。不，银幕上显现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吉尔干的。然后，墨西哥人趴在了她的身上。大卫眼前浮起一片血红的云障，他仿佛又回到了他十五岁的时候，他那—天他碰到她的姐姐贝特在她的床上，骑在裸体的墨西哥园丁的身上，嘴里说着，“哦，上帝，我爱你，胡安。”大卫站在门口，望着他亲爱的姐姐，不能置信。他在一阵盲目的无法遏制的狂怒中，从桌上拿起一把钢的裁纸刀，跑到床前，把姐姐打倒一边，用刀子猛扎进园丁的胸膛，一下又一下，直到墙上溅满了鲜血。这时贝特叫着，“哦，上帝，不行。住手，大卫！我爱他。我们要结婚！”到处都是血。大卫的母亲跑到房间里来。她让大卫走开了。后来他知道，他母亲打电话给当地检察官。检查官是肯尼文家的知心朋友。他们在书房里密谈了很久。墨西哥人的尸体被送进牢里。第二天早晨，宜布他在牢房里自杀了。三个星期以后，贝特被送进精神病院。 一切都涌现在大卫的眼前。为了他曾做过的事，使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愤怒与内疚。他变得狂暴起来。他把对面那个人拎了起来，挥起拳头痛打他的脸。他猛击着；叫嚷着—些毫无意识，谁也听不懂的话。为了贝特，为了吉尔，也为了自己所蒙受的耻辱，而狠狠揍他，克里夫敦·劳伦斯企图保卫自己，但是他无法阻挡迎面而来的袭击。第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他觉得什么东西破了；又一拳打在他的嘴里，马上鲜血直流。他束手无策，站在那里，等着再来揍他。但是突然没有了。室内除了他痛苦的呼噜呼噜的喘气声和银幕上传来的淫浪的声音外，再没有任何声音了。 克里夫敦掏出手绢，想堵住血。他歪歪斜斜走出剧场，用手绢捂住鼻子和嘴巴，动身向吉尔的房间走去。当他经过餐厅时，厨房的转门开着，他走进厨房，从那些吵吵嚷嚷的厨师、管理员和侍者们的身旁擦过。他看到一具造冰机，他随手挖起几块冰，放在布里，盖住了他的鼻子和嘴巴。他走了出去。迎面摆着—盘巨大的结婚蛋糕，顶上有两个用小块棉花糖做的新娘和新郎的头像。 克里夫敦伸手拧下新娘的头，用手把它捏碎。 然后他去找吉尔了。 船在航行着。这艘五万五千吨大船离开码头时，吉尔可以感觉到他的行动。她想知道是什么使大卫耽搁住了。 吉尔正把行李打开，舱门有敲门声。吉尔赶忙奔向门口，叫了出来，“大卫！”她开开门，伸出双臂。 克里夫敬·劳伦斯站在那儿，他的脸被打坏了，淌着血。吉尔放下手臂，瞪眼看着他。“你到这里来作什么？ 你——你碰到什么事了？”“我只是路过这里，向你问一声好，吉尔。”她简直不大懂他的话。 “还给你带来了大卫的口信。”吉尔望着他，无法理解。“大卫的？”克里夫敦走进舱内。 吉尔不知所措，“大卫在哪里？”克里夫敦转脸望着她，说道：“还记得从前的电影都是什么样的吗？有戴白帽子的好人，有戴黑帽子的坏人，最后，你总会看到坏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我是看那些电影长大的，吉尔。我从小就一直相信，生活真的就是那样。戴白帽子的青年人永远获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知道生活偶尔也象当年的那些电影一样，倒也满好啊。” 他咧开他打坏了的、流着血的嘴唇向她笑笑，说： “大卫走了，永远走了。”她不相信，盯着他看。 这时，他们两人都感到船不动了。克里夫敦走到外面走廊上，从船舷上向下望。“到这儿来。”吉尔犹豫了一会，跟前他走去，满怀着一种无名的、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她从栏杆上仔细望去。 下边远处水面上，她可以看到大卫登上领水的拖船，离开了不列达尼号。她抓住栏杆，支持自己。“为什么？”她不大相信的间。“发生了什么事？”克里夫敦，劳伦斯转脸对着她说： “我为他放映了你的影片。”她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哀求着，“哦，天哪·不行！求你，不行！你把我杀了。”“那咱们就拉平了。”“滚出去！”她叫道。“从这里滚出去！”她向他扑去，指甲抓住了他的面颊，在一边留下了几条深深的划痕。克里夫敦转身打了她一记狠狠的耳光。她跪倒在地上，痛苦地抱着头。 克里夫敦站在那里对她看了好大一会。这正是他想要她留给他的一个记忆。“再见啦，约瑟芬·津斯基，”他说。 克里夫敦离开吉尔的舱房，走到甲板上。他的下半截面孔，用手绢包着。他慢慢地走，打量着每一位旅客，想物色一个新的面孔——一种不寻常的脸部表情。他想，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又会碰见一个新的天才。他觉得他完全可以回去，重新工作了。 但是，谁能预料呢？但愿他会交上好运，再发现一个托比·坦波尔·克里夫敦走后不多—会。克劳德·德萨走到吉尔的舱前，敲敲门。没有人回答。但是，这位总事务长可以听到室内有声音。他等了一会，然后高声说道：“坦波尔太太，我是总事务长克劳德，德萨。我想知道您需要我效劳吗？”没有回答。这时德萨内心的警报系统响了起来。他本能地感觉到出了什么严重的岔子，他预感到，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了。一系列奇怪的、险恶的预感涌入他的脑海。她被谋杀了，被绑架了，或者——他试试门上的把手。 门没有锁。慢慢地，德萨把门推开。吉尔·坦波尔站在舱的最里面，从舷窗向外望，背对着他。德萨张口准备说话，但是她那冰冷僵硬的姿态使他止住了。他在那儿尴尬地站了一会，考虑是否应该悄悄地退出去。突然舱内一声凌厉的怪叫，就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的叫声。面对着这样深沉的私人隐痛。德萨束手无策，他退了出去。小心随手关好了门。 德萨在舱外站了一会。倾听着里面无声的哭泣。然后，他忧心忡忡地，移身走向主甲板上的剧场。 晚上设宴时，船长的桌子上空着两个座位。饭吃了一会，船长示意找德萨。德萨正坐在两张桌子的开外，陪着一些次要的客人。德萨向席上告罪，赶紧走到船长身旁。 “啊，德萨，”船长亲切的说。他放低声音，变了语调接着说：“坦波尔夫人和肯尼文先生怎么了？”德萨望了望四周的客人，悄悄说，“您已经知道，肯尼文先生跟着领水员乘安布罗斯号领航船走了。坦波尔夫人在船舱里。”船长低低骂了一声。他是个古板的人，不愿意人家打乱他的日程安排。“呸！一切婚礼的安排，全都准备好了，”他说。 夜幕降临了。吉尔独自坐在黑暗的舱室里，蜷缩在椅子上。她的膝盖抵着胸脯，茫然地望着虚空。她心中感到深沉的悲哀，但那不是为大卫·肯尼文；不是为了托比·坦波尔，甚至也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那个名叫约瑟芬·津斯基的小姑娘。吉尔曾为那个小姑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如今她为那个小姑娘所铺设的通向神奇幻境的路，已经隔断了。 一切美梦都破灭了，永远破灭了。…… 吉尔坐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由于一种无法解脱的失败感，她已全身麻木了。仅仅几个小时之前，她拥有全世界，她有她曾想得的一切；而现在，她两手空空，—无所有。她慢慢感到头又疼了起来，也许是她刚刚注意到头疼，因为，那更大的痛苦——那撕裂肺腑的剧痛正啃噬着她的心。她头上的血管好象绷得更紧了，她用膝盖抵住胸膛，抵住她致命的部位。她决心不再想任何事，什么都不想了。她疲倦极了，疲倦得要命。她只希望能永远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干。那么也许痛苦能够停止，全少停那么一会儿。 吉尔勉强走到床边，躺下来，闭上眼暗。 然而，她感觉到。一阵腥臭的冷风正向她袭来，包围着她，抚摸着她。她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叫着她的名字。 是的，她想，是的。慢慢地，似乎在一种昏睡，一种迷茫之中，她走出了舱室，朝着头脑中呼唤她的声音走去。 深夜两点钟，甲板上空无一人，吉尔从舱里出来。她向下凝视着大海，望着船波浪前进时，那激起的浪花正轻轻拍打着船舷。她听到那呼唤的声音。 吉尔的头更疼了，悲哀象一把钳子把她紧紧地夹住。 但是那声音告诉她不用着急，告诉她一切都将美好。“向下看，”那声音说。 吉尔俯望着海水，看见有东西在上而漂浮。那是一张面孔·是托比的脸，他正向她微笑。被海水淹没了的蓝眼睛向上望着她。一阵冰冷的风，从她身后吹来，把她轻轻地推了过去，靠近栏杆。 “我不得不那佯干，托比，”她悄悄地说，“你明白这一点，是吗？”水里的头在点着，上下动着，邀请她去同他聚会。风更冷了，吉尔的身体开始颤抖。“不要怕。”那个声音对她说： “水又深又暖……你到这里来，同我在一起，来吧，吉尔。”她把眼睛闭上了一会，但是，当她再睁开眼睛时，微笑的脸仍然浮在那里，随船一同前进·残废的肢体在水中搭拉着。“到我这儿来。”那声音说。 她探身向前，她想对托比说，让他不要来打扰她。但凄厉的风推动了她的身体。突然，她飘浮起来了，飘浮在柔软的，天鹅绒般的夜空中，在海上熠熠飞舞。托比距离她更近了，他前来迎接她。吉尔感觉到瘫痪的臂膀，已紧紧把她抱住。他俩又结合在一起了，永远、永远地。 然后，只剩下轻柔的海风和碧波万顷永恒的大海。 还有灿烂的星空。那上面记载着所有这一切。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