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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弗罗因德医生在市立医院工作多年的尊敬，斯考特·凡·克里夫、默特主席和豪斯金斯律师事先曾达成协议，破例提前让所罗门·弗罗因德来听证会为被告作证，以便他能顺利地退休后离开纽约。 弗罗因德已完全秃顶，发光的粉红色脑瓜上只剩下一圈白发。他两颊凹陷，胡子却刮得很干净。他整个脸瘦骨嶙峋，就像X光片里照出来的一样，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穿一身黑色西服，马甲上挂着一条金链，链下吊着一把美国大学高材生联谊会赠给他的钥匙。这个奖励还是他五十多年前得的。 弗罗因德作为证人发过誓后，默特主席朝斯考特·凡·克里夫一点头，示意让他开始。 “你的名字，先生？” “所罗门·弗罗因德，”老人答道。 “职业？” “医生。” “先生，从你接受训练到行医已经有多少年了？” “五十二年。” “弗罗因德先生，你对大城市医院的操作程序和实践熟悉吗？尤其是市立医院？” “我在纽约的大医院里做过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和正式医生。在市立医院干了三十四年。” “你对急诊科的情况熟悉吗，先生？” “应该熟悉。直到几个礼拜我退休前，凡遇到特别疑难的病症，需要神经外科大夫磋商时，他们就叫我去。” 斯考特转身对行政官卡希尔说：“我们现在已确定弗罗因德医生是一位专家证人，是否可以让他自由发表意见？” 卡希尔点头表示同意。 斯考特接着说：“弗罗因德医生，几天前我给了你一份病历复本，病人叫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你是否抽出时间熟读了病历？” “我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病历，”弗罗因德答道。 “你觉得这份急诊病历是不是写得很得体？” “不仅得体，还十分详尽，”老人说。 “根据你说的，医生，另外考虑到病人的症状、迹象、化验报告等等，如果那天晚上是你给施托伊弗桑特小姐治病，你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吗？” “不会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症状得出不同的诊断。发烧、恶心、呕吐、腹泻，我们谁都有过这些症状，但一旦吃在肚子里的不好的食物吐出来后，那些症状就自行消失了。” “面对这些症状你会怎么办？” “继续观察，注意有无明显的变化。只能如此而已。” “症状严重吗？” “哦，不严重，”弗罗因德答道。 “表明有严重的内出血吗？” “虽然内出血也会有这些症状，但我认为那样的话症状将更加明显。而且化验报告结果也会令人吃惊，”弗罗因德说。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实际上是有严重的内出血，但病人的症状和化验报告却没反应出来，你怎么解释这一事实呢？”斯考特问。 “正如委员会中我这些优秀的同行们所知道的，许多因素可以遮掩症状和迹象，比如脱水。另一种可能是病人服用药物，致使症状不明显。”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从椅子上跳起来：“屁话，克莱伦斯！”接着他控制住自己，却仍怒气冲冲地说：“主席先生，难道你允许这个证人做我们已阻止凡·克里夫所做的事吗？我绝不容忍这种对我女儿名誉进行攻击的行径。我要求你把这一点对凡·克里夫和这个证人讲清楚！” 施托伊弗桑特前一次发作时弗罗因德不在场，于是他转过头对他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你就是吧……我没有攻击你女儿，我也没这个意图。” “你指责她吸毒！”施托伊弗桑特吼道。 “我亲爱的朋友，”弗罗因德答道，“难道你在深更半夜从没因肚子疼，恶心或心口烧的晃起来过？然后吃了点药又接着去睡？” “当然有过。可你说服用药品！”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非法药物。不过我指的是一般的药品，人人家的药柜里都有的那种。有些可使人兴奋，有些没这种功效，但它们都是药。最简单的药也能起到我所说的作用，比如一些通用的碱性药品，我们在患严重腹泻和脱水时，常服用它们补充胃里失去的正常电解液。”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在不舒服时，在她前往急诊科之前，很可能服用了这类药，而且不止一次。她要是真吃了，那些药物很可能会影响化验结果。” 施托伊弗桑特慢慢坐了回去，但仍怒容满面，随时准备保护他女儿及他自己的名声。 弗罗因德又把头转向委员会。 “对于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焦虑，我能理解。在我的工作中，我曾遇到过许多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因吸毒而落下了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但我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和法律上的问答形式，它只归结为一点，只有一两句话。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看，福莱斯特医生的治疗处理及时、正确、无可挑剔。如果她采取的措施是别的样子，恐怕就犯了鲁莽行事的错误了。” 弗罗因德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到他挂在身上的金钥匙，一边抚弄一边继续说：“我建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问一下自己，如果在场的是你们，症状同福莱斯特医生发现的一样，你们会怎么做？我想你们的处理方式不会与福莱斯特医生的有出入。因此赶紧结束这场听证会，让这个女人回去工作，她为她的职业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非常热爱。” 为了让弗罗因德的话产生最大的效果，斯考特·凡·克里夫故意等待了半晌才说：“我没有问题了。” 默特看了一眼豪斯金斯，后者示意他希望接着盘问。他的开场白可谓欲擒故纵：“弗罗因德大夫，为了尊重你尽情享受退休的意愿，我只问不多的几个问题。” 弗罗因德医生微微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豪斯金斯踱到弗罗因德和斯考特坐着的桌子之间，肥大的身躯挡住了凯特，使她的视线无法看到老医生。 “大夫，我能否问一下，你和被告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 “被告？你指的是福莱斯特医生吗？我和她没有个人交往。她当住院医生各室各科上班时，曾把两例病人，大概是三例病人转给过我。所以我和她进行过几次会诊。”弗罗因德忽然又像醒悟了什么似地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以为我到这来是为了给一位朋友求情？或者我有意要袒护她？不，亲爱的朋友，你完全搞错了。这里面丝毫没有个人交情的因素。我只是不忍看到年轻人的前程被毫无根据的指责毁掉。一个十九岁的少女死了是很可惜的。但死了病人并非意味着一定是医生的责任。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岂不都成罪人了。在座的医生是都明白这一点的。” 他说得越来越激动，瘦削凹陷的两腮泛上了一层红晕。 “先生，你还想知道什么？”弗罗因德问。 豪斯金斯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问：“大夫，你离开急诊科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弗罗因德说，“你想知道确切的数字？” “是的。” “大概是——大约四十九年前离开的。大致是这样——”弗罗因德答道。 “你最后一次在急诊科或其他部门直接给病人记录病历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了，”弗罗因德说。 “许多年没直接写记录了？” “许多年了，”医生承认说。 “多少年？” 弗罗因德对主席说：“先生，如果你是负责听证会的，请告诉他他问的问题很愚蠢，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的时间以及这些著名医生们的时间。过去三十一年中，一份病历一送到我的办公室，就说明那个病人已被好几个医生、神经科大夫，也许精神病医生看过和检查过了。所以病人来的时候病历很完整，就像‘大英百科全书’那么厚。还有数不清的化验单、脑电图记录、CT扫描等。它想知道的要是这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 豪斯金斯毫不气馁，一直等老大夫抱怨完才又问：“根据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大夫，能否这样假设，那天晚上在急诊科发生的事，你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了？” “当然，如果是假设的话！”老医生显然有些气恼。 “所以你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的见解既不是基于你对福莱斯特医生的医学能力之上，亦不是具体情况的本身，因为你已多年没在急诊科干过了，”豪斯金斯说。 “我的见解是根据病历上所写的，是医生所发现的症状。还有化验结果以及采取的治疗方式。” “你完全相信那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这份病历写得很规范，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弗罗因德说。 “你在病历里没有发现任何怀疑福莱斯特医生的结论和行动的理由？” 弗罗因德回忆了一下病历中的内容，答道：“没有，先生，我没有理由对她的能力和行动提出质疑。” 豪斯金斯笑吟吟地说：“大夫，做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和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你是不是认为有时进行诊断时，一些不存在的因素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医学上的一种假设。一些未发现的状况、反应和症候有时比能观察到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先生，你能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吗？”弗罗因德反驳道。 “让我给你看看病人病历上划圈儿的标记，”豪斯金斯说着把一份病历递给医生。 弗罗因德的目光朝红笔划圈儿的部分扫了一眼。“啊，是的。怀孕化验。这怎么了？” “上面是怎么说的？” “福莱斯特医生用导管取了一些尿液。然后进行了立即就能见效的怀孕化验。” “下面呢？” “结果是阴性，”弗罗因德说。“这儿写得很清楚。” “你看了验尸官的报告吗？” “看了。宫外孕破裂。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弗罗因德答道。 “因此我再问你一遍，大夫，你完全相信这份病历吗？” “相信！”弗罗因德重复着。“它准确无误地记录了发生的情况、医生的发现和采取的措施，病历本来就该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夫，我们是不是得强迫地问一下自己，按照福莱斯特医生亲笔在病历上记载的，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使化验结果出现了错误？” “病历上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她做错了什么！”弗罗因德抗议说。 “当然没有，”豪斯金斯说，变得更加笑容可掬。“病历是她写的，但验尸官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是不是？” “别立刻就把差错推到医生身上，”弗罗因德不满地说。“这年头实在让人看不惯，都是医生的错，都是医生的责任。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化验本身出了差错？任何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显而易见，老人已变得颇不耐烦，一方面是因为听证会的形式，一方面是觉得应付起诉律师的问题时不能得心应手。 “只剩下几个问题了，大夫。根据病历，从你的经验出发，你认为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和迹象是不是与宫外孕的一致？” “和其他五十种疾病也一致！”弗罗因德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症状、迹象、化验报告是否和宫外孕的一致？”豪斯金斯追问道。 “是的，”弗罗因德承认。“是一致，但正像我说的——” 默特先生插话说：“大夫，我们回答时不要节外生枝。”他示意豪斯金斯继续问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大夫。假如福莱斯特医生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她或者别的医生是不是可以保住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弗罗因德答道。 “你是不是至少承认，如果病人的情况能提早几个小时确诊并送去做手术，她就能得救？” “这个我回答不了，”弗罗因德说。 “你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吗？” 弗罗因德气急败坏地大声说：“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谁也做不到！我只知道凯特·福莱斯特的行为不愧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聪明的医生所为，这是我们惟一希望在这里考虑的问题！” 豪斯金斯觉得他对弗罗因德证词的各个方面都已进行了回击，使它们无法对凯特有利，便颇为得意地说：“谢谢，大夫，问题完了。” “噢，完了吗？”愤怒的老医生悻悻地说。“我可觉得还没完呐。” 豪斯金斯想打断他。“医生，你的作证结束了。” 弗罗因德从椅子里站起来，盯住委员会中两个医生的眼睛。“我们必须对年轻医生备加爱护。” 豪斯金斯力图阻止他。“默特先生！默特先生，请制止他！” 弗罗因德朝豪斯金斯转过头。“你！”他愤懑地用手指着他。“你是个律师！对我要说的话一无所知！所以靠一边听着去，这是个关系到医生们的问题！” 他又看向沃德和特拉斯科特医生。 “同行们，最近几年，我作为我们医学院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在审阅我桌子上的申请表时实在是忧心忡忡。近来申请人数下降，下降得令人吃惊。可在过去的两年，人数又有所回升。这虽看起来鼓舞人心，我们却不能受迷惑。因为当我们仔细审阅那些申请表时，发现申请人的质量远不如从前了。最优秀的高材生已不再选择医生做为他们的职业。为什么？因为其他行业吸引力更大。治疗不当的官司越来越多。我们这一行的压力也日渐增大。过去我们常有意锻炼年轻大夫，让他们加班加点，看他们在体力和应付病人的非礼上能有多大的承受力，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最出色的男女青年们已不想再忍受那样的磨难。 “只有那些极有献身精神，具有一种近似宗教责任感的、乐意为人类服务的人才步入医学界。进来又怎样呢？以这个年轻姑娘为例，这个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工作认真的姑娘在法律文件中被叫做什么？被告。她凭什么要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医生她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可现在却被带上被告席，遭到攻击和污蔑。有人还在电视里把她说成凶手。” 他转过身子。“是的，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就是这么称呼她的！” 弗罗因德又转过脸，对他同事接着说：“这种迫害，这种污蔑中伤，这种宗教式的审判必须停止。否则所有才华横溢、事业心强的像福莱斯特医生这样的年轻人就会流失到别的领域。医学界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我劝你们，立刻停止这样的审判！” 他不无轻蔑把目光转向豪斯金斯：“如果现在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的作证完了。” 弗罗因德见没人提出异议，便起身朝外走去，到凯特跟前他说：“亲爱的，我想帮你一把。但我看不惯他们玩弄的这种游戏，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对你有信心，你肯定会有好结果。我会把我的新地址告诉你，到时把这儿的情况告诉我。” 凯特目送着老人朝门口走去。他步履很慢，想将腰板挺直，但一会儿又佝偻下去，凯特心中一颤，感到他即使退休也生命无多了。 弗罗因德离开听证会场后，主席默特问：“女士们，先生们，如果诸位同意，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沃德医生问：“有一点我希望能帮我澄清一下。” “可以，”默特当即同意。“豪斯金斯先生，请帮忙。” “不，”沃德说，“我是要另一位先生替我澄清”——她看了眼笔记——“凡·克里夫先生。” “说吧，大夫，”斯考特说着站起身。 “让弗罗因德医生作证我不太理解。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妇科离他的领域很远，急诊科他也多年不干了。我只好问一下凡·克里夫先生，为什么请他来？” 斯考特脑海里闪过几种答案，但他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最为合适。“原因是，大夫，我们找不到其他医生出面作证。市立医院实行封锁；不鼓励医生来替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 “那么也找不到别的愿意替她作证的医生了吗？” “医生们如今对法律体制怀有敌意和疑心，所以我找不到妇科专业的专家介入此事。而且我觉得要是请拿报酬的雇佣‘专家’，本委员会的医生们对他们的见解未必会信得过。” 凯特依稀觉得特拉斯科特医生理解而同情地点了一下头。但对斯考特的表白，格莱迪斯·沃德医生却没有任何外表上的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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