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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霍桑所处的时代是浪漫主义文学在美国轰轰烈烈的时代。这一文学运动是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 进入十九世纪，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经济蓬勃向上。南部各州棉花种植业迅速扩展，北部的纺织、制革、机器制造等工业在产业革命推动下如火如荼。到六十年代，全国已拥有工厂十四万座，固定资产十亿美元以上，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四位。交通运输业空前繁荣。1821年全国收税大道总长达四千英里，1840年全国铁路总长三千三百多英里。接下来的二十年内翻了十番，达三万多英里。开发西部成为席卷全国的大潮，到六十年代，全国一半人口已越过阿巴拉契山脉向西迁徙。联邦政府为奖励拓垦西部，将土地价格下降到每公顷一·二五美元！与此同时，由于英法战争，欧洲大乱，美国趁机大举发展贸易，掌握了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并通过购买和掠夺，扩张领土近三倍。资本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可谓欣欣向荣，盛况空前。 一定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迭起，令人眼花缭乱。光是老百姓信奉的基督教，一下子就涌现五花八门的理论与教派，诸如自然神论、一神论、泛神论、摩门教派、千年至福教派等。特别是三十年代加尔文教派内部的一伙革新者与思想家爱默生、富勒、阿尔考特、黎普里等人，在波士顿附近的康考德村经常聚会，组成了一个“超验主义者俱乐部”。他们对神学与哲学的现状极为不满，在吸收欧洲，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推崇直觉的超验主义观点。 超验主义观点的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这种超验主义观点虽属于唯心主义，但它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美国文坛出现了“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而海滨城市波士顿以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便成为这个“文艺复兴”的中心。 波士顿以其附近的哈佛为后盾，兼有航运事业带来的大量财富，私人的收入富可敌国。各种会社、图书馆、期刊、出版社竞相成立。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着大批优秀的美国作家，除参加超验主义者俱乐部的爱默生、梭罗、阿尔考特等人外，还有霍桑、洛威尔、朗费罗、霍尔默斯、麦尔维尔、惠蒂埃等等。有人甚至说，走在波士顿附近，随便丢一块石头，准能碰到一位作家。从比肯山乘车出发在新英格兰走上一遭，一路上都可能经过哪位重要作家的家门口。这些新英格兰作家为美国文坛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他们的作品成为不朽文学经典的信手就可拈来一大把：霍桑的《红字》、爱默生的《历史性代表人物》、麦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以及后来惠特曼的《草叶集》……怪不得F·O·麦瑟森教授在他的《美国文艺复兴》一书中所指出：“您尽可翻遍其余一切美国文学作品，也找不到任何一组书能在想象力方面与这些书媲美。”而这场文艺复兴中影响最大，独树一帜的作家又当推纳撒尼尔·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1804年7月8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镇，是其清教徒祖先移民北美后的第五代传人。其头一代移民北美的祖先名威廉·霍桑（WilliamHathorne），1630年来到萨勒姆，担任了殖民地的治安官，并参与了对贵格会教徒的迫害。其子约翰·霍桑则作为清教徒审判官，参与了1692年萨勒姆迫害“女巫”事件，声名狼藉。少年纳撒尼尔·霍桑后来自作主张，给家族的姓氏增添了一个字母“W”，据说就是要解除一位被害“女巫”的丈夫对霍桑姓氏的诅咒。 十八世纪，霍桑家族与萨勒姆镇一样，从早期繁荣富裕开始走向衰败。纳撒尼尔的父亲不得不上船谋生，从见习水手一直做到了船长。但1808年，年仅四岁的纳撒尼尔失去父恃，一家之长在航行加勒比海途中，因患热病死于苏里南。母亲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和家中仅有的一点点储蓄，投奔住在缅因州的娘家兄长，在兄长家度过了默默守寡的一生。她唯一的儿子纳撒尼尔九岁时伤足，有两年不得出门，养成读书习惯，长成一名孤独少年。 1821年，霍桑被送到布伦斯维克的波多因学院念书，与后来成名的美国大诗人朗费罗及后来出任美国第十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皮尔斯同班，他们之间建立了毕生的友谊。在大学里，霍桑说自己是个“懒学生”，但“老在念书”。1825年，霍桑以中等成绩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萨勒姆，重新开始他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 在舅舅家的三层楼上，霍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把这屋子叫做“猫头鹰的巢穴”），拼命读书，想当作家。据说他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每一本书。他姨妹回忆说，他“使自己彻底熟悉了家乡萨勒姆的古老历史，尤其是巫术时代”。他儿子则回忆说父亲“细心阅读了过去岁月记录的每一页——报纸、杂志、年刊、审判记录。新英格兰年鉴是他心爱之物，他从中获取了不少材料”。霍桑爱读的书还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瓦尔特·司各特的《威弗莱》系列小说，以及其他十八世纪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并从这些作品中学来一手拉丁化词汇与十分刻板的句子结构。 霍桑天性十分羞怯而骄傲——羞怯是因为骄傲。他对自己的优点具有强烈意识，对家族的祖先既尊敬又自豪。由于寄人篱下，由于贫穷，他害怕与人交往遭到拒绝，所以态度越来越保守。在《雪影》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坐在生活的大路旁，像着了魔法。乱树在我周围冒出头来，嫩芽长成细枝，细枝长成小树，直到我没有出路，无法从幽黑深处穿越重重盘根错节。”他从不去教堂，却喜欢礼拜日站在打开的窗前的窗帘后面，观看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去做礼拜。他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做一个‘窥探的保罗①’，在男男女女头顶隐身盘旋，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探究他们心中所想，从他们的欢乐中借光明，从他们的悲伤中借阴影，不使自己保存任何特殊的情愫”。 -------- ①窥探的保罗（PanlPry）：喻指爱寻根究底的人。 然而，生活中有谁能彻底置身事外？霍桑隐居的十二年中，除闭门读书，也时常出门旅行。他舅舅驿车行生意红火，因此乘驿车旅行近水楼台。霍桑穿越了整个新英格兰，还去尼亚加拉大瀑布，去新兴城市底特律观光。一路留心倾听车中与旅店中每个人的谈话，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自己却很少开口与人交流。1837年，他写信给好友朗费罗说：“也许由于什么妖术，我被生活的主流抛到一边，再也回不去了……我把自己弄成了囚徒，关进了地牢……现在却找不到放自己出去的钥匙。” 在家乡自我禁闭的漫长岁月成为霍桑作家生涯的一段重要里程。这十二年是他的学徒期，是他读书、观察、思索、创作的实验阶段。当时流行的种种主义、思潮对他都没有多大影响，其他同代的美国作家奔赴欧洲或横贯美国大陆踏勘西部，或乘捕鲸船航行海外，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之时，他却独自热衷于探索家乡历史，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旅程。正是萨勒姆这十二年，使他的文学天才愈加深化，愈加个性鲜明。 1828年，他以自己的大学时代为题材，写出了小说《范·肖》，自己出资匿名出版，可惜是场失败。1830年，他首次正式在《萨勒姆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故事，其后便接二连三在纽约和波士顿印刷的各种杂志和赠阅品上发表短篇小说。1836年，他为波士顿一家月刊《实用娱乐知识》当编辑，在姊妹帮助下，他包揽了几乎每一期的全部内容。一场大火使这家期刊破产，霍桑失去工作，便动手撰写了一部《彼得·巴利通史》。此书先后发行了上百万册，而当时却只给他带来区区100美元的收入。 1837年，霍桑的首部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给他带来一些名气，但他仍无法以写作餬口。在有势力的同窗帮助下，霍桑谋到一份政府差事，任波士顿海关的司磅员。两年后他辞去职务，用积蓄买到布鲁克农场的成员身份，前往参加“知识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思想家与劳动者相结合”的实验。布鲁克农场位于波士顿郊区，是由一群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式公社。农场由超验主义者乔治·黎普里为领袖，成员共同劳动，共享成果与报酬。霍桑在农场只呆了六个月就扬长而去，因为劳动时间太长，写作时间太少，思想上又与超验主义有距离。 1838年初，霍桑与索菲·阿米莉亚·皮博迪订婚，1842年结婚。新婚夫妇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康考德，租下著名作家爱默生祖父的一幢房子——“古屋”。在这里，霍桑与邻居爱默生、梭罗、阿尔考特等人结下友情，重新开始创作自己的“心之寓言”。并于1846年推出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但此书只给他带来微薄收入。霍桑再度寻求政界朋友帮助，得到一份政府公职，任萨勒姆海关的检验官，可惜只做了三年。1848年总统换届，不同的政党上台，随之更换了一大批政府官员，霍桑也在其中。他于是静下心来，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小说《红字》。 霍桑曾认为自己是“美国最无名的文人”，但《红字》却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红字》是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首部象征主义小说，先于麦尔维尔的《白鲸》一年。这部小说集中了霍桑的创作个性与经验，作者立刻就被评论界称为“出生于本世纪的最伟大作家”。连那些因为他竟敢触动“不贞罪”，要“狠狠谴责”的批评家们也承认霍桑具有“天才的想象力，精雕细刻的优美文笔”。文学声名既定，《红字》的收入又使他摆脱了贫穷，霍桑告别故乡，举家迁往马萨诸塞州西部伯克县的伦诺克斯，买下一幢名为“路畔居”的宅子，定居下来。在那儿与正创作《白鲸》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比邻，并很快成为好友。 在伦诺克斯，霍桑的创作开始登峰造极，杰作源源涌出。1851年完成了《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是部描写家族衰亡史的小说。下一年又完成了《福谷传奇》。这部小说对布鲁克农场予以讽刺式的剖析。1851年还发表了短篇小说集《雪影》，收入了他的名作《伊桑·布兰德》，与《人面巨石》。1852年还发表了童话《奇妙故事》，1853年又发表了童话《乱树丛故事》。这两部童话都已成为美国儿童文学的经典。1852年，为同窗竞选总统，他还推出了《富兰克林·皮尔斯传》，得到皮尔斯赞赏，当选总统后，即派给霍桑一个肥缺——出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霍桑走马上任，虽说这份工作与他的兴趣并不相投。任职期间（1853—1857），他充分领略了英国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将旅途印象载入《英国笔记》（该笔记霍桑死后由其妻整理发表），及散文集《我们的老家》（1863年发表）。1858年他赴法兰西和意大利旅行，写成《法国与意大利笔记》，小说《玉石雕像》（1860年发表）。《玉石雕像》以意大利为背景，是霍桑创作的最后一部完整小说。 在欧洲度过七个春秋，霍桑重返祖国，回到康考德的“路畔居”。四年后，与老友皮尔斯一道度假旅行。途中，于1864年5月19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普利茅斯去世，5月23日葬入康考德的睡谷公墓。 霍桑最初是以自己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打入美国文坛的，他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也首先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之中。 霍桑最早创作的短篇小说是《我家乡的七个传说》，但因数次尝试发表均遭失败，一气之下便将手稿付之一炬。自1830年始，他在各色杂志与赠阅品上发表短篇小说与随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生共写下短篇小说一百余篇。他将其中多数故事编为三个集子：《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古屋青苔》（1846）、《雪影》（1852）。未收入这些集子的作品则在他辞世之后，于1883年被人编为《故事与随笔》。这些集子的标题与发表年代并不说明故事的内容，有些最早创作的东西却被收入最晚推出的集子当中。更添乱的是，较早发表的《重讲一遍的故事》与《古屋青苔》在美国不断有修订本问世，时不时增加一些作者一生后期创作的篇什。所以，每个集子收入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相同或相似的主题、创作风格与手法，创作年代与发表时间上也不存在任何特殊联系。为方便起见，本选集仍按霍桑四部短篇小说集发表的年代先后编排，主要选入霍桑各个创作阶段的优秀代表作。 霍桑的短篇小说按题材可粗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新英格兰传奇”，另一类为“心之寓言”。 “新英格兰传奇”主要是一组反映美国殖民时代新英格兰地区历史的故事。正如欧文在《纽约外史》中致力于刻画早期居住于纽约的荷兰移民风貌，司各特以他的苏格兰故乡作为一片广袤的浪漫土地一样，霍桑在这组故事中着力描绘了故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传统、历史事实，乃至富于迷信色彩的传闻轶事，着重表现了加尔文教统治对人心的摧残和清教徒特别是上层分子的虚伪道德。这组故事主要创作于霍桑在故乡萨勒姆度过的那十二年寂寞岁月。关于这些新英格兰传奇，霍桑曾这样说过：“将奔放美妙的温柔色彩，泼上一幅新英格兰人物景致的素描。然而，但愿它未曾完全抹煞自然朴素的原色。” 本集收入的新英格兰传奇故事大致有：《欢乐山的五月柱》、《大红宝石》、《有抱负的来客》、《恩迪科特与红十字》、《亲情》、《爱丽丝·多恩的恳求》等。这些故事许多取自真人真事。如《欢乐山的五月柱》描写的就是发生于1628年普利茅斯殖民地早期的一场宗教冲突，照霍桑的说法是“快乐与消沉争夺地盘”的一场斗争。一方是轻松愉快，寻欢作乐，崇尚五月柱的贵格会教徒，另一方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严峻刻板，循规蹈矩的清教徒。结果是清教徒首领恩迪科特率兵闯入反清教的托马斯·摩顿的领地，砍倒了他们尊崇的五月柱，并将这片地区严格置于清教徒统治之下。《恩迪科特与红十字》表现的是殖民地首脑恩迪科特率领人民反抗英王暴政的故事，反映了美国早期的一个历史侧面。《大红宝石》是一篇传奇，通过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一群寻宝者在大山中寻找大红宝石的故事，颂扬普通劳动者的朴素善良与真诚，抨击上层社会的虚伪贪婪与自私。 《爱丽丝·多恩的恳求》是霍桑的早期作品，但发表较迟。该故事主题复杂：乱伦、杀父、巫术、凶杀、死而复活、哥特式罗曼司的成分应有尽有。但这些统统被放进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的背景之中。故事的总框架是百年之后，作者——“我”，携两位女友在曾经绞死并埋葬了大批女巫的绞刑山上散步，并将他的这篇故事手稿念给两位女友听。这种情境不但含蓄地将故事隐含的罪孽及诅咒与该地区的实际历史相联系，还把作者与他的两位听众暗暗联系起来，因此一段陈年往事不仅是古色古香充满浪漫情调的历史，且与今日水乳交融，让历史给今人以教益。这篇故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杀死妹妹情人的伦纳德·多恩，意识到杀死的其实正是他自己，是他那满脑子的乱伦念头： “我心下明白，一切强烈深沉感情的萌芽，在他身上都已被灾难助长，完全成熟。” 而且妹妹情人的面孔竟长得与伦纳德·多恩一模一样，竟与他死去父亲的面孔在幻觉中合二为一。这种写作手法说明，年轻的霍桑在创作初期已致力于使自己作品含义深刻化、多重化。这篇故事涉及到了伦理、个人、社会、心理、历史的各个层面。在写作手法上也变化多样，时而平铺直叙，时而大发议论，忽今忽古，扑朔迷离，笼罩一层神秘色彩，给人的感觉正是霍桑自己所谓的“梦幻与疯人的回忆”。 《心之寓言》在霍桑的短篇作品中具有更大影响。本集收入的有《牧师的黑面纱》、《威克菲尔德》、《胎记》、《小伙子布朗》、《伊桑·布兰德》等代表作。 “心之寓言”基本创作于1842年至1845年霍桑居住于“古屋”期间。“人性之恶”与人之孤独是这些寓言的最基本主题。霍桑时常将人的心灵比做深渊或被魔鬼把守的洞穴，然而这深渊或洞穴深处却有可能埋着宝藏或见不得人的丑恶。 他所津津乐道的一大主题是人生而孤独，各人出于不同原因都固守着自己的骄傲与自私。在他看来，孤独销蚀人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因为它否定人类的兄弟之爱。人心应当屈尊学会分享感受，从而获得拯救。如果像伊桑·布兰德那样，弃一切人的社会义务与道德责任于不顾，执意追寻自己的目标，到头来只能既伤害他人，也破坏自己的心理平衡，“失去对人性磁性环链的把握”，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尸骨无存，空留一颗冰冷的石头心。又如莫名其妙弃家出走的威克菲尔德，一味自我放逐，封闭自己，自动割断与亲人与社会的关系，结果孤孤单单数十年，既残酷伤害了爱他的妻子，也辜负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篇故事的末尾，作者点出了恪守孤独者所面临的危险： 在这个神秘世界的表面混乱当中，其实咱们每 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体系之间，及它们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霍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表现的时代也不同。但他最偏爱的另一大主题是揭示人性之“恶”。他把抽象的“恶”当作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他看来，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等的根源都不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当中，而存在于人性之“恶”。这一观点可以说基本来自加尔文教教义中“原罪”与“内在的堕落”等观念的影响。他认为要消灭外部世界的一切恶行，只有从人心做起，从扫除人之恶做起，声称：“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激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他偏好描写超自然的，怪诞的，恐怖的现象或阴暗反常的心理活动，借以挖掘那隐秘的“恶”。在作品中往往脱离社会条件去剖析人物的心理，一层层剥出“人人心中皆有的恶”来。难怪麦尔维尔认为，霍桑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描写“黑暗的伟大力量”，霍桑对人内心世界幽暗风景的刻画。 就说“小伙子布朗”这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吧。他受到魔鬼引诱，晚上出发去森林参加聚会，事前未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爱妻透露行踪，可一到会场才发现许许多多平素他尊重爱戴的人——德高望重的牧师先生，虔诚慈祥的老教徒，美丽贞洁的少女，甚至心爱的妻子，都在这里与魔鬼欢聚一堂！而且在这里他还听到牧师披露了许多他不知道的正人君子们的隐秘罪行。上至总督及太太，下至他自己的爷爷及父亲，乡里乡邻，原来都那么虚伪，那么肮脏！那夜以后布朗变得沉默寡言，因为他认识到了人人心中皆有的罪恶。这种人之恶的意识，也正是作者苦心孤诣，想唤起读者注意的东西。 再如《牧师的黑面纱》中，一贯受村民爱戴的牧师，突然一天戴看块黑面纱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并且从此不肯除去这令人生畏的东西。“这黑纱横在他与世人之间，隔绝了愉快的人情和女人的爱悦，将他禁锢在最可悲的囹圄之中。”甚至到老到死，牧师也不肯摘下那块可恶的黑纱，还竭尽最后一口气斥责给他送终的人们：“瞧哇！你们个个脸上都有一块黑纱！”毋庸置疑，作者用黑纱象征的正是世人对自己丑恶灵魂的虚伪掩饰。 许多评论家认为，霍桑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持否定态度，这顶帽子是否合适，还有待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霍桑痛恨人类利用发达的科学知识来满足私欲，戕害生灵。如《胎记》中的阿尔默，为寻求“尽善尽美”，为满足自己冷醋的好奇心，证明自己拥有无穷的智慧，科学的力量无比强大，便挖空心思造出灵丹妙药，旨在去除妻子脸上与生俱来的一块小小胎记。结果胎记去掉了，妻子也随之芳魂出壳。又如《拉帕其尼的女儿》中的拉帕其尼医生，精心培育出各种毒花毒草，以这些花草的芳香熏陶自己的亲生女儿，使其浑身充满毒素，呼口气都能令鲜花枯萎，昆虫丧命。这位把一切都当成实验对象的医生最终不但毒害了女儿的心上人，还使美艳无双的独生女也一命呜呼。这两篇故事抨击人之“恶”的同时，情节之间还流露出因果报应的宗教意识。 《美之艺术家》是霍桑描写艺术与生命关系的佳作。主人公欧文·沃兰身上多少反映了作者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美与生命价值的思考与探索，及意识超前的艺术家得不到世人理解与同情的苦闷等。霍桑借沃兰之口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寒心，这寒心令人精神战栗，仿佛落入冰天雪地的荒芜。” 《通天铁路》是英国作家班扬名作《天路历程》的现代翻版。故事讽刺挖苦了现代基督徒们利用科技进步，连朝圣都可以乘火车舒舒服服几乎直抵天国城下。香客们中途在“名利场”徘徊流连，在那儿营营苟苟，出卖自己的灵魂。最后还可以登上汽轮横渡冥河——然而掌舵的却正是魔鬼本人。这则寓言令人读罢掩卷思索，这等香客竟为何人？这等天国竟为何物？！ 霍桑的“心之寓言”大量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斗篷、面纱、镜子、毒蛇、毒花、火、冰等，都被用来象征光怪陆离的人之“恶”——虚伪、仇恨、自私、贪婪、野心，妒忌，诸如此类。霍桑为什么喜欢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表层假象，而它的“灵性”才是本质。他说：“万物都有灵性，就好比灵魂与躯体的关系一样。”这种观点就决定了霍桑在创作上轻视客观现实的真实描述，把客观事物只看作包含某种隐秘含义的象征物，因而总是力图通过象征物去揭示那隐秘的含义。 霍桑特别喜欢“寓言”这种形式。他说“作为一个真正具有个性的人来说，我脸上蒙着一块面纱，我不是，从来也不是那种极为好客的人。这种人把自己的心捧上来，精心烹炸，佐以思想，当成美味献给可爱的公众。”由于他天性含蓄保守，对客观世界疏远，所以努力表现一种介于事实与想象之间的朦胧汇合点，那蒙着一层薄纱，似梦非梦，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东西，其中丰富的内涵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反复咀嚼，细细回味，而作品也因此显得厚重隽永。他的“心之寓言”可以说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其一，设法揭示了人类通往自我认识的无穷复杂过程，并将这个过程用艺术形象予以表现，如他笔下的小伙子布朗、伊桑·布兰德等从无知到彻悟的经历；其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典型事物的实质，这些人物与事物镜子般反映了困扰人类的种种问题与烦恼；其三，通过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方面，《利己主义，或，胸中的蛇》是一篇力作。 霍桑的短篇小说细致深刻，风格独特，不少作品立意新颖，取材得当，富于诗意。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造成了完美强烈的艺术效果，对美国短篇小说这一突出文学类型的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作品由于因袭新英格兰文学一本正经的传统，创作思想上存在着说教太多，过分工求寓意的缺憾，怪不得他自己都说：“这些该死的寓言到底有何寓意，连我自己也没完全弄明白。”他的部分作品主题思想十分隐晦，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与宗教色彩，流露出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写作技巧上也显得象征手法用得过火，失之于刻意雕琢。借用爱默生对他的一句批评就是：“他把操作过程公诸于众，好比点心师傅对顾客说‘瞧瞧咱怎么做蛋糕’。”此外霍桑的语言今天看来相当陈旧呆板，在当时也被人认为过于拘谨，有千人一面之感。不过，霍桑是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一个人苦苦摸索，闯出自己的创作道路的，与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上述缺憾的确瑕不掩瑜。 那么霍桑对自己的短篇小说作品又如何看待呢？他在第三版《重讲一遍的故事》前言中写道： 它们是过分荫凉处盛开的苍白花朵——那凉意 来自沉思默想的积习，浸透每一篇作品的情感与心得。取代激情的是感伤……此书应在宁静沉思的黄昏时刻阅览，若在灿烂的阳光下打开，就很可能好似一部白茫茫的无字天书。 这番话说得究竟是否中肯，还有待广大读者来探究，来评价。 本集所收篇什，主要选自美国纽约洛普出版公司1946年版《霍桑短篇小说选》和新美国出版公司1963年版《天路历程及其他》。为方便起见，按原作发表时间排序。 编、译者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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