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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纽约 第十五章 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一个研究生20年前走进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有人说他还在里面，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拼命想找到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基因。这传说里有其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研究者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永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儿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四季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消逝。 我开始进入哈佛时，这个领域几乎是刚刚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不到20年。他们的发现提供了在未来打开人体75万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秘密的钥匙。 ①克里克（1916— ）、沃森（1928— ），克里克为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因参与20世纪生物学上的最重要发现——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而与沃森、威尔金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沃森，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然而，已经有幻想家们相信，一切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把不论哪个被发现有缺陷的基因修补好后再导人人体内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献身的狂热者之一。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睡不了觉——也要把它做到。 从非洲回来后的头4年，我是在我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过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寻找着能够用来使肿瘤逆转的那个具体的分子结构。 我对一个基因的执着搜寻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点挨着冻扫视地平线，以求能看见一只难见的鸟，而我对征服疾病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萨饼活着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间题。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亲身做了试验。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亚，人可以靠粗谷饼活着。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红柿片加在类似的扁饼上，相比之下这样的饮食是多么富有营养啊。 有人也许会奇怪，这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回答是，当你在狂热地追踪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链时，你不会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费时间。比萨饼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项目是神经生物学。你脑袋中过子弹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心里就总想着自己的大脑。于是，我开始探索大脑两半球，研究神经通道，跳过神经元的突触，看看在这极少为人所知的领域中能发现些什么。人体内的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时来播下毁灭性肿瘤的地方。我越来越坚定地要摧毁它们。 1984年结束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论在哪里，实验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论起吃比萨饼来，波士顿似乎也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此外，在难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出去吃饭。我总是把朋友们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区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说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见了西尔维亚。有时我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或看见她就在我前面走着。我紧走几步赶上去，却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在欺骗我了。 即使是现在，我在晚上仍梦见她重新出现，醒来却仍是孤身一人。看来，使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的还不仅是对科学的追求。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个机构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换换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顿北区康奈尔医学院的邀请。 这时，蔡兹几乎已经绝望了，认为我肯定要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换个地方，指望我在从一个显微镜前往另一个显微镜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可爱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远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伦和蔡兹同样关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说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顿，如果你去找，会有合适的女人；在纽约，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会找到你头上来。” 蔡兹拼命兜售纽约那无穷无尽的文化生活机会：剧院、音乐会、歌剧等等。更不用说这种工作具有的显赫地位是一块天然磁石，能吸引来最优秀最聪明的女人。 总之，我决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了。终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间房间的地方的内疚感。我非常幸运能在东区大道找到这处看得见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开始慢跑锻炼（我的腰围似乎比我的事业发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钱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经将近6个月了，卖房的奥斯特莱谢老太太对于允许谁来住在她和她做心理医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绝望？），我一走进门她就对我微笑，主动带我看房子。很显然，她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然而，她还是无法使自己进入丈夫的书房。我称赞着高抵天花板的木制书架，上面塞满了用各种欧洲语言写的专业书和纯文学作品，但她却一直不安地呆在门口。 “如果你对这些书有任何兴趣的话，大夫……”她怯声说道，但是没有能够说完。 “你难道不把它们带走吗？”我问道，立刻体会到她声音中的忧伤。 “我要到佛罗里达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书已经够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发现了那架钢琴，便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第十六章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其实我并不真正有胆子去做这类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门口，说明自己是约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进了门。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妆室里挤满了拍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员、新闻发布人员等等。我有点犹豫，没有一头扎进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脚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从远处发现埃维。正在这时，弹钢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来，非常妩媚地一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我答道，“我是约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约瑟夫森太太。”她的反应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约过了一秒钟我才反应过来。 “可是——埃维怎么了？”我笨拙地问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难道你不看报吗？” “噢，实际上我有一阵子不在国内，”我带着因不了解音乐界近期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释道，“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干吗不等一等？她马上就应该来接女儿了。” 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个一度亲密难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时，我得知这些年里，生活并没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个单身母亲。 “不，我简直没法相信。”声音是女中音，语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铃裆一样清脆。是埃维，第一眼看上去和将近20年前没有不同。棕色的短头发，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样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风吹，由于惊喜，或两者兼而有之，她的双颊鲜红。 我们没去注意周围的旁观者，冲上前拥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过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质问我，一面继续毫不在乎地拥抱着我。 “说来话长，埃维。”然后我调整了话题。“我刚到纽约，看来你的生活里有了一两个变化。”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过来见一见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 她走近两个女孩子，她们每人都在白衬衫外面穿了一件蓝色套头衫。她们正在和一个拉美妇女聊天，原来那是暂时照顾她们的保姆。一看便知她们是谁，决不会错。把她们的妈妈缩小就是她们的样子，而且无疑都有着妈妈迷人的外貌。 埃维把我介绍给她们时，13岁的莉莉和11岁的戴比表现得很热情。 “这是我的老朋友，那个我常告诉你们的天才的钢琴家。” “你是说后来变成了医生的那个人吗？”莉莉问道。 “而且到了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妹妹问。 “差不多吧。”她们的妈妈笑了。 “你是怎么听说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来，便问道。 “我有自己的途径，”埃维开玩笑地说，“其实我对你的关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个秘密来源。” “什么？” “它叫做《密执安校友通讯》。你弟弟在使老同学了解你的活动近况方面非常出色。你家里人一定非常为你骄傲。” 只有这时她才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左额。 “几乎看不出来，”她同情地说，“我猜你还算幸运，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我答道，希望听起来模棱两可。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纽约来的？” 我立刻意识到，我那位给我做编年史的弟弟在关于我最近的活动方面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时。 “哦，我想我得说是康奈尔医学院。我是那儿的教授。” “真的吗？”她高兴地问道，“做医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样？” “你是想要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还是可以让我请你和孩子们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顿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儿们高兴地说。 “你肯定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安排吗？”埃维眼含笑意地问道。 “绝对肯定。” 然后，我对两个女孩说：“你们喜欢俄国茶室吗？”她们渴切地点点头。 埃维设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们互相招了几下手，显然是表示对孩子责任的交接，然后我们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们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面，给了我对她们的妈妈说出我心里最想说的话的机会。 “很遗憾你们的婚姻失败了。”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马修。我们有了两个非常好的女儿，这是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换的。” “不过，独自把她们带大——你是独自一人，是吗？” “这里是纽约，”她答道，“你很难说比例对单身女子有利。” 她情绪很好。我感觉得出来，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会听到她和罗杰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面。 但此时我们已来到了俄国茶室，我们的注意力会转到夹鱼子酱和酸奶酪的烤薄饼，当然还有用俄国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需要互通许多基本信息。她选择女儿们作为叙述的高潮，罗杰弃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为低潮，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当着孩子们的面坦率地诉说一切，显然她们是亲身经历了这一个又一个打击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处是厄立特里亚的诊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弹。我随便地将此一带而过，免得让孩子们不安。这样一来，就留下了一个在将来讨论西尔维亚的机会——这个题目绝对不适合孩子的耳朵。 埃维看来和以前一样不屈不挠。即使在我们初次见面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改变当初对她的印象。她坚强、开朗、乐观，随时都准备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带任何自艾自怜地接受坏事，如果坏事找上门来的话。 离婚后显然她调整了自己事业方面的计划，不过罗杰慷慨地帮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学院的任命，在那儿做私人辅导，教大提琴硕士班。她仍然在纽约市范围内和各个室内乐小组一起演出。 尽管我有正当的借口，但当她生活中出现危机、我的友谊可能会对她有所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这仍然使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内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么？”我问道，极力把第一次谈话局限在中性话题范围之内。 “噢，孩子们到罗杰和……”——可以看得出来她说这名字仍有困难——“卡门那里去住回个月。近来我总是去参加阿斯朋音乐节。好啦，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隐瞒着什么？” 我感到困惑。“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么工作，你们有几个孩子？” “你在说些什么呀，埃维？”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你的妻子。” “什么妻子？” “纽约每一个像样点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妻子。” 她停下来考虑了片刻，显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对付这个对她说来实在反常的现象。我知道她的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感觉到她在拼命努力地小心措词。 “哦，没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后再告诉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话。”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难以相信，至少对埃维是如此，她仍和从前一样能看透我的心思。 这时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孩子们。我希望多了解她们，我明显地感觉到她们下午和父亲在一起过得并不开心。 她们非常可爱，就我所见，已经平安度过并很好地适应了当今过多发生的家庭之舟触礁事件。很显然，她们的母亲为照顾她们肯定度过了几年艰辛的岁月，因为她们刚刚才到不必每时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边、可以自己生活的阶段。埃维真不简单。 晚饭已经结束，孩子们几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们回家。我高兴地发现，她们就住在离我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博尚巷里。 “你们这所房子很有名，”我对孩子们说，“人们给了它一个外号，叫它‘东卡内基厅’，说这是纽约唯一的一所每一个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柜、炉子和斯坦韦牌钢琴的住宅楼。” “是的，”戴比说，“妈妈喜欢叫它‘交响乐巷’。” 我看着埃维，她笑了。 “我是孩子们唯一的监护人，这是好处之一。不存在谁得到这套房子的问题。我不仅很高兴有这么多酷爱音乐的邻居，”她顽皮地一笑，“而且还特别得意，因为卡门对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啊，他们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么回事，宝贝？”埃维问。 “这事有点复杂，不过卡门说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伦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楼顶套间就会上市，他们会是第一个有希望的买主。” 我看见埃维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响亮而没有说出口来的“妈的”。为了安慰她，我谎称自己也可能对那套房子感兴趣，会同样努力地争取得到它。两个孩子好像很喜欢这个主意。 “现在告诉我我急着想知道的事，”埃维急切地说，“目前在音乐方面你在干些什么？” 我搜索着，想找到一个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扎特所有的钢琴协奏曲都过——” “太棒了。”埃维大声说。我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只不过我是让丹尼尔·巴伦波姆在弹。我是说，我在实验室大忙了，只能在音响上放光盘听。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下次见面再谈——希望很快就能再见。” 在电梯里，我看得出埃维在和女儿们进行着无言的对话，以及她们同意她尽管提出她的建议的暗示。 “哦，马特，女孩子们和我想请你过来吃晚饭。” “那太好了。” “哪天对你合适，马特？” “我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所以你们来定吧。” 我们进行了复杂的协调时间的工作。孩子们星期一有音乐课，埃维星期二、四上课要上到10点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讨会，在各个不同的时间还有客座报告会。 我们能排出的第一个共同的日子几乎在半个月以后。我很满意这个时间，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和埃维的重逢打开了道道记忆的脉络。那失去了的机会，那没有抓住的机缘。我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听任我们逐渐疏远起来。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们的友谊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将不再会中断。 第十七章 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当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称约瑟夫森太太是个“可爱的女士，出色的音乐家，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他是把自已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里居民的判断一律提供给所有的客人，还是说埃维很特殊？他还说，“我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母亲，不过遗憾的是她不会乐器”。） 对他来说，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来到了埃维的楼层。 从她邻居的公寓里传出了演奏拉赫马尼诺夫①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乐声，这毫不令人奇怪。但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埃维门下飘出来的西红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①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20世纪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俄罗斯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调的晚餐，不是饭馆或微波炉晚餐，而正在等待着我加入到她们中去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开了前门，告诉我她妈妈因为开系教师会耽误了，几分钟前刚到家。 “你能过一会儿再来吗？”她好心地建议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戴比，”埃维不满地大声喊道，“马上带马修到厨房来。” “你好，”飞走进厨房时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领班刚才对你说的那样，我有点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干葡萄酒打开吗？” 莉莉往碗里刮干酪丝的时候，埃维把面团放进滤器里。她的围裙遮在一条朴素但使人增色的连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课时穿的不是这件衣服。房间里充满了引起联想的各种气味，使我想起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学生生活，那时我们常自己做晚饭，然后演奏直到半夜。 我们彼此吻了吻面颊。我觉得莉莉可能不喜欢这种公开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会喜欢。当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头发时，她红着脸的微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当女孩子们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后，我拿出了礼物。她们打开包装，完全给迷住了。晚饭时这几乎成了唯一的话题。 我讲给她们听阿迪苏玛的事，我的记忆和6年前同样生动，因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时还要久）的病人的长不见尾的队伍，而医生往往只能给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当时我们称之为“飞行诊断”）；那牺牲了国内轻松舒适的工作去帮助饥饿、干旱和内战的受害者的一群无私的人们；以及永远改变了我的态度的——如坐下来吃这样一顿饭时的内疚感——更为深刻的经历。 她们是两个很乖的孩子，无论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让妈妈动一个手指头。可是她们却公然无视妈妈明明白白的要她们回屋去做作业的要求。埃维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认为你们两位女士最好还是去做作业，不然就不给你们打电话的时间了。” 在这一威胁之下，两个人全都离开了，虽然戴比很不情愿地拖延着，要求妈妈允许她“你们开始演奏时”回来听。 “没人说过要演奏，”埃维稍带窘意地反驳说，“马修一天很累了，也许只想坐下来放松放松。” 为了强调话已说完，她转向我问道：“你每天几点钟开始在医院上班？” 对我来说，这是个舒服得多的话题。 “实际上我有时候整晚都呆在实验室里。” 我性格中的这个毛病却错误地给了孩子们深刻的印象。 “你是说你根本不睡觉吗？”莉莉圆睁着两眼问道。 “啊，我总能缩在沙发上睡上一会儿的。”我很快解释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没有结婚？”戴比天真地问道。 埃维的脸红得像救火车一般。她摆出妈妈的架子说： “够了，小姐，现在你正式被通知离开这里。” “好吧，希望待会儿再见。” “天哪，她们真可爱。”我大声笑了起来，要不是埃维脸上的红晕消退了，我的夸奖会长得多。“没有她们罗杰怎么受得了？” “啊，他受得了，”她答道，没有去掩饰她的不快，“我认为他甚至把他在远东的巡回演出安排在她们的假期之中，以使她们决不可能飞过去和他——更确切地说是和他们在一起。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卡门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信不信由你，她自己有3个孩子，她小心谨慎地不去照顾他们。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知道艺术家的脾气的。” “我很难过，埃维，”我同情地说，“这对你或孩子们都不公平。我是说，你也应该有机会去巡回演出。” “也许等女儿们长大了以后。我只能等待。好了，现在该谈谈你了——我们知道了你医学上的业绩，告诉我在音乐方面你在做些什么。” 我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来，我知道不可避免地会提到这个问题。毕竟，音乐曾经是联结我们的纽带，我们间的共同语言。难道两条鱼能够在一起交谈而永远不提水吗？ 尽管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还花了许多个小时一门心思地琢磨如何对她讲我音乐上的（我能称它为什么呢？）失落，但却始终没能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能给她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枪击后的精神创伤？根据我咨询过的心理分析研究，这个说法表面上是讲得通的。但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此外，我和西尔维亚的关系所留下的幽灵般的阴影，我还能继续避而不谈多长时间呢？今天我这个样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得我不是别的样子。 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只有现在，在我向她敞开心扉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于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义。 在交谈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埃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能与之坦述这一切的人。 我从瑞士小镇上的那个下午说起。 “上帝呀，马特，”她听后同情地低声说道，“那一定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你怎么受得了啊？”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有多少次我对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音乐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后她说： “贝多芬。这使我想到了贝多芬。但是尽管他听不见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创造出《欢乐颂》，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听到歌唱它的声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维，请你不要太夸张。我并不是个天才。世界并不因为少了我而贫乏一些。” “但是你却贫乏了啊，马特。”她说，声音中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仿佛她的话是从我的心中说出来的。 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她真挚地看着我说：“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吧，马特，不要怕。”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到西尔维亚，谈到巴黎，谈到非洲，然后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维不声不响地听着。 当我终于说完以后，她凝视着我，然后说：“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存在。” “在所有的时间里？” “当然不是。有时出现。比如当我听到一只曾为她弹过的曲子。嘿，我说，现在这已经没什么了。” “听你说来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关切地答道，“见鬼，马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仍在恋着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会想到你吗？”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后我说：“不太可能。”最后我说：“当然不会。根本不会。” “你可以打赌她不会，”埃维生气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音乐是你生命中的灵魂，你怎么可以让她偷去你的灵魂？” 我无言以对，她仍抓住不放。 “说呀，马特。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 我怎么能对她说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她能够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说，我是个医生。 “但你照样还是个艺术家。”她动情地答道。 “谢谢了，”我喃喃道，“这话出自你口，对我很有意义。” 她想了片刻后问道：“从那次以后你试过吗？我是说甚至弹弹像《G调小步舞曲》这样简单的东西？” “埃维，全没有了，每一个音符都不存在了，连乐句中的休止符都没有了。我已经多多少少地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拯救了生命。这是一种殊荣。请相信我，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选择呢，马修？为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我又有点后悔把一切告诉了她。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重逢，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我就会垮掉的。 第十八章 我责备自己在埃维家呆得太晚了。她早上得早起，准备孩子们上学，而我并没有这样的责任。但我们被谈话深深吸引，忘了时间。 在我到家以后，我甚至不得不和自己斗争，打消像过去那样想给她打电话感谢她的荒谬念头。 我不愿——或不能就这么去睡觉，因此坐下来希望能凭空想出一个随便的借口，好再这样见一次。（也许可以请埃维和孩子们去音乐会或看日场演出；或星期日早上到公园去骑自行车，然后到草地酒家去吃顿早午餐。）当我考虑着各种可能性时，我注意到，它们全是些把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考虑的设想。为什么在我幻想的节目单上，我竟没有放进单独请埃维出去晚餐这一项？ 也许是因为我害怕陷入到感情中去？可是你这个傻瓜，你把今晚和她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叫做什么？你还能比这陷得更深吗？ 我在自己心里和蔡兹交谈，他嘲讽地问道：“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老大哥——害怕起幸福来了？” 答案：是的。 “可是这件事很容易呀，马特，”蔡兹继续开导说，“你们已经是20年的朋友了，这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自然的继续。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听任事情自由发展？” 有的时候，弟弟的话有点道理，特别是在我的想像中。因此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第二天上午，我给埃维打了个电话对她表示感谢。她也避开自己的感情，强调说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我，求她不久再请我去。 “顺便问问，”她说，“下星期六有个纪念莫扎特生日的聚会，你有兴趣来参加吗？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和同事聚在一起纪念一番。想找个机会演奏一下的人都来。” 哎呀，听起来有点像在施加压力，但她很快让我放下心来。 “不想扮演演员的人可以扮演听众，因此你只需坐在那里听，并且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错误？” “当然啦，这确确实实是一群各式各样的音乐家。我最好的朋友乔琪在朱利尼德学院我们系教中提琴。她丈夫是个会计师，是个极可爱的人，但轻着说他弹钢琴是个笨蛋。他劲头可大了，所以我们就都闭上耳朵。你愿意来吗？” “当然。你打算演奏什么？” “哦，我演奏《五部曲》，加上他们要把我拉进去的不管什么节目。”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什么时候去接你？” “8点钟怎样？” “行。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呃，你可以挑上一瓶好的白葡萄酒，我带上我那有名的卤汁宽面条。” “太好了。我盼着去呢。” 路易吉以四分之一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三层楼下的聚会处，并利用这短暂的路程和我交谈。 “这位先生是钢琴家，是吧？” “谁说的？”我有点疑心地说。 埃维耸耸肩，表示不是她的责任。这时路易吉说明道：“很明显，你没有带乐器，要不是钢琴你能演奏什么？” “哦，我可以唱歌嘛。”我开玩笑道。 我们的交谈者考虑了半秒钟，然后认定道：“不，我想不会。” 谈话结束。我们到了。 我向来不善于在聚会上应酬，所以我总是很高兴有机会弹琴。除了葬礼，在其他所有场合大家一直都邀请我演奏。 不过这一回，聊天并未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所谈的是熟悉的题目，讨论新出现的艺术家时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当我遇见《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时，我觉得自己“退休”了真是轻松。这家伙什么都评论，包括餐前小吃（幸亏他喜欢埃维做的烤宽面条，不然我会用皮带抽他的）。 莫扎特的保留曲目被彻底地演绎了一遍，弦乐器特别突出。然后轮到《五部曲》，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降E调曲》是我们爱好音乐的会计师主人表现的时候，埃维告诉我，他为此一年到头都在练习。 当别的参加演出的人快活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边聊天边调音时，他焦急地站在那里扫视着听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喂，那位，”他紧张地笑着，“你不是埃维的朋友吗？我叫哈维，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我又一次介绍了自己。显然，将要成为众目睽睽的中心使他恐慌至极。 “啊，马特，我注意到你不演出，但是你会读谱吗？” “你有什么想法？”我友好地问道。 “你能在下一个节目里替我翻谱吗？” “当然，哈维，我很高兴这样做。” 埃维正站在调潘趣酒的大碗旁热烈地聊着天，但我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微笑着，似乎是说：“祝你愉快。这也并不是我的安排。”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哈维像大力神赫尔克勒斯一样费劲地勉强跟得上音乐。我的感觉就和做实习医生时，眼看着一个特别笨拙的医生笨手笨脚地把一个简单的手术搞得一团糟一样。这一次我非常想去于预，别让莫扎特受罪了。不过，尽管哈维笨拙失误，能再一次离钢琴这么近我感到真是太好了。 总算演完了。然后，埃维和几个系里的朋友上台来表演弦乐五重奏。她经过我身边时吻了我一下，轻声说：“你于得棒极了，马特。” “多谢啦。”我笑着回吻了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仅仅为能在肉体上接近她的借口，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和哈维成了朋友，我答应他如果那晚他再演出（上帝啊，千万别），我还给他翻谱。 埃维遵守诺言，没有提到我过去曾是钢琴家。但是显然，她对一两个朋友吐露过我将来可能会是……伴侣？因为几乎我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都主动地对她的人品和作为音乐家的才能大大地赞扬一番。有位先生发表了如下见解，说她的丈夫罗杰“放弃了这样一个女人简直是个百分之百的笨蛋。但是早晚卡门会把他的睾丸加到自己的收藏品之中，那时他就会爬着回来找她的”。 只要我有发言权，他休想。 我们待得太晚了，路易吉已经回家了。当我们终于回到埃维的住所时，值夜班的鲍勃耐心地等着看是否需要送我下去。我不知道埃维的想法，但是感谢上帝她心中有数。 “今晚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谈谈，为什么不进来再待一会儿？” “好啊。”我答道，于是鲍勃便消失了。 “我去弄点咖啡，我们可以到琴室去喝。”她建议说，手指指向前门右边的一间房间，“真正的咖啡，还是去咖啡因的咖啡？” “最好给我真正的。等一会儿我还要到实验室去呢。” “这么晚还去？” “这是我确立的一个习惯做法，好让星期六夜里干‘末班作业’的人得到称赞。” 我走进琴室，打开了电灯。这确实是个音乐家的天堂。墙面上没有排满书的地方全都用软木做了隔音处理——这样只要有人兴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埃维的藏书似乎包括了所有有关大提琴的著作。 她的琴架放在窗旁，这样她拉琴时就可以凝视窗外的河流。屋里还有一架闲置不用的斯坦韦牌大钢琴。 我刚往钢琴前走了一步，埃维就端着放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她非常体贴，什么也没有说。 我接过托盘，把它放在桌子上，伸出双臂搂住了她。 我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了片刻，然后接吻。我们已不再仅仅是朋友，而快要成为情人了。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过了一会儿，我从她的怀抱中脱出身来，轻轻地关上了门，好让我们初次做爱的声音留在琴室中——一间创造音乐的房间。 那夜我新生了。我知道我会醒来而埃维会在我身边。不仅是明天或后天，而是无数个未来的早晨。我可以睁开眼睛，伸出手去抚摩她。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永恒。 在我认识她的这些年里，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埃维穿游泳衣的样子，因此她的肉体对于我完全是新鲜的体会。我是在吻她的乳房时才第一次看到它们的。 埃维在做爱时表现出的温柔和性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具有的。我是怎么压下了我始终对她怀有的渴望的？ 冉冉升起的朝阳似乎把我们作为大自然事物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在欢迎我们。 我在爱情中醒来。 但我们不得不急匆匆地起来。孩子们还在睡觉，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做出合乎规矩的样子来。埃维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我则很快穿好衣服，把琴室收拾得好像我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留下过夜”的样子。（我非常怀疑莉莉和戴比会相信这种说法，不过我也不认为我的出现会让她们不高兴。） 总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吃了早饭。当她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女孩子们星期日早上要做的事以后，埃维和我坐在那里冲着对方微笑。 “哦，事情发生得够快的。”她笑道。 “我看从相识20年这一点上，很难把我们放在仓促一族之列。你难道不同意吗？” 不用语言，她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唯一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我们坐在那里喝咖啡，假装翻阅着星期天的报纸，其实两个人都急切地想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 “你要回家去吗？”她问。 “总要回的。我是说，早晚我至少总得换衬衫。”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主意吗？” “马特，我们有了开始，你认为我们该怎么进行下去？” “就这么办，埃维，就进行下去。唯一的问题是，我公寓的地方恐怕连放你的大提琴都够呛，更别说你的两个女儿了。” “那如果我请你在我这里住上，比方说，一个星期，怎么样？” “孩子们怎么办？” “呃，我同意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她微笑着承认道，“我怕她们再也不会让你走了。” 事情确实如此。 一个星期变成了一个月，然后两个月，三个月。一天晚上，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戴比脸都不红地问道： “马修，我能叫你‘爸爸’吗？” 我眼睛看着埃维回答说：“那就要看你妈妈是不是让我叫她希勒太太了。” 我早就决定了，只是等待着恰当的时间向她提出。 “哎，妈妈，你打算说‘同意’吗？” 埃维满脸笑容，“条件是你和姐姐做伴娘。” “那是不是说我们有新衣服穿了？”莉莉突然从她在听我们讲话的不知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是的，宝贝。”埃维答道，“那就是说一切都将是全新的。” 一周后，西德尼·布里契托法官进行了家庭访问，在埃维的两个女儿面前将我们结合成夫妻。小提琴手乔琪是主伴娘，我的助手莫顿·舒尔曼是替我拿着戒指的男傧相。作为特殊款待，乔琪的丈夫哈维演奏了《婚礼进行曲》（听上去有点像）。 剩下要做的只是通知我们自己的父母了。韦伯斯特太太大声喊着祝贺的话，声音响得没有电话我们也能听见她在衣阿华州说的话。 蔡兹激动极了。 “对不起，你错过了结婚典礼。希望你不要生气。” “那要看我是不是连结婚宴会也错过了。” “没有，那将在圣诞节我们去拜访你和妈妈时举行。” “那我就不生气了。祝贺你，马特，祝贺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精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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