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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又在床上翻了个身。风呼呼地吹，透过碎石砌成的墙壁。他身上尽管穿着羊毛套衫，还盖着毯子，可还是冷得难以入睡。惟有他的脑袋发热，嗡嗡作响，仿佛发了高烧。他也许是发热了。这是因为疲惫，由于阳光和红葡萄酒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舒坦的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他正置身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该处的地方：这地方是多么闲适。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追究自己。这份睡眠如同没有噩梦缠扰的酣睡一般宁静。他放弃了许多事情，不再写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为代价而获得的，只是自我存在的意识，然而这已是非常巨大的收获。他远离尘寰，避开风寒，摆脱了缠身的难题，脱离了疲乏的躯体，在一种纯洁的氛围中逍遥。纯洁，这可以像快感一样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帘，瞥见了昏暗的桌子和烛光，此时此刻，这位一直勤于笔耕的人心满意足地想到了：“原来我处在中世纪！”然而，黑夜重又锁住了这一欢乐的光芒。 “我没有做梦吧？可我明明看见您昨天夜里在写作？” “我是工作了一会儿。”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当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这间高山小屋的门槛上，风吹打着他们身上的毯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刻，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天空蔚蓝，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一条云彩铺就的大道。有时，风将云道撕裂，隐约可见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说，“至于工作环境，他不计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广场；可写作时间，每天无论如何需要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他才干他想做的事情。” “咱们现在想做点什么？”迪布勒伊问。 “我觉得往山下走走不错，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们在欧石南丛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来到了黑人村寨。寨子里，一些老妪已经早早地坐在门前，双手挥动着纺锤，膝上架着垫子，垫子上插满了针。他们在一家食品百货铺兼小酒店喝了一种黑乎乎的饮料，接着骑上了寄存在这家店铺里的自行车。这些老爷车饱经战争的风雨，样子着实难看：油漆呈鳞片状剥落，护车板伤痕累累，轮胎鼓着奇形怪状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辆更是难骑，他惴惴不安，怀疑能否坚持骑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妇终于在一条小溪边停车歇脚，亨利见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条小溪可能就是卢瓦尔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从头到脚洒了些河水，然后继续上车赶路。上车时，他发现不管怎样，这车轮还是转动的，实际上，最不灵活的是车体。要修复车体，着实要花一番气力，不过，尽管折腾得腰酸背痛，但亨利为重新修复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记了车体的用途竟会如此之大。车链和车轮固然使车子力量倍增，可驱使车子前进的惟一动力，是人的力量、勇气与生命。车子令人满意地跑着它该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说道。她裸露着双臂，皮肤晒得黑黑的，秀发迎风飘动，显得比在巴黎时年轻多了。迪布勒伊人变黑了，也瘦了。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双腿肌肉结结实实，晒得黝黑的脸膛刻着条条皱纹，看去俨然一个甘地①的门徒。 ①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说。 迪布勒伊放慢车速，在亨利身边骑着。 “应该说昨天并没有怎么用劲。”他开心地说，“您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谈呢。自我们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气炎热。”亨利说，“上帝！天太热了！” “那报纸呢？您一直没有见特拉利奥？” 迪布勒伊的话中充满了某种好奇，这种好奇心显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种焦虑。 “没有。吕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三个月，就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值得试试。只是不要负更多的债。” “我知道，我们没有再借钱。吕克打算多搞点广告。” “我承认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希望报》的订数会下降得这么厉害。”迪布勒伊说。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着说，“即使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奥的资金，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胜利，这一代价并不太大。” “事实上，若它取得了胜利，那是全亏了您。”迪布勒伊说。 他的话声比他的话本身还更有保留。他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抱负太大了。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建立起一个像前共产党那样强大的运动。与他相反，亨利大喜过望，对集会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兴。一次集会并不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张面孔他决不会很快忘怀。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车自有它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小汽车还更妙。” 车子骑得不像开始那样快了。野草、欧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风温柔清凉，沁人心脾。周围的风光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风光。无论在上坡的疲惫中，还是在下坡的欢乐中，他们无不与起伏不平、气象万千的山色融为一体，与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将它作为风景加以欣赏。在第一天，亨利便满意地发现了一点，这就是这种生活足以使您感到充实。脑子里是多么静谧啊！高山、牧场和森林取代了他的大脑而存在。他不禁暗暗赞叹：“与睡眠不同的宁静是多么珍奇啊！” “你们这地方选得很好。”晚上，他对安娜说，“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明天也肯定一样，准不错。您愿意从地图上看看明天的行程吗？” 在下榻的小客栈里，他们一起用晚餐，喝着一种气味呛人的白酒。迪布勒伊在一张铺着油漆布的桌子一角摊开了地图。 “指给我瞧瞧。”亨利说道。他目不转睛地乖乖顺着铅笔头，看着那红的、黄的和白的线条儿。 “这许许多多小路，您怎么能选准呢？” “这才叫有趣嘛。” 第二天亨利心里想，真正有趣的是亲眼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原来的计划是多么吻合，丝毫不差。每一个转弯，每一道山坡，每一道下坡，以及每一座山岗无不处在预定的位置上。多么让人放心啊！人们仿佛感到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那一个个标记变成了一条条真正的路，一座座真正的房屋，这种变化会给您带来任何创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如这帘瀑布，虽然在地图上已经打上了一个蓝色的标记，但当您在弯弯曲曲的峡谷深处猛然发现那水花飞溅的大瀑布时，仍会不胜惊讶。 “观赏是多么令人满足啊。”亨利说。 “对，只是永远都看不够。”迪布勒伊遗憾地说，“这匆匆一瞥，既给予您一切，又不给予您任何东西。” 他并不是什么都看，可一旦他对某件东西着了迷，那可真叫没完没了。亨利和安娜无奈，只得跟在他的身后，爬过一处又一处悬崖，来到飞泻的瀑布边。他赤脚走进翻腾的小潭中，直到运动裤的下部被水淹没。等他回到深潭边的平地上坐定，他以权威的口吻说： “这是我们见到的最美丽的瀑布。” “您总是偏爱眼前的东西。”安娜笑着说。 “整条瀑布呈黑白色，”迪布勒伊说，“这才叫美。我寻找别的颜色，结果没有见到一丝色彩的痕迹。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与白原来是一回事。您应该走到水中去，一直走到那块巨石边。”他对亨利说，“这样，白中的黑与黑中的白，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的话。”亨利说。 一到了迪布勒伊的嘴里，河畔的一次漫步可以说成北极的一次探险，亨利和安娜常常报之以大笑，因为他对看见与发现这两者根本不加以区别，仿佛在他之前，谁也没有亲眼欣赏过瀑布，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水，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假如亨利一个人，那他肯定观察不到这水雾与飞沫嬉戏的万千景象，这变幻无穷、时隐时现的千姿百态，这数不胜数的细小漩涡。迪布勒伊细细地察看着这一切，仿佛想了解每一滴水的命运。“谁对他都可能会生气，”亨利深切地看着他想，“可却不能没有他。”在他的身边，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举足轻重，仿佛存在着巨大的生活乐趣，于是大家都加倍地生活。经他一变，这次漫游法国乡村竟成了一次探险游历。 “您会叫读者们吃惊的。”亨利微笑着对迪布勒伊说，迪布勒伊正一副入迷的神态，静观着落日的最后几抹色彩。 “为什么？”迪布勒伊以忿忿不平的声音问道。每当人们谈论起他，他往往拿出这副口气。 “读了您的书，谁都以为您感兴趣的只是人，而大自然则微不足道。” “人不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吗？” 对迪布勒伊来说，一片风光，一块石子，一抹色彩，都是人的某种真实存在。任何事物都无法通过回忆、梦幻，通过投其所好或通过这些事物在他心中唤醒的激情打动他的心，惟一能使他动情的，是他在其中捕捉到的真实意义。不用说，较之于光秃秃的牧场，他更乐意在刈割牧草的农夫面前驻足。当他穿过一个村庄，他的好奇心变得更难以满足。他什么都想了解个一清二楚，诸如村民们吃什么，怎样参加投票，乃至他们劳作的具体细节和内心想法的具体色彩等等。为了能到农庄走一走，他不惜编造各种借口：买鸡蛋，要杯水喝，而且一旦有可能，他便进行长谈。 第五天的傍晚，安娜在一次下坡时车胎爆了。徒步行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遇见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面住着三位年纪轻轻却掉牙缺齿的妇人。她们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有的胖一点儿，有的瘦一点儿，但都很脏。院子里到处是粪便。迪布勒伊坐在院子中间修车内胎，他一边用橡胶补胎，一边贪婪地环顾四周： “就三个女人，没有一个男的，真怪，是不是？” “男人都在地里。”安娜说。 “这时还在地里？”他把锈色的内胎浸入水盆，水面上立即泛起一个个水泡。“还有一个洞！你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让我们在谷仓里睡一夜？” “我去问问他们。” 安娜消失在房子里，几乎刚走进房子就又出了门：“咱们要在牧草堆睡觉，她们很惊奇，可她们并不反对。只是她们坚持非要我们先喝点儿热的东西不可。” “我很乐意在这儿借宿！”亨利说，“本想离一切都远远的，果真如愿以偿。” 借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的光亮，他们喝着大麦茶，一起试着闲谈起来。这三个妇女是妯娌，那三兄弟共同租种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十天前，他们一起到下阿尔代什打短工、采熏衣草去了，撇下她们度日如年，终日一声不哼地喂牲畜、看孩子。她们还勉强知道微笑，可怎么说话几乎全忘了。对这个世界，她们就知道：这边的农庄里，长着栗树，夜间清冷；下阿尔代什那边长着熏衣草，要挣几个法郎，就得流血流汗。对，她们远离了一切，离得是那么遥远，以致当亨利一钻入牧草堆，顷刻间便被储存在于草中的阳光和各种气味所包围，头脑发昏，梦见道路与城市全都不复存在，从此不可能返回巴黎。 一条小道在栗树林间蜿蜒，弯弯曲曲地向平原方向延伸。他们兴高采烈地进了一座小城，城内的梧桐树已经预示着南方炎热的天气就要到来，滚球游戏又要兴起。安娜和亨利坐在一家最大的咖啡店的露天座上，露天座空空荡荡。迪布勒伊一个人去买报纸，他们俩要了点儿面包片。他们看见迪布勒伊和报贩交谈了几句，然后慢悠悠地穿过广场，边走边读着报纸。回到露天座后，他顺手把报纸往独脚小圆桌上一放，亨利一眼看清了头版醒目的大标题：美国人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默默无言地读完了文章，安娜声音惊恐不安地说： “这十万个死难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日本显然就要投降，大战就要结束，《塞文诺尔小报》和《阿尔代什回声报》欢欣鼓舞，可他们三人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惧。 “他们难道就不能先威胁、恫吓一番？”安娜说，“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说不清楚……那颗炸弹，他们真的非投不可吗？” “他们当然可以先设法给政府施加压力。”迪布勒伊说，继又一耸肩膀：“对德国城市、对白人，我怀疑他们还敢不敢放！只对着黄种人！他们憎恨黄种人！” “整个一座城市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总该有点不安吧！”亨利说。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迪布勒伊说，“他们很高兴能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施行他们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们为此而杀了十万条性命！”安娜说。 他们呆呆地正对着奶油咖啡，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恐惧的文字，一个个重复着这句毫无作用的话。 “我的上帝！要是德国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多危险啊！”安娜说。 “美国人掌握了原子弹，我也并不高兴。”迪布勒伊说。 “报上说他们可以炸毁整个地球。”安娜说。 “据拉尔盖给我解释，”亨利说，“要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引发了原子弹，地球倒不会爆炸，只是造成大气膨胀，整个地球变成月球一般。” “这并不更让人开心多少。”安娜说。 不，这并不开心。只是当他们重新蹬车行进在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时，这一纠缠不清的恐怖难题便失却其一切意义。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周围自然界的一切就这样化为乌有、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响。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蓝色的天，叶是绿色的叶，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黄一片——时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凉爽清新的黎明迎来了噼啪声四起的正午，地球围着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阳旋转，对它负载着的漫无目的的匆匆过客无动于衷：怎能相信这静如亘古的苍穹下，这些匆匆过客今日已经拥有能力，可将地球改变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连漫游数日，不难发现这大自然中带有几分疯狂。无论是云彩变幻无穷的壮观景象、高山静止不动的愤怒与抗争，还是昆虫不绝于耳的喧闹鸣唱，或是植物如疯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无不包含着过分的怪诞，但是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温和的狂热。万万想不到它一旦进入人的大脑，便会变成残杀人类的疯狂。 “您还有勇气写作！”他们一起坐在一条河畔，亨利见迪布勒伊从背袋中掏出了纸笔，惊叹道。 “这是个魔鬼。”安娜说，“即使在广岛的废墟中也照写不误。” “他不就在广岛的废墟中写嘛。” “那怎么就不行？”迪布勒伊说，“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会成废墟的。” 他握起钢笔，双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阵。在这新添的废墟之中写作也许并不那么轻松。他没有弯腰去写，突然说道： “啊！要是他们不把我们逼上绝路，逼得我们当不成共产党！” “他们是谁？”安娜问道。 “共产党人。你们知道，这原子弹，是种多么恐怖的威胁手段！我并不认为美国佬明天就会朝莫斯科扔一颗，可说到底，他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忘记的。他们之间再也难以相互了解！当务之急，必须携起手来，不然，我们就无异于重蹈覆辙，重犯大战前的错误！” “您说我们？”亨利说，“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们。” “对，我们问心无愧。可以后呢？”迪布勒伊说，“这对我们毫无好处！若发生分裂，我们和共产党人都要自食苦果，我们甚至会更深受其害，因为共产党人势力更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说。 “他们卑鄙，这我同意，可对我们来说，这无碍大局。然而，一旦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那我们就成为仇敌了。不用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可不管错还是不错，我们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大政党的仇敌。这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么，就不得不向他们的讹诈让步？” “我从不认为凡宁死不屈的人都是精明的人。”迪布勒伊说，“不管是不是讹诈，我们必须维护团结。” “他们挖空心思想实现所谓的团结，是解散革命解放联合会，让其全体成员加入共产党。” “有可能落到这一步。” “那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亨利惊奇地问道，“可您和共产党人之间隔着多少障碍啊！” “噢！会设法消除的。”迪布勒伊说，“如有必要，我可以保持沉默。” 他拿起笔，开始写起字来。亨利从书包里掏出书来，凌乱地放在草地上。他放弃写作以来，读了许多书，这些书把他带往世界各地，尽情地神游。这些天来，他发现了印度和中国，这并不是快活的事。每当他想到那千百万饥饿的人们，许多事情便变得无聊和无意义。也许他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也毫无价值。他最责怪共产党的一点，是它把人当作物来看待。倘若对人们的自由、对人们的见解、对人们的善良意愿也不相信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命运，结果也确实很糟。这种忧虑只有在法国、在欧洲才有意义，在这里，人们终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至少有了一点儿自主，有了一点儿觉悟。对那些贫穷、迷信、愚昧的大众来说，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又有什么意义？必须给他们吃的，别无要求。美国人称霸，其结果就是东方各国食不果腹，永远遭受压迫。东方各国的惟一希望是苏联：摆脱饥饿、奴役和愚昧的人类的惟一希望是苏联。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苏联。当千百万人不如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人道主义便是一种讽刺，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卑鄙的行径。人们还怎敢要求获得诸如思想自由、选择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高等权利？亨利拔了一截草，慢慢地咀嚼着。既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如意生活，何不干脆放弃？消失在一个大党之中，将自己的意志与巨大的集体意志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安宁，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一旦开口，但是以整个地球说话，前途便成了您个人的事业，为此而忍受许多事情，值得。亨利又拔了一截野草。“可尽管如此，我渐渐地又会难以忍受。”他心里想，“真不敢设想从此没有自己的思想，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活动分子，必须要有烧炭党人的那份忠诚，可我没有。再说，眼下遇到的也不是这个问题。”他不快地自言自语道。诚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我加入又有何用？这是惟一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给一个印度人带来一粒白米。” 迪布勒伊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他在专心地写作。他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笔耕。在这个领域，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动摇。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埃古阿尔山脚的一个村寨吃午饭，突然，暴风雨骤起，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行车被掀翻，两只包被刮走，迪布勒伊的手稿吹落在湍急的泥水之中，被一卷而去。当他好不容易抢回手稿，稿子上已涂了一层黄泥浆，上面的字全都沥成了一条条长长的黑道。他冷静地让人帮助晾干稿子，损坏得最惨的段落自己又重抄了一遍，那架势仿佛如有必要，他会泰然自若地不惜从头写起。毫无疑问，他如此执着自然有其道理。道理总是能找到的。有时，看着他的笔在纸上滑动，亨利不禁想起自己那只执笔的手，一股怀旧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 “能不能拜读几页您的手稿？您到底写到哪儿了？”亨利问道。这天下午，他们在瓦朗斯一家咖啡店的阴凉处，坐着等肆虐的酷热慢慢败下阵去。 “我正在写有关文化观念的一章。”迪布勒伊说，“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决定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他们这种抉择是否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种类？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自身赋予的形象中认识自己？” “您作出的结论是什么？”亨利问道，“是不是文学具有一定意义？” “当然是。” “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有理而写作！”亨利笑着说，“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将重新开始写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么区别？” “呃，无疑明天也不会。” “为什么？”迪布勒伊问道。 “您写散论，那还可以。可眼下做小说，得承认这让人泄气吧。” “我并不承认！我从来就不明白您为何放弃写那部小说。” “这是您的过错。”亨利笑微微地说。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你听清楚了吧？” “您鼓动我参加行动，行动使我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亨利朝招待打了个手势，那招待正倚着柜台昏昏欲睡。“我想再来一杯啤酒，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太热了。”安娜回答说。 迪布勒伊点了点头。“请您再解释一下。”他继续问道。 “对我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别人会在乎吗？”亨利说，“我个人的一些琐事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而伟大的历史却又不是小说的主题。” “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别人不感兴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说道，“正因为如此，可从邻人的经历中重新发现自己。如果他善于讲述，他最终能使大家都感兴趣。” “我开始动笔写时正是这么想的。”亨利说。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没有心思多加解释。红色长椅边，两个老头儿正在玩着掷骰子跳棋游戏，亨利看了看他们。这咖啡厅里是多么宁静：又是一个假象！他打起精神继续往下说：“麻烦的是经历中有着个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误，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诉说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亨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假设您夜里在水边看见了灯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灯火照耀的城镇里人们被饿死，那灯光立刻就会失却其诗情画意，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您会对我说，可以讲述别的东西，比如说说那些饿死的人们。可是，我更喜欢在文章里或集会上说这些。” “我可不会跟您说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说，“那些灯光，它们为众人而闪烁。显然，首先该让人有饭吃。可是，若剥夺了你构成生活乐趣的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饭吃又有何用？我们为何要旅游？因为我们认为这风光并非虚假的景象。” “就算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新获得意义。”亨利说，“可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这一切今天就有意义。”迪布勒伊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那在我们的书中也应该举足轻重。”他突然气恼地补充道：“仿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传文学似的，每一个字都得感化读者。” “噢！我对这类文学并无兴趣。”亨利说。 “我知道，可您又不愿试试别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态逼人地看了看亨利：“当然，要是对那些灯光赞叹不绝，忘记它们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个混账。可问题正在这里：要去寻找一种有别于右派美学家的方法，谈谈这些灯火，让人们既感觉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镇灯光中贫穷的一面。左派文学正是应该以此为己任。”他声音激动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让它们置于各自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切不要使世界贫困化。被您称之为幻景的个人经验，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并不自信地说。 迪布勒伊也许有理。莫非真的有办法重新获得一切，也许文学仍然具有意义。然而眼下在亨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比用词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迫切。他更乐意从包中掏出现成的书籍，而不是空白的纸张。 “您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说，“右派分子的书最终比我们的要更有价值，年轻一代最终将到伏朗热之流那儿得到满足。” “噢！伏朗热决不可能拥有年轻一代。”亨利说，“年轻人不喜欢战败者。” “可很快给人以失败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们。”迪布勒伊说。他紧盯着亨利：“您不再写作，我感到遗憾。” “我也许会重新写作。”亨利说。 天气实在太热，难以再深谈下去。可是，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很快重新执笔。放弃写作的好处在于他终于有了学习的空暇。四个月里，他填补了不少空白。三天后，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说不定这一两天时间里能构成一个学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愿波尔还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边默默地在想，一边在林中蹬着车子。树阴稀疏，阳光的酷热勉强有所缓解。他让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骑着，自己只身进入了林间的一块空地。一圈圈阳光在绿草间颤动，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心头缩紧。究其原因，不会是这座烧毁的木屋，它与许许多多别的废墟一样，在淡漠与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消失。也许是因为这片沉寂，没有鸟唱，也没有虫鸣，惟能听见车轮在砂砾上滚动的沙沙声，这是一种多余的声响。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经下了自行车，正在看着什么。亨利来到他们身旁，发现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见人名，没有鲜花。勒维尔高。这个含着茅草、灰烬、焦土色彩的名字，这个听似咖里哥宇群落①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凉气息的名字，再也不属于传说。勒维尔高。就是在这个山之国，湿润但却枯黄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无情的太阳竖起了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 ①咖里哥宇群落：是地中海区常绿矮灌木丛。 他们默默地离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车行走。酷热侵入淡淡的树阴中，亨利感到汗流满面，安娜的额头和迪布勒伊古铜色的面颊早已大汗淋漓。每一个人心间呼唤的无疑都是同一的声音：在这绿茵茵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帐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这种纯净、神秘的所在。至少在这里，战争与仇恨永远都无法渗入。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谓的避难处。这里竖着七个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来。 亨利就喜欢这样的时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阵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园、篱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帘。阳光仿佛给板岩瓦洒下晶莹的露珠，给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闪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见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紧倚着天际，继而是辽阔的高原，在太阳下赤裸裸地经受着炙烤。如同法国的其他高原，这儿有农庄、村落、小寨，可没有平板瓦，没有板岩瓦，根本不见屋顶的影子，惟有高低不一的断壁残垣，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遮蔽不了任何东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叹息道，“尽管认为都知道了，这有何用。” 他们一时呆立着一动不动，接着开始顺着阳光猛烈地抽打着的沙砾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来，人们谈论广岛，列举数字，交换意义可怖的话语，可心底却激不起一丝涟漪，但突然间，只需这匆匆的一瞥，恐惧便悠然而至，他们的心便开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刹住了车子：“出了什么事？” 一只军号在紧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飘忽的薄雾。亨利停下车子，发现脚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儿军用卡车、运输用履带装甲车、汽车和推车。 “是庆祝会！”他说，“我没有留心，可我听旅店的人说什么地方有个庆祝会。” “是个军队庆祝会！我们可怎么办？”迪布勒伊问道。 “头顶着太阳，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进退两难是不是？”安娜急得直问。 “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气沮丧地答道。 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被烧毁的村庄左侧，有一个土坛，竖着一个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摆满了红色的花束。一些塞内加尔士兵迈着正步向前行进，头上的小圆帽闪闪发亮。军乐声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静。 “看样子要结束了，我们运气还算好。”亨利说。 “向右骑。”迪布勒伊说。 士兵们冲锋似的上了军用卡车，人群四下散开。男女老少全都穿着黑衣，被那漂亮的丧服闷得几乎要窒息。他们乘汽车，坐推车、自行车、轻骑或徒步，来自周围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万人。此时，他们正挤撞着向枯树和烧焦的断壁涌去，争夺那仅有的一点点阴凉。他们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沟里，半倚着汽车，纷纷拿出圆形大面包和红葡萄酒。死者已经安排妥当，被填饱了悼词、鲜花和军乐，活人们便大吃起来。 “我捉摸着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安娜说。 上午这段艰苦的行程之后，他们渴望在阴凉处躺一躺，喝点冰凉饮料。他们顺着公路，伤心地推着车子走去，路上挤满了寡妇和孤儿。下山向谷地开去的大卡车卷起漫天的白色尘土。“到哪儿找阴凉去？哪儿？”安娜直问。 “那边有些桌子摆在阴凉处。”迪布勒伊说，边指着紧靠着一座木屋摆开的几张长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几个妇女轮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给各位。 “是在聚餐还是个饭店？”安娜问道。 “咱们去瞧瞧。老是煮鸡蛋，我宁愿吃点别的东西。”迪布勒伊说。 原来是个饭店，人们差不多挤坐在一起，以腾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对面，迪布勒伊身旁是一位妇女，她戴着沉甸甸的黑面纱，两只患麦粒肿的眼睛红红的。一勺白花花的东西倒进他的盘子，紧接着一个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块血乎乎的肉。面包篮和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只管吃着，那副尴尬的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儿时参加的葬礼上村民们的样子，只是眼下服丧的是数以百计的孤儿寡妇和亲朋好友。阳光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侧的老人递给他一瓶红葡萄酒。“给她倒一点儿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红红的女人说道，“她是那位在圣德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撇下的媳妇。” 一位女的隔着桌子问道：“那位被他们倒悬着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两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给寡妇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衬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转过身子，问道：“是那位空降下来的大兵烧了瓦西厄？” “对，他们来了四百号人，您可以想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们才有进大公墓的权利。” “那是整个勒维尔高地区的公墓。”亨利对面的那位女人自豪地说，“您是大热纳的叔叔吧？”她问道，“就是跟他儿子费弗里那一起在山洞里找到的那位？” “对，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边，话匣子全打开了，人们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回忆起那恐怖的往事：在圣洛希，德国人把男女村民关进教堂，烧起一把大火，后来才允许女人出来，其中有两个就没有逃出来。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说，“我……” 她刚走了几步，整个身子便往木屋的墙壁倒了过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紧跟着他。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涔着汗珠。“心里不舒服，”她用手绢捂着嘴打了个嗝，含糊不清地说。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过去了，是红葡萄酒的缘故。” “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太阳晒，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说。他是在帮她寻找借口，可心里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匹佩尔什马。 “您得到阴凉处躺下来歇一歇。”亨利说，“咱们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您可以躺个三五分钟吗？”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对不起。” 昏厥、哭泣、呕吐，女人们生就有这份能耐。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面对死去的人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们又跨上了自行车。整个空气在燃烧，仿佛村庄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个草垛、每丛灌木边都躺满了人，男的把礼服扔在一边，女的挽起了袖口，敞开了紧身上衣。耳边传来了歌声、笑声和逗弄的欢叫声。不喝酒，不笑闹，不逗乐，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既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必须生活。 他们骑了约摸五公里，发现了一截半枯的树干，有那么一丁点儿树阴。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铺上了雨衣，侧弓着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从背包里掏出纸张，那纸张一股子淤泥味儿，看似被泪水打湿过一般。亨利坐在他们身旁，头倚着树身，他睡也睡不着，事情也干不起来。突然，他感到一心想着学习是多么愚蠢。法国的政党，顿河流域的经济，伊朗的石油，苏联当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正在展开的新的纪元在书中并没有被预见倒。面对原子能，这扎实的政治文化学又有什么分量？革命解放联合会、《希望报》、行动，多么苍白的玩笑！所谓善良的人们尽可放心发动罢工；学者和技术人员却在制造炸弹、反炸弹、超炸弹，手中掌握着前途命运的是他们。一个欢乐的前程！亨利合上双眼。瓦西厄，广岛，一年来情况有了发展。这将导致下场战争。那下一个战后又是怎么样呢？无疑比眼下还要更加严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战后。除非战败者以炸毁整个地球为乐。这很可能发生。假设地球没有被炸成碎片，还继续绕着自己旋转，但已冰冷一片，阒无人迹：设想这种结局并不更令人好受。死亡这个意念从未让亨利痛苦过。可突然，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惊肉跳：人类从此灭绝！面对这无声无息的永恒世界，爬格子、开大会又有什么意义？还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灭顶之灾或个人的末日的到来吧。一切都是虚无。 他睁开眼睛。地上酷热难当，天上阳光闪耀。安娜在睡觉，迪布勒伊在写着写作有理的字样。两个戴孝的乡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赶去，手里抱着红红的玫瑰，鞋子上沾满白色的尘土。亨利定睛目送着她们。莫非是圣洛希的女人为她们亡夫的死骨献花？有可能。她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寡妇。也可能有人在戳她们的脊梁骨骂？她们在心底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她们是否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忘却了一小部分，甚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一年的时间，既短暂又很漫长。死去的战友已经被忘却了，那8月的时光所预示的前程已经被忘却了：幸好如此。固执地陷入过去，这有害无益，可一旦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否认了过去，心里也并不那么自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创造了这种两全之计：纪念。流血的过去与掺合着辛酸的泪水的红葡萄酒的今天。这个两全之计使多少人心头获得安宁。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显得丑恶。假设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深深地爱着她的夫君，那么，这军乐、悼词对她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亨利双眼定定地看着橙红色的山峦。眼前映现出那位妇女，她站在衣橱的镜前整理着黑面纱，军乐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着：“我不能去，我不愿去！”旁人把红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恳求她以全村寨的名义，以法兰西的名义，以所有死难者的名义去参加纪念会。外面，纪念会正在召开。她掀去面纱。后来呢？视线一片模糊。“哎哟，”亨利在心底对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作。”可是，他全身纹丝不动，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无论如何需要确定这位妇女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亨利在波尔之前回到巴黎，他在报社对面租了个房间。由于时值酷夏，整个《希望报》低速运转，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写就是几小时。“写剧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语道。美酒、鲜花、热情、鲜血，那个充斥着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写成了一部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对，废墟向来就存在，放弃写作的理由也总是不对，可是，一旦写作的欲望在您心头重又升腾而起，这些理由便显得无足轻重。 波尔没有吵闹，默默接受了亨利关于从此在红色公寓和旅馆分居的念头。可当他在外面单独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发现波尔的眼睛一圈黑晕，颜色那么深，以致他不禁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分居。尽管如此，他时不时还是到他那个房间里住上一宿，这使他感到多少有了点自由。“不应该过分要求，”他常对自己这样说。知足者常乐，生活中不乏小小的乐趣。 不过，《希望报》的处境岌岌可危。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他发现金柜空了，这时，他心里可真的焦灼不安了。吕克对他大加讽刺。他责备亨利在钱的问题上完全是一副小店主的思想。这也许是实情。不管怎么说，早已有言在先，财经问题由吕克全权负责，这一权利亨利当初也是主动给他的。果然，到了星期六，吕克就弄到了钱，给报社人员发了工资。“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费用。”吕克解释说。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发生恐慌。《希望报》的订数没有上升，可却神奇地维持了下来。另外，革命解放联合会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群众组织，可在外省赢得了地盘。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共产党方面不再对它进行攻击，持久团结的希望重又闪现。领导委员会在11月份一致决定支持多列士，反对戴高乐。“一旦感到与朋友、盟友和自身团结一致，生活就轻松多了。”亨利一边思忖，一边与萨玛泽尔随便交谈。萨玛泽尔是来给他送一篇有关危机的文章的。轮转印刷机轰轰作响，外面，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樊尚不知在什么地方唱歌，声音失真但却欢快。说到底，连萨玛泽尔也有他好的一面。大家估计他那部关于游击队的书会大获成功，《警觉》杂志正在发表其中的一些章节，他对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功高兴得到了幼稚的地步，那副热忱的姿态也因此而显得诚实可信了。 “我冒昧给您提一个问题。”萨玛泽尔说道，继而咧嘴一笑：“有人说从来就没有冒昧的提问，只有冒失的答复。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纳闷，”他继续说，“《希望报》订数这么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没有秘密资金。”亨利开心地说，“原因嘛，就是我们的广告比过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广告，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我想我对你们广告收入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萨玛泽尔说，“呃，据我计算，你们很明显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是负了相当一大笔债。” “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从7月份以来这笔债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误。”亨利以轻松的口吻说道。 “只得这么想了。”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好像并不十分信服。等客人离去，亨利又独自一人呆着时，对自己感到恼火。他完全可以列举准确的数字。“惊奇”，当吕克从空空的金柜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资的钱时，涌到他嘴边的正是这个词。“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一部分费用。”亨利竟满足了这种解释，太轻率了。什么合同？提前多少时间支取？吕克说的是否是实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萨玛泽尔手中确实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可他善于计算。吕克到底是怎么应付的？谁知道他就不会以个人名义偷着借款？他从未搞过不清不白的交易，可总得了解清楚这钱到底从何而来。当办公室的人全都离开之后，亨利在清晨两时许走进编辑室。吕克正在算账。他往往很迟才走，一直等到亨利离开报社，然后再清理账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们一起看看账目。”亨利说，“我还是想弄清有关我们财经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账呢。”吕克说。 “我可以等一等。我这就等着。”亨利边说边往桌沿上坐。 吕克上身只穿件衬衫，下着背带西裤，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阵：黄颜色的背带。吕克抬起脑袋：“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掺和这些钱的事情？”他说道，“请信任我吧。” “让我看看账本，这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却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问道。 “你什么都看不明白的。会计学，那是个新天地。” “过去有几次你给我解释，我不是明白了嘛。这总不是什么妖术吧。” “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 “这并不叫浪费时间。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应付困境的，心里不踏实。喂，就给我看看这些账本吧。你为什么不肯呢？” 吕克挪了挪桌子下的双腿。一只大皮垫子支撑着他那痛苦的双脚。他恼怒地说： “账目上并不是什么都记。” “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西裤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1941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大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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