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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切经过稍有出入。或者说，我列举的事实都是绝对确凿的，但除了这些事实还有其它的事实。它们破坏了画面，有损于结构的严整，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它们呢？文学和艺术不得不挑选事实，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画家画人的肖像，或画正面或画侧面。人的一半总是隐藏在画面的后边。 书页也是一种平面。我力争做到的，并不是立体，而只是立体感。互相矛盾的事实有损于形象的完美。它们会把铸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颜料脱离了画，在画布上乱晃荡。 我要是不认识柳比歇夫，一切都会好办些…… 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朝所有的信札，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抓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 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 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坦白，即使是对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总不能每天做忏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较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历来都很奇怪——堂吉诃德们、圣徒们、苦行僧们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没有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动机突然变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斗争的艰苦的道路？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我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摘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摄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自希腊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事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因子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因子。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决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因子。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各不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积极性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中，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最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夭、尼尔斯·鲍尔的精神面貌，比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细节更为重要。就算这种比较是虚拟假设的吧——我为了强调我的想法，不怕作出任何虚拟假设。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上声誉越高，他的精神品质水平也越叫人感兴趣。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学术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人们总是倾心于库尔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勋，而对奥本海默灾难深重的悲剧却是沉思默想，思绪万千。人的精华中，最值得称道、最牢固的，是精神价值。一年年过去，学生们没有一点遗憾，若无其事地换了导师、师傅、老师，换了头头，换了心爱的画家和作家。但是，谁要是有福气遇见一个纯洁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的这样一个人，——谁要是遇见了这样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换了。因为人不可能长进得超过善良或真诚。”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的精神面貌。 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个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仿生平。为这件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雄奇曾写信给斯维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个特点，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镇静……因为我在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学习他的这个优点。我这人很刻薄，我的批评常常刺伤了别人，甚至是我亲近的人。诚然，这并没有损害了真正的友谊，并且被批评的人常常变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弗·尼·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好象很糟糕），休息时喜欢看古罗马作家的作品，虽然我记得他也看希罗多德的东西，不过好象不是看的原文。这是他作为休息干的事，同他的学术工作没有关系……我记得我同他谈过但丁。他是个最热忱的但丁派（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认为世人对但丁赏识不够。我承认但丁的诗篇确实很美，但并没有感觉到他的世界观的崇高。相反，但丁有许多地方叫我十分气愤。拿他的地狱篇来说，其中素负盛名的开场白（全凭记忆；是否准确，没有把握）：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Per me sl va nell’eterno dolore，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Giustizia mosse il into ab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testate， La somma sapenza e il prima amore． Dinanzi a me non fur cose create， Se non eterne；ed io eterno duro.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或在另一处： Chi e piu scelleranto’chi colui Chi a giustizia divin compassion porta…… “……这两行的意思是：谁要是怜悯被上帝判了罪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恶棍，还有谁比这种人更坏呢。这两行的上文是这样的：但丁在地狱里遇见了他的一个政敌，他请求但丁想个什么法予减轻他的苦楚。但丁答应了，但事到临头他又改变了主意，食言了，并且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敌人的痛苦……这还不如那种冷酷无情的多米尼克主义，对朋友和亲人铁面无情，这还要恶劣得多……他的全本《神曲》绝不是神的，完完全全是尘世凡俗的……这两行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从宗教的眼光，首先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是不可理解的。而在弗·尼·的心目中，但丁不仅仅是个杰出的诗人（这我不否认），并且还是个有先见之明的智者，他的‘慧眼’看到了凡夫俗子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分歧，在我与许多我这样的人之间显然也是存在着的。那些人不仅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杰出的戏剧家，不仅把普希金看成是杰出的诗人，并且还把他们看成是人类思想的领袖，这是我决不能苟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弟子在古希腊悲剧中已经达到的道德高度，在但丁的作品里可是完全消失了。就这样，在但丁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 “……弗·尼·把他的兴趣作了那样的分类，我以为是种乐观的做法。除此而外，他对蚊子的研究使他得到很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因为这项研究对人民有直接的好处。至于说到有许多计划没有完成，那么我认为，任何一个涉猎面很广的人，计划都是太多了，不可能都完成。 “……如果我的刻薄再加上偏执，便会招致许多冤家对头。我的优点是在论战中从来不抱着个人的目的。至于弗·尼·，他善于把同样严厉的批评表达得非常婉转。我的性情自然比弗·尼·快活，爱胡闹，爱装傻。我小时候从不打架，也不爱打架；总的看，外表很文静。但斗智我是喜欢的。而且在斗智中我象拳击运动员一样：我有权打人家，同时感觉不到人家打我。这办法没有一点坏处，我没有结冤家；我在许多国家住过，同各种各样的人都处得很好。 “……有一点我比弗·尼·强，他也是承认了的，用他的话说，我身上有很大的空想的勇气，具有巴扎洛夫那种真正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受理智的批判……佛.尼·有一套他认为绝对正确的条条，所以他要比我偏执。不过，他的偏执从来不流露出来。我们包经忘了偏执的真正的涵义；结果，任何一种批评（批评也就是捍卫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权利），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企图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也就是说，把批评看成了偏执。但是，我们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是理智的力量，而理智的力量不是暴力……克鲁泡特金有句话说得很出色，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人比机关好。’这句话，他是针对沙皇保卫机关的人说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人比信仰好。 “出于许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搜集昆虫（主要是地蚤）；就在这个时间前后，我开始在彼尔姆大学教农业害虫方面的课。 “美国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过差，到过乌克兰，到过高加索。我穿衣服，向来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关于这个问题，布利斯对我说：‘您的衣着举止不拘小节，独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勇气学您的样。’这样的恭维话，出自一位地道聪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们成千上万次的白眼……照我看，一个学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准，过得去就行。因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当作真正的乐趣，何必要同这些人比赛竞争呢？（2）穿朴素的衣服，行动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癫狂’，并不坏：小市民会对你有些讥讽嘲笑，这是一种有益的心理上的锻炼，能让你培养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们可以看出，我在这里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经过选择的，能说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说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养。 他们能够争论但丁的短长，读他的原著，背诵他的原文。他们能够凭记忆援引替特.李维、赛纳卡、柏拉图的话。是因为受过古典教育吗？可是他们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罗斯文学更不在话下。 他的信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个搞文学研究的，并且还是个专家。柳比歇夫的文档中保存着他写的几篇论文，论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罗曼·罗兰的《革命的戏剧》。 说不定文学是他的嗜好？没那回事！它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是一种无所企求的爱。他并没有企图参加搞文学研究。这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种禀赋如今是被遗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赏艺术；凡是读过的、看到的、听见的，他都必定要去设法领悟。他仿佛是要把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实他的人生观。不管是但丁还是列斯柯夫，他对他们的作品领悟得越充分，从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证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玛利.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姑娘》。引着引着，结果整场整场的戏都引上了；觉察提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于有机会复述他心爱的独白而自得其乐。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广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时，科学家兼是思想家。科学家善于使本学科与整个文化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被破坏了。现代的科学家认为必须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专业化的危险，想求助于他惯用的办法——知道，以此来恢复均势。他以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视”着新东西，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从表面上看，他仿佛是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然而并没有心领神会。艺术的精神方面，他并没有感受到。没有领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晓”，但是这一切几乎不成其为文化修养。 “我们的任务可是研究具体的东西，”我的那位技术专家说。 他陶醉于他的电子学的威力，陶醉于他的超微型电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电子管能给人类提供更大的单位功率。 “对一般性的问题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而且谁用得着呢……不过，”他愁眉苦脸了，“把这一切问题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儿有时间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坐在书斋里……” 柳比歇夫也好，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他们谁也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是与世隔绝，不闻不问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忧虑、风雨和苦难。现实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同样遭受过不幸，吃过苦头。然而。你看他们的信。便可以明白，他们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苦难，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 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认为他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所说的那种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膜拜任何一个权威，他不信仰任何一个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多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论，只需要再补充一点：他的虚无主义是创造者的虚无主义。在他，重要的并不是推翻什么，而是代替；不是驳倒什么，而是信服…… 他的头脑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翻腾。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见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却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他却在那里探求怀疑。 他身上有一种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需求；这些问题，人们是早就放弃了的：自然界的实质、进化的实质、合理性等等——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贵，在于他努力作出回答，不怕有错误。他喜欢把学校教学大纲中载入的定型了的答案撤到一边。 他这个人虽然极其特别，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林尼克、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恩格尔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们的来往书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赏心悦目。看了这些信，禁不住又羡慕又难过——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纪初和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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