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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一个心灰意懒的后斯大林主义者。距赫鲁晓夫的忏悔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漫长而又循规蹈矩的50年代，我将一生的激进意识和实验全都束之高阁。然后，我隐约听到了一丝新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复苏的回音。对于其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诸如静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园冲突和高涨的战斗精神，我是全身心赞同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轻人的个人崇拜、追寻极乐世界、奢华放纵的性爱、神秘的仪式、反对理性主义、沉溺于极乐状态等等，我却无心认可。根据我自以为不错的观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还是老样子：他们想去解放这个社会，可他们却没有从真正客观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关注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一种自恋式的快乐原则。 就是在这种混沌不清的思想状态中，一位年轻的朋友带我去东菲尔莫尔听了一场“杰佛逊飞艇”乐队的音乐会，我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进了60年代的氛围中去了。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菲尔莫尔的午夜音乐会坐了下来，头晕目眩地沉醉于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带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语中。这种感受中夹杂了绝望与狂喜、接受与拒绝、吸引与憎恶；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经历一场个人的转变……是一种顿悟……一次进入全新感知状态的飞跃。 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顽固的旧左派是不会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完成一次彻底的改造过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不可能有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确是这样的；在一个破败的摇滚乐宫殿中，周围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轻观众，我被那种自发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现仪式深深打动了。音乐融化了心理上积聚了几十年的盔甲。曲终人散以后，我震惊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次精神上深层次的开放。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同时又让人不知所措的阶段。正如刘易斯（C．Day Lewis）写的那样：“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两个世界肆意践踏着我的肉体。”过去的教条像铁链一样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随。一方面，我以热忱和感激回应60年代乌托邦的好的一面：个性的解放和社会变革和平共处；自发、公开和主体参与的观念绝对是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一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我又被一系列的观念所束缚：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一整套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定势思维局限着我。苦行增式的旧左派能够同性感的新左派发生什么恋爱吗？一个列宁主义者能够同于筹年主义共处吗？自由能够扬帆驶入必然的落日吗？超验主义和刻板的历史主义——这可不是你们所称的什么天赐以的美满结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价值模式对周遭的事件作出反应，最终导致了一种辩证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说，我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读《休伦港宣言》。一种是我赞成文中对社会变革充满激情的呼吁，赞成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抨击，赞成争取个人和社会彻底变革的承诺。而另一种是我被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论点吓坏了：他们竟然认为中产阶级的学生将会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革命的动力是年轻人对社会弊端的不满而不是底层的工人对剥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老生常谈充满了警觉。 既然我拒绝了旧左派的陈词滥调，同时又被新左派的浪漫、个性化或戏剧化的观念所困惑，那么我在政治上又该如何自处呢？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太老了一点，激进的宗派团体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实行分离主义策略为由放弃了我，我就这么作为只有我一个成员的政党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种种纷乱：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反越战运动。后来，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加入了和平自由党并组织人们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当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段日子让我想起了有同盟军的过去。说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刚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当时切尔西的爱尔兰工人会把门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只是，这次我已经是满须胡须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同怀疑一切的农夫们探讨生态或政治话题；他们中有些人纯粹是出于老美专爱怜反调的天性，竟会真的在我的情愿书上签名。这次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以后，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的生态保护团体；我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对政治团体的基本需求，我并不是很赞同他们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后来成了抑制战争联盟的支持者和热情的个人朋友，虽然我在理论上是反对暴力的。再后来，我加盟了一份激进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这个混杂的工联主义团体中呆了两年，做了六期编辑。这份刊物的管理颇有可学之处，我对同事也有足够的忍耐和尊重。不过后来有一期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独裁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为跟这么多所谓的激进分子相处，我对60年代初兴起的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反应也很复杂。我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社会里最基本的压迫是阶级的，而不是性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所以，我认为提出性别主义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并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因为它会成为运动中的分裂因素。西蒙·波伏瓦（SZmone de＆an 《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书彻底动摇了我的观念，至少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动摇了我的看法；不过我的根本态度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多南斯·莱辛（Dons Lessing）的《金色笔记本》（Goden Noe Book）有力地再现了安娜同男性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压抑；我的观念有了转折性的变化。可是，作者对男性角色混和同情的笔触又让我可以有理由这样推断：“安娜只不过是一个特别的女性；况且，我也不是她退到的那种臭男人。” 就我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我在女性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佞想方面有真正意义上的领悟是在读了1967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妇女会议宣言》之后。在那以后不久，像冲击波似的，出现了一大批对性别主义更加猛烈的攻击：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攻击，有来自女同性恋的攻击，有来自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还有来自诸如吉尔·约翰斯顿（Jill Johnston）和选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这些名作家的批判。读了这些文章让我忧心忡忡。在我看来，女性对男性愤怒的极点是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要求男人“放弃他们的性别特权，要不就加入到权力建构中去”。我困惑、负疚、愤怒，同时又觉得很无奈，不过我还是感到妇女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美国激进政治的历程。我至今仍记得自己读到社会主义女权文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感激；因为从女性自身那里我得到了一种确认：男人无论有怎样的缺点与不足，他们仍然是完成基本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必须的因素。又有谁愿意从生理、社会乃至存在的角度被逐出人类呢？ 在这十年里，除了女权主义和后来的同性恋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书对我一些已经定了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挑战，也给我带来了烦恼。作为一名诗人，我最直接地受到了金斯堡预言式的及公开谈论同性恋的那些作品的影响。我还记得自己在读了像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当时的姓名）、唐·李（DonLee）、埃斯里奇·奈特（Ethridge Knight）、尼奇·吉奥瓦尼（Nikki Giovanni）这些非洲高美籍年轻诗人作品时的震惊。他们对新一代的黑人心理意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是一种街市村语和正规语言的混合。我还记得他们文字中的那种张力和活力，尤其是对白人的压迫表达的愤怒。 这个时期曾同我有过笔伐后来又重归于好的三位作家是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我曾经被古德曼在《荒诞的成长》（Growing UPA切UM）一书中对生活在无聊世界中孤独无助的年轻人流露出的深切同情所打动；不过，与此同时，他那几乎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对变革所持的保守观念却令人恼怒。布朗的《对抗死亡的生活》带我经历了一次属于那种无法和谐但又炽热如火的爱情：书中有关于一种全新意识的闪光的东西，有身体神秘主义，有先验的性以及我们无法想及的那个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快乐图画。有些较为冷静的评论认为书中的神秘主义已经完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范围。当然，还有马尔库塞，虽然他的文风晦涩难懂，他的文章仍然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虚幻。他将自治同单线性相对比，敦促我们寻求解放的动力既要从外部也要从内部着手。赫伯特真是我们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此在我看来，他是他们当中最可亲的新左派。 就我而言，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结束并非伴随着一声轰响，也没有什么哭泣声；它是在吉他的弹拨声中结束的。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中的一群人投票决定关闭我们在西区的人民咖啡屋。我们付不起房租，支持者也几乎散失殆尽；新左派实际上已经消亡了。所以，我们坐在冰冷凄凉的店中：整理整理书籍，彼此握握手，坐下抽一根大麻香烟，杂乱地唱了些歌曲——从古特里一直唱到迪伦——我的朋友乔尔的伴奏走了音。熄灯之前，我们承诺将会保持联络，再想办法重组我们的团体。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做到。 在《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一书中，莫里斯·迪克斯坦（Moms Dickstein）注意到60年代的书在今天看来全都很古怪，遥远怀旧而又同实际脱节。可我却不这么看。在准备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注意到我那杂乱无章的书架上惟一组织有序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60年代的资料，从阿林斯基（Alinsky）和布克秦（Bookchin）到法依（Fannon）和佛琳盖特（Ferlingett），还有密尔斯（Mills）和莫里森（Morrison）、里奇（Rich）和冯尼戈特（Vonnegut）。我把这种有序看成是一个潜意识的隐喻：动荡的6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和最觉解放的日子。重读这部分文学让我痛苦地想到，80年代是多么需要60年代的乌托邦精神、希望和想像呀。 （张振成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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