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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爱爱,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女,虽纳妓女。”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297
  “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女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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