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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任何东西都破坏不了这座莫斯科近郊小城的安宁。因为它位于蜿蜒的小河河谷湿润的绿地之中，而这条小河又处于不高的山丘之间。 在一条条尘土飞扬、被阳光照得热乎乎的街道上，从清晨就不时地响起学生们的脚步声，因为到学年结束总共就剩下几天了。妇女们推着摇篮车躲在银树和栗树的树荫中，老太太们背着包，甚至是大网兜，在从副食店回家的路上不时地停下来，匆忙地问一些每日必问的问题：集体如何啊？发没发退休金哪？看没看《圣·巴尔巴拉》最后一期杂志，等等。垂头丧气的、喝醉的男人也不比学生少，忧伤地在垃圾旁寻找空瓶子。不论是学生，年轻的妈妈，还是愚蠢的老太太，都不能引起手戴刻花戒指的老人的兴趣。他在那里，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的地方已经等四天了。 为了等待从北方回来的宾馆管理员，这位有钱的石油阔佬开了一个便宜的单人房间，客人出示了独特的证件——新的士兵证，为此，女管理员才终生爱上了这个富佬。新兵几乎没到街上去，不喝酒闹事，不大声唱歌，也不领女孩子到房间去，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确实，曾经给他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有一次注意到他有一部奇怪的电话。这部电话放在桌子上，是黑色的，带有无线，灰色的信号盘上面有数字按钮，没有普通电话通常有的电话线。 当老人看到女服务员那疑惑不解的目光时，严肃而简短地解释道：“这是移动电话，是通过宇宙间的卫星进行联系的。”他随便地用手指指了一下爆出裂纹的天棚，显然是指那若隐若现的星空。 这台移动电话成了惟一把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和外面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整天他都叫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密码，和那位神秘的用户用完全特殊的语言交谈，这对于愚蠢的服务员来说，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人是怎么了？没把工厂的那个人打中吗？什么时候？ 谁将接替克列斯特监督皮捷尔？是那个朱戈基的加里克吗？‘倒霉蛋’？这是一个天然的‘桔子’，我了解他，他在摩尔曼斯克？整整三年绞尽了脑汁，然后……从那里……得到钱，他从盖达尔·巴金斯基和谢玛以及菲奥列托夫那里买的‘赦免令’，那些人只能把‘面包干’连成一排。加里克以为，假如有魔法，那一切就都有了，不，我是不会做好事的。这偷来的油是不会跑到小偷身上的。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普希金，人们把一切重担加给他。什么？ 如果聚集全力？至于苏霍伊，那就……什么？两月之后？那又怎样呢？因此要忍耐吗？这可是个无止境的事。没有秩序，整个城市都有耳闻……这意味着什么？“时代改变了”？时代永远是老家伙的，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当时到处是腐烂垃圾，而现在到处是冻伤者……而你打算和谁工作呢，和街头小贩吗？为什么要两个月时间？而不能提前些呢？况且，在这段时间我需要在哈万公墓附近开一个小饭馆，这是真的！我躺在谷底，坐在芦苇荡里，吹着黑管！……“ 科通躲藏起来了。他藏在莫斯科郊区，他感觉自己处在相对安全之中。怎么说呢，虽然就剩他盗贼一个人，即使周围实际上没有亲近的人们，没有忠诚的手下，他也清楚地知道：苏哈列夫正在整个莫斯科搜捕他，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人，苏哈列夫对他决不会留情。 那依琴柯知道已故的弟媳住宅被烧，而且她也死了，知道他始终没机会看见的、他喜爱的小侄女被绑架走了，苏哈列夫需要娜塔莎作为诱饵，诱饵也许落空了。 但是，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咬紧牙关，决不暴露他现在隐藏的地点。他给所有能打电话的人都打了电话：从前在一起干活的人，绝对权威信赖的人，盗贼们。不过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其他城市，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那次在餐厅发生的公开枪杀之后，有犯罪传统的无业游民们安静下来了，显然，他们已潜在地意识到，他们为非作歹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接替他们的是那些有着钢铁般的心理和强有力手腕的人。他们为人冷酷无情、做事谨慎、无怨无悔，他们不讲任何原则，除了一点之外，那就是把所有能手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 和这种人斗，大概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几次，科通拿起电话，想给检察官打电话：毫无疑问，只有这个人才能真正地帮助他，但是在最后一刻，这个黑帮头目把话筒放到了一边，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犹豫不决。原因数不胜数，但主要是：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是惟一的权力代表，也曾经把他出卖给更坏的坏蛋，尽管他曾经信任过这位检察官。 检察官一生中都在利用人，也利用过他这个黑帮头目，把他放在监控“俄罗斯性亢进剂”这种药的生产的位置上。也利用过他那个手下，过去“办事处”的军官，后来他把那手下藏到了“红色地带”的监狱里。 还利用过许多许多人…… 是的，阿列克赛很清楚地记得，在华沙拉多姆斯基公路上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说：“你是一个从罪犯世界来看待问题的人，而我则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的，我们的利益是相符的，但这只是暂时的。” 谁能保证检察官现在的利益和苏霍伊的利益是不相符的呢？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上层官僚有理由把不久前同盟者的情况报告上级，要知道，实际上他有着无限的能力，并且需要越多，压力越大：对检察机关，对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同样对那个“办事处”……最主要是娜塔莎，因为老盗贼坚信，是检察官亲手绑架了她。 有几次盗贼甚至拨了电话号码的前几位数字，但最后突然改变了决定——用情报部门的专门手段来追踪移动电话持有者，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当然可以和邮政总局接通电话，但是，谁又能担保他的电话不被窃听呢？ 于是，科通又一次把电话放下，揉揉他那干枯的、由于尼古丁而发黄的手指，又点燃了一支‘白玛娜丽’香烟，于是，他就被蓝烟所笼罩。 是的，世界上发生了某种不明不白的事情，在俄罗斯正上演着某种奇怪的、可怕的、近乎真实的怪异的剧目。在莫斯科，窃贼越来越经常想起所发生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刑事案件和高层政策在俄罗斯是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要想弄明白谁主谁次，简直是不可能的。持续发生的还是那一类政治刑事案件，其中的角色也早已注明，就像电影剧本已提前写好了前几幕一样。对于他，一个上了年纪，受人尊敬的老人已被明显地定为三流角色。因为对他来说，任何监狱，任何地带，任何看守所都是他的归宿，他早该退休了。 老窃贼站了起来，下了决心，熄灭了香烟。 是啊，有时甚至木偶也能根本改变戏剧的过程。 人们要求他离开舞台。观众鼓掌，配音人从幕后发出长长的嘘声，导演从侧幕走出来做出一副奇妙的表情。 好，他同意了。 但他将按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最后一幕中重新出现。 这些位于城郊的合作社，和莫斯科在切尔塔诺瓦或者在梅特维特科瓦的车库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规模不大的长长的混凝土制成的围墙，墙上到处是用航空汽溶胶那种颜料涂满的各种粗野的骂人话，以及一些简明的通告：“萨沙·卢卡舍夫是只山羊”，“列娜是同性恋女人”，而“斯巴达克是冠军”！四周是与外界隔绝的死一般的混凝土世界，到处是生锈的完全破烂的汽车车厢、打碎的电池碎片、被周围的坏孩子打掉的去年的黄色树叶…… 个子不高的老人手指上带着刻花宝石戒指，不时地挥动着他那运动员背包，沿着一排排金属大门走着，沉思着，边走边看着自己的脚下。 凄凉的一排排车库的尽头是条死胡同。最近的那个129号大门生了绣，淌着水，被破碎的水泥块压断的树干上的刻痕也模糊不清了。从所有的情况看，这些车库从去年就没有打开。 老人停了下来，把包放在地上，当抽了一支“白玛丽娜‘香烟后，环顾了一下四周，人迹皆无。 自古以来，锁就是小偷和君子之间的少数障碍之一，不过这是可以解决的，真的，这不过是一种潜在的障碍。君子的地位越高，他们的锁就越好，锁越完善，做锁人的技巧就越高超。 他站在129号车库的大门旁，门锁已经生锈，但他对锁从未产生过怨恨，相反只有敬意。一九八四年他曾潜入那个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的住宅里，那门锁是多么的复杂啊，不也被他制服了吗。锁是个谜，是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是个难清的谜语，是个真正的谜，这个谜需要去猜测，需要平等的交谈。谈话应当是深思熟虑的，是要有耐心的和宽容的。锁不是敌人，而是狡猾的、聪明的交谈者，它就像一个有经验的侦察员，试图把别人早些时候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混淆起来，抓住他话中的矛盾，予以篡改。 对于一个被认为七十年代苏联首都最高手的住宅盗贼来说，打开银行货仓大门的锁不过举手之劳。这算不上是一个能引起尊敬的有经验的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社会党手下的一名愚蠢的中士。对于他们来说，就像“田间的农夫把蛙赶走的事”一样轻而易举。 简短地说，几秒钟之后，锁的交谈者也已经束手无策地在绞索里来回摆动，而纹身的那人慢慢地打开金属门，汽油味、颜料味、加工油的气味和灰尘扑鼻而来。那依琴柯再一次环视了一下四周，把车库大门推上了一半。四百七十台“莫斯科人”忧伤的车脸注视着窃贼：盖子上掉了皮的油漆，圆圆的落地灯，破损的散热器格子，弯曲的保险杠……真奇怪，这些古董式的汽车至今仍在俄罗斯大地上奔驰。 科通很快并且敏锐地环顾了一下车库的内部。在自制的架子上摆放着许多大罐、小罐、沾油的塑料电容，还有装化学制品的瓶子。汽车旁有一个大金属油桶正冒着黑气。阿列克赛打开它以后，便很准确地判断出：那是汽油，在汽车后面还藏有五个这样的油桶。显然，车库主人善于储存。 老盗贼稍稍打开一点大门，就向合作社的出口走去，因为半小时之前，在到这里来的路上，他发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喝醉了的流浪汉，他正在那里的污水坑中找空瓶子，根据他的外表判断：他们是同龄人，身材也一般高。 他们谈话时间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为了一瓶“伏特加” 酒，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从布里瓦尔来的安德留哈，他很愿意帮助这位对汽车情有独钟的老人。 “我只是需要再拧一拧螺丝帽。”老人边说边傲慢地盯着那流浪汉的脸，“我一个人不行，爬不到下面。我来拧，你只要顶住就行了。” “没问题，”从布列瓦尔来的安德留哈贪婪地敞一下牙，想像到他那臭哄哄干巴巴的嘴里正在喝酒，“是的，为了这一小瓶酒，我哪怕为你把整个汽车拆开都行！……喂，我的亲爹，把我带到车库去吧，我那儿的烟囱从早晨起就冒烟……” 科通把流浪汉带到车库，让他走在前面，小心地从地上拾起一把沉重的煤气钥匙，而那位喜欢白喝酒的流浪汉正忙于研究粘在瓶子上的商标，没能看见。此刻，老人的动作已变得敏捷、轻快，算计着每一步，像猞猁的动作一样。 “砰”一声，那位脏兮兮的流浪汉的头上流出了血，呻吟了一声，就倒在了车库那沾满油污的地上。 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 那依琴柯先掏了一下死者的衣兜，当然，布里瓦尔的这个拾破烂的安德留哈兜里没有任何证件。然后，他拿出了自己的证件、移动电话、几个旧的信用卡，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机器盖上，把尸体上的棉衣脱下来，把他自己的衣服穿在死者身上，这件衣服不很显眼但却相当昂贵。他又把护照、移动电话和信用卡都放进死者的两个兜里。然后从运动包里拿出了另一套衣服，黑色的变色太阳镜，化装用的工具和一个不大的镜子。 二十分钟过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贴上的胡子、假发和大的变色镜把他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 老盗贼打开油桶，把汽油倒在那个没有知觉的身体上，随后，关闭的车库里飘来了浓烈的甜甜的气味。接着他又从运动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破衣服，把它点看后就放在一洼汽油旁，布悄悄地燃着了。 五分钟之后，科通一边不时地正一正架在鼻梁上的变色镜，一边迈着有力的步伐，沿着长长的混凝土围墙走去，还不时地摇着空书包。当他走到铁路道口时，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整个城郊的寂静，那依琴柯回过头来一看，发现车库上方冒起了黑红色的巨大的一片蘑菇云，那是车库里的汽油桶爆炸了。这个蘑菇云就像原子弹爆炸时那样，漫漫地、无法阻止地扩散开来，并且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从这里到遥远的铁路路堤都散发着热气。到处听得见焦急的喊声，某些人，准确地说，是这些车库的主人，正快步跑向大门。 老盗贼叉开两腿站在那里，把脸转向可怕的火球那面。现在的火玫瑰好像在整个天空上盛开。极大的火光反射在老盗贼的变色镜上，他吸着“白玛丽娜”烟，小声地嘟囔道：“你想让我消失？好，就算我已不存在了，但在最后的交涉中我还会出现并且接着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烧焦的人的骨架放在发光的镀锌桌子上的一排排装有液体的槽里。在那不大的地方，在亮着发光的几个灯的低低的天棚下，散发着福尔马林和正在腐烂的尸体的气味。 是的，在这里，在城市的太平间里，充满着死亡的气氛，并且到处都是这种气氛。在这个死神部门，以其极为神圣的目的闯入这个部门、研究死亡原因的科学称为死亡学。它不仅仅研究死亡原因，而且研究生理机制和特征。死神不喜欢某人横死，夺走他的供物。于是，他就出现在这里，往侦察员和鉴定人手里放上看不见的线索，几乎是感觉不到的线索，但这却是现实。侦察员们如果不确定出凶手，那么也得弄清楚被害者生前是什么人。 话又说回来，也有这种情况，做好这件事，即确定出死者是准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现在这样。这个烧焦的人是今天早上从爆炸的车库运来的。整个人就剩下六公斤半有机组织。解剖这个尸体也好，不解剖也好，反正什么也弄不清楚了。 既没有手指，没有脸，没有牙齿，也没有内部组织，简单地说，没有任何视为同一的特点。 解剖学家把发光的圆据放到一边，把脸转向那位结实的男人，看那表情就知道他是警察。 “少校同志，这里有一个非常难于处理的情况，我们很难确定出死者是谁。” “死者身上找到一些个人用品和证件吗？”那人问道，却尽量不去看那躺在他前面的发臭的六公斤半的有机物。 “那里哪有什么东西啊！哪有什么证件啊！”太平间的看门人绝望地摆了摆手，“去他妈的，就剩下骨头了，其余东西可能都烧化了！……尽管……” 他走到写字台前，拉出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的防水包。 “这就是全部。” 在包里放着烧焦的证件。很奇怪，护照的皮，尽管从上面已烧焦了，但还保存了几页快碎了的纸，上面有印章的痕迹和号码，在那里有被火烤得几乎看不清的塑料盒，大概曾经是个移动电话和几块什么样的塑料，在一块塑料的上面仔细看可以辨认出：ER……AN……EXPR…… “我把这个拿走。”少校伸出了手。 “这是您的权力。” 解剖学家冷淡地说。 “另外，这个尸体我将按着法律的规定把它放到冰柜中，放三个月！” 快到晚上的时候，死者的身份被确定了：信用卡户“AMER．ICAN SXPRESS”移动电话，而主要的是号码和型号，这些奇迹般地在烧焦的护照上保存下来的号码和型号证明：在车库里烧死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即在刑事犯世界最有名的、在法律上叫科通的大窃贼。 他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城市中，在车库里又做了什么？死亡是横死呢，还是偶然死亡呢？这些问题无法确定。但不管怎么说，在别特洛夫卡三十八号，当人们知道了在莫斯科受人尊敬的大窃贼神秘死亡之后，人们叹息着，但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轻松。 币警察局接手了这个刑事案件，不过，毫无疑问，它立刻就落到了悬案之列。因为类似这样的死亡几乎永远都不会破案。 一天后，检察官也知道了科通死亡的消息。大概只有这个人，才是惟一怀疑这位刑事罪犯是否真正死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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