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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亚历山大·柳比歇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开始从事纯学术工作。那会儿，他已经提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创立生物自然分类法。 “要创立这样一种分类法，必须先找出某种类似的原子量；我想对没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机体结构中的曲线进行数学研究，通过这个办法来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九一八年这样写道，“这项工作在数学上看来困难极大……我起码要过五年，等数学基础打得好一些，到那时候才能着手完成这项主要任务……我立意要写一部数学生物学；一切企图把数学运用于生物学的尝试，都将兼容并蓄于这部书中。” 在那几年，人们对他的想法，反应颇为冷淡。应该说，柳比歇夫于一九一八年到那里去工作的辛菲罗波尔市的塔夫利达大学，当时委实是人才济济：数学家H.克雷洛夫和B.斯米尔诺夫，天文学家O.司徒卢威，化学家A．白柯夫，地质学家c．奥布鲁契夫，矿物学家B.维尔南茨基，物理学家Я.弗伦凯尔和И.塔姆，森林学家Г.莫罗卓夫，自然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帕拉金和亚历山大·帕拉金两兄弟，Π.苏希金，Г.维索茨基；最后还有柳比歇夫终生崇敬的老师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古尔维奇。 这位青年教师并没有因为泰斗们的怀疑而仿惶踌蹰。岁月递嬗，具体的方法有所修正，某些东西不得不重新审议，但是总的任务不变——一旦干了起来，他一辈子也不背离既定的目标。 传说施利文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遗墟的时候才八岁。施利曼的例子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这种向目标直线进军、终生换而不舍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运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 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它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二十三岁的维尔南茨基写道，他立意“要在智能、知识和才华上尽量取得实力，这样我的智慧便会无比的丰富多彩……，”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是致力于错误的、靠不住的东西，误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这条路。我憎恨对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我的思想顺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它虽然在实际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对那些折磨着我的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这样一种探索，这样一种企求，正是任何一种学术活动的基础。这只会使我们不致成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书蠢，只会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学术工作中找到喜怒哀乐……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丧身，但我重要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柯夫、贝赫捷列夫——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誓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誓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磋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臭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狂热、偏执、禁欲——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 在科学中，着迷是危险的东西：对某些气质的人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太大了。着了迷的人对科学为害甚烈；着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对待事物，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也在所难免——我们只要提一下牛顿对虎克不公道的行为，便足以说明问题。 柳比歇夫在青年时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止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学也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腔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煞；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屑一顾。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科学任。他为之献身的生物学任务相当重要，其余的事情与他都不相干。科学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空见惯的两个极端。不是圣贤和英雄，便是庸人、坏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为榜样，不能成为理想人物，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是骗子也罢，是正直的科学家也罢，对艺术有兴趣也罢，不学无术，下流无耻也罢……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仅仅做到有良心、规矩正派，那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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