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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坐在书桌前工作，听着我的“匈牙利人”声音低沉地从屏幕上为我朗读。突然，凯泽医院的护士打来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检查眼睛并已为我做好安排。护士主动预约病人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并未多想，时间很合适，雪莉正好有时间，因此我们如约前往。我想，这不过是同往常一样进行例行检查罢了。 检查确实一如既往，但当基利恩医生测量眼压时(穆勒医生的老式色谱议早已成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声波眼压计)却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结果。我右眼的眼压上升到32，而正常值在10-20之间。我们一直担心长期使用可的松可能导致青光眼，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成熟的白内障正在破裂，堵塞了眼中的所有组织，眼压升高形成二度青光眼。 “我们长期犹豫不决问题如今有了答案，”她毅然宣布道，“必须尽快做手术。” 然而，首先必须用药物降低眼压。一个星期之后，眼压从32降为18。那是担惊受怕的一个星期。自从丹佛确诊之后，多少年来我第一次陷入狂想，不能自拔。手术失败怎么办？必须摘除眼球怎么办？安装玻璃眼球会是什么情景？它疼吗？晚上睡觉前要将它取出来吗？我是不是要生活在比现在还黑暗的世界里呢？ 手术定于1986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我没吃早饭，仅喝了些水。各种手续似乎没完没了，手术室安排急救措施又拖延了不少时刻。 大约中午时分，我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服了镇静剂后又上了不少眼药控制眼压。我的胳臂上插入静脉注射的针头后，由麻醉师和护士推入手术室。护士的名字叫玛丽，讲话时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麻醉师往静脉里注射了更多的镇静剂，玛丽则在我的脸上涂抹药水。一切进行得极其自然，似乎经过了无数次操练。我的心思完全放在了手术上，尽量显得轻松自如。可护士和手术室里的工作人员却在谈论其他话题。玛丽似乎是一个垒球队的什么教练，谈论的全是那方面的事。 心电图机安放好了之后开始工作。我的鼻孔里插入了供氧器。血压计每隔几分钟便测量一次血压，不停地在胳臂上充气放气，好似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基利恩医生进来了，我决不会搞错她那悦耳的嗓音。我试图想象她戴着口罩、把头发放在白帽子里边的样子。她轻快地和我交谈，在我的眼睛四周进行局部麻醉。她把纱布粘在我的眼皮上将它们分开。她告诉我她安放好了显微镜并且开始工作。首先切开的是结膜和巩膜，然后打开眼囊。 我几乎没有感到疼痛，但非常不舒服。眼球受到触动是十分痛苦的事，即使习惯了也是如此。一想起手术刀要切入我们最敏感的器官--眼球的晶体时，我顿时丧失了全部勇气，产生了一种被阉割的感觉。然而，除了心理上的痛苦之外，实际感觉毕竟还是不同的。 我看到了一片纯净的蓝色田野，宽广而明亮，白色的光线象跳动的电子一样在上面闪烁。有时，它们与直光和弧光交织在一起，宛如马蒂斯1、克勒2和阿伯斯的作品转化到运动的艺术之中。它们在万花筒里围绕着那片深邃的碧蓝色不停地跳动着，越来越大。我想，服用了致幻剂之后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 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能看到这些光线就值得动这场手术。”仿佛从一个十分远的地方传来了基利恩医生的回答：“太好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股热流，她一直在聆听我的谈话，我看到的景象是一种良好的征兆。她的工作是无非对成熟的白内障进行乳化，冲洗病灶，然后用吸引器将白内障吸出。 我听到她对助手说：“我要切开眼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脑子里全是脑白质切除术一类的念头。我想她一定遇到了手术方案以外的难题。假如这是原计划的一部分，她会事先告诉我，或至少在手术过程中向我说明。难道要将整个眼囊像切除阑尾那样全部摘除吗？眼球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呢？ 当瓦伊达接受类似手术时，他听说主刀医生要增加结膜切除范围后顿时慌了手脚。 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结膜，但它决不是一段香肠。它是我的眼球的一部分，纯属个人所有，我必须尽量保留，决不能任凭宰割。 然而我的情况不同，手术方案忽视了病情的发展过程。那层软奶酪似的沉积物全部清除后，基利恩医生意外地发现，长期发炎造成眼囊外壁严重感染。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能会对表面进行清理，但很可能造成伤害，导致无法安装后置晶体。有时，进行第二次激光手术也是一种解决方法。身为手术的主刀医师，基利恩医生当机立断：少许切开眼囊壁，让光线直接通过。 基利恩医生随后进行的工作也许是全部手术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了。这种技术在十年前很少有人采用，即移植人工晶体。移植工作首先从眼内测量开始。安装的晶体属于后置类型，即安装在虹膜之后。基利恩医生用弹性组织重建一个安装空间，然后用“发送器”将晶体植入。发送器上的微型折叠装置将晶体放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弹出，其环状物将晶体固定。 最后一步是缝合结膜，正常的切口约为四厘米，缝合一至两针。我的结膜切口出奇的大，一共缝了十四针。基利恩医生采用的是一种可以不必拆除的尼龙缝合线，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有选择的拆线，纠正眼球的形状，校正散光。 人工晶体安装到位，十四针缝合完毕。眼前跳跃的光线逐渐减弱，蓝色的电光越来越暗，三十分钟之后完全消失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既显得十分漫长，又似乎是短暂的一瞬。时间概念属于充满活力和能够随心所欲的人。对那些不幸把命运交给医生、药物和手术机械来掌握的人来说，时间是停滞的，失去了任何意义。 不知过了多久，基利恩医生终于说道：“海恩先生，白内障摘除完毕。”从她那兴高采烈的语调中，我知道一切噩梦都已结束。那种任凭阉割、遭受脑白质切除和安装玻璃眼球的恐惧倾刻间烟消云散。我的眼睛蒙上了厚厚的绷带，然而我不在乎，和失明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恢复室里躺着许多其他患者，有的已然清醒，有的尚在昏睡。基利恩大夫叮嘱我好好休息之后便离开了。玛丽端来了热汤和苹果汁，让我用吸管喝饮料。血压计和心电图的探头一个一个地从我身上取下。一个小时之后，我坐着轮椅来到雪莉身边，然后登上汽车。下午四点，我们回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手术后的当天晚上，我忐忑不安，难以入睡。我和失明的弥尔顿一样，生怕“希望会被茫茫的黑夜所吞没”。我平躺着，尽量不向左侧翻身。大夫说，翻身不会造成危险，但我宁愿如此。父亲二十年前做完类似的白内障手术之后用沙袋将头部固定，这种做法恐怕不无道理。 早上，我感觉好些了。除了避免碰到绷带之外，我照常洗脸、剔须、吃早饭。八点钟以前打电话享受半价，亲友们纷纷致电慰问。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接到《美国历史》杂志打来的长途电话，请我为一部介绍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电视片撰写评论。影片根据伊万·康内尔的《晨星之子》改编，预计四月份播出。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请一位盲人为可视媒体作品发表评论，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没有告诉他们我刚刚动完手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眼睛还蒙着绷带，已经有人请我为电视节目发表评论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十分吉利的征兆吗？我尽管不会发表评论，但却有可能亲眼看到这部作品！ 谁能想到这个早上就是我新生伊始的第一天呢？ 上午十点，我坐在了基利恩医生的诊所里，迫不急待地等待拆除绷带的一刹那。帕特护士负责这项工作，我十分了解她，知道她一向信心十足。她慢慢揭开我眼睛上的绷带和纱布，当最后一块纱布拿掉之后，我目不转睛地向她望去。我看见她了，或者说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色衣裤的模糊人影。她从我身旁走开，开始摆弄医疗仪器。她的动作在我的眼中显得十分夸张，宛如正在表演哑剧的演员。我想起了以前从电视片中看到的人类登上月球时的情景，他们在一望无际的丘陵上行走，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引力。 然而，所有这些几乎在一瞬之间骤然结束，我把头转向了一个我一直渴望再次看到的人：雪莉闪光的银发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她那可爱的面庞和充满笑意的双眼。对我来说，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在失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牢记她的形象，利用各种感官在脑海里塑造她的容貌。如今，她的头发白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她始终是一位金发女郎。十五年过去了，她的脸上仍然洋溢着那种熟悉的温情。她的衣服十分鲜艳，也许她今天特意为我穿上了这件漂亮的花格裙？我抚摸着她的衣服，辨认着上面的各种色彩：黄色、蓝色和绿色。 基利恩医生检查了我的眼睛，情况十分乐观。她说，视网膜虽然长期掩盖在白内障之下，但基本上完好无损，没有发现葡萄膜炎。目前的眼压为10。 我环顾四周，有如置身于新奇的人间仙境。检查室里十分明亮，深黄色的桌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上的各种标签以及银光闪闪的眼科仪器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目不暇接，所有美妙的词汇都已成为现实。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似乎驶入了迪斯尼乐园或全景电影院。五颜六色的汽车朝各个方向飞奔，它们从我们的车子旁边掠过，近得吓人。公路上的各种交通标志线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里安1的油画。它们分黄线、白线；有单线、双线；它们在十字路口处彼此交叉，在左转弯处突然停止或骤然转向。有时，车道变窄，直线变成箭头，路面出现了多处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标志十分简单，如今，它们复杂得像老妪脸上的皱纹。 我们从维多利亚棕榈大道拐入红树大街，然后驶入自家的车道，开进车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房子，它属于我们还不到八年。车库里的景象首先使我震惊，里面有摆满旧杂志的书架，有堆放杂物的箱子。有的箱子盖着盖，贴着标签，有的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长条凳上放着各种清洗剂、工具和电线。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们的车库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货舱。然而，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却显得五彩缤纷，看上去那么绚丽，那么令人激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视力与美的问题。一个孩子能够看见周围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领略美吗？如今，我返老还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变得如此美妙，完美无缺。即使是那个堆满了破烂儿的车库也显得鲜艳夺目，错落有致。做出某些重要判断时需要视力，但也需要经验和时间。那天，我成为了儿童时代的主宰者，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满意。 我走进了的卧室，卧室里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我推开拉门，绿色的庭院映入眼帘，那里芳草茵茵，鲜花盛开，蓝色的和黄色的小鸟到处飞舞。我十分激动，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们本应到家之后滴一些眼药水，冲洗一下眼睛，但现在没有必要了，因为泪水已经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 电话铃响了起来并且几乎响了整整两天。我弟弟迪克在电话中得知道这一消息后，一时语塞，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有些沙哑的嗓音说，他要定定神儿再给我打电话。 我没能吃下午饭，感到有些头晕恶心。午睡之后，我感觉好些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基利恩医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见光明也一定十分高兴。这种情况也许对她来说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敢保证决不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多年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一本由希拉·霍肯撰写的书。霍肯女士是英国人，属于诺丁汉家族。她和我有类似的经历，有许多相同的感受。她患有视网膜发育不全和先天性白内障，十九岁时完全失明，靠导盲犬带路来往于阿文公司的书摊。结婚后几年，一位医生提出为她动手术，她决定冒险一试。当打开绷带时，她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光，一片令人目眩和几乎无法忍受的白光。然后是动人的蔚蓝色，美得无法想象。它有如世界的开始，美妙神奇，难于置信。 我和霍肯虽然素不相识，但可谓神交。我们的同感简直太多了：新鲜的阳光和绿草、第一次从车窗里向外望时所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向后旋转……宛如乘坐着一匹巨大的旋转木马”、路面上的交通线(“唐，你瞧呀，路上画了竟然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以及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家时所留下的难忘印象。 现在，我明白了我避免了许多不幸。例如，心理创伤就是一种巨大灾难，这种事并非每个明眼人都能理解。盲人重见光明后不一定全都十分愉快，手术后情绪消沉是经常发生的事。 心理学家阿尔贝托·瓦尔沃曾经研究过这样一个病历，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HS。HS是一位十分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十五岁时因化学品爆炸造成失明。二十二年后手术恢复了他的视力。手术前医生对他进行的测试说明他的心理没有任何缺陷。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 手术后大约一个月我开始感到沮丧。我总想放声大哭，但却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把我带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我甚至认为不如以前愉快。如今，我似乎十分脆弱，一种极度的疲劳感经常把我征服。 大多数经过多年失明而又重见光明的人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人的心理在视网膜和视网神经慢慢重新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感到必须重新认识世界，他们不再是盲人了，人们会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瓦尔沃所总结的那样：“手术后的患者一旦开始怀念过去失明的痛苦就会变得抑郁寡欢起来，他们情绪消沉、爱发脾气并且容易疲劳……他们渴望回到过去，藉此获得安宁和保障，得以解脱。”除了这些基本原因之外，盲人恢复视力后还会由于眼中的现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好而大为失望。此外还有一种原因也比较合理：有人因为痛惜失明给自己视觉享受带来的损失而倍感悲伤。 这些描述使我深有感触。所有这些--心理变化、更高的要求、失去的安全感以及潜在的失望情绪--我都有所领略，只不过还没达到心情抑郁或意志消沉地步而已。也许是我的灰袜子本性挽救了我。然而，我十分同意HS日记中的说法：“我感到最痛苦的是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模糊感觉，记得父亲去世时我有过类似的情感，那是一种任凭命运摆布而无可奈何的感觉。”我的感受也正是如此。 重见光明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老朋友唐·斯图腾博鲁夫来到我家，探听有关手术的情况。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盲人说话，目前正准备写一个剧本。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来到室外散步。天上冰轮乍涌，我尽管还看不到繁星，但那盘金黄色的满月却已显得如此瑰丽。今晚，共睹明月之人有谁能比我更快乐、更幸福呢？ 唐以前曾为我朗读过阿根廷盲人诗人乔治·路易·勃格斯的诗歌，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最后玫瑰之娇美兮，置之眼前而不见”。 如今，那看不见的玫瑰和一度消失的明月都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唐也有些难以自已，眼中不禁涌出了热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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