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某些城市为了避免破产，需要通过想像和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旅游者，此类做法已经使那些过去只是糟糕的城市沦为难忘的恶俗典范。华盛顿特区，过去往往通过强调市里的各类纪念碑和政治色彩来吸引消费者。现在，它觉得似乎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处富有品味和高雅情调的地方，尽管事实上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剧院，只有少量的音乐会，一份二流的报纸①，上面充斥着占星术与插科打诨的笑料（见“恶俗报纸”），而且根本就没有文学生活。它似乎坚信，所有那些大使馆的存在，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令人兴奋的国际风情，而且不希望我们知道，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占踞者们都不过是一些相当乏味的人，他们就是那种你会在各国军队的校级军官里找到的家伙，他们只会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安全可靠的顺从文化，全然不懂什么原创性、智慧或魅力。 ① 指《华盛顿邮报》。 要想明确指出那些在恶俗竞赛中遥遥领先的美国城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参赛者实在太多了，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一定榜上有名，尽管比起其他一些城市，它们还不算太糟。更糟的还有一大把，比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迈阿密市（一个全国闻名的暴力犯罪城市）和坦帕。接下来当然还有新泽西州的坎姆顿，南达科他州的皮埃尔，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加州的育巴城，阿肯色州的松树崖，佐治亚州的奥尔伯尼，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马萨诸塞州的费治堡，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佛罗里达州的兰塔那（《国民探秘者》杂志的故乡），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这些地方当然是糟糕的，不过它们并不装作很有风情，因此在恶俗的阵容中还只是个垫底者，默默无闻，因而也仅仅让人觉得可悲，比如像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地方，那儿侍候你的女服务员嘴里连牙齿都没有了，而且还会有人向你兜售小煤块制成的珠宝首饰。 南卡罗莱纳州看来很少会成为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该州年轻人的SAT考试①分数居全国之末。在学术水准方面，该州与阿肯色州不相上下，其教师的工资水准居全国最低。如果你珍视自己的健康，最好不要光顾怀俄明州的任何城市，因为那儿的手枪，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不受任何管制，再者，也不要迷上德克萨斯州的奥德萨，那儿的医疗机构屈指可数，且设备都是老掉了牙的，要是你真的在那儿病倒了，只能指望步行去医院了，因为那个地方甚至没有公共交通设施，尽管它的人口有十多万。同样，如果你身处或临近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或伊利诺斯州的布鲁明顿，或北卡罗莱那州的约翰逊维尔，以及其他二十八处可能被提到的地方，你别指望可以吃到任何美味的食品。根据《汽车旅行指南》的记载，在那些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没有任何像样的餐馆。很难想像，任何一个文明人会去新教信徒的心脏地区盐湖城②做些什么。不过，假如你发现自己真的已身在那儿了，千万忍着别找酒喝，除非你已经准备好了去锻炼自己的机警、诡诈和戒备心③。 ① 高中毕业生学习能力考试，是美国大学录取标准的主要参考。 ② 美国犹他州首府。 ③ 根据盐湖城法律，餐馆里不卖烈酒。 正如电影《罗杰和我》中所揭示的情况，暴露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地方政府是相当糟糕的。它借助焚烧《金钱》杂志这样的举动——该杂志曾指称弗林特是全美最差劲的地方——来克服其不良的名声。这类举动非但没有改善这座城市的形象，还把它推向了恶俗。旅行作家们——一个玩世不恭且有学问的群体——久已习惯了为换得免费的住宿、食物和酒水而炮制虚伪的吹捧之辞，但他们对美国无论是糟糕还是恶俗的城市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为受托掩盖恶俗城市和地区的同行们取了一个名字：屁眼专家（shithole specialist）。这就是那些不仅为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还为埃普考特中心（Epcot Center）歌功颂德的家伙们，他们还受命为机场和新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有些地方尚不值得受到恶俗的提名，因为它们未能成功地大量获得富有而头脑简单的群氓的稳定供应，比如像辛纳屈、卡萝尔·坎宁斯，及其低俗的崇拜者们。不过问题仍未解决：究竟是大西洋城还是拉斯维加斯堪称是和曼谷齐名的最好和最大的鸡窝？在其他方面，拉斯维加斯恐怕更胜一筹，世界上还会有哪个城市，不管它多么无聊，会拥有一个“珍藏”世界上最大莱茵石的“奇货博物馆”？ 餐馆的等级各异，从低到高不等，分为好的、糟的和恶俗的。而一旦你到了恶俗的顶级，“餐馆”和“假冒”就完全是同义词了。“在都市里过一个晚上，过去往往意味着先吃顿晚餐，然后再看一场轻歌舞剧”，芭芭拉·艾伦莱彻说，“可如今却意味着一顿作秀般的晚餐”。如果你很警觉而且以前没有喝过大多次酒的话，那么在你走进某个恶俗的地方之前，一般总会很容易就找到一些信号。到处都是的“美食”（gourmet）一词是一个确定的警讯，倘若你看到的招牌是“欧式餐馆”（bistro）的话，你恐怕还是不能完全踏实下来。另一个信号就是停在前面或附近什么地方的车子的种类。正如荷里·摩尔（Hooly Moore）所言，凡有所谓“好”车（即昂贵的车）出没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是恶俗的一个标志。要是门前停着一片十年以上的旧雪弗莱或者绅宝（saab）车，甚至还有几辆搭人小货车停在那儿的话，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这家店的食物恐怕还行。如果附近见不到什么车，却有一些粗俗的年轻人在一幢豪华建筑前晃来晃去，并时不时偷偷地摸摸自己的裤裆，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常年经营恶俗的餐馆，提供“男仆”代客泊车服务。这是为了要让那些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人找到满足感的地方，他们觉得如果非要自己停车并走过两幢楼回来吃饭的话有辱他们的尊严。事实上，与其说侍从停车服务是“为了您的方便”的话，还不如说是为了餐馆的方便——更方便揩你的油水，只是倡导者们爱这么说罢了。其目的主要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尤其是在你请吃饭的客人面前），并诱惑你进来，而一旦你进来了，就必须豪吃一把，并像个大富翁一样给小费——最后，还要诱惑你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些肮脏的小伙子取回你的坐驾时（要等很久）付给他们小费。 事情已变得如此恶俗，以致代客泊车服务几乎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特别为那些爱哗众取宠同时又觉得不安全的人们所青睐，他们喜欢想像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气味，并自欺欺人地以为除非每次都接受这样的“服务”，否则就要冒失去社会地位的危险。他们没有看出今天的大部分“服务”（酒店房间服务就是个突出的例子）都是一种不便和令人讨厌的东西，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公然冒犯。刘易斯·H·拉法姆出了一本有关代客泊车的小册子，由洛杉矶一家出版公司发行，上面透露了全社会范围内令人窘迫的现状。代客泊车服务，我们读到，如今是一种“顶级停车服务”，不仅在餐馆有，在家庭晚会上也有。“代客泊车服务已不再是家庭消遣的一种奢侈。它成了一种万人向往、倍受欢迎的服务，它为整个晚会定了调——当美好的夜晚结束，客人们被一一送走，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么特殊而有教养。”从这里，敏锐的读者应该能推断出当今美国多么恶俗的趋势。几乎就是花钱买感觉，而不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赢得它。 由于受了以上的提醒之后，现在你自己亲手停好了车，却忧心忡忡地发现没有菜单公布在门外或橱窗里（又一个恶俗的标志）。这回你决定碰碰运气，便真地走了进去。现在，你迎面碰上的就是典型的恶俗信号——你看见一块“请衣装得体”的标牌（见“恶俗标志”）以及一个将油腔滑调的谄媚之辞和暗中鄙视玩得滚瓜烂熟的领班，他将你领到一张桌前，帮你就坐。倘若这家餐馆尤其恶俗的话，他还会拿起原来放在桌上的你的餐巾（通常含50％的聚酯纤维），极卖弄地将它抖开，再服服贴贴地放在你的大腿上，仿佛在告诉你这项“服务”一定会让您乐不思蜀的。 恶俗的下一项警告就是菜单。如果它很大、很沉、用人造革封面并饰有缨穗，小心：有人要遭骗了。良好的服务应该是酒单也已摆放在桌子上了，就像刀叉和酒杯一样。在恶俗餐馆里可不是这样，而是等到最后由一名斟酒侍者、一名完全没必要且恶俗的雇员卖弄地拿过来。如果酒单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奉送”上来，你就要注意了。恶俗的餐馆喜欢省去餐酒贮藏年份以及酒厂名字，他们以为没有哪个顾客知道或在意这些事情。于是，在一片含糊其辞和装模作样（“请衣装得体”）的气氛中，抬高价格便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了——反正这家餐馆知道，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警告的标志还是有人要进来，那他不是个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就是个笨蛋，极端无知，没有安全感，所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对那些仍怀有一线希望的人来说，一旦红酒用篮子盛着抵达桌面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你只好束手就擒。 一条有关恶俗菜谱的普遍原则就是：内容越多越糟糕。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中大把的“选择”高于一流餐馆中有限的选择。除了菜谱上毫不相于的庞大内容之外，菜谱中使用的语言才是预示恶俗即将来临的主要征兆。这里就像所有的地方一样，隐喻和媚俗的形容词是制造夸张和欺诈的理想工具，新奇的词语也争相显示时尚的魅力。“那大概是某种美味佳肴吧，”人们暗自猜想，这样你就不自觉地读开了。有些菜，仿佛它们是某种“时尚精品”的一部分似的，是由某个在厨房里工作的大师“设计”或“创制”的。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亮相给您”。如果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了，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出来就算了，而是以那些对恶俗广告撰写人来说十分熟悉和亲切的词语吟唱出来： 一个深色的财宝箱，内装白金巧克力奶油冻和珍珠鲜果，漂浮在一片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的金色池塘上，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 （而且你应该肯定在一个恶俗的餐馆里，没有哪一个就餐的人敢冒丢脸的危险问一声“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Creme Anglais］是什么，或斗胆去告诉那位领班“安格莱”［Anglais］是对“Anglaise”一词文盲的说法，因为你担心他对此一无所知而遭毒打。）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菜谱是把顾客当作十足白痴的做法，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最著名的经典菜肴都是为专门恶俗的食客精心准备的（这一游戏需要双方一起玩），于是各式各样的招揽生意的修饰词和名词——对恶俗的散文诗或者广告也同样适用——便竞相上演。我从某份菜谱上摘录了一些，比如“雅致的”、“精美的”、“奶油般柔滑的”、芳香的、艺术感的、芬芳的，等等；还有“三只煮好了的粉红色对虾在清淡的甜柠檬汁中愉快地飞旋着它们的舞步”。如此恶俗的语言，极其巧妙地欺骗了那些缺乏想像力的、无知的和容易轻信上当的人，而事实上，这些菜肴正是那些精明狡诈毫无才华的厨子们无须刻意准备而大量生产的食品。在这类备菜的勾当中，如今日益风行的做法是：将那些从某个中央餐馆供应房大量购进的主菜冷冻起来，然后再由某个戴着一顶花哨的无边白色厨师帽的人，将它们迅速地塞入厨房的微波炉中处理好。这种做法的本质，与其说是由一个厨子、还不如说是由一个工程师在操作。其装模作样就在于，这些菜就这样可爱地准备好了，就在那儿，在屏幕后你那忠诚和友好的厨房里。恶俗餐馆的菜谱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味道好不好，而是冷冻的好不好——如去头龙虾肉和胡萝卜饼。即便是在那些政治和社交方面都很自以为是的餐馆里，甚或“种族”（为了个别少数民族或异教徒开的）及其他类型的餐馆中，情形也没什么两样，只要你要求，它们甚至可以用布莱叶盲文准备菜单。 与一位老道的手法敏捷的艺术家给毫无防备的人“塞”一张名片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位娴熟的菜单作者也能像平面造型艺术——通过设计、布局和排印——样塞给天真的人一道菜（通常是配料廉价也无须讲究烹饪但却利润很高的菜），只要写一大堆有关吃法的文字，就能够将餐馆里最令人讨厌的菜当做杰作推销出去。许多餐馆都秘密地达成了如此共识：既然他们不幸的主顾往往可以被引导着选择排在菜单要么最前面要么最后面的主菜，于是他们便把正打算清理掉的东西摆在那些位置上。在考虑劳力支出时，有经验的餐馆经理发现，除非你要给菜肴订高昂的价格，否则过于精细的盘面摆放工夫是不经济的。最近，有一位经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把羊里脊肉（烤羊排）从他的菜单上砍掉的原因。这道菜仍然很流行，不过他发现“要厨师盘这道菜”得花“一分多钟”。（把“盘子”作动词用是厨房黑话的一部分，很少向客人透露——除了一个新侍应忘记了，当不耐烦的食客问他们的菜在哪儿时，他才会操一口幕后行话说：“您的菜马上就到。您的菜正在盘。”） 悲惨的是，只有当你坐下之后才发现恶俗的标识俯拾皆是，你也只好引颈挨宰了。如桌旁烹饪：菜上浇酒点燃熊熊火光，蛋烤冰淇淋（Baked Alaska），等等。最近有一段并非讥讽的文字出现在某家恶俗报纸的餐馆版上： 曾几何时桌旁烹饪是酒店或餐馆的领班、总管甚至侍应生们的个人艺术。可是今天，却越来越难找到有此嗜好的餐馆了。 这样的说法倘若出现在“谢天谢地”版面而不是餐馆版面里倒是更合适。正如体育运动员上场比赛前应在更衣室里更衣，女演员应在幕后涂脂抹粉一样，做菜也应在厨房里进行。即使是劣质食品或外卖食物也好过满餐厅令人眼花缭乱的恶俗火焰。永远敏锐的阿达·路易斯·哈克斯塔伯观察道，“在美国，摆锤总是由廉价的方便摆向廉价的装腔作势；也就是说，快餐和愚蠢的餐厅菜肴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餐馆里还有一个恶俗的信号，但遗憾的是非要等你自投罗网之后才能察觉。那就是“漂亮的呈现”，就像履行什么义务似的，每盘菜都必须模仿某幅画——通常是一幅恶俗的抽象画，不过有时也模仿一幅多愁善感的陆地或海洋的风景画。在真正顶尖的恶俗场所，视觉表现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仿佛正在领教这道菜的器官不应该是嘴而是眼睛。像哈克斯塔伯一样，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对于恶俗也有犀利的眼光，我们应将对恶俗盘饰最成功的批判之一归功于他。在《虚荣的篝火》一书中（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英国作家彼德·费娄是阿瑟·拉斯金在最高档流行的恶俗餐馆La Boue de Argent（“银坊”）的宴席的座上客： 第一道菜费娄点了一碟蔬菜酱。这碟菜酱是一个粉色的小半圆，半圆周围像阳光一样整齐地排列着大黄梗，这堆东西盘踞在一只大盘子的左上方1／4半圆处。整个盘子看上去就像是被一幅描绘一艘西班牙大帆船的古怪的新艺术派①作品蒙上了一层光亮，这艘船在血红的大海上正驶向……落日……但这西沉的太阳，实际上，就是那碟大黄梗酱，大黄组成的余辉金光闪闪，而这艘西班牙船也根本不是用上光油做的，而是用各种颜色的调料。这是一幅用调料绘成的画。 ① Art Nouveau，1890—1910年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 烹饪行内也的确称之为“调料画”，有些供不应求的厨师尤擅此道。阿瑟·拉斯金的盘子也一样令人难忘，他享用的（“他本人并没有注意到”）—— 是一片扁平的绿色面条，被精心编织成篮网状，其上缀有一大群浓艳的蝴蝶，以时下流行的成对的磨菇瓣作翅膀，用甜椒，洋葱瓣。青葱和腌刺山柑分别做肚子、眼睛和触须。 与此相似的恶俗做法，不是以画家般的矫揉造作为动机，而是出于某种错置的对于新奇的贪欲，无论效果多么糟糕，只要端上一盘烤牛肉或羊排，无一例外会在旁边码放几粒白葡萄，或者一份烤鲑鱼总要有几片罐装葡萄柚陪伴左右。正是在这类餐馆里，你准保会碰上推着小车的服务员向女士们兜售玫瑰，以及版画、石刻画、木炭素描、水彩画、珠宝首饰等等和吃饭无关的东西。在大多数恶俗的餐馆中，会有到处走动的音乐家（糟糕而不是恶俗），其职责就是以讨钱来打断人家的谈话。 餐馆里的男女侍者也是导致恶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多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你（“嗨！我是布莱德。今晚由我来为您服务……”），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背诵“我们今晚的特色菜有……”，往往不说出价格，之所以背诵而不是用一块大招牌直接公布菜谱有两层用意：首先，菜单模糊不清对引诱主顾在此大肆花费较为方便，因为很少有几个吃饭的人会如此无礼或勇敢，以至要求服务员倒回来把每样菜的价格重说一遍；再者，这样做也是为了一上来就在顾客与侍者之间建立一种虚假的“友好”关系，这样，如果成功了的话，也就是说，一旦服务真的非常糟糕，顾客恐怕不至于十分沮丧，既然大伙都是一家人，如果家中的某位成员对其他人有失礼或不周之处，还望海涵。 男女服务员被教导成不仅仅是取菜单和端盘子的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还被教唆成恶俗贩子。朱迪·拉迪斯是负责管理旧金山一批餐馆市场部的主管，她曾声称，“我们希望服务员能够经营菜单。”按此要求，一位服务员不应说“你要甜点吗？”，而会说“我能竭诚为您奉上一份定会让您满意的我们一流的巧克力奶油冻吗？”在就餐期间惹人注目地使用手碾胡椒碎，也有助于制造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亲密友好的幻觉。《纽约时报》餐馆评论家玛利安·布洛斯说，“巨大的胡椒碎对食客的侵犯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为什么不在每张台子上放一个较大的胡椒碾（如果怕被人顺手牵羊）呢？这样，正如布洛斯所说，“每吃一口之后，由我自己作主要不要放胡椒”。倘若真能这样，你也就不必在侍者每上一盘菜冲着你说一声“慢慢用！”时，太客气地向他道谢了。 大多数恶俗的男女招待迫于工作要求而装腔作势，以为虚情假意真的可以取代职业尊严。他们都可以被说成是进了“心理误区”，如心理学家塞瑞尔·康诺利所称，“这种误区的突出表现就是，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良药是有的，尽管苦口：不要装着友善。惟有遵守这一条训令方能终止一切形形色色的恶俗。 给恶俗餐馆交学费的人在他们经验之初应努力掌握一条重要原则，可以称之为“布莱恩·米勒法则”，这位纽约食评家提请人们注意如下重要原则：凡物理位置越高的餐馆，越可能是一家恶俗餐馆。最好的例子就是雄踞世博会顶层的那些餐馆，它们的主要兴趣不在食物，而在于旋转。一旦明白了这条餐馆“升高”的原理，那么飞机上的劣质食物与服务就不会再让人疑惑不解了。这里有个问题，也是所有“凉险供食”中存在的问题，即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下凯旋般地提供食物——在树顶小屋中，在小船上，甚至是在猛烈的炮火下，等等。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应该”为克服了种种困难的难度表示赞赏，而不是对食物过于挑剔。航空饮食服务是一个最纯正的恶俗的例子。本来提供一份金枪鱼色拉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送上三文鱼吐司面包呢？最好还是给旅客提供货真价实的三明治，外加一个冰淇淋甜筒就行了。惟有如此，恶俗才会由于羞耻而消失。 在海亚特酒店（Hyatts）、假日酒店（Holiday Inns）、玛里亚特酒店（Marriotts）、豪伍德·约翰森酒店（Howard Johnsons）、拉马达酒店（RamadaInns）等等酒店的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酒店属于糟糕或较好的类型。不过现在，它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恶俗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故作辉煌或极好渲染本不属于它们的气氛。 例如“铺床服务”。酒店企图在其广告中借此“服务”营造一种人群纷纷涌至的效果。所谓铺床服务即下午6：00～10：00之间，一名服务员将把你房间的床铺打开并铺好您的被单，包括被单上的毛毯。事情还不止于此，她或他还会把两粒有时是三粒由她或他亲手包好的糖果放在铺好的被单上。这就是酒店广告在选用最喜爱的魔力词语“豪华”时的确切含意。 当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夸口说他打算把纽约的广场酒店变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时，我们知道此公脑袋里的“豪华”指什么：毫无必要的铺尿服务和就浸时人们并不想要的糖果。还有更多的酒店用语和心思，专为吸引未经世事容易上当的人们而创造。家俱是“奢华的”，酒是“神圣高雅的”，娱乐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服务是“殷勤有礼的”，陈设是“精致典雅的”。不过，惟恐那些社会地位不安全的人面对这一切不熟悉的“精致典雅”时神经受不住刺激，有些酒店还特意声称它的餐厅是“气氛随便的”（见“恶俗语言”），正如火奴鲁鲁的一家酒店的说法，在那里衣着是不必过于讲究的，“除了晚餐时在餐厅里应该穿高雅的便装礼服（男士）和随意的晚礼服（女士）。” 华盛顿某家著名酒店之装腔作势可谓登峰造极，特别强调上流社会氛围和举止的“正确”。它说：“本酒店的贵宾显客均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异国名流，政府要人，商界泰斗，科学界及各行业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习惯于本店所提供之一切便利设施和周到服务（如铺床服务）的英男丽女。”很显然，与此酒店相配的“名流显贵及同样级别的人士”需要礼仪与服饰方面的指教，因为它还发放了一本小册子，上面罗列了“若干着衣规则”。这些小册子被分送到战战兢兢地担心有什么不正确举止（与该酒店所确定的“正确”之举相比）的客人手中。为了配合这一目的，同时也因为住在这家酒店就意味着“具有适于过举止文雅庄重生活的偏爱和能力”（这难道不令你想呕吐吗？），酒店经理部“要求其客人均着盛装”。既然该酒店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着装”规则，它便强调，只要客人住在这里就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井能“大大加快于某人”从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进展”——比如，一份五角大楼的合同：10万把活动扳手，每把75美元，在某家恶俗酒吧圆满完成的恶俗饮酒之后签署。 美国的酒店，过去还乐于让那些以雇员姿态出现的人来经营，而现在，则由那些俨然是我们的君主、我们的正确着装和举止的导师们来经营，尽管他们打理的酒店比纯粹的汽车旅馆好不了多少——每层楼上都设置有诸如制冰机和自动售货机之类的丑陋物品，每天早晨房间门外一份免费的《今日美国》（USA Today）（见“恶俗报纸”），以及持续不断播放的那些最俗套的音乐。 当代美国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缺陷就是根本没有酒店批评。周围似乎找不到一个像门肯这样的人，一个就其水平来说绝对安全可靠、鄙视金钱欺诈、不虚张声势的人对酒店给予公正的评价。1946年，他谈到华盛顿一家著名的酒店，一家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满意且壮观富丽的酒店，“××酒店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店，虽然它可能是最华而不实的酒店之一。酒店里尽是些标有‘为了您的利益’的小玩意儿——什么盛饮料杯的袋子，马桶上的手纸，等等，——而其舒适程度却极差，质量十分粗劣。”自门肯那时起，情况已经变得更加糟糕了。他会对“泊车服务”说什么呢（见“恶俗餐馆”）？如果他被邀坐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先不提价钱）而不是出租车，等到了他要去的目的地再跟他要30美元，对此他又会作何反应呢？他会对花上45分钟等候送到房间的早餐服务有什么高见呢？酒店餐厅里精心炮制的酒水服务的小把戏呢？结帐台前长长的排队大军呢？报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明的东西可供阅读呢？（据说毛门斯经营的一个恶俗的连锁酒店里，书报摊上根本见不到《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杂志和《哈泼斯》杂志的影子。）再者，如果门肯碰到一个女侍晚上八点半贸然闯入他的房间，铺好被单和毛毯后留下她亲手包扎的小糖果，他又会说什么？ 不过，尽管酒店批评在今天已经少而又少，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其中一些就是由令人钦佩的阿达·路易斯·哈克斯塔伯提供的。“现代的酒店和汽车旅馆，”她观察到，“几乎是一种美国产品的象征。”根据平庸的标准，这些“糟糕的颜色，糟糕的纺织布料，糟糕的印刷，糟糕的图片，糟糕的家具，糟糕的灯具，糟糕的冰桶，还有糟糕的垃圾袋，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完全单一而廉价的品味与制造……”这些糟（而不是恶俗）东西的全国的单一性，正充分揭示了个人取舍的消失，是对备受吹捧的美国选择幅度宽大的一个嘲讽。 由“好客工业”（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提供的有关选择的欺诈性幻觉与电视业中的情形相似（见“恶俗电视”）。哈克斯塔伯进一步给这些可怕的酒店所效仿的最终“豪华”楷模定了位。她指出，这种楷模的蓝本源于一度使“银屏生辉的描绘神话般高级生活的各类电影”。到了酒店策划者。建筑师、设计师、装饰师和雇员的手中，则统统降级为“塑料、镜子和模仿品”，是“美学白痴与矫揉造作”的必然产物——一句话，恶俗之精华“几乎是一种象征性的美国产品”。（见“恶俗建筑”） 另一个不为酒店的妄自尊大所动的人是作家马克·兰达尔（Mark Randall）。把他惹恼的是挂在服务生嘴边的一套油腔滑调的用语。他对听到像以下这样恶俗的酒店谈话厌恶之极： “晚上好，先生，今晚过得好吧？……要不要我给您从酒吧拿些什么？……先生，我很乐意……您现在不介意再来点别的什么吗？……我马上就把您的酒拿来。” “我真想说，”兰达尔写道，“‘行了，当然你得马上把我的酒拿来！闭上你的臭嘴吧！’”兰达尔总结说： 人们可以看出……这种风格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服务，而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应该察觉并赞赏的服务员的精致礼仪上来。这是一个机构的自我庆祝方式，目的在于提醒你正身处一个高档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在此既没看到良好的礼仪也没获得良好的服务；这只是一种存心引人注意的彬彬有礼，一种阿谀逢迎的流氓作风。 如果说平日的粗鲁无礼还只是糟糕的话，这类东西就是恶俗，而且“几乎是一种美国产品的象征”。 当然，这在美国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不过，如果将糟糕的食品——如芜菁甘蓝（rutabaga）和杰欧果子冻（源于Jell·0牌）——和恶俗的食品仔细区分开来谈一谈也还是可行的。 食品作家科尔曼·麦卡锡曾帮助我们为恶俗的食品下了定义，他在《美国基本减肥食品》（Basic American Diet）一书中指出，就蔬菜水果而言，“好看”已经取代了实际、可靠和安全的地位。为了方便起见，他将“美国基本减肥食品”缩写为B.A.D.。他所指的是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使桔子变成橙色，或人工培植苹果、樱桃和草莓，使其硕大无比但食之无味。如今，在所有反自然法则的行径中，“苹果成了没有斑点，没有虫眼，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袖奇圆，像垒球一样结实，如连翘花般金黄。”而所有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象，都是由无以数计的奇异而未经测试的成分制造出来的，那些成分存在于可以被用来给蔬果怪物带来完美视觉效果的化学药物中。 这一有关恶俗的见解，正好与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一倾向相吻合。例如，桔子本来就是黄绿色的，且通常是卵形的；没有虫的苹果通常是不正常的畸变物，如果不加以染色和上光的话，在美国人眼里就太难看了。只要是真的东西，就像在别的领域里一样，就是不能被接受的。恶俗还没有发生。美国人对此坚信不疑。要吃“经过处理的”奶酪。真正的奶酪会不断发酵和碎裂，这就提出了一个超市经理们所谓的“货架形象”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甚至都无人注意的话，为什么不索性提供经过处理的奶酪呢？一经巴氏消毒处理，它就可以保存好几个月。要不再把它变成鲜亮的橙色，味道像油腻子或某种你可能会在手术室里碰到的东西怎么样？如果这样的东西可以假装是奶酪，而且如此这般大受欢迎，那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美国人希望水果就应该好看一点、虚假一点、迷幻一点，这种看法也同样表现在对像花生这样一种传统食品的新式美国加工方法中。花生本身是完美的，但是太简单太老实了，不合乎当今恶俗的口味。必得要给它们浓妆艳抹一番，用蜜糖使它们变甜，仿佛我们生活在一座永恒的幼儿园里，或者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对“杰克饼干”（CrackerJack）的孩子般的忠贞。如今最受青睐的品种就是“蜜制花生”，等同于一件由朱红色棉绒制成的系着镀金青蛙的男式晚宴服。椒盐脆饼（Pretzels），其主要特色从来就在于它的咸味，现在也开始糖衣登场，这倒的确使它们成了美国“甜”啤酒的最佳搭档，而后者已迅速变得和干姜水一样难辨雌雄。“干”而酸的口味销声匿迹了。如今，惟恐客人被吓跑，中国餐馆也不得不用“甜辛肉”（Sweet and PungentPork）代替了原先的“甜酸肉”（Sweet and Sour Pork）（见“恶俗语言”）。人们过去在吞食阿司匹林时，对不甜的口味还有相当的忍耐力，可是现在，连阿司匹林药片也成了加糖衣的了。 事实上，“糖衣”已经接近恶俗的本质了，无论是针对食品而言，还是就信仰、酒店、观念、餐馆、电视而言，的确，“人类无法忍受过度的真实”，T.S.艾略特如是说，至于美国人，这情形还要加倍。 所谓“公共”雕塑，就是指设置在户外、给大量不从事艺术的人们观看的作品。要从这些人身上指望有品位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在此，恶俗既指一般的三流或矫饰之作，也指那些本来就有问题却硬要别人当作社团或州政府赐予大众的恩典来毕恭毕敬接受的东西。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女神像，那完全是一种全民仰慕媚俗文艺作品的原始呈现。那把的确长明不熄的火炬，提供了令那些恶俗的爱好者们欢欣鼓舞的伪写实主义的新奇特征。约翰·古岑·博格勒姆（John Gutzon Borglum）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 more）上的雕像夸耀的尺寸①和不得当，其整件作品的粗糙和臃肿的新埃及风格，使这组雕像轻易地成为仅次于庸俗不堪的自由小姐竞赛的东西。（见“恶俗语言”） ① 1927—l941年，博格勒姆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上雕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总统的肖像，各高18.3米。 除了为美国的“好巨大作风”（giantism）作了一次贡献之外——如果你没有质量，也可以数量取胜（见“恶俗酒店”、“恶俗工程”和“恶俗的大学”）——在其毫无想像力的具象主义作品中，博格勒姆的愚蠢之举是一次对平庸的艺术退化与反动（见“恶俗物品”）的欢呼。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什么距离看，这四个巨大的头像都传递着一条在没受过文化教育或颇感委曲的人们中间流行的信息：“打倒现代主义！”这是一句地道的苏联写实主义的口号，好像正是为我国的土包子们说的。 坐落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约翰·F·肯尼迪那尊硕大的“镀金”头像，尽管不在真正的室外（仅仅由于它所在的大厅奢侈无度的大才使它仿佛在室外，见“恶俗建筑”），亦属于同样的传统之列，企图借眩目的尺寸从公众那儿赢得廉价的敬畏（想到这里，纽约的世贸中心即刻映入脑际）。无论这方面还是许多别的方面，这尊巨大的肯尼迪头像均可与坐落在费城一个消防站外面的十英尺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相媲美。这里最要紧的是，砸在这件作品上的数以万计的银元，都是由天真无邪的学童们捐赠的。 要不是因为它们愚蠢得实在惹眼，我们早就该离开这些低级的巨人制品，去看看那些更“逼真”、也就是说更具尺寸的作品了。我的脑海里立刻就浮出了J·西沃德·约翰逊（J·Seward Johnson）这个名字，一个专门从事与蜡像馆里的人物酷似的青铜人像制作的人，其作品完全是20年前的着装风格。“维妙维肖”就是其宗旨，这些令人毛骨耸然的金属人物坐在长凳上读着青铜报纸，或者像真人一样举着青铜雨伞正在招出租车的样子，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这正是约翰逊的心愿。约翰逊在解释其制作这些空虚的人像的意图时说：“我很想听到人们说，‘多真实的人啊……！’”问题在于约翰逊的“人”指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人，还是六岁的弱智孩童？ 不过，究竟是粗俗的具象主义还是肤浅的“抽象派”生产了这类拙劣的公共雕塑还真是个问题。抽象雕塑作品矫揉造作的名字常常是一个秘密的信号：不容忽视的恶俗就在现场，这些名字还导致那些活泼时髦的年轻人做出（对本来严肃的东西）粗鲁歪曲的行为。在某所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两根高达50英尺的倾斜的管子，直径10英尺，上面涂着各式各样红橙调子的颜色，显然正在相互打斗。制作者将其命名为“盟约”（TheCovenant）。学生们聪明地把它叫做“双塞”①。在纽约，雕塑家伯纳德·罗森索（Barnard Rosenthal）的“五次中一”从当地人那儿赢得了“生锈的帽堆”的美名，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名贵之弧”则被说成是“那堵操他妈的丑墙”。看了这些恶俗的雕塑，在更有文化的观众中便产生了一个跟外观有关系的道德问题，即：就这些雕塑的情形而论，汪达尔人作风②是不是就不恰当；尽管，这并非公众的职责。据说有一些自称“艺术突击队员”的既有品味又有感觉的人组成的团体，其使命就是将这些惹眼的丑东西毁容，甚至可能的话，将其彻底毁灭。一位寻思该团体成员身份的人士经过长久的思索后，决定不参加这个团体，并非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汪达尔作风”，他说，“并不是解决办法：糟糕的雕塑毁了容之后看起来实际上更糟糕”。 ① Dueling Tamplons，喻指妇女月经用棉塞。 ② 即肆意破坏公共文物的作风。 关于某个城市，一名当地的观察者写道： 尽管导游手册总喜欢指出，费城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艺术品，他们却很少提及某些远为重要的信息：我们的公共艺术中的绝大部分不是一般地糟，而是绝对地令人难以忍受地糟。 （这位作者，如果再加把力的话，眼看就要抓到恶俗的精髓了。）在费城市内有一件骄傲地展示给众人的作品被一位著名的批评家称做：“二十世纪独一无二的最差劲的雕塑”，真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有一位这类恶俗垃圾的制造者终于道出了心声。“雕塑，”他现在说，“是我念书的时候最差的科目之一。我对它一点感情都没有。” 整个由大学。企业和市政当局所操纵的安置公共雕塑的这场运动，似乎想比美第奇③家族还要美第奇。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注定要消失了：品味（Taste），正如注定了在雕塑家们身上将迅速消失的那样东西：才华。而公众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消失：嘲讽和反对的勇气。 ③ Medici，1389—1464，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 既然银行已经用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大众知名度，并像恶俗世界里的所有其他参与者一样热衷于吵吵嚷嚷的虚假广告，那么可以说，所有的银行都是恶俗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万事达信用卡（MasterCard）的帐单，很少有几个人能够抵御其有利可图的。近乎欺骗的强大诱惑力，它会告诉客户每次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欠款，以及银行是多么喜欢你云云。世上容易轻信的人，以及大批在仔细阅读艰涩术语方面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由此便不知不觉地被拖进了庞大的18％贷款利息率的阴谋中。 恶俗的银行喜欢把他们的主顾当作无产者、士兵或动物来对待，诱使他们步入一片标有“请从这里进入”标志的无救地带，任凭他们在那儿伸胳膊蹬腿地挣扎着，直到这整队人马的脑袋最终抵达出纳员的窗口。恶俗的银行从不知道你是谁，即便你已经把钱在他们那儿存放了50年。恶俗的银行每次都要煞费苦心地用负片放大投影仪检查你的签名，以此侮辱你一把。过去的银行常常看起来像大理石神殿，甚或像大号的新教圣人会教堂。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假装友好的家庭妇女们经营的下中产阶级的汽车旅馆办公间，而你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仍然一无所知。最上乘的恶俗银行可以让你听到亨德尔或莫扎特的乐曲；最下等的呢，则让你听“让世界停下来”、“我要解脱！”和“如何不付代价就能做成大买卖”等等无聊的曲子（见“恶俗音乐”）。恶俗的银行从不交易外汇，并坚决抵制经营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转帐业务，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 有些物品是如此显然地恶俗，以致它们一下子就会为中层阶级所拥抱，而那些仅仅是糟糕的物品，比如摆放在电视机上的“鼓鼓眼”只能博得更低层人士的欢心。要贪求那些恶俗的物品，你必须要把自己看做是相当特别和令人羡慕的一族。一件可以在这类人等中引起哗然的物品就是：“希腊渔夫帽”。 这东西特别受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男士钟爱，他们总爱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年轻、成熟和放荡不羁的样子。假使坦率的贫民阶层人士钟爱的是那种正前面印有“老屁”（Old Fart）字样。后面有手拉式塑料连接带的带帽檐的帽子的话，那么“希腊渔夫帽”就是那种会为《纽约人》杂志的广告栏所宣传的抢手货蜂拥而上的人士们的贫民帽了。小罗伊·布劳恩特（Roy Blount，Jr.）曾就穿戴这件恶俗物品的盛况作了极美妙的评判： 谁都不配戴“希腊渔夫帽”，除非他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他是希腊人。 2．他是个渔夫。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人戴的帽子都会冒恶俗之险，尤其是那些欣欣然想要摆脱平庸的帽子，比如四周下垂的超大号贝雷帽，各式发网，或者那些学院派人士爱戴的有棱角的苏格兰大黑帽子，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博士帽又重见天日了（见“恶俗的大学”）。工人在建筑工地戴硬壳安全帽无可厚非，但倘若市长、州长或总统们在他们匆匆忙忙访问工地期间戴上它，其效果就是恶俗了。 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在富人和名人中间总有那么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专门买一些奇丑无比的物品，除了令人刮目咋舌的价格，它们几乎一无是处。的确，你对富人和名人了解得越多，嫉妒的机会也就越少了。钻石是足够糟糕的了，除了哗众取宠惹人瞩目，只适合那些爱摆阔气的可怜虫来夸耀，像什么钻石李尔（Diamond Lil）和钻石杰姆·布拉迪（Diamond Jim Brady）等。不过要让他们更糟糕一点，你现在可以将钻石用在你的戒指。项链或手表上，让它们在“自由移动的状态”中获得展示的机会。这样，当你移动时，这些珠宝就会在小合叶上啪嗒啪嗒地来回晃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们的闪亮感。这么做无疑会令那些低能的旁观者刮目相看。这一创新，令那些身着尖细高跟鞋和里维斯牛仔裤（Levi's）且钟爱金银丝线泳装的女人们兴奋不已。这一设计，据说是由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构想出来的，他的广告显示他为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取得了恶俗之成就感到极为自豪，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要归功于他“独一元二的匠心”： 十年前（）设计了第一块配有自由移动钻石的专利手表。 基于此原始创意，如今整套的经典珍藏手表及珠宝首饰才得以问世。 顺便提请各位注意，此处模棱两可的分词based on （基于……）特别招恶俗人等的喜爱，那些人还喜欢把“和”（and）说成“加”（plus）；还有那个假冒的词语“精典珍藏”（collection，或称“精品”），厚颜无耻的商贩最爱用这个词来把他们粗陋的小玩意儿描述成“艺术品”（见“恶俗广告”）。 的确，“一级”珠宝是责无旁贷地恶俗，且大多源于——或假装如此——日内瓦。那里还有一家表业公司做广告说“An historic（注意这里势利的伪英式英语用法，用an而不用a）first in the history of watch—making”（“手表制造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刨举”）： ——荣誉出品附万年历骨骼式自动装置特设 编号的旋转打簧表。 很显然，所谓的“骨骼式”（skeleton），就是说一眼可以看穿。如果你垂涎于真正的恶俗，那块表要花掉你25万美元。——的确是一大笔钱，这是肯定的，不过想想你的观众见了会有多难忘吧。像这类恶俗的手表总是提供一些你并不想要的信息：月、星期、日、月相、星象以及“万年历”，等等。如果25万美元对你来说贵了点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常常出没于一个没有那位珠宝商想像的那么恶俗的社会的话，你可以在Tiffany's礼品店（也有不少显示月相的东西）花21500美元买到一块经过简化的这款“一眼看穿”表。 “专为个人设计的14K刻名金首饰”显然也是以类似的恶俗人等（如果他们不是尽人皆知地富有的话）为对象的，重点突出你的名字（first name），惟恐你忘了，或生怕别人（那些忍不住会叫你“X先生”的人）没有像友好的美国人一样非正式地直呼其名。你的金制名字（“手工雕刻”）占据着金手链（男士的）或金项链和手镯（女士的）的中心位置，件件展示了“非您莫属的时尚品质”（见“恶俗广告”）。 因为你只能被允许刻八个字母，所以假定是为“Katherine”女士设计的女式手镯，雕刻就只得粗鲁地将名字压缩成狗屁不通的“Kathryn”，不过倒使它听上去更具有好莱坞味道和恶俗之气了。“时髦气派的尖端产品。”平滑闪亮的老练成熟，便是你将要获得的效果，也是这类东西的广告对你的承诺；当然，它们是“被展示”（见“恶俗语言”）在属于它们自己的由珠宝商赠送的“箱子”里的（从前是盒子）。如果有谁还顾及体面、谦虚或品味的约束不愿将整个名字展示出来，你可以用一枚戒指作为折中的办法，把你名字的缩写字母雕在——还能有哪儿呢？——钻石上。“结果呢，”广告上说，“看上去自然而与众不同”，一个没有谁会否认的观点。为了绝妙地与如下整个观点相配合而采用的措词，也不会令人过于吃惊：“可以为您的无名指或小拇指预订一枚英俊的男士钻石缩写字母戒指。”将一枚这样的戒指视若珍宝的男人，广告暗示，也一定有望成为带正宗沃特福德（Waterford）水晶把手“上饰豪华楔形与菱形切口”的折叠式单刃安全剃刀的一名主顾。把剃刀安放在一个“用缎子和丝线装饰的礼盒”中，提供了“一个男子可能拥有的最典雅的剃须方式”。然而，问题是，除非你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你的客人邀进你的洗手间看你剃胡子，否则没有人能够瞻仰到你那件恶俗的宝贝。 这只是件小号的恶俗物品，另外还有许多是大型的。比如，超大型豪华轿车。如今它已经十分常见，以致很容易忽视它有多么恶俗，即使它已经将自己装扮成了黑色，而不是白色（见“恶俗举止”）。它设计得让那些没有教养的人在看见它时嘴巴向下张得越大，就越恶俗。住在纽约的一位名叫泰德·亚布拉姆森（Tedd Abranson，看那恶俗的拼法）的男子，经法律允许创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辆最长的白色超大型轿车，一般的加长轿车有23英尺长，而他的竟长达35英尺。报社记者马克·西尔（Mark Seal）报道了当此恶俗场面出现时似乎要发生的一切： 在西46号街通往百老汇的转角处，纽约市最长的高级豪华轿车差点引起了一场骚乱。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火车座上蹦起来挤在餐馆的玻璃窗前，两眼发直的流浪汉和狂呼鬼叫的街头少年沿着林葫大道竞相追逐，漂亮女人从乔治·麦克尔·科汉的雕像那边一路小跑过来，都想把热闹看个究竟。游客们在猜想谁会在这辆车里：川普？卡尔森？还是艾迪·墨菲？……眼珠子鼓鼓的，下巴一个劲地往下拉，成百只食指在指指点点，整打的相机在咔喳咔喳地响。 这件穷奢极欲的物品是一辆有六个轮子的“林肯牌城市轿车”（Lincoln TownCar），“有三个月亮顶篷，十扇深色镀膜玻璃窗……三部电话，两架电视，一台盒式磁带录相机，一台立体声音响，三张床式紫红色皮面（见“恶俗广告”）躺椅……后部还设有一座Jacuzzi水力按摩浴缸。”（使用“Jacuzzi浴缸”需另付500美元。）车厢内壁以黑檀木镶板装饰，“和唐纳德·川普在他的豪华轿车中用的木头是一样的”，泰德说。拥有这种怪物的人只有一个吗？不！“在加利福尼亚还有类似的加长豪华轿车”，西尔先生向我们保证说。你可以每小时160美元（最少四个小时）的价格租用泰德的加长豪华轿车，不过你真的这么干的时候却不想让你的客人知道这花了多少钱，就是一种有悖恶俗的罪过了。毫不奇怪，泰德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有一幢楼那么长的豪华轿车车队和一幢坐落在夏威夷的避暑家（summer home，见‘恶俗语言’）。” 不过，不管它有多长，加长型豪华轿车至少避开了许多恶俗物品的标记——可耻的人造物，在南加州及类似的地方，被称为“文化石”的装饰材料正普遍使用于“家庭”内外。这种材料由具有圆滑表面的假石头合成，这些假石头又是由真的岩石经粉碎再重新合成而来，也就是说可以看做是某种石头塑料。这些恶俗的材料往往有一面极其平整，这样你就可以用胶水把它们贴在你的墙上。壁炉上等地方，以欺骗你的观念。这种人造材料含有一种和“粘合大理石”中的成份相似的东西，最适合于大量复制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作品。切割大理石昂贵且需要才气。使用接合剂将大理石粉铸压成型的做法，既廉价又很容易制作。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的小复制品，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从12到48英寸多种规格的不同翻版，和原作的16.5英尺形成鲜明对比。“一件多么精美的人物雕塑啊！”某份广告对此类恶俗物品惊讶不已，希望那些明断的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一对原作压缩或扩大尺寸的恶俗模仿既玷污了作品所表现的那个人，又有辱那位雕刻家的名声。可是，一旦你学会了欣赏这些廉价、容易、龌龊的东西，同时装着是在赞赏那件高贵、经典的作品，污辱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临了。 男式晚礼服中的某些新花样，如“白领带”，其恶俗的情形也很类似。配着燕尾服，过去你常常会穿上一件白色的比开布背心。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的不是那种背心，而是缎面的坎肩，或者更像是丙烯酸仿缎面的，白色系带，显然是模仿中学生为了给他们的班级舞会服装增添风采而租用的那种花马夹。 某些人造物品甚至朝着恶俗又迈近了一步，如那种你可以买来装饰你的书房的墙纸，上面的图案是可以显示你“学问”的古典书架。这样一来，那些书的名字就被明智地虚化了。一位装饰师指出，“这是一种专门为那些喜欢图书馆的样子却又不愿费神去买书的人设计的墙纸。”在这些让人害臊的行当里，还有人制造为上了年纪的人或残疾人使用的拐杖，不是用木头而是用金属做的。稍有品味且不愿完全为这种恶俗物品游戏所引诱的人士，完全可以拄着普通木制甚至古董拐棍上路，上面即使有一些随意、迷人。甚至古怪的装饰或雕刻，也比那种金属的劳什子强得多。懂得这些之后，人们就可以既欢呼又实践两条格调与价值的判断原则： ——用有机材料做的东西比用无机材料做的东西有格调的原则； ——以及任何古老式样的具有传统的物品更受人喜爱的原则。 糟糕的是，这些人造物品的受害者们坚持要拄他们的金属拐杖，而这很有可能是那些没有品味的医生们给开的药方，仿佛金属拐棍真的更合适、甚至更好看似的。 还有一些恶俗的物品，虽然逃脱了“人造物”的耻辱，却屈服于豪华或自我挫败的幻想的诱惑。试试这件经典的恶俗物品吧：镀铬双杆“蝴蝶”式餐酒木塞起子，尤其受中产阶级人士的喜爱。美国人没能从法国侍者身上学到一点好东西。看看人家，镇定而有效地将软木塞拔出来，塞子丝毫未损，也不会划破手指，完全没必要用一件装有一大堆活动零件的器械来自寻烦恼。因为，那么多啰嗦的东西总有一天是会出差错的。这种花哨的恶俗的美国瓶塞起子上的核心螺旋杆一年之内就会报废，但这把起子可不能扔了，留着，永远待命，只可惜每用便蹄子打滑，如过气老马，疲于奔命。（见“恶俗工程”） 如果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单是围绕着“餐酒”（wine）这个词就激发了消费者们对于恶俗多少无止境的欲望，以及制造商，供货商。零售商多少要感激这些消费者的渴望，那你一定也太混沌了。餐酒作家弗兰克·普拉厄尔（Frank Prial）曾提请大家注意那种价值400美元的餐酒冷藏柜，木质镶板，玻璃门，内设灯光，它将向每一个人显示你是多么懂得冷藏白葡萄酒啊！不过正如普拉厄尔所说，它会“让你的饭厅看起来就像一家通宵便民店”。接下来还有一件典型的恶俗物品，盛餐酒瓶的篮子，仿佛在告诉那些天真的酒痴，躺在篮子里的瓶子装的是如此精贵的佳酿，如果让瓶子竖直了站在那儿无疑是一种近乎亵渎神灵的行为。普拉厄尔还提到一件恶俗的物品，“可以往没喝完的餐酒瓶子里泵氮气，有利于保存酒质（如果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话），至少一两天之后你回头再喝它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关于这种做法，普拉厄尔说，“我真是搞不清楚。对我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剩下的餐酒。难道我这么做错了吗？”敏锐的观察者一定会注意到，这些与餐酒有关的恶俗物品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厨房里呀！在那里，你会找到被称做“水晶”的玻璃杯子，用有色玻璃制成，上面极其花哨地装点着刻纹和图案。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敢打赌你能找到一张棋盘，是专为那些实际上很少喝葡萄酒。也很少下棋的人们设计的。 要找到像装样子的奢华棋具这种如此精确地阐明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恶俗涵义的物品，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仿佛内森尼尔·库克和豪伍德·斯当顿在十九世纪中叶设计标准棋子时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似的，如今这些恶俗的棋具把棋子装扮得就好像《爱莉丝漫游奇境记》中的那些娇小伶俐的人物，或者说像英国殖民印度时代的男男女女，或者像“皇帝的新装”这类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或者像参加南北战争的士兵的小复制品——太逗了，这里，卒子分别代表南军和北军的军队，马就是骑兵，两个“王”就是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他们的“王后”分别由南方的“美女”和北方的“淑女”代表。玩这些棋子的时候，也许是真的，诚如广告所言，“下棋就变成南北两军之战”。当然，这已经不是在下棋了。不过实在不要紧，对于热衷于这类摆设的人来说，下不下棋根本无关紧要；恶俗，以及对成为一个聪明的思想者之名声的暗自渴求，几乎能够很容易地被这种棋具满足，而实际上在他们手里把玩的东西，只是一些圆滑的碎石头或削尖了的碎木块。 情况已经十分明瞭，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来朴实无华的东西，一经某人想要“改进”一下，或者想为它增添一些“新颖”，就肯定要演变成拙劣和恶俗，有时还会极端地恶俗。见过那些系在肚子正前方的“腰包”吗？任何人戴上它都像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肚子上悬着沉甸甸赘物的怪物，让胖人看上去更胖。或者一个引人注目的化纤男式领结，模仿所谓“晨钟”、“东方蓝尾”、“君主”等标准蝴蝶结的式样和颜色。如果你还是不能打定主意，花36美金买三个一套怎样？ 你肯定见过那种从浴室墙上凸起的盛浴皂的小架子。本来那东西没什么不好，可是在宾州的西黑索顿镇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恶俗出现了：有人想出了“聪明”点子，把原来那种普通的浴皂盒换成了伸出墙壁足足有6英寸的“蚌壳”，在狭小的浴室里，不仅容易让人碰撞上，不小心还会擦破了皮肤。这些突出的“蚌壳”充分显示了恶俗和“可爱”（cute）之间的亲缘关系。所谓“可爱”，往往就是轻率地把某件东西做得和它本来的尺寸相比要么过大（如浴皂蚌壳）、要么过小（如12英寸的大卫像）。 米老鼠刚开始时只有老鼠的尺寸，可是后来它逐渐长大，一直到了和人一样大，甚至比人更大，使它比原先“可爱”多了。说起米老鼠，如果你是个该物的收藏家，你可以得到一个4英寸高、“限量发行版”的“水晶雪球”，球中央是一只米老鼠——按照它在《梦幻曲》中的“角色”被装扮成一个男巫，四周环绕着液体，只要晃动水晶球，液体中就会出现许多小金星围绕着米老鼠旋转。“一件过往时代中精彩绝伦、魅力无比的艺术品……一件真正值得拥有和珍藏的传家宝。”这一高度评价，可以在每一个水晶球的“产品序列编号证书”上读到。如此极端恶俗的矫揉造作，表明我们已经来到“巧取豪夺城”（suckerville）的终点站，这里挤满了那些自以为可以被人收藏并传给子孙后代的有价值的“收藏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增加一栏： 可收集品附录（Collectibles） 设计和大量经营为“收藏家”所收集的“收藏品”这一活动是如此的现代，以至“Collectibes”一词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在辞典中。《韦伯斯特第九版新大学生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89）慎重地、彬彬有礼地将此单词定义为“那种由爱好者收集的物品，尤其……有别于如艺术品、邮票、钱币及古董之类传统收藏品。”一个更精确但可能也更粗鲁的定义应该是： “由玩世不恭者大量经销并主要卖给那些想像自己正在贮藏那种日后会因增值而提高价值的可以传给对他们感恩戴德的子孙后代的传家宝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笨蛋们的物品。” 这些可收藏的机械加工品之所以成了具有恶俗品质的所谓有价值的艺术品。人造产品，归因于贩卖者和广告商的虚假欺骗。有关这些丑陋的。一文不值的东西的广告，塞满了以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人士（见“恶俗广告”）为靶子的通俗杂志，而且这些广告尤擅运用恶俗的语言，都是些极度仿古和伪艺术的词汇，如heirloom（祖传遗物）和Collection（收藏），比如：“建立你自己的传世宝藏收藏吧”。一些倍受势利俗人及伪孤做派人士青睐的词语有：第一版，限量发行版，独一无二，首期，艺术品，杰作，正宗，以及一些（可能）用在真正的艺术品身上才合适的伪尊贵俗气的形容词：手工的，精细的，传奇的，高贵的，还有，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价值的确是特殊的，因为它隐而不露，所以它当然会在“日后”增加，尤其当这些物品被“后代们”视若珍宝的时候。那么究竟有哪些此类珍贵的东西呢？ 瓷顶针（Porclain thimbles），我们先从它说起。你可以通过加入“顶针收集者俱乐部”而获得有价值的顶针。（一个标准的经营恶俗物品的方法就是先把“一个系列”的第一样东西卖给顾客，这样就刺激他会继续收集一件接一件接踵而来的其余的东西。）每个月“顶针收集者俱乐部”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收到一枚据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瓷顶针，而且这位主顾会被催着“建立一个你将永世珍藏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不久，你就会被邀请投资建一个专门用来展示你的顶针的“可爱的玻璃圆顶的展示亭”，“将为你家的室内装潢增辉”。 这一收藏非常适合传给您的孩子们——很有可能，注意，是和你一样恶俗的蠢货。你还可以传给后代一个“金质水晶圣诞铃”，配一副米老鼠响板，“一件真正的祖传宝物，肯定会为后代欣赏和珍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是“头版”。或者如果你不想收集顶针或带金质米老鼠响板的水晶铃的话，全套十五只以白蜡、瓷、青铜、黄铜以及“水晶”制成的小猫雕像如何？为了这批雕像，每月收到一只新猫（每只只有30美元），你可以“认购”一个“美丽的黄铜和玻璃古玩陈列柜”，以展示这些收藏品。 Display（陈列，展示）一词，道出了真正收藏家的某些令人伤感的情境。就像那位一定要把一名观众邀请到他的洗手间里才能观看到他用的那精美的沃特福德水晶手动剃刀剃胡子的男子一样，收藏者借展示他的收藏品（每个家庭一个的博物馆），意在博得他人的赞许乃至尊敬，正是在这样的心愿中，栖息着收藏者们的恶俗。而贩卖者的恶俗则在于谎称这些一无是处、低俗不堪的垃圾是艺术的，有价值的。而一个陈列室，则几乎是这类悲惨骗局的始终如一的帮凶。它清楚地表明，收藏品之所以被获取，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真有什么价值，它们只是将其自身的卑鄙的沾沾自喜带给占有它们的人，而不是为了让人观看或仰慕——这里，总有一名假定的观众，而乞怜于那名观众的认可正是一切这类恶俗交易的潜台词。何以至此，为什么“收集”这类粗鄙不堪的物品竟成了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如此显明的症状，其原因恐怕需要精神分析学家们（以及全体社会工作者们）的一场大战才能解释清楚。 如果“古玩陈列柜”还没有抓住你的话，或者你觉得它们不够男子气的话，那么你可以收集佩剑，或至少“十把高贵的依原样打制的”、“从凯撒时代到二十世纪”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佩剑的“复制品”，外加——这是当然的了——一个“英俊的硬木板陈列箱”。这些按比例缩小的工艺品的蓝本均来自“可靠的国际军事档案馆的官方收藏”——这一点恐怕还鲜为商战外人士所知，该档案馆的主人，就是专门经营这类恶俗收藏品的最狡诈的经营者之一，比如“富兰克林铸币制造厂”。就像所有其他有价值的系列物品一样，你“认购”这些佩剑，每三个月到货一把，为此你将交出120美元。当全“套”备齐，你也就掏出了1200美元，自欺欺人地想一想自己作为更好的东西（硬汉子部落）的一名收藏者和一名可以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交给你的后人的周到的提供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硬汉子欲还可以由某些摆在桌上的恶俗雕塑来满足，通常由“保证是……”（即假的）的青铜制作，当然也一定是充满柔情和四流艺术品位的。如雕像“孤独的水手”，“以斯但利·布莱菲尔德的雕塑原件为基础的”8或15英寸高的一名美国水手的形象，双手插在一件双排扣厚呢大衣的口袋里，看上去连那些最最乏味和最没个性的作品的英勇和机智都不如。（大型原件太恶俗了，以至被华盛顿海军纪念馆指定收藏。见“恶俗的公共雕塑”。）虽然15英寸的成品值1500美元，但如果能买到作为一名艺术品收藏家的名声，这实在是小意思。 还有一种17英寸高的“青铜杰作”，出自著名的“西部”雕塑家巴克·麦克凯恩之手（“批评家高度赞扬了他不差丝毫的精确性”），描绘了一名被架子支起来的“印第安老妇”，高举着一个水牛头骨，正对着“康复神”做“庄严的祈祷”。还有一种查尔斯·麦克唐纳的“仿青铜”雕像，其人为上世纪著名高尔夫球手，有8英寸高，原作系出自杰出的阿尔弗雷德·贝蒂托之手，雕像身着高尔夫运动裤、茄克衫和帽子。此物丑得难以形容。如果青铜还不能投“雕塑”收藏家之所好，或许“水晶”可以胜任： 现在——鉴于人们如此喜爱优质水晶和鸟类之美，沃特福德（Waterford）公司荣幸地推出“水晶鸽”，第一版全新雕塑收藏。 这个3英寸高的玻璃鸟，制作极其粗陋，将从收藏者手中叼走61.75美元——想一想，买到未出生的孩子的永久感激，这也真的不算是高价值。“对于收藏家来说，在其所珍爱的收集中再增添一件有价值的与众不同的收藏品必将为后世所珍视与欣赏。” 当然，女人们大多比先生们更钟爱水晶鸽，但也不能小看了男子汉们的兴趣，“水晶”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可以同时满足热爱名牌和热爱艺术品这两种庸俗男人的欲望。花1195美元，你就可以收藏一辆15英寸长实心玻璃的宝马750il的模型车，“令你想起名车与水晶收藏家所能想像的一切品质：力量、尊贵和完美。”（这里又可以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提供几点暗示。）这具玻璃车是一件只提供给“那些最挑剔的收藏家”的“艺术”品，其正宗性由于绝对是“在宝马车设计师的精心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而得到保证。 男性收集者恐怕也不会顾忘什么恰当的怀疑和目尊而去购买一只价值33美元、9英寸高的“收藏型啤酒杯”，“以细陶手工制成”，又一件“限量发行”的“传家宝”。对于百威啤酒（只能是此种最恶俗的啤酒）来说，这实在是一份沉甸甸的立体广告，上面以彩色浅浮雕印有An-heuser Busch（制造商名）商标和“啤酒之王”字样。但即便这只是一份广告，也是以给对未来的理解提供丰富的想像为目标的，因为它知道，那些收藏家的“后世”子孙们，将发现这种淡得像水一样的贫民啤酒像收藏者本人所处的时代一样味道绝妙。 另一方面，女性收藏家常常被最好也最昂贵的“收藏家娃娃”所诱惑，一般要花250美元给自己弄上一个，并配有专门的娃娃展示间。这样的全套家当刺激着广告作家写出最精致的艺术文字。有一个洋娃娃激发出了这样的语言： 她长长的丝发，系以人造珍珠，带着金光闪闪的裙子如瀑布般垂到她的双脚。 对于忠实的电视观众来说，有一种“斯波克先生”娃娃，售价仅75美元，“以细瓷精心制作而成”，身着一套“私人裁缝定做制服”。这个娃娃到了你家之后“需要一个完全为它设计的展台，以供全家人观赏”。而这只是“明星之旅娃娃收藏”的第一“件”：只要买得着，你有权买更多的娃娃，直到你的客厅里布满了娃娃和展台为止。洋娃娃收藏家很有可能和那些收藏芭蕾舞演员、鸟以及许多其他可爱动物的“瓷雕像”的收藏家们属于一类人，前文（见“恶俗酒店”）提到过的华盛顿那家著名的恶俗酒店，就非常自豪地展示了它的鸟类瓷雕品收藏，出自可怕的“瓷雕第一夫人”海伦·波艾姆之手。 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称之为“炫耀利比多”的事例，和渴望展示其拥有艳俗不堪物的急迫心情，生动地揭示了中产阶级“收藏家”的灵魂。收藏者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东西——“精湛”和实际上被传递的东西——愚蠢的受骗上当之间的鸿沟，是一切适合叫做恶俗的现象所特有的。 中产阶级以下还有不少收集者，不过他们更热衷于糟糕的东西而不是恶俗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萨斯汽车交易商杰·拜腾菲尔德，他展示了自己的20万粒珍珠藏品——红、白、蓝色的珠串，“每一粒都是尽人皆知的珍贵宝石”；一些金银器，以及“许多出自收藏家之手的200年以上的珍品”。他在哪儿展示其收藏呢？满满地挂在他那辆1963年产的雪佛莱的柯尔威·蒙查跑车上：这层琳琅满目的嵌花为这部车的重量增加了一千多磅，并引来广大德克萨斯州民众的普遍仰慕。如此劳碌的收藏和展示之所以区别于恶俗就在于，杰·拜腾菲尔德并没有装着是一个有品位的人，恐怕也没有什么计划为其后代的利益而好好珍藏他的柯尔威跑车。 “我思故我在”一度是十七世纪欧洲所奉行的人生哲学。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它更像是“我消费故我在”。这一说法还没能到达这个时代的中心，除非我们把这句格言说成：“我收集故我在”——别忘了我的孩子们，尽管现在他们视我如粪上，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我现在付出昂贵代价给他们收藏的珍贵传家宝而感激我的。 为了方便所有人阅读并对之作出反应，公共告示不应采取任何形式的征兆。象征、纹章或晦涩的符号学标志物。那些仅仅是糟糕的标志，大多是甜蜜蜜、俗气、内容勉强达意之类的东西，轻率地使用表示所有格的（'）号，如Waltermelon's等，有时还热衷于土拼法之类如potatoe，或使用引号以示强调，比如： “不要擅闯入内” 此等事情自然是没什么大害处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也无损人类的天性。 所不同的却是恶俗的标志。它们公开冒犯他人，以假精确、委婉含蓄或直截了当的欺诈、以及奇巧花哨为特征。或许最著名的应该是多车道高速公路上的标志：“请勿穿越中央分隔地带”（Do NoT CROSS MEDIAN DIVIDER），及其各式啰哩啰嗦的变体了。此处用了九个音节（见“恶俗语言”），比起四个音节的“远离草带”（KEEPOFF OFF GRASS STRIP）①或三个音节的“远离草”（KEEP OFF GRASS），甚至像孩子一样简单的“不要跨越”（DO NOT CROSS）来，无论在份量、长度以浮华度上当然是大大改进了（假定认为司机们是以80英里的时速在读这些标示牌）。 ① 草带即双向高速公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 不过，起码这类恶俗标志还引起不了多少混淆。兼用矫揉造作和花哨奇巧来给一些商业地址构想出一些独一无二的名目，这么一来，这些经营场所地点的神秘性也就突显出来了，虚荣地址，这就是它们的名字。如有一块大招牌读作“小溪地六号（从不用简简单单的6）”（Six Arroyo Place），实际上就是“桔园大街1435号”；还有一处叫“佩恩广场五号”（Five Penn Plaza），实际上就是“胡桃街1617号”，电话号码簿往往还保持着诚意，提供确切的地址，不过有时它也会令寻找者困惑，不得不给这家公司打电话问一问：“您到底在哪儿几？”聪明的虚荣地址的设计者们还能使上甚至更含糊不请的称谓，比如，你若沿着1号路穿过新泽西州北部，将在路边的一个架子上瞥见这么一块招牌——实在华丽极了——“牙医广场壹号”。这又怎能让人猜得出它实际上是新泽西州1号公路475号富兰克林公园呢？ 还有一种恶俗的伪精确标志正日益盛行起来，其效果就是要让生活对每个人来说变得再艰辛一点，这就是滥用未经解释的简写形式和首字母缩略形式。如果碰上下面这样一块标志或公共标语（它是由美国红十字会设计的），人们恐怕也就别想再交流了： （一个婴儿举着这块牌子：） 至关重要： 请抱着我，喂养我，给我温暖。请了解美国红十字会婴幼儿CPR。 没有提供任何有关CPR的说明。如果不告诉我们CPR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了解它呢？由于某些原则，健康卫生（近年来叫“好”）事业特别热衷于此类三个字母的炫耀谜。比如，HMO，我不得不问了二十几个人，才有一位知道底细的老兄告诉了我HMO到底是什么意思。再有，一辆城区公共汽车上的广告这样写道： 想要个孩子吗？ MSP为孕妇提供义 务健康照料。 MSP是特意不言明的。之所以要使用这类缩略语或首字母缩拼同，其用意就是这能使那些展示这些词的人们显得似乎非常人时，甚至“很科学”，有时还相当“军事”。其真正的作用就是恶俗而不是交流，如出一辙，你还会看到一些同样暧昧地表达了自我庆祝之意的标语，为“老年公民”（Senior Citizens）承诺一些美好的服务，却根本不具体明确“老年公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五十五岁以上？六十岁？六十三岁？六十五岁？七十还是七十岁以上？不幸的老年人只得每次都得问一下这标语是什么意思。如果看到公共汽车或地铁上这样的标志牌： 老年公民高峰时间之外免费乘车 可怜的老年人这回就更糊涂了，没有人跟他讲清楚什么时候算高峰时间（PeakHours）。餐馆或酒吧里“请衣着得体”的标牌，当然也是一件类似的招致疑惑不解的事物。要想猜出它的真切含义，你必得要对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和背景有大量的了解不可。他或她的意思是T恤和卡基布长裤？或西上装配领带？或商务套装？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是里维斯（Levi's）牛仔裤洗干净又熨好了能穿吗？抑或这个标牌只是在说，“如果我们碰巧看你不顺眼，这张公告授予我们把你扔出去的权力？”尽管不可能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欺侮人和模糊不清的理由却都已准备得很充分了。 如果你费了好大的劲总算令人满意地走过了那种标牌并步人该餐馆或酒吧的内部，那么你就到了一个可以精确地测量出那里的“厕所羞耻感”（Toilet shame）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的场所了。所谓“厕所羞耻感”，是指因为怕羞而一丝不苟地藏匿厕所的心态，这就要求把厕所设计得尽可能狭小，不显眼，而且要给它们装配最容易误导的标志。如果你想采用法国厕所那种不知羞耻的成人做法，让它完全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话，在一切都是公开的美国，你就非得带点能管理怕羞的隐蔽厕所的态度不可。当然了，这么做的动机往往远不在羞耻与否：主要是为了阻止那些穷人、疯子、流浪汉或不付钱的人有任何冲进来“方便”的机会。（顺便想问一句，那么这些城市里的流浪汉们究竟又去哪儿“方便”呢？）不过尽管“厕所羞耻感”在美国很普遍，但就我们羞耻的强烈程度而言，我们却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中国人显然把他们身体上的器官看做是极不宜启齿的羞耻之物，所以他们的厕所远远地藏在那些可以遮羞和掩人耳目的地方，若非同样有羞耻感的人是休想发现那些地方的。 你或许会想，那些建筑工人——男子汉的化身——以冲着过路妇女乱喊粗鲁和淫秽之辞而臭名远扬的人，也以有啥说啥而著称，他们总该是一些没有“厕所羞耻感”的把厕所称做“厕所”的人吧？但事实如何呢？即便是在建筑工地上也一样风行“厕所羞耻感”，那儿的移动便池从来不叫“厕所”，而是被花哨地称做： Porto－Potty Potty－Queen por－to－Let Sani－John B.F.I（Biff的花哨说法） 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其称呼和餐馆酒吧（通常是恶俗的）里那些指示男。女厕所的把戏几乎是一样地忸怩作态。走进一个这样的地方，对于男子汉气概该是一种多么震惊的失望啊。有一些这样的标志，要求你在很有把握地打开一扇门而不是另一扇门之前必须先周密地进行一下转译练习。“用手指物者”（Pointers）和“布局者”（setters）怎么样？够不够意思？ 在乖巧忸怩方面（见“恶俗语言”），这可以同华盛顿郊区某些专供持月票乘客上下车的铁路车站上的用语相媲美，它们把那条只能作短暂停留供乘客上下车的车道叫做——你猜是什么？“非停车车道”？“仅供短暂停留车道”？非也！标志牌把它叫做“亲了就跑”车道（“Kiss and Ride”）。至于真正卖弄的奇巧，如果是在早些时候，恐怕不仅仅会被视为愚蠢而且会被视为亵渎神灵的做法。看看圣诞节期间休斯顿机场附近的这块标牌怎么样？“生日快乐，耶稣！” 和“厕所”一样，还有许多词语做标牌会被认为太丢人了，谁要这么干，那是要遭报应的。我附近的那家银行一天早上遭到抢劫，那天余下的时间就关门歇业了。一块专门为这类突发事件预备的标牌被搬出来立在大门前： 本行停业。何时营业有待进一步通知，原因如下：…… 可这个留空却偏偏不填上，因为银行的主人认为把“抢劫”这个词说出来太可怕了，这样那块招牌便可以暗示某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常常有人宣称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实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这是一个表面形象爆炸或信息藏匿行为泛滥的时代，要么我们就仅仅能得到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所展示的信息，如“我心疼我的狗”等等。贴这块标贴的人简直是一派要发布一条有趣消息似的架式，无非证明了这位制作者令人怜悯的需求，好像在说：在一个如此愚蠢的社会里，一种自我宣扬的对动物的热爱应被置于一切社会与道德美德之上。 即便羞耻感所关注的是有关厕所和抢劫的种种顾虑，但似乎谁也没有让这种羞耻感跟宣扬自己的性能力扯上关系。近些年来，“可读性服装”（爱莉森·卢利的美妙用语），尤其是那种上面写着句子的T恤，已经戏剧性地进化了，由一件仅仅将穿者和“可口可乐”、Coors啤酒或“给他力”①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可读性衣装，演变为一种宣称自己准备好随时随地跟人胡槁的引人注意（不，应该是求人注意）的公开标识。比如：“咱们操吧！”另外，“吮吸”（suck）一词以及这个词的近亲词汇，似乎和当今作为标志的T恤越来越难舍难分。位于印第安那州特尔赫特市的韦尔内·克兰巴克公司出品的一件T恤邀请读它的人： ① Gatorade，一种运动饮料。 舔我、嘬我、吃我一夜到天明吧！ 要不是在这个恶俗的时代，即宣传泛滥的时代，一件令孕妇动心的、齐胸写着“宝宝”字样并且有一个箭头向下直指其凸起的肚子的T恤，恐怕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另一种想要把从前仅属于隐私的东西公之于众的欲望，使一件T恤上写着“我和笨蛋生活在一起”，旁边有一个箭头指向那位穿衣人不幸的配偶（这下你在他或她旁边行走时可要小心了，千万不要选错了边）。还有一件用来显示你是一名胆大包天的小伙子的美名的标识T恤上写着：“钓鱼去了”。可真够幼稚的，某某会想。这件T恤上描绘了一个笑眯眯的男子，正在池塘边上举着一根鱼竿。在他的腰下面，他的战利品——一条大鱼——构成了他“很爽”的源头：一种罕见的口交方式正在进行。 那么，纹身这种东西又是何时步入公共标志行列的呢？一只小铁锚、或者单词“妈妈”、或只是一行“士可杀不可辱”的文字尚可谅解。可是，一旦纹身企图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时，它就已经到了糟糕的边缘了；而一旦它占据了整个地盘——如整个胸前刺满蜷曲的可将人缠死的大蟒等等，并似乎在暗示人们说“我多有趣。看着我”时，它就变成恶俗了。 各种各样的游客往往成为恶俗标志侵害的对象和替罪羊，当火车经过新泽西州的特兰顿市的特拉瓦河上时，你从车厢里就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有灯光照射的招牌。在这块招牌上，对于乖巧和韵律的迫切追逐导致了措辞上的灾难： 特兰顿制造，全世界可以拿（TRENTON MAKES THE WORLD TAKES） 是“拿”吗？也许是“买”？“用”？或者“享受”？什么都行，绝对不能是“拿”。正所谓弄巧成拙是也。 不过还有一些恶俗标志的成因则纯属愚钝和缺乏想像力了。想想美国的火车站里的消息公告牌吧，那上面各式各样的语言错误令人恼怒，它们往往把正常的显示火车从X地到Y地的用法彻底倒个个，偏把终点站写在前头，招致无可名状的混乱和错误。坐落在东海岸一家大型机场上的欢迎刚刚到达的外国旅客的指示牌，突出地反映了美国的愚笨和地方主义式的偏狭，恐怕全美再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相比的例子了，上面用西班牙、德、法和英四种文字指示人们如何使用机场上提供的行李推车。需要明白的是，这里是移民管制区域，乘客们刚下飞机，还远远来不及到银行窗口去换钱。而要想取一部小推车，你必须先往锁住它们的机器里塞一块美金。有标牌吗？好极了，有，但上面写着“请勿使用外币”。就此，记者克拉克·德里昂说，这是一个“自诩为世界级的”城市中的精彩的农民水准的行为示范，一个令人难忘的活生生的纯粹的恶俗例子。（见“恶俗机场”） 或许是由于本土文化训练的严重衰退（见“恶俗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公共标志违背最起码的语言规则，比如短语所能传递的可以拆开来理解的意思一般要比从句或句子少，非独立的句子成份相对于独立的来说情形也是一样。有时，一些经验丰富的作家也会被诱使写出一些使人难堪的不完整的句子，而且还自鸣得意地以为它们表达了有趣的意思。莫尔迪墨·阿德勒将他的一本书题名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由于少了诸如“不言自明”（to be self evident）等词语，不熟悉这类短语的读者不禁会问，“好吧，你认为这些真理怎么啦？能否说具体点儿？”不过，尽管令人难以相信，也许阿德勒博士忘了这里的hold并不是“掌握”（grasp）或者“保存”（treasure）的意思，而是接近“认为”（regard）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原因，其结果是极为恶俗——炫耀而空洞。 这种喜欢采用怪异的不完整句子的习惯，或许会被那些精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人说成是“非结尾”（non-closure）式措辞。在约翰·阿胥伯雷（John Ashbery）的诗中——其诗以老眼光看似乎很少是“写完了的”——其技巧被热烈地颂扬为“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所谓“被热烈地颂扬”，当然是指那些理论家们了。另一方面，读者可能会把这种“不确定性”看做可贵的或是无能的证据。“远远超过一个人的文学能力，并且，重重地跌在他无能的屁股上”，或许是种对这一“不确定性”非文学的理论描绘方法。关于此粗鲁的定义恰当与否，可以从以下恶俗标志的例子上看出来。这些标志表明了，那些宗教和爱国狂热分子们企图将自己扩展至他们的能力以外并最终因为词不达意受到闹剧式的惩罚的倾向。如果仅仅是些廉价的印刷品，尚能让人觉得可怜；而若要把它吹捧成硕大的标牌并赫然矗立于高楼大厦之上，晚上再配以灯光照明，这种愚蠢的虚荣就只能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 这里就是一个出众的。当然也是经典的“不确定性”的例子。这是一所大学中央的一幢新生宿舍大楼上的标语： 开始时的上帝 （IN THE BEGINNING GOD） 什么上帝？他干了些什么？说清楚呀！这类东西必然也会在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们①爱穿戴的汗衫和棒球帽子上找到相似的说法： 没有更伟大的爱 （NO GREATER LOVE）跟什么相比？你到底什么意思？想通过怪异语言表达爱国主义情绪的诱惑，当然可以像表达宗教情绪的诱惑一样，急不可耐地将矫揉造作的东西演变成全然的废话。为了庆祝《宪法》制定2m周年，官方的标语制作者们便采用了“开放式结尾”的语言小把戏，制作出的标语随即风靡于成千上万的T恤、海报、汽车保险杠贴标、翻领上的钮扣、以及贫民帽上： 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似乎少了点什么吧，少没少呢？比如一个动词？我们人民怎么啦？ ① fundamentalist，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现代主义神学主张者。 所有这一切为恶俗供应了充足的证据：做作，空虚，闪烁其辞，再加上激励恶俗的作家们在最广大的读者面前炫耀他们无知的展示主义作风。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爱穿猥亵T恤的人——他们似乎很明白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并对表达这一意思乐此不疲——倒总是能把他们的意思表达完整。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至少是“完整句子”（Closure）的主人或女主人。 到处都是糟糕的建筑，不胜枚举。送你走上空空如也墙壁的楼梯；令人尴尬的无型无名的空间，既不是房间又不是走廊，其中人类的意图无人知晓；仅七英尺高的天花板压来，你只得一步一拖地穿行其下；既不能让人站着也不能让人坐下的“阳台”；没有门廊或小屋顶的街道入口，一旦下雨，你就只好浑身淋个透湿。 不过那些事情还不是这里要谈的话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恶俗的建筑，它们如此荒唐可笑，极尽奢华与造作之能事，以至像我们这些仅属二流的人类用起来都有些无所适从，恶俗的建筑物就是那些吓人而自吹自擂的东西——看上去一副酷似鞋盒的面孔。要么就像糖果盒，比如坐落在华盛顿特区专供表演艺术使用的肯尼迪中心，其浮华与伪装的宏伟，让人觉得像进了一处无幕间休息地上演歌剧《阿伊达》的场所，庞大的英雄队列，成群的真大象和骆驼，每个人都在说话——不仅如此，还在唱歌——最有可能的是意大利歌曲；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像。而实际上，这种浮华而令人反感的建筑结构只适合容纳过时的路边杂耍，愚蠢的百老汇轻喜剧，衰败的音乐，以及低级的流行娱乐。其夸张做作的。长达600英尺的大厅走廊简直像希特勒总理府内那条爱炫耀的“走廊”。难怪阿达·路易斯。哈克斯特堡发现，一看到这整幢建筑，要想不让人想起希特勒或者他的马屁建筑师，二战罪犯阿尔伯特·斯皮尔的品味，是很困难的。 由此看来，当诺曼·梅勒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羞辱当代建筑中的主要潮流时，他可能并非是在信口雌黄。的确，坐落在长岛石溪镇的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央校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的校园——看上去真像是德国人赢得了四十年代那场战争，此刻正驻扎在这儿，到处散布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气味。同样，用来形容纽约世贸中心的那两幢毫无魅力、仅仅是高大而笨拙的建筑物的最精确的词就是：粗鲁和霸道。它们也是希特勒精神的回响。乏味而无智慧可言，仅仅是木讷与蛮力的表现。它们竟然被普遍吹捧为二十世纪晚期世界最主要的建筑成就之一。 不过，建筑上的“巨大性”风格在东岸的表现还不能与西南部某些城市相媲美，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在那儿，在粗陋超大尺寸的妓院以及其他沿商业街区的酒店里，你会目睹到经典的恶俗。一张新面孔，即所谓的亚瑟王神剑赌场酒店（Excalibur Cacino Hotel），现拥有4032个房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胜过拥有3150个房间的莫斯科俄罗斯酒店（Rossiya Hotel），后者一度是最大的，也是最糟的酒店之一。在亚瑟王神剑酒店，电话接线生们都是以“祝你过一个皇家圣日”为结束语的。（见“恶俗酒店”）当客人进入亚瑟王神剑酒店的中央地带时，立刻会看到一座巨大而媚俗的“亚瑟王城堡”全景饰物，城堡上饰有尖塔、角楼、护城河与吊桥，以及其他类似迪斯尼风格的东西。走进里面，客人们都被称呼为“领主”或“女领主”。 这种极度庸俗的体验，与凝视纽约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时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过分耀眼的猩红与镀金，流苏与重彩，必会给那些因见到“标有设计师姓名的毛巾”这个短语而激动不已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室内俗艳而伪装的恢宏，在幕后由最新的夸张技术侍候，旋转餐桌、电梯、以及电脑操作的舞台照明。一贯极尽铺张的作风，却少有品味，因而也就成了恶俗的一种显著的见证。整座林肯中心，用建筑师罗伯特·坎贝尔的话来说，完全是“一种愚蠢的炫耀”。 早在172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告诫一位年轻的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使用隐喻性语汇和类似学究气的华丽词藻，要回避想以此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和诱惑。斯威夫特声称，作为一名公众演说者，应尽力注意“言简意赅，不如此，任何人类的表现都不可能达到绝妙的完美”。建筑这一最显见、最不容忽视的人类力量的表现，是人们能够公开地从中汲取对自身理解的最主要的物品。可惜，在获得这种坦率而不炫耀的斯威夫特式的简洁方面，当代美国的建筑却麻烦重重。让我们想一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建筑物的正面。它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水平展开的样式，虽说单调了点，但还不至于龌龊。但某些聪明的改进者不满意，竟想到在它上面安放一只巨大而平庸的镀金老鹰，这下每个人都会对它一目了然了。这很像位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曾经以夺人的内蕴和简洁而堪称一件杰作，可后来有一帮咬文嚼字的人非要在附近竖起一些“像活人一样的”人物雕塑，他们可算是精确地展示了“美国笨蛋”的原动力。（见“恶俗公共雕塑”） 对于如今广泛用于建筑的钢铁、铝合金和玻璃盒子来说，直挺挺的线条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强烈地预示了想像力的终结。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工匠们都了解，曲线和圆形表面对于人类将自己的敏感、多变、价值、趣味表现出来的愿望是必不可少的。平等是新一代建筑业引以为荣的观念之一，这或许不是件坏事，不过这种平等是无知的平等，是对某些人具备过人的阅历和学识去享受含蓄凝炼之美这种假设的一种疯狂的否定，而这种美正是传统建筑中的细节所要求的，如扶手，卷叶花饰，尖顶饰，陶立克柱式雕带上的槽间平面，以及三联浅槽饰等。当代建筑好像对它的使用者和观众施予了什么特别恩惠似的，一架只能直线上升的电梯宣告了楼梯或台阶的废弃与过时。然而，阶梯至少还能让人联想起西班牙大台阶，圣塔大阶梯，贝尔尼尼①建在梵蒂冈的雷格拉大阶梯，以及加尼尔建在巴黎歌剧院的优美的楼梯间。如今，替代阶梯的电梯却让人什么也想不起来。过去，旧式梯阶中有许多都出色地运用了想像所欲求的曲线，这是电梯不可能模仿的。那种在室内用来协调直角的卷曲的装饰线也已经消失了，一如硬桃花心木门的命运，镶板上的装饰线，巧妙的铰链、把手或球形拉手，都已经被轻薄、廉价的平板门所取代。这种门让人无思可发，目瞪口呆，立着时支撑在墙边，放下来平板一块。这种平板门成了一张不引起任何想像的办公桌，对于它所占据的头脑简单的建筑物来说，倒是一件十分般配的家俱。 ① Bemini，1598—1680，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大师。 在美国，恶俗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红火，只因为相对于品味和丰富性来说，对金钱与利润的考虑占了明显的优势。不过，恶俗在此地如此盛行还因为建筑批评的缺乏。英国至少还有查尔斯王子这样的人抨击建筑中的丑陋、乏味和打砸抢的破坏性作风。我们没有这样知名的建筑评论家，而且除了哈克斯塔伯尔和汤姆·沃尔夫之外，我们很少会有什么评论家不堕落为黑金与学究品味的俘虏。我们需要大多的抨击恶俗的人。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位建筑批评领域里的约翰·西蒙②。（见“恶俗工程”） ② John Simon，1816—1914，英国医师，现代城市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始人，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奋斗毕生。 倘若不得不说的话，美国人或许会承认，造就现代世界的一切思想统统源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达尔文的，马克思的，弗洛伊德的，爱因斯坦的，荣格的等等，没有一样是源于美国这些州的。至于我们的特长。作为对我们在创造性才智方面贫乏的补偿，据称是工程。或许是对于价值与意义的领会方面先天不足，据说我们天生擅长于经营技巧与手段。 这不过是一个貌似可信的结论。美国在设计商用飞机、把它们卖给世界各航空公司。以及把人送上月球等方面的成功，已经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美国人擅长工程和建造东西，可实际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恐怕和他们在控制婴儿死亡率。阻止华盛顿特区里的杀人案件、或建立公共医疗保险方面一样糟糕。牛皮还是越吹越大，自我庆贺很少受到过真相的抨击。只消看看人们谈话的方式，你就会知道在美国没什么人乘坐过一列日本或法国的高速列车——说到法国的高速列车，它可以每小时320英里的速度安全行驶。你可能还会思忖，好像这里的人没有谁喜欢记住协和式飞机①是英法联合制造的而非美国的科技成就这一事实；维克罗魔术褡裢（Velcro）也不是美国佬的发明，而是一个聪明的瑞士人②在看到金属钻屑粘在他的袜子上之后思考的结果。所谓美国的成就——我知道提起它会让人倒胃口——就是“挑战者”号飞船③，带给你的只是糟糕的制造工艺，无能和不诚实的质量检测，以及为了掩饰事件背后的巨额资金交易而撒的谎话和遁词。 ① 英法合制的超音速飞机，时速可达2160公里以上。 ② Georges de Mestral，1908—1900，发明家。 ③ 美国研制的太空飞船，在199x年第x次发射时爆炸坠毁。 另一项美国的成就是哗众取宠、耗费巨资的“哈泼太空望远镜”（花了15亿美元），多少年来一直是这个国家自我颂扬。自鸣得意的东西。可是，1990年6月它被调用时，却被证明不中用，原因是新闻界所称的“有斑点的镜片”（即镜片的曲度错误），“对于每一个参与过此项计划的人来说”，某位科学分析人士说，“都是一种尴尬”。对这一最不可思议的可耻失败的谴责之辞，迅速倾泻在制造商、供货商、检查人员以及NASA④身上，用某位评论家的话来说，给他们诸位留下了“一块丑陋的伤疤”。“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光学专家说，“一项如此庞大的工程计划竞以一个如此渺小的斑点而告终”。不过，如果我们再多注意注意美国的工程与建造领域中装出来的样子和实际真相之间的恶俗差距，这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每天，我们的报纸都会带给读者一条新的令人沮丧的标题，比如： 一种已经广泛使用的涂有保护层的胶合板被发现使用几年之后就会腐烂 屋顶材料的疵点使官司愈打愈烈或者： 清除石棉剧增的费用使许多学校举步维艰或者： 使学术图书馆中半数图书化为废物的酸性纸 ④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像美国人这样如此拜金的民族，理应在物质操作方面是很有天资的，可是各地喜欢炫耀和引人注目的迫切欲望却频频招致灾难。比如1978年哈特福德市⑤市立体育馆由电脑设计的假气派的宏大顶棚的坍塌，以及近年来相似的各类屋顶坍塌，如堪萨斯城造价昂贵的室内拳击竞技场顶棚的坍塌，仅仅发生在它获得美国建筑研究院颁发的一项设计奖五年之后。这类事情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时至今日，每年大约有五百次类似的尴尬。再举几个例子：1983年，新泽西州刚建成不久的供城郊轻轨火车旅客使用的气派非凡的“每日广场中心”，其巨大的天花板掉了下来，50吨重的物体砸在一群人身上，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稍后，密歇根安州庞提亚克市的银顶体育场的顶棚第二次坠落，原因是它无力承受一次密执安暴风雪的重压。 ⑤ Hartford，康涅狄格州首府。 恶俗的设计与建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事实上更像是某种美国特有的东西。最近，陆军工程兵团检查了将近4000座堤坝——结论是都被认为有散架的危险，其中，988座被证实“不安全”，58座“严重不安全”——也就是说，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话，赶紧搬家。住在爱达荷州戴顿大坝下的人没有及时于1976年6月迁出，结果大坝崩塌时，11人死亡，2000人受伤，损失达10亿多美元。 五年前美国的公路高架桥被检测时，发现40％以上“有缺陷”。康涅狄格州的一座公路高架桥于1983年倒塌，使三名相信它可以使用的人丧命。四年后，轮到纽约州了：托马斯·爱德蒙·杜威过境高速公路上的一架桥倒塌，有10人报销。当然，不可避免的“基础结构”的自然磨损是某些这类事故的起因，不过，毫无想像力的工程与不老实的偷工减料也一定要分担恶名——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这些大坝与桥梁不是由那些“具有非凡能力与美德的美国人”设计和建造的话，情形可能大不一样。人人都有必要知道，在某些失败的建筑物和废墟中，调查人员发现在钢筋混凝土里竟埋着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根本没有料到的工人的快餐盒、衣物、垃圾、罐头盒、玻璃瓶以及其他非功能性的物品。 人们不该忘记的是，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天花板上的裂缝（花了4百万美元修复），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那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壁板的铺设失败（经查证发现是灌浆拌错了料），还有奥尔巴尼城宏伟的洛克菲勒购物城中汽车大楼上大理石表面的类似灾难，招致了一场耗资2500万美元的起诉总协调人和建筑设计师的官司。最著名的是波士顿高达62层的约翰·汉考克大厦上巨型玻璃外墙板的表现。几块玻璃板脱落，严重威胁了下面街上的行人之后，人们发现玻璃板的强度不够。所有玻璃，总共有10000多块，被全部撤换，耗资800多万美元。接着人们又发现这幢大厦还需要安装一些起支撑作用的拉条以抵御强劲的风：因为大楼会在风中不祥地摇摆。这又花去了1750万美元。这类法律案子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只有律师在其中出尽了风头。汉考克起诉了玻璃公司、建筑师（著名的贝聿铭先生）和建筑承包商，他们每个人又各自反诉回来。整桩案子的花费据估计超过1亿美元。 “Smug”（自鸣得意）这个词是一个著名的结构工程师保罗·怀德勒提出来的，专门用来指那种满以为自己毫无问题、结果却偏偏引发这类惊人事件的态度。懒惰、无知、缺乏想像力，再加上这种自鸣得意，恶俗所要求的一切东西就都有了。这些频繁的灾难很容易被说成是“天气”的罪过，而实际上却是由潜藏在事件背后的幼稚的乐观和商业诡诈所引发。在《财富》杂志上，沃尔特·麦克奎德引述了一名建筑师的话，该建筑师把大部分罪责归之于生产商为其产品所做的不精确的工程设计书。“真是天大的笑话”，麦克奎德说“所谓最好的设计表现就等于顶住时速42英里风力的压力……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时不时地会刮时速70英里风力的大风。”麦克奎德批评的这种逻辑最近有了很好的脚注，在一场“没有料到”的大风中，一所学校的楼墙倒了下来，砸死了数名儿童。 美国的冶金技术，由于长期以来让我们有了关于美国发达的钢铁制造业的印象，看来似乎是我们的强项之一。比如，人们或许会想，我们为建楼而使用的螺栓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大错特错！正是部分地由于悬挂螺杆的瑕疵招致了堪萨斯市室内竞技场顶棚的坍塌，和这座不幸的城市一样，正是由于螺栓的毛病，才导致海亚特酒店大堂正面光彩夺目的走道的塌陷，114人死亡。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把一台喷气式引擎固定在机翼上的螺栓的失误，才导致了1979年芝加哥的一架DC—10飞机坠毁事件的发生，该事件对于图书贸易来说实在是一种灾难性损失：273名遇害者中，不少人是前去参加在西海岸举行的一次出版商会议的。 这种情形对于新闻人员真是太糟糕了，倘若为了节省时间能在他们的文字处理机上点一下键盘就打出“坍塌（collapse）”这个词，而不必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出这个词，那该多么痛快呀。这个词着实在新闻中出现得大多了点： 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一次顶棚坍塌，至少11人死亡。” 纽约市：“第三十街大厦坍塌，阻断地铁列车，至少10人受伤。” 西弗吉尼亚的格林银行：“天文望远镜塔楼坍塌，造成美国科研大倒退。” 田纳西州科文顿：“桥梁坍塌。7人摔下致死。” 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无人知晓是什么引发了7月2日的坍塌（位于加州大学）……独奏大厅……当时空无一人，120吨重的钢骨水泥倾泻到地面上，砸碎了两架大钢琴。” “废墟”（Ruins）一词是另一个有用的标识，如以下这段图片说明文字所示： 一块20吨重的比赛分数显示板，躺在新落成的耗资5200万美元的北卡罗莱那州夏洛特市立体育馆地板上的废墟中……这块显分牌，价值120万美元，……昨天，当它被吊向天空的时候坠落…… “混乱”（Chaos）一词也是一个我们会经常看到的词： 管理飞机旅行者的电脑陷入混乱 1989年5月13日。全国最大的航空电脑储存系统……昨天漫不经心地死机近12个小时，中断了全国约14000家旅行代理机构的正常运作。 把装汽油的巨箱埋在加油站地下，并用干洗剂清理流液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完全避免了使用地上储备时的危害，因为地面上的一丝火花或一划火柴都有招致爆炸的危险。然而，在南加利福尼亚，由于没有想到这些埋在地下的油箱不可避免地会生锈与侵蚀，于是导致了大面积的饮用水污染。仅举几个摘自《洛杉矶时报》的例子： 戴维斯城：一加油站35000加仑的汽油发生渗漏，污染了100码以外的（一处）城市地下水井。 科恩县的格伦韦尔：1985年……发现一条宽1／4英里的汽油渗漏带，七处水井遭污染。 被埋在地下的盛清洗剂的筒也会腐蚀： 莫代斯托市：一家老洗衣店的四箱清洗溶剂漏泄，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导致，100万美元的清理支出。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想，如果这些责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见“恶俗的大学”），他们或会有更灵活的想像力，有能力预见他们的贮藏箱的未来，或许还能发展一种对于事业与人而不是油料公司与加油的忠诚，此番议论或许并非离题万里。 同样，那些建设和保养核能与核武器基地的人，也应有更开阔的眼界，而不能把目光死盯在当代的“外国石油威胁”或百万吨级爆炸能力的荒唐行径上，应认真对待基地周围的白血病发病率。说到这里，形势已经太令人沮丧了，任何人若对这可怕的核区域的恶俗工程和建造有兴趣的话，请参阅泰迪·米尔恩的《看不见的屠杀：一份有关核事故。核泄漏。错误管理内幕的悲惨纪录》（1987年）。总之，我们应该把有关核废料处理的丑闻敬献给工程师们……当这整项疯狂的事业兴致勃勃地开始的时候，似乎从未有人好好想过这一切，不过在美国，事情还有一点点安慰，大多数工程企业的先天性不良构成了一线奇异的希望。例如，据最近的报道，调查发现有近1／3的洲际弹道导弹要么不能用，要么永远不会到达它们的目标，这一事实使无数惊慌失措的欧洲人如释重负，并暴露了美国在冷战中荒谬的主导地位所仰仗的工程优势的虚假和做作。 纽约市备受吹捧的新型公共汽车Grumman·Flxibles（此车名是一种典型的忸怩作态，见“恶俗语言”），暴露出的问题不过是全国乃至国际问题的缩影。这些聪明的设计据说能节省燃料，对残疾人有利，有舒适的空调，全电力控制系统。可惜，它们的轻型构架几乎一上路就马上发出疲惫不堪的噼啪声，驾驶出现异常。纽约交通局最终报废了这整批637辆公共汽车，对9200万美元的投资道了再见。 纵观诸如此类的失态情况的原因，人们不应该低估全国文盲的伟大贡献。他们需要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的职业，为了得到这些工程，他们必须装做读懂了工程计划书，并假装依照书面的指示作业。当然，其中许多人只能通过造假才能完成这些工程，于是便导致了桥梁和屋顶的坍塌，焊接（如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不牢，整项工程无法运作，等等。如沃尔特·麦克奎得所说，“可笑的事实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天才统治的时代，职业竞争也不如从前那么激烈。”换种方式也可以这么说，某种装腔作势的技能已经超越了人类可以驾驭它的能力，甚至连对它产生怀疑都不可能了。 恐怕很少有几个人愿意回顾一下汉穆拉比法典①为鼓励竞争立下的法规： 如果某立约人（承包商）为某人建一所房子，而房子建得又不够结实，他所建的房子倒了，并导致该房屋主人的死亡，那么该立约人应被处死。 如果导致屋主儿子的死亡，那么该立约人的儿子，应被处死。 不过这条残酷的法规至少有利于避免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如建筑失误或者律师暴富等。 ① code of Hammurabi，约公元前1750年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典，用楔形文字铭刻在石柱上。 最后，很有必要明白，工程和建筑在其他地方（如最近的报道：“100多人死于印度的火车翻桥事故。”）发生的坏事也一样糟糕。不过只是糟糕而已。那还远远够不上恶俗。因为，没有人曾经说过印度是雄心勃勃的世界工程技术奇迹，因而会令世人羡慕不已。（见“恶俗建筑”） 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航空公司归私人所有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这就意味着，攫取利润和弄虚作假将操纵他们的运作，并邀请他们大规模地参与恶俗。他们的希望就是，作为他们的主顾的我们，是极端不开化的动物，就像分不清食物和洗得半干的衣服一样，对舒适与难受的区别全然无知，他们还希望我们毫无记性，这样的话，举个例子，我们就会从我们的记忆中彻底清除1987年西北航空公司全体机组人员的一次令人费解的失误，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时竟打不开辅翼，导致156名无辜者丧生。这个行当正以公众的无知而日渐繁荣昌盛。它希望我们对历史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中旅行的快速世俗化到来之前，乘飞机旅行曾经是多么高雅或至少是令人愉快的事情。说起三十年代的一次飞行，保罗·波尔斯回忆道，“飞机上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带床的小房间，飞行途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睡在被单和毛毯下。”在天上飞了40年之后，他再也不能不注意到，千真万确，“世界已经大大变糟了”。结果呢？“我再也不想乘飞机旅行了。” 空中旅行业还希望我们忘记乘火车和定期客轮旅行曾经是怎样的乐趣，遇到一些可靠而无忧无虑的人，和他们谈谈话，身体之间还有一段适当的属于自己的距离。你可以不用碰你身边人的胳膊时而享受一顿真正的食物，宽畅与舒适的确是与有教养的人们交流时适当的要求，而不是一片沉闷寂静或乱哄哄的喧闹。在一部诺埃尔·卡沃德的剧中，有一小段很有说服力的对话最好让它公诸于世： “你的航程愉快吗？” “嗯，从航空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从社交的角度看，它留下了太多的不足。” 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南部的飞机上的社交条件恐怕是最坏的了，据记者约翰·阿诺德的报告，飞机上前往迈阿密渡假的纽约人往往包括“胡言乱语的醉鬼，毒品走私犯，移居中的妓女，异性装扮癖者，南逃的已宣判的罪犯，还有某位自称为是猫王的男子”，他掏出自己的相片，作为猫王的自拍照签上名字销售。要是在火车或班轮上，你可以借助普通的社交手段逃离某个讨厌的家伙（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培育了更多这样的人）：请身旁的人开开恩，或者恳求一种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社交契约。如今，此情此景已经彻底翻了个个。你们俩被捆在了一起，每次航行，你都有成为身旁啰嗦乏味的家伙的受害者的危险。 如果我们的确生活在信息时代的话（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称），那么航空对它的贡献可算是微乎其微了。泛美航空公司当然不想让如下消息传播得太广：八十年代中的五年间，泛美因触犯安全条例曾被FAA（联邦航空局）罚款逾10万美元。它似乎也不太想让另一消息公之于众：1988年，曾有19名检测泛美安全性的FAA特工人员在机上大摇大摆地走私军火竟未被察觉。东方航空公司大概也不想公布如下消息：它已经为触犯FAA安全条例而支付了900多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无法阻止我们知道，1990年7月，东方的九位经理由于掩盖事实而遭受了一项有60条罪状的起诉，因为他们为了多挣钱而不对飞机实行正常的保养。东方航空因此破产而永远退出恶俗的行列是不足为奇的。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航空业都是一流的恶俗剧场，而且其中很少有什么真东西。在乘坐一次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中，我们听到乘务员的声音说：“为了您的方便，本机分为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可事实上，并非“为了您的方便”，而是“根据联邦法规的要求”。这一歪曲的陈述与所谓超大机身的宣传骗局如出一辙，当某位天真的旅行者读到一份“我们拥有飞往欧洲的最大型客机”的广告时，他可能会把宽体客机想像成是航空公司赐予旅客的恩惠；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会往宽体客机上塞更多的座位。乘客越是不舒服，航空公司钱挣得也就越多。设想一下，如果按照一架宽体客机上的人数密度，一间普通中产阶级起居室大小的地方可以塞多少人呢？60个人！事实的确令人震惊。航空公司总是能成功他说服他们的客人们相信，飞机的大小永远是为客人们的利益着想的。每当某一航班说起它的波音747有多“宽敞”时，哪怕它的乘客中那些最不敏感的人也会很快发觉，对于一位乘客来说，事实上空间是不足的，服务是更糟的，座位是更不舒服的。不过，还是请诸位听一则TWA（环球航空公司）的广告：“我们从不马虎对待空中旅行的舒适问题。请诸君尽情享受我们宽敞、超大型客机上的全方位……服务。”的确，越是“宽敞”，排队上厕所的队伍也就越长。 此类恶俗纯属航空公司的专利。即便是在他们的地面服务方面，恶俗也比比皆是。售票员们显然是受了专门的训练，擅于掩饰延迟了的启航时间或取消了的航班，以免你在察觉这一可怕的真相之后还来得及转乘另一航班。事实上，你飞得次数越多，事实就越让你震惊，原来航空是当今商业中最主要的虚假欺诈的源泉之一。即使是在美国，形象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也会比大多数事情产生更多的失望。试想一个正派而容易轻信的人，第一次启程飞往欧洲，被恶俗的航空把戏说服了，说欧洲之旅是迷人的、舒适的、方便的。试想这个天真的人遇到了漫长而含糊不清的检票队伍，伴随着对延误起飞骗人的托辞，到头来发现原先预定的座位是一排九座中的一个，而且十分狭窄，排与排之间的狭小空间根本就不允许你的腿摆出任何一种舒服点几的姿势。再试想一下，他好不容易坐了下来，这时，飞机上强迫性的电视打开了，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了商业广告的俘虏。那些广告不是大吹特吹什么物有所值的免税商品，就是您此刻乘坐的飞机正是舒适与时尚的奇迹云云。一旦意识到了这一切，掠过这位可怜客人的脑际和心头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和感受呢？其实这一切只不过刚刚触及了一点航空业中恶俗的皮毛。（参见“恶俗餐馆”） 对于在飞机上随餐发放的小卡片上暗示旅客们留下一些赞美之辞的做法，上帝一定会施以惩罚的，好像航空公司所经营的是怜悯事业，而非假冒的抽彩活动。最好还是发放一份祈祷词，祈求越来越严格的FAA监察和反欺诈广告法的进一步实施。 机场一开始只是糟糕的，后来才变成恶俗的。正如航空业不会将他们的恶俗行为公之于众一样，国际飞行员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irline Pilots Associations）也不会公布他们对于恶劣机场的真实看法。举个例子，洛杉矶国际机场是最糟的机场之一，因其“严重的缺陷”被飞行师们赠以“黑星”的美名。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减噪规定”，要求夜间着陆的飞机必须使用一条照明极其糟糕的跑道，常常还伴随着一阵侧风的吹送，毫无疑问，对于即使受训能在风中着陆的飞行员来说，也无疑是一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招术。 另一个可怕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机场：跑道过短，因此要求飞抵该地的飞机掌握复杂的最后时刻机动动作。“真是一塌糊涂”，飞行安全局的约翰·加利波特总结道。不过，航空工业是不太情愿让你了解这一切的，惟恐你一旦知道得大多，就会开始全力鼓吹兴建全国高速客运火车事业。芝加哥的米德威机场坐落在一片拥挤的居民区中间。它也是以跑道过短为特征的，只是在其中一条的未端建有一堵醒目的混凝土高墙，对于释缓邻人们的神经来说的确是一道坚固的屏障，可对于任何一架掣动不良的正在着陆的飞机来说，却是一种持久的威胁。但是即便如此，比起坐落在圣地圣哥市中心的臭名昭著的国际机场来说，这些还是安全而让人放心的地方。在圣地圣哥的机场着陆，你可以近距离看清楚附近高楼大厦办公室窗内的情景，同样糟的是，那里的跑道也很短。 旧金山国际机场的问题不大一样。你会在那里看到一条条排列得很近的平行跑道。在这样的跑道上，飞行员被要求——正如《密探》杂志的麦克尔·沃克所言——“翼尖挨着翼尖”地同时着陆（差不多是在以偏航恐惧邀请死亡），以便减低航空交通拥挤，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不过，沃克宣称，你是休想了解这些事情的：“我们的机场究竟有多适合于飞机起降，这不是普通民众可以随时分享的信息。”瞧，这又是处在所谓“信息爆炸时代”的产物。 这些情况当然是糟糕的。不过，恶俗才是真正可怕的，它经常散布的说法试图传递这样的印象：机场是完善的、合理的、舒适的，且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空中旅行者手册：空中旅行、飞机和机场指南大全》（1989）中，我们有幸见到一幅声称表示“机场航站解剖”的规划图。从这幅图看上去，如果说不上如田园般美妙的话，至少也是十分理想的，竟然和实际生活中人们亲身经历的任何机场毫无相似之处。比如，在图中的机场里有一个医疗中心，只要需要，你可以在那儿种牛痘。此外，它还向读者允诺“大型机场里还备有手术室”，餐馆“常常24小时为大众开放”。据说，那儿还有旅行社。（我从未在哪家美国机场见到过哪怕一家旅行社。只有当你获悉前往克里夫兰的班机已经被取消了，而你正急于知道还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到那儿去的时候，旅行社或许会很乐意冲向你。）这个图绘的理想机场有正常运行的自动门和电梯，还提供“淋浴和盆浴”。哥本哈根的机场的确如此，不过绝不是美国的那些机场。 在这个地方，提供给旅客的不仅仅是便利设施的匮乏，就连可以坐下的地方也寥寥无几；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唱片音乐；没有时钟可以告诉那些来自不同时区的客人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又是信息时代）；模糊不清的有线广播，使人们担心会错过一些十分重要的内容；一排排被捣毁的电话，有时电话间的地板上还有尿迹；只有糟糕的地方报纸出售，仿佛那些远道而来的人和当地人一样愚蠢；嘻嘻哈哈在那儿闲聊着的操作x光检测器的安全人员；贴有“兑换外币”标签的小亭子，当你费了半天的劲挪到窗口的时候（通常要20分钟），才发现那儿根本就没有买卖兹罗提①、第纳尔②、或土耳其镑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些货币名。 ① 波兰货币名。 ② 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货币。 属于真正恶俗的机场特有的一种现象就是，离港设施的愚蠢布局，以至你在“登机通道”里走得越远，那些必要的设施就会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地消失得更多。当你继续前进的时候，往回走已经不允许了，银行、售报亭、酒吧、厕所等设施统统被留在了身后；这时，你终于停了下来，但不是登机，而是再等候个把小时（由于突然发现飞机出了“机械故障”）。你孤独地呆在那儿，口袋里塞满了不想要的外币，什么可读的东西也没有，甚至无处可以小便。你就这样被拘禁在“候机室”里了，可以想像，这个“候机室”也就真的只有一把躺椅那么点大①。周围有婴儿在哭叫，站着的人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无聊的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上演他们的全套节目了。 ① 英语中“候机室”和“躺椅”均可用lounge一词。 《空中旅行者手册》确实将其中的一章题为“愉快之旅”。在该书的“鸣谢”部分，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为何恶俗如此泛滥和猖獗的线索，在那儿，你将找到对波音商用航空公司、艾维斯租车公司、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格鲁曼美国航空集团公司、泛美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以及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的由衷谢意。 这最后一家应对或许是全美最糟糕的机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负责，它完全是由于未受管制的松散经营所引起的混乱的典范，四分五裂的大楼负责不同的航班，且缺少一个清晰。统一的通讯系统。多萝西·斯道克是一名由纽约飞往维也纳的记者，她原打算途中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写点东西，可是就在登机之前，有人通知她不能携带这台电脑上机，理由是担心它会爆炸。在发现既没有行李寄存处。也没有带锁存储柜（它们好几年前就已经被拆除了，为了阻止精神失常的人把炸弹锁在里面）之后，她“在绝望中”不得不致电一个朋友来机场取走她的电脑。从此次经历和许多其他经历中，斯道克小姐得出结论，肯尼迪国际机场是“全世界对待使用者最不友好的机场”。的确，找不到地方存放她的手提电脑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她说，“既然这么一个新奇的怪物（就像一家体面的餐厅一样）对肯尼迪国际机场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也就很难指望能有一处安全存放此物的地方了。” 而这一切统统被恶俗所掩盖——空中侍者或航空小姐的微笑；全体驾驶员似乎考究的假海军呢制服；迷人的主题曲和口号；根本不是俱乐部的所谓“航空里程俱乐部”；被看做是紧跟时尚与“豪华”的极端不便与不适；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试图告诉你航空远远胜过老式轮船与火车的暗示。既然如此美好，那就坐上去，好好享受你的空中之旅吧。 因为你别无选择。 问：“是谁导致了泛美747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坠毁？” 答：“美国海军。” 问：“怎么回事？” 答：“这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的坠毁，是为了向几个月前打下了一架伊朗大型客机的恶俗海军导弹发射复仇。海军的失误——将那架民用飞机误当作一架准备袭击的战斗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对豪华的电子感应及瞄准系统的依赖。这还要怪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水兵们如此自动地遵从海军条例，以至他们绝不会让一个吓人的目标靠近到一个军士长可以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辨认清楚目标的距离。” 问：“这种对高科技的依赖是不是也应对衣阿华号驱逐舰的炮塔爆炸事件负责？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美国海军撞船及随后的搁浅事件负责？情形如此尴尬，以至于海军的活动停了一阵子，好让那些军官们好好反省反省，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答：“很可能。毛病嘛，就是恶俗。”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