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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琳流产后的第三个星期，她去看了卡尔曼医生。他给伊芙琳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探查，触摸，扪诊。她则躺在那冰冷的金属检查台上，脚跟放在脚镫里，身上简简单单地蒙着一层布。一名护士警觉地立在旁边，一方面安慰着病人，另一方面作保证人，以免大夫被歇斯底里的病人控告行为不轨。 伊芙琳穿好衣服后，护士带她到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关好门，让大夫同病人单独地在一起。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象他本人一样虽然破旧却很舒适。整个房间是木板镶嵌的，有两面墙摆放着各色医学书籍。书脊有深红色的，有墨绿色的，有深蓝色的。一面墙是从棚顶挂到地下的衣饰，模糊晦暗的。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放着一盏老式的学生式台灯，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象大夫本人一样，这间层子没有令人畏惧的地方。 “你不该再想着那孩子了。” 卡尔曼医生说。 “不该想？”伊芙琳莫名其妙地重复道。 “流产是自然保护生态的一种方式。”卡尔曼医生个子虽不高，却是大腹便便。看上去象是一只笨拙的企鹅，一点都不象东海岸上的几位凤毛鳞角的妇科专家。他曾执教于列诺克斯黑尔大学，在第八十号公园街以及大耐克街开有诊所。女人们常常挤满他的诊所。她们喜欢称自己为卡尔曼医生的姑娘，而且没有一个不爱上他的。伊芙琳也不例外。卡尔曼能使她不担心，而她更是对他充满信心。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报上登的医生病人一样：病人绝对相信医生，医生控制病人。 “我有病吗？”自流产以来，这个问题一直索绕着伊芙琳。她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失去了那个孩子？她这究竟是怎么啦？ “你怎么也没怎么。绝对没问题。你的生殖系统状况极好。” “那为什么——” 没必要等她问完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前在成百上千的同类病例中他曾被提问过成百上千次了。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了盼望已久的婴儿的产妇来说，这种经历无疑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而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病例。医生们要作的，不过是给她们吃点定心丸，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胎儿不能正常发育。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发生得多得多。”卡尔曼大夫尽量避开谈论具体和的太接近于临床诊断时的分析。可他发现这种办法使这个病人心烦意乱。 “你是说我的孩子不正常？”伊芙琳被这种想法吓呆了。她想知道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卡尔曼大夫说。 “不知道？难道你不愿意告诉我吗？” “除非作一次尸体解剖。”他不想去听她那一连串令人毛骨惊然的问题，因为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伊芙琳颤抖着。“尸体解剖？在孩子身上？” “你的孩子虽然那么小，但有时从表面上可以得出点症状，可不一定能确诊。” 伊芙琳仔细地回味了一下医生的话。她不晓得自己肉里出了什么故障。自己不能得知，自己也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帮助。 “那么是什么毛病呢？” “您在询问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你很清楚，鲍姆夫人，我们医生并非超人。有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是不知道病人有什么病。” “告诉我什么可能会出毛病。” 伊芙琳就是无法得到安慰。于是大夫开始背诵起来。 “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要使脸儿正常发育成熟，完整地健全地降生，亿万个细胞要正常地生长。它们有正常的连结顺序。其中最普通的病症可能会发生在心脏和肺部。 有时胎儿会被脐带勒死；有时会被羊水溺死；实际上就是淹死了……你真的还想听下去吗？” “就一件事，”伊芙琳问道，“是我的错吗？” 这个问题是来这之前一直折磨她的问题。她确信自己作了什么错事，确信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她觉得很内疚。她认定失去孩于是她的错。她根本就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流产后，都有这种内疚和责任感。四十年代后期，女人们从不互相谈论这类事情。只是在痛苦的孤独中挣扎着。当医生们告诉她们说，这种心情是极普通的反应，多半的女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医生对她们的安慰罢了。潜意识告诉她们医生在撒谎，而通常她们又都点头同意，但仍觉得内疚。卡尔曼医生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明白虽然自己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可这绝不会起到什么安慰作用的，然而他还是说。因为他使尽浑身的解数也只能作到这一点了。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一样，无论男女，都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阶下囚。 “是我的错吗？”伊芙琳默默他说。 “不，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您的错。您一定要消除这个怪念头。一次流产并不是世界到了未日。” “可我觉得好象已经到了。” 伊芙琳让大家都失望了——纳特，她母亲，她父亲。以前大家对她都那么满意，可她却辜负了他们。 “好啦，这不是世界的未日，也不是你的错。”卡尔曼医生真是出奇地爽快。 “我该怎么办呢？”伊芙琳能够听到自己哀诉的声音，这使她很尴尬。她需要人来告诉她怎么办。如旱有谁知道得比她多，并告诉她如何去作，那她一定会去作的，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你该把这一切全部忘掉。回家，去作你的事。再要孩子，越快越好。这是最好的补救方法了。” 伊芙琳第一次笑了。 “真的那么容易吗？回家，再次怀孕？” “就那么容易。”卡尔曼医生朝候诊室作了个手势，那里坐满了孕期不同的妇女。“女人们从来就是那样做的。” 卡尔曼医生的处方开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过了三年，伊芙琳才又一次怀孕。可是刚刚过了九个星“期，在1951年3月初，她突然又一次自动流产了。没有任何迹象，只有一次严重的疼痛性痉挛的袭击。夜阑人静，没有尊严或是救护车的警报声，只用了十分钟在她的洗澡间里，就一切都结束了。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伊芙琳绝食了。她拒绝离开房间，拒绝穿衣服，拒绝告诉任何人其中的原因，但是一看到妇女或孩子——在超级市场里，在药店，在人行道上——她就无法忍受。她害怕路过学校，游乐场，甚而至于陈列着儿童服装的橱窗。她害怕周围的世界，因为她所目睹的是孩子们微笑中的控告，母亲的皱眉，空荡荡的婴儿车。 看到伊芙琳这种样子，纳特和她父母都很着急。她越来越瘦弱、恐惧和焦虑。她们齐心合力终于说服了她再去看卡尔曼医生。母亲驱车把她送到医生办公室，陪她走过去，跟她一快坐在候诊室等着。倘若只有她一个人，她绝不会作任何事情的。 卡尔曼医生给伊芙琳作检查，告诉她他的确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事实也确如此。她排卵正常，但有些妇女即使排卵不正常也同样生下了健康的婴儿。他只能说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孕，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到期。不幸的是，伊芙琳似乎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他只能建议她坚持再试。 他的话并没能消除伊芙琳的焦虑，或恢复她的信心。虽然他犹犹豫豫的，但到底还是给她开了一镇静剂。 镇静剂似乎产生了奇迹。伊芙琳强烈的焦虑消失了，到1951年5月份。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卡尔曼医生无论如何还是对的，而她自己也肯定，绝对的肯定，这次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原先的流产是自然的残酷而又无常的错误。这一次她将要给纳特捧上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她静下心来等待着，确信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不幸的是，她，又错了。七月份，她第三次流产了。 长尔曼医生——现在被她视为死敌——又给她开了那种镇静剂。但这次毫无效果。伊芙琳吃了那药，可她再也不相信他们了。她不再相信她的医生，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大夫。纳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将有可爱的宝宝，她根本没有什么病，不管怎样，他都会永远爱她。可她却认为纳特是对她撒谎，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她没有能力作成千上万的女人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1947年，三百八十万婴儿出世；1948年，三百六十多万婴几出世——这个数目年复一年地继续到五十年代。正如科学家早已预计到的，战后出生率增长了。伊芙琳体会到在内心深处她仍在企盼着。她不正常，无生育能力，而与此同时，纳特的生意却是兴旺发达。她兄弟彼得三年前结的婚，他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而且又怀孕了。埃尼·考夫曼娶了他在宾夕法尼亚结识的一位姑娘，他们已有了三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周围到处是财富与生命的迹象，而她却只看到自己没有妊娠与生育的能力。 性，曾经是欢乐的源泉，现在却成了生儿育女的必要条件。伊芙琳几乎绝望地期待怀孕甚至表现在她的性生活中。纳特射精之后，她象冻僵了一样一动不动，不想让自己不正常的身体毁掉他给她的健壮的细胞。她克制自己，不去享受性高潮。 谢天谢地，1951年9月，伊芙琳又怀孕了，这是当年的第三次，根据卡尔曼医生的建议，她要在床上躺完九个月。由于不活动，她长了四十磅。到1952年6月她终于生产了，通过剖腹，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孩，在庆贺宴上，为她取名为乔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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