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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恶俗的人大多了，要想把他们说清楚，如果不是用一座图书馆的话，起码也要费一整本书。这里只能列举几个例子。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么与政治、要么与神有关。两种场合都要求艰难困苦的廉洁与美德的公开表现，因此两者都涉及到表象与实际情况（常常是堕落、卑鄙、伪善、自私、贪婪之徒）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问题，如我们所见，这也正是恶俗的基本条件。想到这儿，杰西·海尔姆斯①立即映入脑海，还有理查德·尼克松和他耻辱的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还有爱德华·肯尼迪②和加利·哈特③。在加州橙县的反动分子中，一句流行的祝酒辞是：“为祖国的大救星，玛丽·乔·考佩奇干杯”。那么，还可以用同样的话作为祝酒辞庆祝加利·哈特的女朋友唐娜·莱丝。无数神职人员也很好地阐述了恶俗的表象一真实差距原则：杰米·斯沃加特牧师、吉姆·贝克牧师④和孙棉蒙牧师大人，所有这帮人都让此差距变得巨大无边。 ① Jessie Helms，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极端保守主义者。 ② 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 ③ 时任美国参议院议长。 但有些恶俗的人既非来自政界，亦非来自神坛，如贝斯·梅尔森、查·查·盖博（Zsa Zsa Gabor）和莉奥娜·海姆斯利⑤。我们也不该忘记爱德·米斯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小莫顿·唐尼（Morton Downey，Jr）、赫伍德·考塞尔（Howard Cosell）、奥利弗·诺斯⑦及其妨碍司法正义的忠实同谋福恩·赫尔（Fawn Hall）。接下来还有可怕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罗伯特·巴尔克法官（Judge Robert Bork）、杰拉尔多·瑞弗拉（Geraldo Rivera）、乔治·斯但因伯莱纳（George Steinbrenner）和电影演员西恩·潘（Sean Penn）。 ④ 曾在电视上泪流满面地向观众忏悔自己犯了通奸罪，引起轰动。 ⑤ Leona Helmsley，纽约以残忍和贪婪臭名昭著的女房地产商，曾因偷漏税罪被判七年徒刑。 ⑥ Ed Meese，曾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参与掩盖尼加拉瓜军售案，后被迫辞职。 ⑦ Oliver North，曾任里根政府安全顾问助理，是尼加拉瓜军售案的主要人物，曾因欺骗议会被判有罪。 恐怕当今的恶俗冠军应属于柯特·沃德海姆（Kurt Waldheim）了；的确，他不是美国人，不过他在这儿已经住了这么久，且接受了如此多的阿谀奉承，这使他转而成了一个隐蔽的美国人。毫无疑问，恶俗的唐·瑞·迪克森（Don Dixon）是个美国人。他是德克萨斯州维农信贷银行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艺术收藏品、以及为银行检查人员提供妓女服务共花掉了纳税人13亿美元。惟一使丹·奎尔①免于恶俗标志的事情，就是他还不够夸耀——仅属糟糕而已。 ① Dan Quayle，布什执政时期的副总统。 若要尽数姓名，只要注意一下在美国的文化死水中可以看见的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我们就能挑出更多人来，在其他各式各样的小标语中我们会找到这样一幅；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像约翰·韦恩、保罗·哈维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美国人 已经死了的棒球人物比利·马丁（Billy Martin）既属糟糕的一类，也是恶俗之辈，尽管他偶尔也会带来某些娱乐价值，比如当他说“我已经极其反感和厌倦人们把我称做一个醉鬼了。我已经有两天没喝酒了”。像布鲁斯·伯德斯（Bruce Borders）、史蒂夫·韦斯特（Steve West）、乔尼·哈拉（Johnng Harra）和汤尼·罗伊（Toni Roi）之类长得像“猫王”的模仿者们也都属于比利·马丁级别的恶俗之辈。 所有这些人都还叫得出名字，可还有成千上万的恶俗人物却只能隐姓埋名了。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在看电影、话剧、听音乐会时当众闲聊的人，以及那些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乱写乱画的人。 美国人每天都在被告诫要锻炼身体、慢跑、减肥，总而言之，就是要多多关注他们的身体。不过，成为当今丑谈的东西并非美国人的身体，马虎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身体。真正丢人现眼的是美国人的大脑。说起大多数美国人，你可以用《窈窕淑女》中的亨利·希金斯问那些过分注意她们的头发好不好看的妇女时说的话：“她们为什么不把内心里那一团乱糟糟的东西梳理整齐呢？” 究竟是什么使美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轻信？是教育体制的垮台吗？（这种垮台使精确的因果推论越来越成为罕见的品质。）是因为美国人都上过恶俗的大学吗？（参见“恶俗的大学”）美国人向来认为生活保证每个人都会有丰富的回报，尤其是能保证《大陆宣言》中提出的以之作为奋斗目标的“幸福”，而当今盛行的这种易受欺骗性是不是对以上这种共识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失望的一种补偿？一旦你发现，在一切不听劝告的顺从于广告的大肆挥霍之后你仍然不“幸福”（“这就完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只好借助各种先兆预感的方法探索可以让你如愿以偿的另一个空间，于是乎什么卡米克分析法。奇迹祷教服、卡克拉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家、星象术、铜锣（用于手枷术，专门对付那讨厌的关节炎）、劫持UFO、造访外层空间（“外星人”）、过去生活疗法，以及什么体外旅行等五花八门的招术都出现了，层出不穷。“某种类似精神分析诊所的地方”，是托斯但因·韦伯伦用以描述这个国家的用语，他把整个这个地方看做“一种病例”： ……如果不充分体谅某种盛行的精神失常和错乱的话，美国的病是……不太好理解的……这种失常的精神状态的最普遍、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或许可以在某种令人生畏的、狂热的轻信中看到，一大批美国人染上的正是这种轻信。 美国人坚信，现实对于人的欲望施加了残酷和实在不公平的约束，这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引向这样的抱负： 在你的体外旅行 好了！你现在可以安全而轻易地离开你的肉体了，随心所欲，去遥远的地方旅行，探访家人，与不在身边的情人幽会，甚至与神灵交流。 ——广告词，《命运》杂志中俯拾皆是的一页 美国人对于“实际”的崇敬之心可以借一整套有用的工具资料，为你提供一切想要逃往星际世界的需要：“《通往星际世界之门：星际规划实战指南》。包括书、磁带、冥想卡、水晶球、香油和指导手册。” 只要想一想如下问题，你的头脑就会清醒起来：有能力根据法律授权进行选举，可以做陪审员，可以拥有和贩卖武器，可以开车，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的人们竟然信奉： ——亚特兰蒂斯① ① 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底。 ——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预言（美军部队被部署在中东的一瞬间，我把书店里的诺查丹玛斯图书存货卖了个精光。——书店职员语） ——手相术 ——用塔罗特纸牌占卜 ——水晶球观测者的“解读”，“天赋的女水晶球占卜家”，等等 ——五角星形物及类似的驱邪物的魔力，能确保你“每赌必赢” ——纸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用过的剃须刀片的刃重新锋利 ——轮盘赌的记性，会或者不会自动重复 ——神造学 ——灵魂先在论，被证明是一种总是与自命不凡的色彩相伴随的信仰。正如作家乔治·图墨所指出的，大凡觉得自己曾活过不止一次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绝不会是裁缝店的学徒，拾垃圾的人，或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官廷马厩里清理地下阴沟的人。 ——各种不明飞行物，在星期三凌晨1—3时之间观测效果最佳（这是人们普遍相信的） ——幸运数字 ——尼斯湖水怪 ——北美野人 ——一种室内喷香剂，由乳香和没药混合而成，其功效是“保佑”随喷剂喷出的预言成。 这些信仰比糟糕还糟。它们之所以恶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想要将某人微不足道的心愿寄托在顽固而无动于衷的现状之上的过分迫切的心情。不过，如果说这些信仰是恶俗的活，更为恶俗的就要算那些“新世纪”的男女骗子们了，他们每年从轻信他们的新世纪傻瓜的身上捞取千百万美元的钞票。为了协助行骗，他们给自己安上一些反常而浮夸的名目：一个叫触物占卜大师（心理测量专家），另一个叫超感通灵大师，再一个叫心理数字占卜大师，再一个是家庭男女平等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低于一般智力水平的妇人），再一个叫天赋女巫，还有一个叫自然女祭司。有个人自封为“备受国际赞誉的长笛演奏家／作曲家／信仰疗法术士”，还有一个人专为她自己建了座永恒智慧教堂，并自封为“首席大主教”，（见“恶俗举止”） 许多人对精神分析学家这个简单的称呼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到这些，这位不虔敬的批评家乔治·图墨便禁不住疑惑，即然他们个个都掌握着进入生活和其他事物之秘密的通道，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将这种神力用来“清除粉刺”？只可惜他们先知远见的技能很少能让他们在商品交易中露一手，要不然他们早就有条件逃往里维埃拉去逍遥了，远远离开他们如今正居住着的可怕的地方——伊利诺斯州的斯考奇，密苏里州的萨平顿，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墨斯，北卡罗莱纳州的纽伯恩。某位可怜的流浪乞丐，住在佛罗里达的假日酒店，知道“怎样快速敛财”，只要花8.85美元他就可以把诀窍告诉你，外收1.50美元的邮资和手续费。请仔细留意下面这篇登在一份精神分析通讯杂志上的归在“秘密文件”广告栏中的东西，它的每一个小孔里都流露出昏庸和自鸣得意，此物出自尤他州一名50来岁的蹩脚货之手： 决非一名严肃的学生，但是有广泛的兴趣：身心并治法、海豚意识、业①，昔日生活探测、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透视、精神成长、E.T.类（地球外空间）、UFO类、多线路传输、灵魂轮回……心理直觉、精神疗法…… ① 佛教用语。 “决非一名严肃的学生”！“广泛的兴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一副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感染的伪学者腔调。这位可怜的老兄一定是全尤他州最有文化的骗子，就是那个以盛产美国——即名副其实的帕夫拉贡尼亚——笨蛋而著称的地方。（大卫·休漠1748年在他的《论奇迹》中写道：“对于冒牌预言家亚历山大〔公元二世纪的一名宗教术士〕来说……他把首次展示他骗术的地点放在帕夫拉贡尼亚〔一个落后的罗马行省〕，这实在是一种胆智之举，因为那里的……人都极端无知和愚蠢，随时准备吞下哪怕是最最粗俗的欺骗。”） 在所有这些荒唐的把戏中，星相术恐怕是最风行的了，据称一些很有教养的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由于不满于现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质主义——谁会呢？——甚至荣格也在其对于生存之意义的探索中沾上了一点占星术的边。在美国，相信占星术的人数远比你能想像的多得多，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南希·里根依赖占星术给总统提建议之所以没有使政府垮台，比如像水门事件那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当多的选民从依照星相指导而行事这种做法里看不出什么愚蠢的地方来。星相术士们自己也开始披上了职业的色彩，美国星相学家联盟（这个组织里汇聚了一流的高手）严正指出，欺诈性地发布一种星相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不能没有包括精确的出生时间和精确的出生地点在内的信息资料就随意给人占卜。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对占星术的推崇如今已撕开了大学课堂的大门（见“恶俗的大学”）。纽约最富于怀疑精神的人们从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赢学费 星相幸运数字电脑，由著名星相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伊莲·休斯和数据库市场有限公司联合设计。输入你的出生日期和今天的日期，这位电动手握式占卜师便会一套一套地展示出你的最佳幸运数字组合。对于日选3、日选4游戏和每周乐透奖，以及一切相互打赌的游戏，均可提供出色的参考指南。 公众对此的兴趣还远不止这么深，继续向上当的深渊挺进吧，我们终于到达了： 宠物也可以进行精神分析！ 将你的宠物的出生年月日、照片、性别送来解读，25美元。 人们真想不出推动此类事情发展的后台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有北美人，谜底还是由一位获发证书的星相学家揭示的，他承认曾经辅佐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共掌共和党的大业。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爱德蒙顿上诉法院法官写道：“你说过我会遇到一个人，上个礼拜我的确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绅士。”证毕。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对阴谋的迷信是很容易进入他们大脑的。在他们看来，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和一桩国家级的丑闻就是：政府掩盖了外星人无数次造访地球的真相。这些外星人看来总喜欢在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带）着陆，而从不会在加州理工学院、斯但佛大、麻省理工学院或国家科学院附近的什么地方出现。一架著名的“载人”不明飞行物携带着“16名小个的类人体”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北特克附近（在那个地方是毫不奇怪的）到达地球，“有关高级军事和科学人员”偷偷摸摸地给这一事件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尽管在美国的帕夫拉贡尼亚居民中间这一事件已广为人知，你还是须付21.95美元，才能得到一本612页的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书。由此可见，阻碍自我实现、超越以及结识来自别的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政府。可以想见，当初批评有人企图有条不紊地“将上帝从美国的学校教室里赶出去”的说法是不难理解的。那是罗纳德·里根说的话。不过“科学”也该遭到谴责，它那副猪脑袋死也不肯学点占星术。普林斯顿的詹姆斯·格莱克教授证明，他收到大量被他惹恼的人们的来信，原因是他的科学论著忘了考虑这些人在无人帮助下的发现，什么“新宇宙哲学……的数理证明，证券市场战略，以及有关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难怪他常常叹息道，“呜呼，邮递员又来了。”下面是一些例子： ——我已通知了两所大学……我没有收到回信。 （我的发现）澄清了量子物理学中的模糊性。 ——这是一封提出一种新的世界模态的信…… ——外生物学智慧……精彩的内容！纯正的逻 辑。 ——一条生化学等式……勾勒或阐释了一个经完美设计的宇宙和现今存在宇宙之间的区别。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她的嗓子震破了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未婚通奸震碎我们的太阳系。 ——我已经将这些（思想）寄给了牧师、部长、学校和报社，可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甚至连一声“哼！”也不给。 ——我是谁？只须说我是一名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就够了。哲学综合主义者正是我称呼自己的名字。 “这几究竟是怎么了？”格莱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科学特别节目的时代，一个每天的报纸都有科学专版的时代，每一个不同的中学生似乎都有一台属于他自己的电脑。”不错，不过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造成了当今极其普遍的在因果关系上将怀疑和证据看做基本条件的无能。（见“恶俗的大学”） 严肃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尝试公开医治这类恶俗幻想家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但疗效并不显著，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国际隐蔽动物学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并非最有希望的那些传说中的怪物可能出没的地方），以便审查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如雪人、北美野人和尼斯湖水怪等。怀疑和要求证据似乎是该团体的指导思想。不过有些人，如乔治·加洛德·辛普森教授，据麦考姆·W·布朗尼说他一直是“美国古生物学的领头人”，认为这批隐蔽动物学家们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松弛而受到与真的相信者们同样深的蒙蔽。回顾人类自我欺骗和对奇迹的渴望的全部景象，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一切动物中最喜欢发明、最爱欺骗、以及最易受骗的一族。”言之有理。我们是惟一喜欢把事物打扮一番，仅仅为了取乐而欺骗遮掩事实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编故事、进行艺术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独有的发明创造。 不过，相信上帝听到了甚至有时还回答了祷告者的祈祷，或者死后你将会和家人在天堂团聚，或者如果你能蹦过路边的每一条裂缝好运气就会接踵而来，或者星星知道，等等，等等，这一切信仰并不算太糟。只有当你，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我们其他人或国家大事的时候，它们才变成了恶俗。而当你又将它们兜售给贫弱的大脑，或纠集一切诚实可欺。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力量把你个人的智慧传递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他们改变信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比如“哲学综合主义者正是我称呼自己的名字”。）如果你为了赚钱而干此勾当，那你就太恶俗了，理应下地狱。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只为折磨像你这样的恶人（见《马太福音25：41》）。 尽管恶俗的对话如今是世界性的通病，但是它的老家在美国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了。对于一个其医疗证据显示十个人中平均有一个人精神失常的国家来说，恶俗的对话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是如此看重巨大的噪音，以至要求你不得不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伴随着夸大其辞，毫无精致、含蓄、智慧和机巧可言，在这样的国家中，只要你还想和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几乎就成了一种你必须额外承担的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显露自己，因此恶俗的对话可以让他们获得一点点自我感觉和对于权力的小小的幻想。可是这样一来就真的成问题了，究竟是噪音导致恶俗高音量的对话，还是对话太恶俗了，以至不得不增加噪音来淹没对话或完全阻止它。无论如何，殊途同归，这也就是为什么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乐①以及诸如此类的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这类音乐正响着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如果你不能谈话，你就无法暴露你有多么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的大学”） ① reggae，一种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牙买加的民间音乐，后与非洲、北美洲的流行音乐、摇滚乐结合。 美国人之所以比其他民族更喜欢相互打断彼此的对话，很可能因为在一个生来平等的国家里，人人都想在任何时候插入他们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谁再去听别人说话了，最重要的是占地盘。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谁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②曾在他的《被爱者》一书中，描述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他的英国同胞，其对于美国人的所见所闻真是丰富之极，尤其是那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弗朗西斯·辛斯利爵士是这样说起他的邻人的：“他们这些人是如此真诚和得体，就在你眼前，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却根本不指望你去听他们说话。永远记住这一点，宝贝。”他很有把握地告诉他的一个英国朋友，“这是这个国家一种社会消遣的秘密。他们高谈阔论全然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特意要让别人听到的。”某种真正的、合力完成的对话可能要算沃描述的在他听了两个无聊家伙的对话之后的反应了。他们的谈话没完没了，漫无要点，还时时伴随着来自他们自己的乏味的笑话和爽朗的笑声。“至于我所喜爱的对话，”他说，“奇闻轶事应让它尽可能自然而灵活地出现，笑话应让它从发生、成形到幻象循序渐进——这帮人对此却一窍不通。” ② 即Arthur St.John，1903—1966，英国小说家。 打断（别人说话）的游戏仅仅就是为了打断，而很少是出于什么特别的目的或与谈话的主题相关的动机，据芭芭拉·爱伦莱彻观察，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别的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她们还是腼腆得很，爱伦莱彻还发现，随着先前的中心文化的解体与破裂，日益成为对话的一种妨碍，使得假定存在的谈话者往往被搁浅在他们相互敌对的“兴趣小组”之间，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该和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不过正如爱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可以设计出“某些人人都能听得明白、内容随意和一些与城市相关的琐碎谈话的形式”，否则，随意的日常对话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种族或性别冒犯，或纯粹的个人恩怨，或政治对立，或顾影自怜的私人陈述。某种由美国人发展起来的可以使对话始终保持温和而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的传统，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霍加特所称的“地理纽带”。这将为精力充沛的谈话提供动力，而又丝毫不触及任何敏感的话题。霍加特示范如下： 组A：喂，各位老兄从哪儿来？ 组B：我们是从俄亥俄州的代顿来的。 A：噢，是吗？你知道，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外甥——他前妻的，嗯——曾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呆过。 B：真的，几个月前我也去过辛辛那提！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一连持续好几个小时，当然会让你过足了瘾的。感谢上帝，如果没有它，一个说话的人只须一小会儿就能弄清楚对方原来对于如下事物持一种罪恶的态度： 鲸鱼 海豚 无家可归者 人工流产 不同意将终身职位授予那些卓有成就的年轻大学老师 全国到处对待女人的可怕方式 这样一来，进一步的谈话就不可能了。正因如此，在恶俗的对话中，愤怒与嫉妒总是濒临爆发的边缘。针对某些有力的但却不表达出来的东西，似乎总会产生没完没了的激烈论争，像挫折感——很有可能与美国梦以及上帝的承诺被无情地打破有关。生活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失望是否是根本的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恶俗的对话很少触及与自己无关的事物。它无休止地念叨看的无非是个人的欲望与妄想，而它产生的所有冒犯，不过就是一声无言的对帮助的乞求。尽管感人，却丝毫不减其枯燥乏味。 老规矩了，先要把纯属无伤大雅的糟糕区分开来，像对纯粹的陌生人说“祝你今天愉快”（“Have a nice day”），或给小姑娘取名叫金伯利①。一旦糟糕的举止变成侵犯性的、装腔作势的、不真诚的或道德上怪异丑陋的行为，它就一定变成了恶俗，也就是那种不少人会觉得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妥，甚至还觉得蛮不错的可怕的事情。例如，出席“网络联谊”“晚会”，贪心的年轻人在此互换业务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那里，通常的社交动机，对友谊的渴求或对寂寞的排遣都被歪曲了，呈现出来的纯粹是个人野心，而那些感觉迟钝的“晚会参加者们”，还以为他们是在展现什么令人崇敬的举止呢。这种伪装或欺诈的家伙，当然是不配得到友谊或亲密要求的那些坚定的恶俗老手们，未经询问便直呼陌生者的名字，并且转眼间就跳进他人的私人生意中去。菲利普·罗思在《摆脱束缚的祖克曼》一文中，描写到新近成功的小说家——内森·祖克曼的对手——艾温·柏普勒的行为时，把他的形象刻画得很准。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柏普勒突然冲着祖克曼说：“你他妈的在公共汽车上搞什么鬼？” ① Kimberley，南非阿扎尼亚中部城市。 这是一种冒犯人的恶俗腔调的表现，不过，也有一些类型的恶俗是让人可怜的。一些不得不靠吃回扣过日子的零售贩子会给他们的客人寄去一些伪善的、冒充印刷精美的小卡片，比如这一张： 这只是一个便条，好让您知道我随时乐意能在（）为您效劳。我希望您不久前的购物给您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愿意很快能有机会再一次为您效劳。请随时给我打电话。 很显然，一声绝望的哀嚎被恶俗伪装成了一副友善体贴的面孔。 礼仪小姐（Miss Manners）是一位尖锐的恶俗发现者，是当今最可信赖的权威之一： 亲爱的礼仪小姐：我接到过不少婚礼请柬，其中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是新娘指定的商店的名字。这是好品味的做法吗？ 亲爱的读者：不是的。这是一种低劣得可怕的品味。如今，人们不要求新娘像过去一样假装获得了大量礼物，不过，在有人想要送她们礼物时，她们仍会装出惊喜和愉快的样子。这一点仍非常重要。 的确，婚礼为恶俗的举止提供了最大数量的机会，比如在招待晚宴上展示礼品，并配上卡片，为每一位有头有脸的捐赠招揽崇敬与爱慕。要么就是在婚礼仪式过程中毫无节制地挥霍，冒充“豪华”。让我们来看一看由某家豪华高级轿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婚礼包装”中泛出来的恶俗臭气吧（服务规则是前三个小时165美元，其后每小时增加30美元，“另加15％的小费。”）！ 豪华轿车（白色超大型，您尽管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职业司机（！） 红地毯开道（从豪华轿车的后门到正式仪式的第一步） 随赠一瓶冰镇香槟酒 如果另付85美元，你可以享受到一次共有一百只气球的假装成自发的“气球大放送”（每多一只气球1美元）。然后，走到矫揉造作的另一极端，你可以为加长豪华轿车的车屁股预订一个“刚刚完婚”的招牌（加收25美元）。对于一块显然是批量生产的招牌，这价钱似乎高了点，不过，付了这25美元你还可以得到“车边两条彩色飘带”，外加“车边两个彩色绒球，车前三只婚礼风铃，车后面四只汽球一字排开。”那就会让人们不得不注意你了！还有一点我想说，这家公司就差没有出租用绳子串起来的一串易拉罐拖在婚礼车后面了（当然还得外加10美元）。 在后里根时期，公开的贪婪一律被伪装成善举，这种氛围竟然使得高中毕业典礼也沦为恬不知耻的贪婪与欺诈的场合。今天，你很有可能在春天收到一张类似请柬的东西，邀请你参加某个社交活动，接着，将近学期结束时你弄明白了，这是一个中学的邀请函，而写信者竟是某个年方十六的陌生人，邀请你送一份礼——当然了，钱是最好的，反正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这类东西并非真正的请柬，只不过是一份“声明”，里面夹着一张卡片，上有满怀期望蒙您慷慨之赐者的大名，通常还附有礼物该送往何处的地址。 电话也为恶俗的举止广开门道，比如一接电话，上来就是“您并不认识我，不过……”还有办公室的程控电话，他们用来干忸怩作态或粗鲁的事情，比如请对方在他们的按键式电话机上“触”（touch）而不是“按”（press）某个数字（很可能他们过于先进，以至于认为世上还存在转盘拨号自动电话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想知道您的欠帐情况吗？请触3”）。从前，在恶俗成为流行病之前，只是由交换台的接线生帮你接通就是了。当今，另一种风行的恶俗形式就是在电话上请你等一下（“别放下”只是婉语），这当口，可怕的音乐便乐滋滋地冲向你的耳朵（见“恶俗音乐”）。至于真正的冒犯，什么也比不上某人在车上冲着某部“携带式移动”电话说话（或假装是在说话），以此期望受到某个更粗俗的家伙的尊敬和嫉妒。 其他种类的恶俗举止依字母顺序列举如下： ＋将酒精（Alcohol）从含酒精类饮料中去除，以图使消费者觉得是在喝酒，但又不含酒精。所谓的轻度酒，其结果就是十分美国和十分恶俗了。一个人要么喝酒，要么不喝酒，但绝不应该把属于放纵（饮酒）的乐趣和属于自我约束（不饮酒）的乐趣混为一谈。 ＋将人造纤维（Artificial fibers）放在它们决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如床单、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里。 ＋戴着一只传呼机（Beeper）去参加一个聚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完全是个（用伍迪·艾伦粗鲁的话讲）“connectivitv asshole”①。传呼机，无论真伪，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们来说，如今成了一种十分流行的借以暗示他们极端职业性和社会价值的方法。这类人常见于网络传销者组织的晚会。 ① 直译为“联系屁眼”。 ＋自我欣赏式的慈善活动（Beneficence）。比如，在一份婚礼请柬中夹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对于不太幸运和无家可归者的处境形同身受。请带上一件富余的冬衣。 其中第二句话：可以接受的举止。第一句：恶俗。 ＋携带式摄像机（Camcorder），用它来突出自己在公众场合中的存在，仅仅因为某人买了一件昂贵的东西，似乎就有了妨碍和打搅他人的特权。 ＋帽子和礼服（Caps and Gowns），用白色绉纹纸做的这类东西糊弄幼儿园小孩的“毕业典礼”。在恶俗程度上只稍稍逊色的是，用浅蓝色人造丝做的帽子和服装来装扮高中毕业生。（见“恶俗的大学”补遗） ＋猫和狗（Cats and Dogs），给它们取一些矫揉造作的名字，以炫耀你花费不菲的教养。比如，把猫叫做克莱特姆奈斯特拉①或海斯提②；把狗叫做亚哈③或牢骚托比（Belch）。乐于对宠物如此起名的人，大致就是那些爱把令人尴尬的名字强加给无助的孩子的人，比如用艾略特或查尔斯④来提高小姑娘的档次。 ① Clytemnestra，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妻，与人私通并杀夫。 ② Hestia，希腊宗教中的灶神，主神宙斯赐其掌管一切祭仪。 ③ Ahab，《圣经》中邪恶的以色列王。 ④ 皆为男孩名。 ＋渴慕名流（Celebrities），凡有名流出没的地方，就激动得不能自己，乃至精神崩溃。“名流”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恶俗的，让我们请麦当娜共进晚餐吧！ ＋驾车（Driving），愚蠢而笨拙的驾驶。在新泽西州新近发生的一起关于过高的交通事故保险率的政治风波中，甚至没有人提议通过更好地驾车使保险率下降。 ＋锻炼（Exercising），引人注目地在公众面前进行。这是一种追求自我满足的行为，因而也是最糟的恶俗举止。当此古怪的做法30年前开始风行并遍及中产阶级的时候，有人散布谣言说，只有性变态者才乐于此道，希望借此扑灭这股歪风。毫无疑问，这话肯定说对了一部分。不过很快，大批素来体面的人士也开始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了。如今，经营、炫耀和携带各种惹眼的小玩意锻炼的做法已如日中天，这些人的头上常常夹着一副耳机。除了谦逊和得体的直觉，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当众锻炼的继续盛行。 ＋伪善的作风（Faus friendly style）。比如零售商和服务员问你，“你今天过得好吗？”（见“恶俗餐馆”）毫无真诚可言。 ＋手（Hands），为电视上播出的节目如“幸运轮盘”或“家庭恩怨”之类滥施掌声。这种做法似乎要让人觉得这是情不自禁的兴奋和快乐，可只有白痴才会信以为真。它所传递的无非是遵照某位乖戾的电视节目制片者的指令而发出的欢愉。 ＋生活方式（Life style），随处使用这个词，并无时无刻不自觉地应用到某人的生活方式上。尤其恶俗的是，依照油光滑亮的期刊杂志的指令而频繁改变生活方式。 ＋队列（Lines），也就是指排队，而且玩命地挤。在排队的时候敢于横挤竖压的人通常是那些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的人，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他们的行为，如果可以理解，只能算是糟糕的。但是，那些更加胆小怯懦却一点也不少莽撞与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在排队的时候也喜欢挤来挤去，这就是恶俗，只是他们挤起来更加机巧。他们不是大摇大摆地把自己突然插入在一行队伍中间，再露出看你敢把我怎么样的架式。不，他们非常诡秘，他们将自己巧妙地挤在你边上，而不是在你前面。视你对暧昧的容忍度而定，他们期望你心甘情愿地无视一行纵列与一行横列之间的明显区别，好像只有军人才该懂得这个。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的、大声的——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亵渎和肮脏的——痛骂，否则的话，他们总认为你是个太过文弱的女士或先生，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斥责的突然性是奏效的关键。 ＋军事策略（Military maneuvers），并且由于自以为聪明得不得了而把事情搞糟，比如1980年4月卡特执政期间，他们企图用直升机在德黑兰附近的沙漠中着陆，以拯救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虽然倚仗其耀武扬威的武器装备（最常见的恶俗表现之一），该企图还是以惨败告终：美利坚合众国又一次蒙羞，八人死亡，五人受伤，人质无一获救。美国人感到太丢脸了，便转而相中了罗纳德·里根。这里问题的要点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装备并不能拯救人之常性——愚蠢和无能。（见“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电影（Movies），把黑白片“上彩”。这是对过去的一种有意冒犯，对能使领结与燕尾服、闺房和夜总会生辉的黑白传统的冒犯，也是对整个艺术传统的精微理念的冒犯。正如电影评论家莱斯利·哈利维尔所言，电影中的彩色是恶俗和不相宜的，因为彩色“模仿现实……黑白却如魔鬼般唤引起它自身的情绪和自身的评判”。你要的是逼真还是艺术？（见“恶俗报纸”和“恶俗公共雕塑”） ＋音乐（Music），谈论它而不是演奏它。恶俗的举止总抱有这样一种感受，认为“文化”体验一定要有说教意味，这是对我们这种教育不良、缺少安全感、却装腔作势的社会的一声咒骂。 ＋尚（Sean），要么把它拼写成Shawn，要么拼成Shaun，有时甚至是Shawon。把一个活生生的爱尔兰的名字强加给一个从未听说过梅沃县（County）的小孩子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偏偏还配上一副七倒八歪的拼写，还不知道怎么发这个音，这就是恶俗了。把影星尚·康纳利（Sean Connery）的名字发成“西恩”（Seen）即属此列。 ＋标牌（Signs），私人制作的，展示在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上。如果标牌上只是写着“加把劲，左撇子！”这还无伤大雅；如果写着“操他妈的巡警！”便是糟糕的；但假如上面写着： 约翰书：3章16节或 约翰书：14章6节 无论其中哪一块，都是一种富于进攻性的自以为是的恶俗表现。 ＋在公共场所说话（Speaking in public），总是超过分配给他的时间。纯属恶俗的举止：无能、自私、还令人厌烦，每日每时都有大量的追随者。 ＋头衔（Title），给自己安上一个令人难忘的头衔：如预言家、大人、大师，或自封为治疗专家。（见“恶俗信仰”） ＋旅行支票（Traveler's checks），吓唬人们一定要买你的帐，好像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他们的旅行必将一塌糊涂。 糟糕的想法是那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念头，比如从楼顶往下建一幢大楼，或者企图在车子里装一枚炮弹使其能在水面上行驶。有些人总能被此类念头说服，并且相信可以实现。不过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事除了权充笑料之外，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观念却能广为接受，并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 比如认为邮政管理局应该自负盈亏，而不像海岸警卫队、空军及其他国家服务那样应该吃皇粮。与此相关的一个恶俗的想法是：持续不断的邮费增长怎么也不大可能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一个更恶俗的观念（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质疑），就是认为能不能获得好的高等教育取决于你老子有多少钱。下一个恶俗想法：爱滋病、无家可归、贫穷以及吸毒等都是上天公正的惩罚，我们用不着对这些事情做什么，它们会自行消失的。还有，我们并不真的需要“Amtrak”（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这样的公共铁路服务，联邦津贴对它的支持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盈利的汽车交易。 在道德古板且愚昧无知地区普遍流行的一个恶俗的观念就是，在高中学生中发放避孕套等于鼓励性交，好像不发放避孕套这些年轻人就不性交了似的。看上去只有25分硬币大小的苏珊·B.安东尼①一元硬币是一个极其恶俗的想法，由一无所知的官僚们发行流通，他们竟没有想到高价值的硬币必须更重，而且“颜色”也应该不同，而这是英国人很多年前就曾得到教训的事情。一个更恶俗的想法就是，认为军队应该对制定国内外政策有影响力，或者认为军队文化应该是其他领域的社会或政治安排的楷模。 ① Susan B.Anthony，美国女权运动主义者。 另有一些恶俗的观念流行于学术界以及那些假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当中。在这样的团体中，难怪开研讨会和学术小组讨论会泛滥成灾：还有什么比干这些事能更好地避开孤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这类艰辛工作的方法呢？那些读过不少书却很少写作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倾向于相信，一名作家倾其一生所追寻的就是他20年前完成的那部书的主题——也就是说，和他们本人一样乏味和停滞不前的主题。这些知识分子只钟情于从事自以为是的消遣。正是他们（还有政客），参与频频改变他们国家的名字这一恶俗的做法，为历史和地理学的研究制造不必要的和更大的困难。正是他们，决定锡兰现在应该叫做斯里兰卡，罗德西亚叫做津巴布韦，上沃尔特叫做布基纳法索。正是他们，暗藏在诸如把纽约第六大道改为“美洲大道”这类恶俗事物的背后。我们应把没有人行便道的郊区街道这一恶俗的设计归于那些聪明的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这对于好奇心和观察生活来说实在是一副有效的泄气剂，就像图书馆里的电脑化卡片索引，打击了过去人们想要在哪儿有什么意外发现①的兴致。 ① 指意外地找到一本好书。 许多恶俗的观念，如P.J.欧鲁尔柯所说，统统源于“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宏论”。一个真正恶俗的观念就是，买六盘保证可以提高你的“自尊能力”的磁带，当你听完它们并相信了之后，便自欺欺人他说你真的提高了自信力，比以前更懂得自尊自重了。你的朋友们会很快指出你有多么错误，于是你便又重新回到老路上，只可怜那“49.50美元＋3.50美元邮寄费”的开销了。“我常常在洗澡的时候获得一些最棒的想法，”阿诺德·帕尔梅说，的确这些“想法”还真的被记录了下来，因为他在浴室里总是预备着他的微型录音机，随时对他的“真知灼见”进行记录。凡此种种，统统归于恶俗。 不过更糟的是美国特有的本质的恶俗，如作家简·沃姆丝利观察到的，它使我们有别于其它一切民族。这一观念，她说，“可以解释那些美国人干的无聊而古怪的行为”，如慢跑、减肥、面部拉皮手术、人体冷冻（用商业行话来说就是人体冷冻学，一门研究冷冻保存病者身体待来日有了治疗方法后使其复活的学科）、染发、以及鄙视老年人等行为。“美国人”，她说，“认为死亡是非强制性的”。 有必要明白，刚开始的时候，恶俗的语言并不坏，如“放屁！”（shiil）或“操他妈的！”（Motherfucker！）等。这更像用“游戏”（gaming）代替“赌博”（gambling），“灰褐色”（taupe）代替“鼠灰”（mouse gray），“开盘菜”（starters）代替“开胃小吃”（appetizers），“淋浴活动”（shower activity）代替“下雨”（rain），“表现不佳的贷款”（nonper forming loans）代替“坏账”（bad debts），以及用“先前有人居住的”或“再次销售的”（pre ex istingor resale）“家”（home）来替代“旧房子”（used house），那是一种想要欺骗的冲动，欲遮掩不愉快的东西，或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崇敬或非凡的东西，通过对矫揉造作的由衷的赞美而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这种语言的目的，几乎总是想从那些轻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捞钱，愚弄那些天真和注重外观的人。 当然，本书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的恶俗总是在什么地方会涉及装腔作势的语言，这就使得从逻辑上很难为恶俗的语言单独开辟一章来讨论。其结果，就是我们会不断需要交叉参阅，如下的话题就要求我们参见“恶俗的大学”。比如，与教授有关的恶俗：当一个教授把他的“课题”（subject）称做“学科”（discipline）时，他只不过在此耍了个自我夸赞的小花招，故意把自己抬到某些仅仅对一些事情感到好奇的人之上。对于他来说，那些事情只会被他称做“爱好”或“兴趣”，或至多“领域”。Discipline是一个由教授们发明的词，专门用来炫耀自己有多么高明，而那些并非靠写作或至少不是经常谈论只有他感兴趣的话题的人，与他相比是多么愚笨。又如，“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这个词，一个在校园里经常会听到的高级术语，如此极尽炫耀之能事，其实意思很简单，仅仅是“不止对一种事物感兴趣的人——如大多数半文化人——所从事的学科”，或者，如果你高兴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指不像一般的（学科）那么乏味和愚昧。一旦你开始用discipline来代替“领域”（field）或“科目”（subject）时，你就会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它的一本书所做的广告那样结束你的谈话：“多课题（intertextuality），”这一广告的编辑写道，“恰恰无视学科的边界（什么边界？），而是在整个世界课题中运行。”此处的矫揉造作和自我炫耀，为任何需要的人提供了有关正牌的、彻头彻尾的、18K金的、百分之百恶俗的最充分的定义。 这已经离那些被用来在更为粗俗的环境中为其产品大作宣传的广告技巧不太远了。当收音机里的商业广告说，“如果你渴望购得的话，”我们便意识到，这不过是“如果你想要买的话”的恶俗说法（见“恶俗广告”）。恶俗语言的核心所潜藏着的谬误有时太离谱了，然而却总是奏效，丝毫不减其威力（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和其他演艺人”）。只要能说“贵宾”的时候就不说顾客，以至使那些把铺床服务和糖果看做是亲呢和友谊证据的头脑简单的心灵受骗上当。（见“恶俗酒店”）为什么不能对空中旅行者但言真相说“水上迫降”而偏用“开渠”（ditching）呢？而当你可以说“恶心”时却要说“动作不适”（motion sickness）呢？（见“恶俗航空”） 矫揉造作和婉转语于是便成了口头恶俗的耻辱。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普遍自我中心的社会里，它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在这里，尊严和被人尊敬是大家都想寻求的东西，只是，就其严格的意义而言，很少有人能得到它们。托克维尔在评论早期的美国时说，“没有哪个地方的公民像一个民主国家中的那么无聊”。在这个民主国家中，因为很少有什么可以继承的或官方认可的个人重要性的标志可言，因此，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追求便成为永不停止的，而如果你尚未获得这种地位，你便可以用大多数美国人所选择的方式——口头上的炫耀和虚夸——来获得它。当用了一大堆委婉语之后还是得不到时，人们便想，可以用音节的手段来展现某个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借助增加用以表达某个观念所必须的音节数量的方法，仿佛从文字上增加了它的“重量”。于是，用“良好”（wellness）来替代“健康”（health），用“辅助”（assist）来替代“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来替代“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替代“读了一本好书”等等，就变得非常流行了。如此浮夸的音节上的增加，往往还夹杂着委婉的目的——如用“芳香”（aroma）来代替“气味”，其更常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加词的份量和数量。一块“手表”变成了“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升一点便成了“任选其一的选择”（option）——有两种以上的选择机会谁不想要呢？而且还可以把音节数也翻一番。（见“恶俗广告”）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成了有悻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被提升为“酬劳”（compensation），“费用”成了“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的大学”）一支钢笔是一件太低级、过于实用主义的东西了，为了让它更加令人难忘和有价值，把它叫做“书写工具”（writing instrument）吧。在这类用于矫揉造作的学术用语中，近来不常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而是“方法论”①：“我赞同他的发现，不过我会使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把他的“课题”〔subject〕叫做discipline。） ① methodology，有关某一学科的一套方法或方法论。 假如，厌倦了一个地方且急于去另一个地方，你就“搬家”（move）吧？可是这样说你就在做相当无聊且不引人瞩目的事情了。为了使你的行为更加重要，你应该说“重新定位”（relocate），你何必要冒显得平庸的风险呢？当你可以说“作了一个决定”（make a decision）时，或更好一点，“下了一个决心”（make adefermination）时，干吗要说你已经“决定”（decide）了呢？当你能说对某事或别的什么“持赞赏态度”（be supportive of）时，何必说“支持”（support）呢？当你能说给一点“赏钱”（gratuity）时，何必说给一点“小费”（tip）呢？传统上，报纸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如《头版》杂志里的那班人，个个都是玩世不恭、醉言乱语、在室内戴帽子的家伙。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严肃、庄重和有价值的“职业人员”，也为了体现他们的主子希望他们最少量的展示古怪和失控的良好愿望，把他们叫做——就像《今日美国》的某位编辑曾说的——“信息发布系统”（informationdslivery svstems）吧。一种相似的对于高贵的渴慕，使得“下雨”（rain）成了“降水”（precipitation），在戏剧界里“舞蹈”成了“移动”（movement），而在商界里“损失”（loss）成了“缺失”（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例证了趋向高级标志的渴望之情，也例证了一般的美国人在面对令人不愉快或有辱自己身份的事物时的不适。曾几何时，一个推销员就是一个推销员，正如在《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低下一些，且往往有使自己沦为他人眼中的害人精的可能。如果推销员是“她”，既然女人已被允许就业，那就很有必要再增加一个音节，把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三个音节的词理所当然应该扩展成五个音节的“销售合伙人”（sales associate），然后是六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紧接着人们又发现，这最后一个还可以扩展成八音节的，可以把销售“人员”（person ）更名为“购销合伙人”（merchandising associate），而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只有四个音节实在寒伧了点，干脆就从字面上把它晋升为“购销副总裁”（vicepresident，merchandising）——不光有了八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当你把“毒品”（drug）说成“受控物质”（controlled sub stance）时，这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说法，除了增加了三个音节，而且还暗示大家，这位说话者理所当然应被看做是一个人物。既然大多数委婉语都比它们所替代的让人不能忍受的词语有更多的音节，那么用“精神发展滞后”（developmen tally delayed）这个词来表示我们原来可以用“痴呆”（retarded）或“弱智”（feebleminded）就可以表达的意思，是不足为怪的——净赚四个音节。当某家博物馆不打算再要某些珍贵的藏品时，可以“放弃收藏”（de accession），比起那个粗鲁的词语“卖”（sell），既长又更加暧昧。 在把“黑人”（black）改成“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共七个音节）这场运动背后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现在也昭然若揭了：七个音节比一个音节会给人留下七倍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在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见“恶俗”机场），我的确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机坪的门上看到过这样一块标志牌： 预警通道门： 经由此门出去之前，要求先输入安全密码 （AIARMED ACCESS DOOR：SECURITY CODE INPUT REQUIRED PRIOR TOEXITING VIA THIS DOOR） （见“恶俗标志”）比起“注意：打开没有安全密码的门会拉响警铃”来要气派多了，当然也比“仅限官方使用”更加浮夸。如果撰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广告的那位作者是出于担心别人把他看做只受过基本教育的话，这位机场招牌的作者恐怕也是在类似的氛围中工作的人。此公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生怕别人把他不当回事儿，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很常见的。 这个问题在军界尤为严重，他们总是对社会的接受程度疑虑重重。用“国防”（defense，如国防部，国防部长等）来替代简单、朴实的词“战争”，既符合社会等级的目的，又能满足委婉含蓄的需要。同理，“战役”（campeaign）比“战争”更美妙。比如，“当战役结束……”不过并非所有这类增加音节的把戏都能成功。“人类残留物专袋”（human remains pouches）一词的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不过，如果说他的音节数量令人难忘的话，作为“运尸袋”（body bags）的委婉语，他的单词串似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还不及“压制”（sup pressing）目标这种说法的一半成功；所谓“压制”者，就是“摧毁”（destroying）的意思。至于此处的“目标”（target）是指一群人、一栋建筑或一处营地，则没有区别。 恶俗的语言近些年来已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假设无论说话的人还是听众、作者还是读者都是诚实而可靠的人的话，却根本没有一个人公开说过一句话，提倡人们崇尚谦逊和简洁。航空用语中当然有不少是出于委婉需要的，不过也有许多是为了满足与高科技情境相称的尊严和复杂性的需要。比如像这些口令：“着陆即将临近，请扑灭一切冒烟的物品。”瓦格·怀特曼评论道，“我的东西里没有一件正在冒烟；既然雪前和烟斗都不许抽，为什么不直说香烟呢？”的确，为何不说“立即熄灭香烟”呢？怀特曼还注意到“请在飞机完全停止后才离开座位”这句话中的装腔作势。“难道停止不就是停止吗？”他问道，“什么叫完全停止（a complete stop）？”机师经常这样向乘客保证，“我们将在片刻后（momentarily）起飞。”他的意思就是“马上”（soon），但他就是不能忍受让这个低级词语来连累自己的尊严。当你可以是一名“女乘务员”（stewardess）或者索性“航班侍者”（flight attendent）时，为什么要被称做一名“空中女招待”（air waitress）？这就像把“收垃圾的人”（garbagemam）叫做——猜一猜？——“废物处理工程师”（disposal）甚或更动听的“废物回收利用工程师”（recycling engineer）一样美妙。 只有在飞机上你会经常看到“送上”（presented）这个词，其用意也是装腔作势。如在一份飞机菜单上：“将有各式热晚餐卷送上”；正常的体面、谦虚和贴切的标准会要求除了“Rolls”（卷，指肉菜卷等各类卷状食物）之外，其他统统砍掉（见“恶俗餐馆”，“恶俗航空”）。的确，“送上”一词已经成了与伪贵族气派和冒牌诱饵形影不离的侍从。某家钢笔公司，就是那种喜欢把它的产品称做“书写工具”的，在说到它的（大量生产的）某种自来水钢笔时，声称只要花150美元你就可以拥有它，并“奉送豪华胡桃木笔盒一个”——搞得真像这是一件珍贵的物品，是一件货真价实的“艺术品”，而你则成了一位够级别的鉴赏家了。（见“恶俗物品”）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格调》）详细论述了把“房子”（house）一词误用为“家”（home）的情况，这有点类似欺诈性地使用“旅行”（travel）山一词，其实它的意思只不过就是旅游（tourism）。贪婪引发了两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房地产经纪人”（Resltors，对买卖房产中介的恶俗称呼）的贪婪，他们希望赋予他们的商品以某种温暖、舒适的情调；另一方面是那些招揽游客和开车巡行生意的人的贪婪，他们想借这类乌七八糟的方式说服那些天真的人们，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汲取旅行的经验。“home”和“house”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曾经是勿庸置疑的，这也正是它们之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词的原因。很显然，一个“拆房子的人”（housewrecker）和一个“拆散家庭的人”（homewrecker）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尽管新出炉的彬彬有礼和故作多情正稳稳地进行着消除这类区别的工作，也正是它们，推动了形形色色的恶俗现象的发展。如今还有谁记得，我们当初老老实实地把建房子的地方叫做“建筑用地”（building lot）而不是“家居现场”（homesite）？一家大报最近让自己落入了地产业的诡计，错误地称呼“房子”为“家”，比如“膳食寄宿家”（boarding homes）。我们肯定很快就会听到“妓女家”（whore homes，应为whore house）或诸如此类的词。一大批可怜兮兮的美国人希望（如果不是假设的话），能从这一说法——“那些人真幸运：他们住在一个价值百万元的‘家’里”——中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即便公寓套房如今也被恶俗的语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在一份为销售他的公寓套房（apartment houses）所做的广告中，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有声有色地美其名曰为“宫殿”（palace），并断言： 在川普官殿中，我们创建了一系列如官殿般的家（homes）。每个家都是精心设计的，以实现那些欲尽情体验其绝妙……生活的人们的梦想与渴望。 宜人的景致是每个家的标志…… 当然，川普也卖“城家”（town homes），那种原先是“城屋”（town houses）的房子。（见“恶俗广告”）看了这些赤裸裸的以“家”代“房”的做法，你为《美丽的房子》以及《住房与庭院》之类杂志感到担忧是不太困难的了，它们将永远陷在那些老实的称呼里而日益消亡。 由“家”这样的词所激起的虚假的温暖感，也是恶俗的词语“社区”（community）视若珍宝的副产品，而“社区”这个词常常用在根本就没有社区的地方。像什么“年长者社区”（the senior community），“同性恋社区”（the gay commiunity），“黑人或波多黎各人社区”（the black or Puerto Rican community），如此举不胜数。正如海伦·文德勒指出的，这个词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抛头露面，其内在实质就是一种大剂量的“伪田园风光”，就是“家”这个词所要显示的同样幼稚、畸形、带玫瑰色彩的生活观。广告对此类故作多情不遗余力地大加利用，于是我们便听到了“一个可爱的新家社区”；任何东西只要一披上“社区”这样的色彩，或至少是这样的语言，马上就会变得温暖而脉脉含情了。一名迫切要求在哈佛法学院任命更多女教授的作家说，“女性的声音在‘法学院社区’中是一种相对新近的声音”（她的意思是“法学院”）。像“世界社区”（the world community）这样的短语恐怕使这种境界达到了顶峰，常见于自以为是和政治说教性的上下文中：“这种公开的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压制基本人权、或对民主意愿的压制等等）必定会遭受世界社区的谴责。”在专门谈到像女权主义者社区这类一厢情愿的表述方式时，文德勒正确地观察到，“对‘社区’这个词的乌托邦式的、悲天悯人的运用……可以给一个局外人带来一身鸡皮疙瘩。” 尽管“社区”是一个极方便的自我夸赞的小把戏，在恶俗语言的保留项目中还有许多别的高招。“深入的”（in depth）就是一员异军突起的名将，最常用来故意模糊确切的含义兼暗地里给说话者一点小小的鼓励（见“恶俗广告”）：“这本书是以一百多次深入的访谈为基础的。”（我的天，您真是够深入的！）还有，把“关心的”（concerned）一词安置在任何群体中也是一种表现成员间的同情心（“关怀”）及暗示局外人的冷酷无情的有用方法，因此，像什么“反肝炎母亲协会”或“关心亚洲人权人士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从道德上看起来显然要比其他组织的人崇高。同出一辙，把“对…负责的”（responsible）一词引人任何一场争论中，就能表明“你的正确和你的对手的错误。” 还有一大堆恶俗的词和短语，许多人希望通过使用它们将为自己带来学识渊博的名誉。那个用滥了的词“饱学之士”（Renaissance man，用以称呼像比尔·布莱德利之类的人：运动员，罗兹奖学金学者，参议员等等），其意思是说谈话者对他所谈论的事情了如指掌。的确，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本来源于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①的思想以及菲利浦·西德尼爵士②的作品相关的语境。可爱的美国人喜欢用希腊字母给兄弟会或姐妹会取名字，其实却无人知晓希腊文（而且已经多年不开希腊语课程了）、哲学或古代历史。除了市场营销（先前是卖东西）或“教育心理学”，这里的人不学那些老东西，尽管有时他们乐于不懂装懂。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② 英国诗人，作品有传奇故事《阿卡迪亚》、牧歌短剧《五月女郎》等。 在“Renaissance man”一词中的假精确就像和类似的假装聪明的短语Voodooeconomics（巫术经济学）中的情形如出一辙，多用于有不宜出口的脏话要说之时，都很有利于装模作样和回避实意，反正“巫术般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连个屁也不知道。我们应把这些令人难忘的词语归功于总统先生，当考察了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后，他最近宣称，“自由之路就在我们面前放着”（谁放？无礼者不禁要问）。同理，“凉人的”（mind boggling）也是一个常常被引用的词，按照这个词的期许，会给说话人带来一种“聪明的造词专家”的美誉。这正是那些在“谈话”（conversation）的时候却常常使用“对话”（dialogue）一同的人们的希望，同时也是那些总想有机会一展“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在一块岩石和一块硬地方之间）这一短语之风采的人们的希望。 美国人对于尊严和重要性的贪欲，每天生产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东西。如用“absent”（缺少）表示“without”（没有），比如，“Absent furtherinformation，we can't tell”（由于“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可奉告）。另外，把“impact”（冲击）作动词用，意指“influence”（影响），如“ourcampaign didn't seem to impact voters much in idaho”（我们的竞选活动看来对爱达荷州的选民没有造成多大影响）。把“transit”（过境）当作“cross”（穿过）的高雅同义词，如“I transited most of Turkey last summer”（去年夏天我过境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当然，最受青睐的还是用虚假浮夸的parameters（限定参数）来意指某种类似“boundaries”（边界）的东西：“那位新伙计似乎不大乐意在公司限定的参数以内工作。” 十足的恶俗要求使许多人在他们只想说“content”（内容）时却用“context”（语境），想说“sympathy”（同情）时却用“empathy”（移情、共鸣），或者想说“idea”（观念、想法）时却用“concept”（概念）。的确，当某个推销汽车、公寓或房子的人开始说起某个新概念时，最好还是确定一下你的钱夹子还在不在老地方。作为美国这场伟大的不劳而获的聪明游戏中的计数器和标志，“meld”（合并）代替“join”（加入）自有其吸引力，正如一知半解地用“mix”（混合，动词）代替“mixture”（混合物，名词）一样，以及用极富品味的“segue”（指音乐的延续或连续演奏）代替“Proceed”（继续），或者代替更简单的“go”（走）。最近一次故弄玄虚且最终导致垮台的戏是由安德鲁·奥斯顿先生上演的，一个极其坚定的职业人士，国家交通安全局的成员。他身穿一件领尖钉有钮扣的衬衣，系着一条传统的“如军队般严格平正的”条纹领带——这样，他看上去就很像一个有文化且有板有眼的人了。他这样提起一名与一次令人疑惑的飞机失事相关的小型飞机驾驶员：“我想他是想弄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他‘发散’（exuded）给我的态度。” 只要社会地位再低一点（尽管这一点人们很难肯定），新的文盲就开始给那种过去被称做“rose”的略带甜味的玫瑰红葡萄酒重新取名字。许多人都因不知道该对服务员说“rose zay”呢还是干脆就叫“rose”而感到羞愧，于是干脆就不点这个东西。商店和餐馆捷足先登把它的名字改为“blush”（红脸）。随着“rose”的基本上消失，格雷普庞芥末酱（Grey Pouon Mustard）现在也正一步步转变成格雷朴昂（GreyPoop on），而原来的“croissant”（起酥）也几乎清一色地变成了“crossant”。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的种种变化（见“恶俗的大学”）使得那些专门给广告撰文的修辞家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犯下大堆愚蠢的错误，却没有引起广告代理机构中任何人的注意。一份某种名牌杜松子酒的广告断言：“马丁尼又卷土重来了……但‘喝’它的方式还是六十年前的老样子”（the martini has made a return and it'sstill drank the same way it was sixty gears ago）。文字侦探厄内斯特·劳里默对此评论到：“我可以理解一家酒类公司不愿在广告上使用drunk（醉酒的，亦是“喝”一词的过去分词）这个词，可是这个也太离谱了。”威廉·萨非尔收集了一些极其自以为是的文盲错误： 某种昂贵的文字处理器的广告：“预置的拼读字典可以立刻alerts you of（警告的你）任何拼写错误。” 某种极其昂贵的腕表的广告：“如果你足够幸运拥有一两块四处laying（下蛋）的老牌表还有一份广告……第五大道妇女服装商店……”说到“互不相干的奢侈品” 再也不敢肯定那些在各大报纸上标有自己醒目大名的作家们是有文化的了。其中有一位在头版撰文，讲述与娜坦·沙朗斯基有关的事情，说自他驾机飞离苏联以来，他和他的妻子都有了在耶路撒冷重新安家的时间（there has been time for he and his wife to start a family in Jerusalem），应为“for him”。若是在1910年，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可能仅仅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可不是这么回事了。尽管谁也没有指望有关比萨饼和啤酒的广告会具有多么高的理智水准，可是这样一份广告中的逻辑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 纽约市酿造的惟一的 啤酒之一 不过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糟糕罢了，相对说来，它并不做作。 由此，导致了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于说话或写东西过于简单和不花哨多少会降低当事人的身份的恐惧。增多音节的卖弄游戏已变得十分寻常，可是正如诺瑟罗普·弗赖伊所说，“文字简洁性总是被置于常识的对立面”，那些拼了老命要显示自己为何等人物的人对简朴文字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小心翼翼地不说，举个例子，可卡因是一种常见毒品的原因，他们会说，“可卡因是选择的药品”（Cocaine is the drug of choice）。他们相信，听了这句话我们一定会对他们有非凡的印象。 毫无疑问，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个话题的确太大了。然而，每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倾销进市场，不用说，这其中很难有几本像点样子的。乔治·奥维尔对此令人尴尬的事实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过度夸耀其庞大的数量的话，人们几乎不可能成批地提及书籍。除非你和图书有某种职业性的关系，否则是不可能发现这成堆的书籍有多么糟糕的。 更不必说这一庞大的数量有多么恶俗了。 一个既省时间又省钱的办法就是：在它们出版之前就认出这些恶俗图书来——甚至在它们写出来之前。一个有用的暗示：留意那些谈论他们打算要写的书的人，或留意那本他们说他们正在写作的书，十有八九，那会是一本糟糕的、乃至恶俗的图书，因为好书总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书的人们创作出来的。用戏台的话说，这是写戏和演戏之间的区别。是孤独的、私下的努力和兴高采烈的、公开的行为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得极端点，是做点好事和炫耀之间的区别。荷塞·奥特加一加塞特①曾经写到，“每当听到一个朋友。特别是某个年轻的作家，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能有机会为人们所记忆或停留在书店的货架上长达八个礼拜，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你想让人们在记忆里把你看成一个聪明人，甚至是一个仁义的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都不要谈论它。相反，你只须编制一大堆混杂的兴趣，收集75年来的气象数据，或者以表格的形式搞搞改进了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一切总比大多数人都可以胡乱编造的“创造性的”东西更有用，而且也不大容易使作者遭受被人忽视的命运，如果不是被嘲笑和被鄙视的话。此外，人们还会发现，大多数借宣称他们正在写一部小说以寻求他人的关注和重视的人，事实上都极其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是讲一个下流笑话，他们也没法抓住一张饭桌周围的注意力达30秒之久。 ① Jose Ortegay Gasset，1883—1995，西班牙哲学家。 另一种在它们出现之前便认出恶俗图书的办法，是由一张最近的新闻图片得到的启示，图中一名年轻的妇人正在一个发廊雅间里，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上写她的书（很可能是一本小说），她的发型师正在一旁摆弄着她的发鬓。如果这还不过瘾的话，在她所说的话里还有更进一步的警告：“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度过的十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发廊里完成了不少作品，并用传真把作品从那里传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发廊？事实上，这正是由她炮制的图书的恶俗性不言而喻的证据。 书籍一旦真的出版了——它们中大部分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之一，图书的题目便成为另一个方便的警告标志。《怎样才能确保成功》，吉姆·拜克著（我并非在此杜撰），便是典型的一例。《疗伤：家庭男女平等主义的承诺》怎么样？据说包括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将女权主义（feminism）和生态学这两种“视角”合为一体，此二者正是“我们时代最有潜力的治疗视角”。你应该特别留意任何一本在题目中出现“治疗”（Healing）字样的书：由此，《爱、和平与治疗》一书便散发出警告的浓烟。另有一些标题尚须掷硬币才能找到答案，如《谁来发号施令？》，《如何有效地对孩子们痴迷于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作出反应》（答案：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等等。 图书广告也是发现恶俗警告的地方。对于一本由佛蒙特州的某家邮政信箱中寄出的、据说可以提供以“完美绝伦的技巧”讲述故事的书，恐怕还是不要过于兴奋为妙。或者，另一本出自佐治亚州某个邮政信箱的书，其广告是这样开始的： 第一次面市 接下来是， “一部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如何成功地进行一次愉快的全家驾车旅游。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游者。 现在就请订货！ 那么，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过于世俗化了，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之证明，以及其他精神探索》，包括85幅图表，邮自纽约市的某个邮箱。或者为什么不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的《光明之轮》呢？该书被《冥想杂志》称为是“对人类身体的光晕的既直觉又科学的研究的极其精确的介绍”。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怎么样？一种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技巧的简单指导。看来对此惟一可能的答复应该是：“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的吧！”手边就有一部诗集《狮子的眼泪》，“展现了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心灵世界”。（古斯塔夫·福楼拜，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像上面这样的书名已经领我们走近了真正的恶俗图书交易的底层，即“虚荣出版”（Vanity Publishing）。可悲而念念不忘自我的家伙们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措 纽约出版杜诚招作者 寄望于读者们对于“资助”（subsidy）一词究竟是什么含义的无知，广告继续说道： 一流的为作者提供资助的图书出版社寻求各种类型的手稿：小说、非小说、诗、学术、青少年作品等等，欢迎新作者。 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的意思就是，由作者自己花大笔的钱将他们粗俗、可怜、不该出版的东西印刷出来，捆扎好，再一摞一摞地码放在仓库里（每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支付），或者用重型卡车（运费由作者支付）把它们送出去，让它们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阁楼里长眠不醒。 出版社立约要为他的书目“做广告”，而这个词又刺激了对于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的某家大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份发售这类图书的广告，看上去就像谁真得要买这些书似的：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教书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13.95 《笑话集：干净的、肮脏的、调级的》 适合各种口味的笑话集锦——从安全无害的到淫秽下流的。 ＄8.95 《万有引力的作用——内与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品，将令众所周知的物理学震惊。 ＄7.95 《漫游》 一段进入自我发现之欢愉的新奇而睿智的旅程。 ＄6.95 还有一些这类小广告，出自某个恬不知耻的撰稿人之手，他或她一定每个礼拜都要把自己重新羞辱一番，真是可笑得感人，比如： 《献给我所麦之人的诗篇》 一束以散文体编成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三十年的亡妻。＄10.00 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沙果树》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自己在一次不幸事故中丧生的 幼女的辛酸礼物。 ＄13.95 恐怕没有必要在此大谈那些企业家们的道德品味了，他们是如此轻而易举地操纵着那些毫无防卫能力，无知而简单的大脑。不过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以来靠经营这种没有良知的行当而发迹的公司，最近因欺诈罪而受到审判，并受到严厉制裁，理由是这家公司告诉它的上当者们说他们的书将由书店来经销。不过你尽管放心，这样的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其他无以数计的“资助”出版社行列。 一种长久的美国文化的持续性，正是以这种周瑜打黄盖式的恶俗图书交易为特征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就描述了一位可怜兮兮的来自上层社会的“诗人”，其自贱的情形同我们今天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优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没什么两样。当那位诗人和其他一些伪艺术家生活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够出一书本的诗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并已经将他的支票汇去那儿了，还与一家出版社签定了合同。” 这篇小说的名字是《艾略特先生和夫人》，事实表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理由也许不难发现，虽然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国际统计数据支持，不过我倒很乐意打赌，相对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如此骗人的“自费出版业”中，美国一定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这整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求，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你能找到窍门，为了出人头地，便要冲向任何一次不易把握的机会。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了。 不过，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图书的侵袭，就像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见“恶俗电影”），它们的伪装几乎使你无法抗拒它们的诱惑。当奥维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是如何“糟糕”的时候，其小写的“bad”的确概括了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真正恶俗的（BAD）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其时才刚刚开始，格雷斯·米泰利厄斯的《佩顿庄园》（售出逾900万册）和威廉·布莱迪的《驱魔者》（售出1200多万册）当时尚处在准备阶段。不过“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特别是大部头的恶俗图书（BIG BAD books）——那些中产阶级人士最爱让人看见他们随身带着的又大又沉，永远读不完的小说——成了使无数出版商不至于垮掉的看家宝贝，只要赶得上趟，哪怕一季只有一部，也是可以扭转局势的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对这个问题始终迷惑不解，为什么那些唠叨、繁琐、又大又厚的小说，可以确保人们从9月份（“秋季书目”）一直读到来年的6月或7月，而且还备受人们的青睐？最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而且你还引以为自豪，你就会想要一本看起来“像一本书”的书——厚重，硬皮包装，严肃而庄重，一本拿在手上乘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看见的书，一本广告做得很凶猛、尽人皆知的书。这样，当你买了一本这样的书，你就明确地宣布了自己在主流消费阵容中的可靠地位。你做对了！这并非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无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考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的过于肥大的作品，只要是大恶俗的天皇巨作，总会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和宣传战为其铺路，正如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经过这番苦心经营，谁还能说出或者谁还真的在乎这本书究竟是什么东西？正如电影业里的情况一样，花费不菲的精装图书并非总是卖出去的最重要的商品，其附属版权——第一、第二续集系列、电影改编权、舞台演出权、磁带版权、电视改编权、T恤印制权等等——常常能带来更多的收入。 小说兼剧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精妙地指出，“把我们现在图书业称做‘出版业’实在是够简化的了，其实它是一种媒体混合物，其先决条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促销能力。”因此，我保证大恶俗图书将会继续风行许多年，而且足以使我们相信，我们这辈子只能与恶俗图书为伍了。 音乐，不管什么音乐，只要它受贫弱大脑的欢迎，只要它随时愿意为它的商业操纵者们效劳，那么你所听到的一切音乐，至少你漫不经心地听到的一切音乐，就都属于糟糕的之列。然而，一旦它变得装腔作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要求被当作“艺术”看待，要求人们表示敬意，这时它就成长为恶俗了。而在此时再谈论什么“古典”和“流行”的区别，就几近无谓了。披头士和西蒙一卡方科的许多音乐都要比大多数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的音乐写得好，也只有十足的世侩才会在帕西·格兰杰（Percy Grainger）的“乡间庭院”那陈腐、乏味的重复和最新的拉盖乐（reggae）之间找到什么重大差异。尽管都是些迟钝的、过分强调纯粹和一成不变的噪音，拉盖乐恐怕还是会获奖的。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发展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志”），因而很像恶俗的对话。 因此，在音乐中，空洞无物就是恶俗，不管这首音乐是出现在一家音乐大厅里还是一个妓院里，也不管它是由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还是一支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可靠的标志可以判断恶俗音乐的出场或即将来临——如明目张胆的竖琴和音急速弹奏（注意一下那些翻飞着的手指！），或者在钢琴演奏中，那套利伯莱斯式的（Liberace）把戏，将双手尽可能高地抬起在键盘的上方以展示能量和感动，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指挥家们的意图（见“恶俗电影演员和其他演艺人”）。还有更多可以辨明恶俗音乐出现的线索，比如乞求他人注意和渴慕的音乐上的俗套调子，总以为听众太愚蠢了，不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听过千百遍了。就陈腐性而言，这些和体育场里的棒球或篮球比赛中调动观众情绪的那些高潮片断相当，暗示观众们齐声高喊，“冲啊！”你还可以相当有把握他说，凡是那些渴望把你送到异国他乡——常常是东方的某些地方，如“印度之歌”、“在一座中国的寺庙庭院里”——的作品，肯定都是恶俗乃至极端恶俗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接近任何贴有“夜曲”标签的作品时都要慎重。批评家杰克·林奇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发给“任何一件由安德鲁·劳埃德·韦怕（Andrew LLoyd Webber）所写、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或者倾听的音乐作品。” 不过最简便的经验之谈是，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的音乐作品（如大多数拉盖乐）就是糟糕的；而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却装作是珍贵和有价值的、甚至是神圣的音乐，像“D大调帕赫贝尔·卡农”（Pachelbel Kanon），它就是恶俗的。恶俗的音乐总是借助于机械手段来使它有什么进展，如肤浅的调高音量，用来擦亮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纯粹的节奏与响亮度的加强。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多了。（如拉威尔的《波莱罗》。）音乐中的这类伎俩与话剧中类似的欺诈表现相当，如由来已久的剧院经理的诡计：神秘兮兮地推动调光器，使各式灯光次第变亮，随着每一张帷幕的展开，好像人们的兴致也在一步步增加。 还有一个简便易行的标准，对糟糕的和恶俗的音乐二者都合适：那种在最世俗的场所，如银行、书店或电梯里向你迎面扑来的音乐，以及当你在电话上等待你那位慢吞吞的恶俗对话者时没完没了地向你的话筒里放送的音乐。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很少是由伯德①、帕赛尔②、泰勒曼③、亨德尔或拉莫④创作的，甚至连莫扎特的都很少见，尽管粗俗的电影《莫扎特》（在恶俗人物中几乎和电影《爱可斯》一样流行）使它已经成为商人以及类似的俗人中假装喜好莫扎特的一种时髦。如果你在久等电话时从听筒里传来的是“帕赫贝尔·卡农”的话，那也算是在向你表达高度的诚意了，就算不是完人的虔诚。 ① William Byrd，1543—1623，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师。 ② Henry Purecell，1659—1695，英国作曲家。 ③ Georg Philipp Telemann，1681—1767，德国作曲家，自学成才。 ④ Jean Philippe Rameau，1683—1764，法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在其可贵的《糟糕之最》一书中，唐·莱瑟姆通过一一点名指出“最乏味的音乐作品”而为公众做了件大好事（“让人打鼾的音乐”）。那串名单当然包括拉威尔的《波莱罗》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亦在其列，还有安东·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9交响曲》及查尔斯·伊大斯（Charles lves）的《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莱瑟姆的确好眼力，不过不知怎么他居然忽略了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菲利浦·格拉斯的音乐中有某些相当乏味的东西。莱瑟姆认为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极其平庸，不过照我看来，它怎么也不能和西贝柳斯的《芬兰颂》的平庸相媲美。诸位可能还想提一提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几处毫无生气的乐章，或者整部歌剧《托斯卡》，包括里面所有的装饰音。 恶俗的电影已经征服了许多年轻夫妇，使他们依照《星球大战》或《烈火战车》这样的重磅炸弹的主题曲成婚，揭示出某一领域的恶俗之威力有时几近魔幻的程度，足以触发另一领域里更大的恶俗。 如果你没有多少文学才能却又想——甚至是在今天——获取某些归于“诗歌”的特权与荣耀，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富于轰动性的色情的开头，如： 一个阴蒂就是一种大脑 ——爱莉丝·诺特利 格莱西艾拉不会操我的 ——塔提亚娜·德拉·特莱拉 在索尔兹伯里的海滩 我的鸡巴被你的爱吞没 ——沃尔特·科尔蒂斯 等等等等。而如果你缺乏使上下文连贯一致的才能——传统上这正是诗的特长，甚至是它惟一的特长——你可以按任何顺序把各种名目列在一起并称自己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 巨大的血盆，月亮动词曾在此沐浴 巨大的煮熟了的鸟贼，一个失去的星座的记忆 ——伊万·阿格莱斯 如果你把诗行写得短一点，超现实主义的行为就更加容易了： 托马斯言论的背后 超越冗长的现代慰藉 ——汤姆·魏特雷 或者你可以设计一首一上来就没法读的诗，让那些文盲见了肃然起敬： Phantasmagonillaorgasmiasmacharismamama diaphragmdiarrheacatarrhcatatoniccatastrophicmascara…… ——CYN.佐尔科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诗来参加“全部说出”（Telling AN）晚会游戏并希望大家有兴趣： 我是一名女同性恋者 ——简·克劳森 或者，如果你嫌用过的色情概念都太大众化了，你可以用一首“屁眼诗”（Asshole Poem）令你的读者刮目相看： 现在大约是时候了 某人应该写一首有关屁眼的诗…… ——吉姆·霍尔姆斯 像这类恶俗诗人的最大心愿就是成为某某团体或某某流派的成员：一个人搞没多大意思，他们渴望有一些标签、命名和分类加在他们身上。因此，在作者备注中像这样的诗人据说都出生于“人马座和白羊座尖角相会”的征兆中。 另一名这类“诗人一社团加入者”据说是“纽约‘语言社’的一位领衔人物”。还有些人非常自豪于披挂上“充满激情的环境主义者”或“佛教动物权利活动家”的牌子，或成为“超巴洛克社团”的成员。一个“城市超现实主义者”是某某人的珍爱的命名，一个“纽约现实主义者”是另一个人珍爱的命名，而一个女人因“与旧金山的色情女权主义者有强烈的认同感”而感到骄傲。某些这类人衰弱的自尊感促使他们在仿苏维埃式的集体中抱成一团（参照纳博科夫的说法：“知识分子不参加团体”）。因此，一个诗人，依照某传记注释的说法，“属于全国黑人男女同性恋者同盟……以及新词书店集体。”又一个人“是……女性编辑集体的一员”。而且（毫不奇怪），还有许多同名同姓的新时代（New Age）集体，他们中的许多恶俗诗人声称对“神秘艺术”（occultart）。黄教（Shamanism）、“瑜咖哲学”（Yogic philosophy）、“巫术”（magick）以及“药草学”（herbology）感兴趣。这些伪学问的把戏，多亏了频频出现的预科生式的语法错误（谢天谢地！），才不至让那些貌似真诚的表现蒙混过关，如安娜·沃尔德曼用错了的分词： 一枚紫色的发夹 喝着浓浓的金麦茶滑到了地上。 还有桑迪·卡斯特尔，分不清“lie”（躺）和“lay”（放）之间的“总统级的”天真区别①，如： 当和他们睡在一起 你知道……男人 几乎刚刚才手淫完 我以一个趴着的姿势“放着”（躺着） 将被子掀出床外 就这样度过如母亲般照料他们的夜晚 ① 作者此处影射美国副总统丹·奎尔经常在讲话中犯语法错误。 再看看克里丝蒂娜·邓肯对于句法与意义的完全解构： 如今匆匆忙忙地我们吵闹着跑前跑后 每天尽我们的职责如此我们的能量在成长 （参照埃兹拉·庞德所言：“诗最好不要写得像散文。”） 这些东西之所以恶俗是因为它们尽属“文盲的炫耀”。 还有些诗有资格被提名为恶俗，因为它们代表了孤芳自赏和忸怩作态之流：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嫁给 嫁给 嫁给 一个 一个 一个 黑仙子① 黑仙子 黑仙子 噢，上帝禁止你的儿子嫁给一个黑仙子 ——福莱迪·格林菲尔德 ① black fairy，指黑人男同性恋者。 其他恶俗的诗歌类型包括政治或社会感伤派（“这是一个自我怜悯的时代。”——安东尼·鲍威尔），还有绝望自我派，或没人爱我派。 面对这一切恶俗的例子，那些仅属糟糕的诗便带来一种显然的放松。于是，当你转向新近流行的牛仔诗时，至少会因为没有落人那些由男女骗子组成的团体（或“集体”）的手中而感到安慰： 生命中我真正热爱的两样东西 ——加利·麦克马恩 生命中有两样东西 我真得热爱： 那就是女人和马，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所以当我死了， 请把我的皮晒黑 并把我加工成 一座精美的马鞍。 再把它送给一个 喜欢骑它的放牛女子 从此之后 我将安息在 我最热爱的 两样东西之间。 那是一件真的能让人笑出声来甚至流泪的作品，其性感因素隐而不露而非高声呐喊，与许多人认为无比正确的政治立场也保持着一种令人愉快的距离。“生命中我最热爱的两样东西”至少不能被说成是——引述卡萝尔·鲁门所著《赤裸裸的创造：后女权主义者诗歌》一书的结尾——“启发了有关人权的广阔议题，无论是个人与个人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尚能模糊地记得叶芝和艾略特、更不用说乔治·赫伯特①和罗怕特·赫里克②的诗作的人，应该能有足够的智力想起诗与“广阔议题”扯不上任何关系。把遣词造句的艺术硬拴在它们身上，便确保了艺术和社会议题均将成为恶俗。 ① George Herbert，1593—1633，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 ② Robert Herrick，159—1674，英国牧师、诗人，本·琼森的高足，“好在堪摘须及时”是其名句。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经验高等教育，可是浅尝不久，他们便发现不喜欢它。高等教育太难了，也太严肃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要学好几年，而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中那些高贵、伟岸的英雄们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且和作为美国人的主要行为——挣钱——的“行动楷模”“没什么瓜葛”。人们发现，对逻辑和论证原理的熟悉，实际上妨碍了消遣和良好的伙伴关系，对于普遍谬误的历史，对于由迷信所操纵的社会，以及对于大众的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似乎是不民主的，也的确是一种“精英人物统治论”。几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发现，精确的推理与分析，以及对于他人随随便便想当然的行为加以公正无私的审视，绝不是获取“知名度”的良方。简而言之，人们很快发现，真正的教育在以行动、野心、贪欲和出人头地为内容的美国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结果恰好相反：智慧的发展只会导致一种非美国式的探究与深思熟虑的生活。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经过改革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更能和美国人的欲望合拍的体制，尤其吻合他们想要在公众面前获取成功的迫切心情，这些欲望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财和过一种不受思想困扰的生活。校际体育赛事的发明，对此欲望的达成可助一臂之力；同样，一种只强调当今发生的事件以及和商业活动的技巧相适宜的新课程也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于是，一门新的学科就被设计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商科”。什么历史、文学、哲学等等，都太遥远了，根本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场，况且这些老；日的学科对于那些要在公立学校里任教的人来说也太吓人了。正由于这个原因，另一门新学科亦应运而生，那就是“教育学”，尽管它全然没有什么与知识相关的内容，但却可以让那些愚蠢乏味的追随者们看起来是在修习“一门学科”，而且最终会让他们拿到一张证书，以拥有教育年轻人的权力。 结果呢，除了寥寥几家好大学与学院之外，举目皆是恶俗大学的情景。事实上，在矫饰与事实之间，很难找到比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大学中更宽的距离了。毕竟，矫饰本是恶俗之精髓。“上大学”就等于成为有文化的人，这种传统信仰很为美国人所珍视，而且盛行的平等主义导致他们虽然看重“大学学历”，却不愿通过艰苦的学习认识到一所大学的学位和另一所大学的学位之间的严格区别。可惜令美国人不安的事实是，从威廉姆斯学院、阿默赫斯特学院或史密斯学院得到的学士文凭是绝不能和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或夏威夷太平洋学院获得的学士文凭混为一谈的。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美国人竟然创建了如此众多的恶俗学院，其中大部分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目标是为了拓宽“受教育机会”的渠道。为了追寻这一目标，人们纷纷响应夸大其辞（见“恶俗语言”）的号召，将无以数计的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商业专科学校、文秘学校、地方性神学院、以及商贸学校晋升到大学（university）的地位，而运用的手段不是将它们逐步转变为大学——那样太费事了，如果不用几个世纪的话，至少也要花上几十年——而是干脆把它们叫做大学。这些就是如今给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颁发“大学学位”的地方，不过这些学位并不能衡量智慧的进展，只是满足对技巧的粗俗需求，以便刚好能将这些学位的领取者们不加鉴别地镶嵌进美国中产阶级为他们预制的壁龛中。24％的美国学士学位是学习“商科”的，而因修“教育学”颁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比任何其他专业的都要多得多。 那么，就算你已经“主修”了商务，可是由于你太没有文化了，甚至连这一行都干不好。“你认识这些词吗？”是一句为一套“事业成功词汇”磁带而制作的广告语里的问题，这套磁带不仅要教会你“800个有价值的词”是什么意思，还为每一个词提供“两个商业活动例句”以充分阐释它们各自的涵义。从广告的说法上看来，这些磁带可以提供“一种大学之后的大学体验”，那么它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经历过“大学”的学习之后仍然弄不懂的这些困难词汇是为什么呢？它们包括“transcend”（超越）、“stratagem”（计策）、“efficacy”（功效）、“laconic”（简洁的）、“ubiquitous”（无所不在的）和“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如果把这些词放在一次给未做好准备的高中生设计的考大学的测试中，却把他们给难倒了，那还说得过去。然而，不认识这些词语的人全部都是已经从大学毕业出来的人，而且许多人已经踏上了争当博士之途——当然是主修教育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衣阿华州最流行的专业学位不是医学或法学，41％的人都主修脊柱按摩疗法。 如果你有讽刺的直觉，有时需要以一声大笑来排遣某个阴郁沉闷的日子，那么你可以把下面这句话抄下来，用胶带贴在你家浴室的镜子上。一些报纸欢欣鼓舞地以醒目的标题登载了美联社最近的一篇报道： 更多的美国人接受了夏良好的教育 其中年龄在2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五分之一已经念完了“四年制大学”。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可是，当你慢慢发现其中有的人除了一两本畅销书外什么书也没有读过，有的人的历史想像力少得可怜，有的人除了对钱、体育运动、“娱乐”和爱好有兴趣之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好奇心。这时，恐怕你会另有一番感受了。所谓的美国计划（American Project）意思是说，有比以往更多的美国人上过商科学校或者混过了高等“教育”的教室，实在不配成为庆祝或举国自我陶醉的理由，不过，当见到如下这段不实的鼓舞之辞时（摘自一份全国性报纸），竟无人为之蹙额，也没见到有人露出嘲讽的笑，可知自我陶醉是在所难免了： 欧洲的大学久负盛誉，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如此。它们被比作象牙塔，其纯洁的墙壁是绝不会为资本世界所玷污的。许多欧洲人为此理念而骄傲，并把它等同于理智的健全。不过现在一切已经变了。 也就是说，美国人把教育改造成纯粹的技能训练的工作，以及在建立各式各样的学院方面的成就（这些学院大部分都是企业化不加鉴别的产物），如今已经推广到了全世界，我们大家当然都见者有份了，“在我们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国家里最好的300所大学和学院中，我们……令世界嫉妒……”这就是塔夫茨大学的教务长索尔·吉特曼最近宣称的话。很显然，没有记录显示当时附近有人评论道：“可怜的世界！” 尽管美国人并不真想要更高级的学问——太困难，太无用、太格格不入了——但它偏偏还装着想要它，因为哪怕有关艰深学问的一点幻想也会大大有利于它的特殊地位。即便大多数美国的大学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中心。而是气派的体育中心和健康游乐场，但是对于装模作样的要求便决定了“大学”这个词必须和一切盗用其名的事物挂上钩，尽管事实上货真价实的东西已变得越来越稀少。过去还有几个州是相当审慎和坚持怀疑精神地授予“大学”和“学院”之名的，如今，你可以恬不知耻地把这些词放在随便什么东西身上，丝毫不顾忌这么做是不是合法。毕竟，你正在糟塌的只是些无知的人。 弗吉尼亚州显然是一个很容易激发这类误导性词汇的地方：想想电视传教士帕特·罗伯森设在弗吉尼亚海滩的“CBN大学”吧，还有杰里·弗维尔在林治堡的“自由大学”。弗维尔的返件作品，如今已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私立“大学”了，堪称借重新命名而取得不劳而获的晋升的典范：迟至1983年，它仍然还坚守一些起码的诚实准则，称自己为“自由浸信会学院”。那时它还尚未把自己提升为冒充与真正的大学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怀疑的思想可以自由嬉戏于一切学科之上而无须顾及任何“可怕的”后果。在中西部还真的有一所“大学”，宣布它只接收那些心甘情愿发誓弃绝跳舞、赌博、抽烟、喝酒、骂人的“基督徒”学生。去学校的教堂祷告是强制性的，其大部分学位是“教育学”（令人吃惊吗？）。 事实上，“大学”一词已经被像那样的学院糟践得惨不忍睹了，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土森城的奥日尔·罗伯兹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鲍勃·琼斯大学和布莱翰姆·扬大学。有鉴于此，那些正宗的大学恐怕最好还是马上把名字后头的那个词①去掉，只简单地称做那鲁、哈佛、 ① 指university一词。 普林斯顿、斯但福等等，如此就该知足了。必须得承认，这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可以找一些其他办法，比如像索邦大学（Sorbonne，从前是巴黎大学）那样的做法，另起一个名字。 ① 指university一词。 低层次的大学拼命假扮高级的是如此恶俗，以致你就别指望会有什么比他们再低劣的东西了。不过，勤奋的恶俗学生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在那些毫无希望的大学与学院下面，还有大量更加糟糕的学校，在那种地方，表象和事实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劣质货。衡量一所正宗大学的一个标准，与衡量一个好餐馆的标准同样适用，那就是它不做广告。然而，真正恶俗的大学所倾力仰仗的，刚好就是广告。有趣的是，尤其是在航空杂志上，登满了为各类大学所做的广告，只要支付现金或以某人的“生活经验”做抵押，就可以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文凭。这些广告公开宣传拥有这些学位等同于商业成功，也就意味着（不劳而获的）晋升就等于管理者的职位。于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港（Fort Lauder dale）的“诺瓦大学”（NovaUniversity）便成了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衣，雄心勃勃、但专业方面有挫折感的飞机旅行者常常光顾的地方，前来给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博士”的头衔： 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而无须中断你的事业。 研究美国人文学术地理的病理学家大惑不解，他无法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竟为如此多的如下类型的机构提供了场地、合法的自由和充分的信任： 联合大学 南部联盟研究生院 西南大学 美国西部大学 以及许多别的大学。至于贝弗利山大学，显然是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做得太出格了，如今只好寿终正寝。或许，惟一条件较好的建立赝品大学的地方是夏威夷，那里起码在1988年以前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这类冒牌货。佛罗里达是另一处极受人钟爱的冒牌大学的地方。这类骗人的东西之所以特别青睐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这样的地方，恐怕不仅仅因为它们那儿严禁欺诈的法律比较脆弱或根本没有，还因为在那些阳光灿烂，乐观宜人的地方，室外通常比室内更有价值，于是就意味着表象胜过实质。像什么好莱坞、罗纳德·里根等现象也都是这样的产物。如果你觉得美国的恶俗处境是糟糕的话（据调查，我们的同胞中有五十多万人“持有”这类冒牌的学位证书），那么看青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情形。印度有好几所伪大学公开向一切来宾出售医学学位，而据最近的报导，哥伦比亚不是吹牛，它至少有不少于56家伪大学（光是波哥大城就占了27家），只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保证你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关此令人沮丧却又让人大开眼界的话题的更多情况，请参见大卫·斯蒂沃特和亨利·斯皮尔著的《文凭磨坊：冒牌学位》，纽约，1988版） 不过，你完全没必要为了追寻恶俗的踪迹而踏遍污泥浊水。在中产阶级社会里，恶俗比比皆是。恶俗的大学和学院都有些共性，他们的教职人员都配有不凡的头衔，在毕业典礼上都穿着闪亮的长袍与披肩，不过他们的学生都不学习外国或古代的语言，不学习历史与哲学原理，也不学习思想的技巧，他们通常是通过在各种各样无关痛痒的、或往往毫不重要的科目上累积“学分”的方法而获得学位，那些科目中大部分是高中就已经学过的时事政治。恶俗的大学最后还要把那些令人难忘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推出来，他们的论文（如果确曾有过的话）从未接受过严厉的批评，没有人要求过他们做重大修改。恶俗的院校由那些全无好奇心的学生（当然还有教职人员）组成，寻找炫耀的途径以获得晋升的好奇心当然例外。在东北地区有一所大学，将原来的体育系重新命名为人体动力学系，其教授学生如何保持基本学术和思想诚实的能力，从这一举动中可以精确地估计出来。 恶俗的大学创造那些自动参加劳动者阶层的学生，他们不会有什么包袱顾及他们正在做什么，或他们的工作是对的还是错的，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由于其自身已经习惯了恶俗，所以他们成长起来以后，就会成为五湖四海的恶俗听众和未来的恶俗代理人。他们中有一大批人对学问兴趣缺乏，但对他们的学院倒是赤胆忠心，一旦时机成熟，就成了母校的“Boosters”（积极支持、赞助的人）——那些爱慕虚荣、狡猾、幼稚、不老实的赞助他们的学院体制的人，设立奖学金支持那些不合格的、弄虚作假的学生运动员。1990年6月，《高等教育大事纪》刊登了一长串大学的名字，它们刚刚被揭发并遭到羞辱，原因是他们触犯了他们曾公开同意遵守的NCAA（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规章制度，他们的行为招致如下恶果：训斥、暂停参赛、丧失过去的优胜体育纪录、（以观后效的）察看、中止未来的TV亮相、减少奖学金、归还不义之财、禁止聘用校外教练、取消目前的体育赛季资格。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事纪》并非一种讽刺性刊物，至少公开来讲不是，而其本意也并不是打算要嘲讽它所报导的对象。不过，读者并不一定要十分聪明、或有批判的眼光和讽刺的天赋，便可欣赏这则笑话。这些学院只是被叫做“大学”。现在，如果法庭允许的话，我请你尽力想像一名在这些地方接受伦理学教育的运动员。以下就是《大事记》中所列的毁誉者名单： 阿黛尔菲大学 阿拉巴马农业和机械学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辛辛那提大学 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刚刚把美国文化带到了苏联，在那儿建了第一所商学院）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东肯塔基大学 佛罗里达农业和机械大学 格兰布林州立大学 休斯顿浸信会大学 休斯顿大学 坎萨斯大学（对体育运动规则“缺少制度化控制”——《大事纪》） 肯塔基大学 马歇尔大学 马里兰大学，学院园校区（“缺少制度化控制……四位前教练及其他人员的不道德行径”） 孟菲斯州立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缺少制度化控制”）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俄克拉荷马大学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罗伯特·莫里斯学院（匹兹堡附近的一所商科学校：“对一名男子篮球选手的不正当的援助；缺少制度化控制”） 南卡罗莱纳大学 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 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屡屡犯规的典型”） 纽约州立大学，布拉兹堡学院校区 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 西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此名单显然没有完全揭示出恶俗的方向。也是在这期《大事纪》中，我们发现： 教练承认多年把钱给中央华盛顿大学的运动员们…… ……当查账披露该篮球教练已经把6.5万美元给了他队里的运动员时，大学官员们举座皆惊…… 成百上千的人……说他们支持（教练；教练坚持认为他给运动员们钱，只当作是他们所做工作应得的工资……或者是运动员们将以他们的工作来偿还的贷款……）他们困惑不解的是，如此明确的仁义之举怎么会被看成是不正当的呢？ 不过，尽管有NCAA的制裁，这些小爬虫们还是很善于经营的，他们很快又会卷土重来。就在最近，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那些因多次无所顾忌的犯规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教练们，又竭力要求允许他们继续参加招生讨论，因此能够冲着那些可能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们大放厥辞。 在这一大堆“学校”——这才是正确的称呼——之间根本不存在学识上的差别，这一点是再显而易见不过的了。在此基础上，出示一份更为严重的警告总该是适合的吧： 父母们！ 如果你们不想欺骗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想让他们成为诚实、独立思考、勇敢、有思想且自尊自爱的人，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让他们上这些学校中的任何一所，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除了可以学到体育赞助的艺术，并掌握在权威面前眨眼睛的技巧之外，学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 令人咋舌的并不是糟糕（badness）；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国家，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真正可怕是恶俗（BADness），是那种装腔作势地冒充真正的大学，声称自己声名卓著、有学问、不受金钱腐蚀、因其对公正无私的学术追求而堪称社会的灯塔。这是真正的恶俗。 当学院列队，清一色的黑色肩袍（gown）和传统的四方学士帽，只有披肩布（hood）——注意，不是彩色饰带（sashes）——这儿那儿地提供了一些色点，标明他们各自的学位以及授予他们学位的那些院系。在那些年月，人们似乎只知道学院装束是一件肩袍，而不是一件长袍（robe）——就像大学城的居民（Town）和大学里的师生（Gown）的区别这一老生常谈一样，长袍，他们清楚，是法官穿的。可是如今，对于那些令人窒息地增多的大学与学院，以及猛增的夹在它们中间混水摸鱼的人们来说，已经很少有几个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或许多别的东西了，就像他们从未听说过查普曼①著的《荷马》、斯宾诺莎或“大生物链”一样。既然如今简洁已经变得可疑了，矫揉造作和毫无意义的花哨便取代了古老的庄重与尊严。正如在演戏和对话（见“恶俗的对话”）中的情形，某种精微的含蓄和暗示在今天已经罕见了，现在当你看到某个学院的队列，十有八九都是恶俗的。 ① George Chapman，1559—1634，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译作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在此，哈佛大学理当承受大部分谴责，因为是它开了学院服饰“现代运动”这个先河，让它的博士毕业生（哲学或其他专业的）有权穿粉红色（按校方的看法是大红色）制服，袖子上配以强烈的黑色夭鹅绒条纹。很快，闸门一旦打开，最糟糕的大学随后便给他们的博士生配备了最俗不可耐的制服。学士帽现在看来是无可救药地过时了，帽顶中央饰绒球的小四方帽被设计出来，一些十分恶俗的学校推出了其宽无比的伪伊莉莎白帽，它们一旦由会计学或市场学专业的教授们戴上便愚笨得像演滑稽戏的小丑，其对文艺复兴文化的把握仅限于连詹姆斯王究竟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的程度。 因为在色彩革命之前哈佛所钟爱的黑色博士肩袍，已经被两片天鹅绒饰条上绣了两只彩色小青蛙以标志学位领域（蓝色代表“哲学博士”等等）所代替，很快，你便可以用尽各种式样的标志来美化那些饰条了——大学“胳膊”（意指衣袖上的装饰）、徽章（当然，一切就其根本来说都是假冒的）、以及各式各样醒目的纹章图案——不久，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们便在袖子上推出了两顶相对应的皇冠；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一度为女皇学院）是两个丑得吓人的斜体大写字母Q，下面注着“1766”；密执安大学是两盏小灯，意为知识的源泉（得到它了吗？）；波士顿大学是亮丽而粗俗的徽章，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如此，连神职人员的服装设计师们也不甘落伍，狠追时代潮流。如今，你可以在牧师们的布道长袍的袖口镶片上看到两只对应的合乎十足的中产阶级品味的祈祷的手。毫无疑问，全体教会人员们一定会紧随其后的。这整个现象阐明了恶俗的本质：过度夸大和头脑简单的表面忠实，正如毫不相干地滥用色彩给黑白老片子润色，或给庸俗不堪的读者推荐新闻照片的做法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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