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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儒的话》未必能表达我的思想。它只不过是使人不时得以观察我的思想变化罢了。与其说它是一根草，倒不如说是一茎藤蔓——而这茎藤蔓也许在长着几节蔓儿。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是古人一语道破了的。但是无新事并非单只在太阳之下。 根据天文学者的学说，赫拉克勒斯星座发射的光，到达我们地球需要三万六千年。但是，就赫拉克勒斯星座来说，它也不能够永远闪射光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像一堆冷灰一样，失掉了美丽的光辉。不仅如此，死也始终孕育着生。失掉了光辉的赫拉克勒斯星座彷徨在天际，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就又会变成一团星云。于是一颗颗新星又陆续在那里诞生了。 和宇宙之大相比，太阳不过是一星磷火而已，何况我们地球。但是在遥远的宇宙之极，银河近旁所发生的事，实际上与这个泥团上所发生的事并没有两样。生死在运动法则之下，是在不断循环着的。我想起这些事，不禁对散落在天际的无数星星，也会寄予不少的同情。不，我觉得闪烁着的星光，也在表达着和我们同样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诗人最早高唱了这一真理： 细砂般的 数不尽的星， 有颗向我眨眼睛。 然而，星星也许并不像我们那样，经历着颠沛流离——虽然它们也许是会寂寞的。 如果克莉奥佩特拉①的鼻子是歪的，世界的历史也许会因之而发生变化。这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噶②的警句。然而情人大都是不顾真相的。喏，我们的自我欺骗，一旦陷入爱情，就会成为最彻底的自我欺骗。 ① 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古代埃及女王，公元前五十一年继承王位，后被逐。公元前四十八年成为罗马政治家朱利乌斯·恺撒（公元前约100-44）的情人，得以恢复王位。俏撒死后与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安东尼（公元前82-30）恋爱，安东尼在阿克兴海战中失败后，追随安东尼而自杀。 ② 巴斯噶（1623-1662），法国宗教思想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安东尼也不例外，假设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他大概会尽量不去看她的。而在不得不看那歪鼻子的情况下，也会采其他之所长，补其所短的吧。说起其他的所长，那么就普天下我们的恋人来说，能具备很多长处的女性，肯定是一个也没有的。安东尼也必然和我们一样，从克莉奥佩特拉的眼睛啦，嘴唇啦，找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吧。另外再加上“她的心灵”！实际上我们所热爱的女性，古往今来都是无穷无尽优美心灵的所有者。不仅如此，她的服着啦，或者她的财产啦，还有她的社会地位啦——这些都会成为她的长处。如举更为甚者，以前被某名士所爱之事，甚至风言风语的谣传，也可算作长处之一的。而那克莉奥佩特拉，不就是充满了奢华和神秘的埃及的最后一代女王吗？只要是在香烟袅袅中，王冠珠宝闪着光辉，并且戏弄着莲花，那么鼻子多少歪些也不会被别人看出来，何况安东尼的眼睛呢！ 我们这种自我欺骗并不只限于一种恋爱。除去我们的某些差异，我们大抵都是按照自己的欲求对种种真相加以涂改的。拿牙科医生的广告牌子来说，映入我们的眼帘的，与其说是广告牌子本身的存在，倒还不如说是希望有一个广告牌子的愿望——再进一步说，不是由于我们牙痛吗？尽管我们的牙痛和世界历史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种自我欺骗，对于想熟悉民心的政治家，对于想熟悉敌人的军人，或者对于想熟悉经济情况的实业家等等，都必然会产生的。我不否认对这个加以修正的理智的存在。同时我也承认统辖百般人事的“偶然”的存在。然而，一切热情都容易忘记理性的存在。“偶然”可以说是神意。这样，我们的自我欺骗应该是左右世界历史的最持久的力量也未可知。 总之，两千余年的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渺小的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来左右的。倒不如说是由大地之上到处存在着的人们的愚昧来左右的。实在可笑——其实是由人们庄严的愚昧来左右的。 道德是方便的异名，和“左侧通行”相似。 道德给予的恩赐是时间与劳力的节约。道德给予的损害是整个良心的麻痹。 盲目地反对道德的人，是缺乏经济观念。盲目地屈从道德的人，不是胆怯就是懒汉。 支配我们的道德，是流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除了遭受损害之外，几乎没有蒙受任何恩惠。 强者可能是蹂躏道德。弱者可能是在蒙受道德的爱抚。遭受道德迫害的常常是强弱之间的人。 道德常常穿着旧服装。 良心并不像我们的唇须那样随着年龄而生长。人们为了有良心，还需要若干的训练。 一个国家十分之九以上的国民，一生都不具备良心。 我们的悲剧是因为年轻，或者因为训练不足，以及在没有把握住良心之前，遭受到无耻之徒的非难。 我们的喜剧是因为年轻，或者是因为训练不足，在遭受无耻之徒的非难之后，好容易才把握住良心。 良心是严肃的趣味。 良心也许创造道德。可是道德却连良心的良字也未曾创造过。 良心也和一切趣味一样，为病态的爱好者所掌握。这种爱好者十之八九是聪明的贵族或富豪。 我们像喜爱陈酒那样，喜欢古老的快乐主义。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我们的好恶，或者是快乐与不快乐。我只能这样想。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见到行将溺死的幼儿，要主动地下水去拯救呢？因为拯救是一种快乐。那么躲避下水的不快乐和拯救幼儿而得到快乐，是根据什么尺度呢？是选择更大的快乐。然而肉体的快乐与不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与不快乐，是不应该依据同一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这两个快乐与不快乐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倒不如说就像咸水与淡水一样，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现在没有受过精神教养的京阪①地区的绅士诸君，喝过甲鱼汤之后，以鳝鱼下饭，不也算作无上的快乐吗？而且从寒冬游泳可以看出，水和寒冷也存在着肉体上的享乐。对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怀疑的人，可以想想被虐狂的处境好了。那该诅咒的被虐狂是这种肉体上快乐与不快乐在外表上的倒错，又加上了习以为常的倾向所致。基督教的圣人们有的喜欢十字架的苦行，有的爱在火中殉教，我相信他们大概都患上了被虐狂。 ① 京阪是京都、大阪的简称。 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正如古代希腊人所说，只能是好恶。我们应该从人生之泉中汲取最大的滋养。“切勿像法利赛人②那样摆出一副悲哀的面孔。”耶稣不是也这样说过吗？贤人毕竟能使蔷薇花在荆棘之路上盛开。 ② 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主张遵守摩西法律，违者处刑。耶稣斥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我是个只要身穿彩衣、献筋斗之戏、享受升平之世就知足常乐的侏儒。祈愿让我如愿以偿。 祈愿不要让我穷得一粒米也没有。祈愿也不要让我富得连熊掌都吃腻了。 祈愿不要让采桑农妇都讨厌我。 祈愿也不要让后宫美女都垂青于我。 祈愿不要让我般的愚昧到莠麦不分。祈愿也不要让我聪明到明察星象。 祈愿更不要让我成为英武勇敢的英雄。我现在每每在梦中达难攀之峰顶，渡难越之海洋——也就是在做着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梦。每当出现这种梦境，我并不觉得可怕。我正苦于像和龙搏斗似的梦搏斗。请不要让我成为英雄，——不要让我产生想作英雄的欲望，保护这个无力的我吧！ 我是个只要被这新春的酒灌醉、吟诵这金缕的歌、过上这美好的日子就知足常乐的侏儒。 神秘主义并没有因为文明而没落下去，应该说文明倒使神秘主义有了长足的进步。 古人相信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信《创世记》。而今天连中学生也相信是猴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信达尔文的著作。就是说在相信书本上，今人和古人没有差别。并且古人至少还看《创世记》。今人除了少数专家外，虽没有读达尔文的著作，却恬然地相信这个学说。相信猴子是祖先，并不比相信耶和华吹过气的尘土——亚当①是祖先更富于光彩。然而今人皆以这种信念而心安理得。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第七节：“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吹进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不是进化论。连地球是圆的，真正知道的人也为数极少。大多数人被潜移默化，一味相信是圆的就是了。如果问为什么是圆的，那么事实上上愚至总理大臣，下愚至小职员，没有谁能回答得出来的。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没有人像古人那样相信幽灵的存在，但是还经常听到有人说看到了幽灵。那么为什么不相信这种话呢？因为看到幽灵的人是受到迷信的束缚。那么为什么被迷信吸引住了呢？因为看到了幽灵。今人这种理论，只不过是所谓的循环论法罢了。 何况，核心问题正是建立在信念上。我们的理性不借助于耳朵。喏，只有超越理性的什么东西才借助于耳朵。是什么东西呢？——我在谈到什么东西之前，连恰如其分的名字都没有找到。如果勉强起个名字的话，蔷薇啦，鱼啦，蜡烛啦什么的，都是运用象征。拿我们的帽子作譬喻好了。就像我们不戴插着羽毛的帽子而戴着软帽和礼帽那样，相信祖先是猴子，相信幽灵不存在，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这是谎言的人，想想爱因斯坦博士和相对论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好了。这是神秘主义的集合。是不可理解的庄严的仪式。为什么那么狂热，连改造社的社长先生②恐怕也不知道。 ② 即山本实彦（1885-1952），日本出版家、散文家，创立改造社，发行《改造》杂志。 就是说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既不是瑞典堡③，也不是柏麦④。事实上是我们文明的子民。同时我们的信念并不是用来装饰三越的橱窗的。支配我们信念的东西常常是难以捕捉的时髦。或者是近似神意的好恶。实际上，认为西施和龙阳君的祖先也是猴子，多少也给了我们些满足。 ③ 瑞典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思想家。 ④ 柏麦（1757-1824），德国神秘主义思想家。 不管怎么说如果相信宿命，由于罪恶的不复存在，惩罚的意义也随之丧失，从而我们对罪人的态度必然宽大。反之如果相信自由意志，由于责任观念的产生，就会摆脱良心的麻痹，从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必然会严肃起来。那么遵从哪个好呢？ 我愿平静地回答：一半相信自由意志，一半相信宿命论；或者说一半怀疑自由意志，一半怀疑宿命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难道不是根据自己背负的宿命论，才娶了我们的妻子吗？同时我们难道不是根据赋予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没有去买妻子需要的外褂和衣带吗？ 不只是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神与恶魔、美与丑、勇敢与怯懦、理性与信仰——其他一切处于天秤两端的，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古人把这种态度叫作中庸。中庸就是英文的good sense。根据我的见解，如果不依靠good sense，那就什么幸福也不会得到。即便能得到，也只不过是炎炎赤日下守着炭火，大寒之时挥着团扇的那种硬着头皮享受的幸福而已。 军人近乎小儿。喜爱英雄的姿态，喜爱所谓光荣，现在在这儿没有必要去谈它。尊重机械般的训练，重视动物般的勇气，那也只是在小学才能看到的现象。肆无忌惮地屠杀，更是和小儿没有差别。特别和小儿相似的，是一受喇叭和军歌的鼓舞，就不问是为什么而战，欣然对敌。 因此，军人夸耀的东西，必然和小儿的玩具相似。绯色皮条的铠甲和镐形的头盔并不适合成年人的趣味。勋章也是一样——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军人不在酒中醉，而挂着勋章在跨步前进呢？ 正义和武器相似。武器只要是出钱，敌人也好，我方也好，都可以买到。对正义只要是讲出道理来，敌人也好，我方也好，也都可以买到。自古以来“正义的敌人”的名字，像炮弹似地在打来打去。然而由于在修辞上的欺骗，到底谁是正义的敌人，还没有见到搞清楚的例子。 日本工人只因为生为日本人，就被命令离开巴拿马①。这是违背正义的。据报纸的报道，当然应该把美国叫作“正义的敌人”。但是中国工人单单因为生为中国人，就被命令离开千住②。这也是违背正义的。根据日本报纸的报道——不，日本两千年来经常是“正义的一方”。正义似乎从来也没有和日本的利害发生过一次矛盾。 ① 指1913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决议，排斥中国人的移民法也适用于日本。 ② 千住是东京的工商业地区。 武器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武人的伎俩。正义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煽动家的雄辩。武后不顾人天，冷酷地蹂躏了正义。然而当李敬业之乱起，她读骆宾王的檄文时，也不免面有失色。“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两句诗，是只有天才的政治鼓动家才能讲得出来的至理名言。 每当我翻看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游就馆①。在古老的幽暗的廊子里，陈列着种种正义。似青龙刀者大概是儒教传授的正义。似骑士之矛者大概是基督教传授的正义。这里还有很粗的棍子，大概是社会主义者的正义。那里有挂着穗子的长剑，大概是国家主义者的正义。我一边看这些武器，一边想象着几多的战斗，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幸运，就我的记忆所及，我还从来不曾想拿起这些武器中的任何一件。 ① 游就馆是日本靖国神社内的武器博物馆。 这是十七世纪法国的故事。有一天，Due de Boufgogne②问Abbe choisy③这样一件事：查理六世已经神经错乱，为了婉言把这个意思告诉他，怎么说才好呢？阿贝马上回答说：“要是我就这样直说：‘查理六世，你神经错乱了！’”阿贝·肖瓦兹把这个回答当作自己平生的冒险事件之一，后来也一直引为自豪。 十七世纪法国有这样的逸话，可以说是富有尊王精神。但是二十世纪的日本富有的尊王精神，并不亚于当时的法国。诚然——不胜欣幸之至。 ② 即布尔哥尼大公。 ③ 即阿贝·肖瓦兹（1644-1724），法国作家。 艺术家大概总是有意识地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然而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美丑有一半存在于超过艺术家的意识的神秘世界。一半吗？或者说一大半更好。 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不怕提问，但怕作答。我们的思想总是不免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一刀一拜①这种古人的小心翼翼，难道不就表示了对这种无意识的境界的畏惧吗？ ① 日本古代人雕刻佛像，刻一刀拜一拜，或刻一刀拜三拜，后者用于形容小心谨慎。 创作经常是冒险。归根结蒂尽了人力之后，除了听天由命，别无他法。 少时学语苦难圆， 唯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 三分人事七分天。 赵匝北②的《论诗》七绝，也许道出了这种看法。艺术是带有莫测高深的可怕的东西的。我们如果贪婪金钱，或者沽名钓誉，以及为病态的创作欲所折磨，可能就产生不了同这种无聊的艺术作格斗的勇气。 ② 即赵翼（1729-1814），中国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瓯北是他的号。 艺术鉴赏，是艺术家本人和鉴赏家的合作。可以说鉴赏家只不过是把一个作品当作题目，在从事他自己的创作的尝试。因此在任何时代都保持着声誉的作品，必然具备种种可能鉴赏的特色。然而具有种种可能鉴赏的意思，正如阿那托尔·法朗士所说，由于随处都存在着暧昧，也不是轻易就能解释得了的。勿宁说像庐山群峰，具有从各个方面都能鉴赏的多面性。 古典作家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我们——或各位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有一群艺术家住在幻灭的世界里。他们不相信爱，也不相信良心这种东西。只是像古代苦行者那样以一无所有的沙漠为家。在这个意义上诚然是可怜的也未可知。然而美丽的海市蜃楼只产生在沙漠的上空。对一切人生诸事幻灭的他们，在艺术上大抵还没有幻灭。不，只要说起艺术来，常人一无所知的金色的梦会突然在空中出现。事实上他们得到了意外的幸福的瞬间。 完全自我告白，不论谁也办不到。同时对任何表现都不自我告自，也办不到。 卢梭是喜欢告白的人。然而在《忏悔录》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赤裸裸的他自己。梅里美是嫌恶自我告白的人，然而在《高龙巴》里不是也在隐隐约约地谈他自己吗？总之，告白文学和其他文学之间的分界线是不十分清楚的。 ① 石黑定一是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时，在上海结识的一个日本人。 如果命令没有学过游泳的人去游泳，不论谁都会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吧。如果没有学过赛跑的人，命令他去参加赛跑，也不得不认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我们从生下来的时候开始，就不啻是接受了这种愚蠢的命令。 我们在娘胎里的时候，大概就在学处世之道吧？也许是过早离开了娘胎，踏进了大竞技场般的人生。当然没有学游泳的人，要自由自在地游泳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没有学过赛跑的人，大抵都落在别人后边。因此，我们是不可能不负创伤地走出人生的竞技场的。 诚然，世人也许会说：“以前人之足迹，为君之鉴。”然而，哪怕就是看过成百名游泳选手或上千名赛跑运动员，既不会很快地学会游泳，也不会很快地学会赛跑。不仅如此，所有的游泳者都喝过水，赛跑的人也无一例外都在竞技场弄得浑身泥土。你看，就连世界有名的大多选手不是也在得意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愁眉苦脸吗？ 人生和疯人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相似。我们必须一边和人生搏斗，一边学习怎样搏斗。对这种无聊的比赛忍不住气愤的人，那就赶快到栏杆外边去好了。自杀倒确实是一种方便的方法，然而想要在人生竞技场留下的人，只有不怕创伤去搏斗。 人生好像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乱用是危险的。 人生好像缺页很多的书。很难把它说成是一部书，然而它又确实是一部书。 好，那么就走上自卫的岗位吧。今天夜里的星在树梢头闪着清爽的光辉，微风徐徐吹过。来呀，在这藤椅上躺下来，在一根马尼拉烟卷上点着火，整夜就这么轻松自在地警戒着吧。如果喉咙干渴的话，你就把水壶里的威士忌倒点喝好了。幸好衣袋里还剩了点巧克力糖。 你听！高高的树梢好像有窝里的鸟儿在闹。鸟儿大概不知道这次大地震①的困难。可是我们人的衣食住都成问题了，尝到了一切苦头。不，不只是衣食住，由于连一杯柠檬水都喝不上，忍受了不少的不自由。人这种所谓的两脚兽，是多么冷酷无情的动物啊。由于我们丧失了文明，只能像风前蜡烛那样捍卫着毫无保证的生命。你看！鸟儿已在静静地睡着。这不知道羽绒被和枕头的鸟儿哟！ ① 指1923年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地震。 鸟儿已经静静地睡着了，睡梦也许比我们更甜，鸟儿只生活在现在，然而我们人类还得生活在过去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尝尽悔恨和忧虑的痛苦。特别是这次的大地震，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多么大的凄凉的阴影啊！东京被烧毁了，我们被今日的饥馑所折磨。同时也为明天的饥馑而受苦。鸟儿幸而不知道这个痛苦。不，岂但是鸟，懂得三世痛苦的只有我们人。 小泉八云曾经说过与其做人，他更愿意做蝴蝶。说起蝴蝶来——那么你看看那蚂蚁吧！如果幸福仅仅是指没有痛苦的话，那么蚂蚁也许比我们幸福。但是我们人懂得蚂蚁所不懂得的快乐。蚂蚁可能没有由于难产和失恋而自杀之患。然而，会和我们一样有欢乐的希望吧？我现在仍然记得，在月亮微露的洛阳旧都，对李太白的诗连一行也不懂的无数蚂蚁真是可怜啊！ 但是叔本华——哦，哲学见鬼去吧！我们确实和进入这个领域的蚂蚁没有多大差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更加珍重人的全部感情。自然只是冷漠地眺望着我们的痛苦。我们应该互相同情。何况喜好杀戮——尤其是把对手绞死，这比在辩论中取胜要简单。 我们应该相互同情。叔本华的厌世观给我们的教训不就是这个吗？ 好像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星星照样在头上闪耀着清爽的光辉。来吧，你喝一杯威士忌，我躺在躺椅上嚼上一块巧克力。 诗歌里常常歌颂地上乐园。但是，我深以为憾的是不曾记得我想在这种诗人的地上乐园里住住。基督教徒的地上乐园终归是寂寞的全景画。黄老学派①的地上乐园也只不过是荒凉的中国饭馆罢了。何况近代的乌托邦——使威廉·詹姆斯②也为之发抖，这事现在也许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① 黄老学派是中国战国。汉初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名。 ②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主张实用主义。 我梦想中的地上乐园，既不是那种天然的温室，也不是兼作学校的粮食和衣服的配给所。只要是住在这里，双亲在孩子成人的时候就必定要死掉的。其次，兄弟姊妹纵令有可能生作坏人，可绝不会生作傻瓜，所以绝不会彼此添麻烦。还有，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会变成驯顺的化身，以便怀孕畜生的灵魂。还有，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按照两亲的意志和感情，一天要数次成为聋子、哑巴、窝囊废和瞎子。还有，甲的朋友不能比乙的朋友穷，同时乙的朋友也不能比甲的朋友有钱，相互以夸耀对手而感到最大的快乐。还有——以此类推好了！ 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地上乐园，这是挤满世界的善男善女的乐园。只是古来的诗人、学者从没有梦见过这种金色的冥想之中的光景。没有梦见这个倒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能够梦见这种光景，那就会充满了真实的幸福。 附记：我的外甥梦想买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他并不梦想能拿到十圆零用钱，因为十圆零用钱充满了真实的幸福，他简直承受不起。 人生经常是复杂的。要使复杂的人生简单化，除暴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只长着石器时代脑髓的文明人，比起争论来，更喜欢杀人。 但是，权力终归是取得特权的暴力。我们为了统治人，暴力也许经常是必要的，或者也许没有什么必要。 我的不幸是没有崇拜“人性”的勇气。不，我经常对“人性”感到轻蔑，那是事实。但是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那也是事实。是喜爱吗？——和喜爱相比，也可能是怜悯吧！但总之，如果不能被“人性”所动，那么人生最终将变成不堪忍受的精神病院。斯威夫特终于发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斯威夫特在发疯稍前，看着枝头枯萎的树，嘟嘟囔囔地说：“我很像那棵树。从头先死。”每当我想起这则逸话，总是为之战栗不已。我为没有生作斯威夫特那种头脑聪明的一代鬼才而暗自感到幸福。 获得完美的幸福是仅仅给予白痴的特权。不管是怎样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总是笑容满面。不，如果真的允许乐观主义存在的话，那只能说对幸福该是多么绝望了。 竹筒盛饭在家时， 柯叶盛饭旅途中。① ① 这首短歌的作者有间皇子（？-658）以谋反事发，被处死。这是他被押送途所作，见《万叶集》第二卷。 这并不只是歌咏了行旅中的情怀。我们经常用“想有”代替“能有”，而使它们调和起来。学者会给这种柯树叶起各种各样的美名。但是，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的话，那么柯树叶总归还是柯树叶。 慨叹作为柯树叶的柯树叶，比主张盛饭用的柯树叶，确实值得尊敬。但是把作为柯树叶的柯树叶和一笑了之相比，也许无聊，至少不厌其烦地重复生涯里同一的慨叹，是滑稽的，同时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伟大的厌世主义者也不总是愁眉苦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的莱奥巴尔狄①，有时对着半死的蔷薇花，脸上也露出寂寞的微笑。 ① 加考莫·莱奥巴尔狄（1798-1837），意大利厌世主义诗人、哲学家。 追记：不道德是过分的异名。 悉达多②悄悄离开王城后，苦行了六年。六年苦行的缘由，是由于极度奢华的王城生活的罪过。其根据之一是拿撒勒木工的儿子③只断食了四十天。 ② 悉达多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出家前为太子时的本名。 ③ 指耶稣基督。 悉达多让东匿④执马辔，偷偷逃出了王城。他的思辨性格经常使他陷入忧郁中。当他偷偷地逃出王城后，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的，实际上是未来的释迦牟尼呢，还是他的妻子耶输陀罗呢，也许不容易判断出来。 ④ 东匿是梵语，释尊出家逃出王城时，替他牵马驭车者的名字。 悉达多六年苦行之后，在菩提树下达到了正觉⑤。他的成道的传说，证明了他是怎样支配了物质精神。他首先水浴，其次吃乳糜，最后与传说中的难陀婆罗的牧牛少女谈话。 ⑤ 正觉是佛语，证悟一切诸法，达到如来的真正的觉智之意。 人们以为古来的所谓政治天才是把民众的意志变成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也可能是正相反。毋宁说政治天才，是把他自己的意志变成民众的意志。至少可以说那是使人相信是民众的意志。因此政治天才好像也兼有演员的天才。拿破仑说：“庄严和滑稽仅只一步之差。”与其说这句话是帝王的话，倒不如说是名演员的话更相称。 民众是相信大义的。但是，政治天才常常是对大义连一文钱也不舍得牺牲的。只是为了统治民众才不得不用大义的假面具。然而一旦使用了，那就会永远也扔不掉大义的假面具。如果强行扔掉的话，不论怎样的政治天才也一定会突然死于非命。就是说帝王为了王冠，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它的支配。因此政治天才的悲剧必定也兼有喜剧。譬如兼有戴着古代仁和寺和尚的鼎舞的那种《徒然草》①的喜剧。 ① 《徒然草》（1324-1331）是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和歌诗人、随笔家吉田兼好（1283-1350）所作随笔。其中第五三段写仁和寺一个想当和尚的男孩子，把三足鼎顶在头上舞蹈，舞罢鼎足卡在头上拔不出来，后来好容易才拔出。 “爱情比死更坚强”，这是莫泊桑小说里的一句话。然而，普天之下比死更坚强的并不只是爱情。譬如吃一块伤寒病患者的饼干，明知会死的，就是食欲比死更坚强的证据。食欲之外一一举例的话，爱国主义啦，宗教感情啦，人道精神啦，利欲啦，名誉心啦，犯罪的本能啦——当然还有许多比死更坚强的东西。总之一切热情都会比死更坚强（当然对死的热情是例外人并且爱情在这些东西里，是否就特别比死更坚强，也不能贸然断定。乍一看，就是把比死更坚强的爱情看得很容易时，实际上支配我们的也是法国人所谓的包法利式①的精神幻觉。我们是使自己成为像传奇里的恋人那样幻想着的包法利夫人以来的感伤主义。 ① 包法利式是法国哲学家戈蒂耶创造的词，系指陷入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苦闷。此词渊源于福楼拜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 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地狱带来的痛苦并不违背一定的法则。譬如饿鬼道的痛苦，是想吃眼前的饭，饭上却燃着烈火什么的。但是，人生带来的痛苦，不幸的是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想吃眼前的饭，既有可能燃着烈火，又有可能意外地轻而易举地吃到嘴。不仅这样，轻而易举地吃了之后，既有可能患肠炎，又有可能出乎意外地轻松愉快地得到消化。不论什么人要顺应这种没有法则的世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坠入地狱里去，我转瞬之间准能抢到饿鬼道的饭。何况只要能在针山血海住上三两年，也会习惯起来，谅也不会特别感到跋涉之苦。 公众是喜欢丑闻的。白莲事件①，有岛事件②，武者小路事件③——公众会从这些事件里得到多么无限的满足啊。那么公众为什么喜欢丑闻——特别是社会上知名人士的丑闻呢？古尔蒙④这样回答说：“因为这样一来，自己所隐瞒的丑闻也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了。” ① 日本女诗人柳原白莲（1885-1967）离开了在九州作煤炭资本家的丈夫，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宫崎龙介结婚。 ② 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1878-1923）和有夫之妇的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轻井泽双双情死。 ③ 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于1922年和夫人离婚另娶。 ④ 莱米·古尔蒙（1859-1915），法国象征派作家、理论家。 古尔蒙的回答很正确。然而，也并不完全如此。连丑闻也不会发生的俗人们，在所有名人的丑闻中，发现了他们为怯懦辩解的最好的武器。同时发现了树立他们实际上不存在的优越性的最好的垫脚石。“我不是白莲女士那样的美人，但是比白莲女士贞洁。”“我不是有岛那样的才子，但是比有岛更了解世情。”“我不是武者小路实笃那样……”——公众这么说过之后，大概就像猪那样幸福地睡熟了。 天才的另一面是具有引起引人注目的丑闻的才能。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记事来取代手枪。 舆论值得存在的理由，仅是带来了对舆论加以蹂躏的兴趣。 敌意并不选择寒冷的地方。感觉适度时最快慰并且在保持健康上不论对什么人都是绝对必需的。 产生不出完美的乌托邦的原因大致如下：如果不能改变人性，就不可能产生完美的乌托邦。如果改变了人性的话，就会使人觉得人们向往的完美的乌托邦，突然不完美了。 准备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就是危险思想。 具有艺术气质的青年发现“人性之恶”，通常比任何人都要晚。 我记得小学课本里对二宫尊德①的少年时代曾大书特书。贫穷家庭出身的尊德，白天帮着干地里的活，夜里打草鞋，既和大人一样干活，又顽强地不断地自学。这故事和一切树立雄心大志的故事一样——也就是说，和一切通俗小说一样，是很容易使人感动的。实际上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对尊德的奋发的气度大为感动的同时，甚而觉得不幸的一件事，是没有生在尊德那样贫穷的家庭里…… ① 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重农主义者。 然而，这个立志故事，在带给尊德荣誉的同时，当然也使尊德的双亲蒙受不名誉。他们没有在教育上给尊德一点点方便。不，毋宁说倒给他造成了重重障碍。作为双亲的责任，这分明是耻辱。但是，我们的双亲和老师天真到忘记了这个事实。尊德的双亲喝酒或者赌博都可以。问题只是尊德，是经历千辛万苦不废自学的尊德。我们在少年时期就必须养成尊德那样勇敢的意志。 我对他们的利己主义有些感到惊叹。的确，对他们来说，像尊德那样身兼男仆的少年，是最可心的儿子了。不仅如此，将来博得了荣誉，大大显赫了父母的名声，那就更是好上加好的最可心的儿子了。但是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对尊德的气度大受感动的同时，甚而觉得不幸的一件事，是没有生在尊德那样贫穷的家庭里。正如戴着镣铐的奴隶希望有更大的镣铐一样。 所谓废止奴隶，只是废止作为奴隶的自我意识。没有了奴隶，我们的社会安全大概一天也难于保障。另外，连柏拉图的共和国也都考虑到奴隶的存在，这绝不是偶然的。 把暴君叫做暴君，当然是很危险的。但是，把今天暴君以外的奴隶叫作奴隶，也同样是很危险的。 悲剧是对自己的羞耻行为敢作敢当。因此对千百万人的共同的悲剧，起着排泄的作用。 强者不怕敌人，却怕朋友。出手一击打倒了敌人倒无关痛痒，可是对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的朋友，却感到情同骨肉般的恐怖。 弱者不惧怕朋友，却怕敌人，因此到处都发现虚构的敌人。 ① 即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 这是我的朋友S．M和我的谈话： 辩证法的功绩——最终不论对什么都作出胡涂的结论。 少女——始终是一个清滢的浅滩。 学龄前教育——嗯，这也好嘛！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让孩子知道有智慧是多么悲哀的事，又用不着担责任。 追忆——好像地平线上遥远的风景画。老早就完成了。 女人——根据玛丽·斯托普斯①夫人的见解，女人的贞操只有两周需求一次丈夫的情欲时，大概才会产生。 ① 玛丽·斯托普斯（1880-1958），英国限制生育的活动家。 年少时代——年少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宇宙的骄傲。 艰难令汝如玉——如果艰难使你成为玉石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里深谋远虑的男人，是不应该成为玉的。 我等应如何生活呢——应稍稍留下一些未知的世界。 一切社交都理所当然地需要虚伪。如果丝毫不加虚伪，对我们的朋友知己倾吐我们的衷情，那么哪怕是古代的管鲍之交②，也不能不产生破绽。姑且抛开管鲍之交，我们都或多或少对我们的亲密的朋友有些憎恶或轻蔑。但是，憎恶在利害面前也会收起锋锐，并且轻蔑也日益使人恬然地倾吐虚伪。因此，为了和我们的知己朋友结成最亲密之交，相互都必须具有最完善的利害和轻蔑。这不论对什么人都是最困难的条件。否则我们老早就会成为富有礼让的绅士，世界也许老早就出现了黄金时代的和平。 ② 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和鲍叔的知己之交。 为了使人生幸福，需要喜爱日常琐事。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到无尽的甜美。 是为了使人生幸福吗？——但是喜爱琐事也必然为琐事所苦。跳进庭园前古池里的蛙，可能打破了百年忧愁。但是，跳出古池里的蛙也可能带来了百年忧愁。哦，芭蕉的一生是享乐的一生，同时不论在谁的眼目中也是受苦的一生。我们为了微妙的快乐，一也必须遭受微妙的痛苦。 为了使人生幸福，也必须为日常琐事所苦。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受到坠入地狱的痛苦。 在神的一切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 我们发现了咒骂神的无数理由。然而，不幸的是日本人对全能的神没有相信到值得咒骂的程度。 民众是稳健的保守主义者。制度、思想、艺术、宗教——举凡一切，为了使民众喜爱，必须披上前代的古色。所谓民众艺术家不为民众所喜爱，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 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 古人以愚民为治国之道，结果似乎使民众更愚蠢了——或者往往不知为什么却使民众聪明起来。 契诃夫在笔记里论到了男女的差别：“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从事女人的工作；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离开女人。” 但是，契诃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女双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停止了和异性的关系。这是三岁孩子也都明白的道理。不仅如此，与其说是男女的差别，倒不如说表示了男女没有差别。 至少女人的服装是女人本身的一部分。启吉之所以没有落到诱惑里去，当然是因为依仗了道义心的缘故吧。但是把他诱惑了的女人，是借穿了启吉妻子的衣服。如果不借衣服穿的话，启吉也可能不会那么轻松地逃脱出诱惑之外。 注：见菊池宽的《启吉的诱惑》。 我们为了寻找处女作妻子，而在选择什么样的妻子上不知遭到多少滑稽可笑的失败，现在逐渐到了对处女崇拜可以闭目不视的时刻了。 处女崇拜是在知道是处女的事实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比起率直的感情，则更重视琐碎的知识。因此，可以把处女崇拜者称之为恋爱上的玄学者。一切处女崇拜者的露出某种严峻的姿态，也许不是偶然的。 诚然，对似乎是处女的人的崇拜和处女崇拜是不同的。把这两者看作同义语的人，可能是过分轻率地看待了女人的演员的才能。 据说有一个女学生问我的朋友这样一件事：“接吻的时候是闭着眼睛呢，还是睁着眼睛？” 所有女学校的教学中没有关于恋爱礼节的教育，对这一点我和这个女学生一样深感遗憾。 ① 贝原益轩（1630-1714），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思想家，对本草学、医学也有研究。 我在小学时代曾经学过贝原益轩的逸事。益轩曾经和一个书生同坐在一只摆渡上。书生为了显示才华，滔滔不绝地谈论古今的学术。但是，益轩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倾听着。不久，船靠岸了。按照惯例，船客临别时要通报自己的姓名。书生这时才知道是益轩，便在这一代大儒面前，忸怩地对自己方才的傲慢表示道歉。——这就是我学过的逸事。 当时我在这个逸事里发现了谦让的美德。至少为了发现，我确实作了努力。然而现在不幸的是我丝毫教训也没有发现。这个逸事使今天的我仍多少产生兴趣，仅仅是因为我有如下的看法： 一、始终沉默不语的益轩的侮蔑是多么辛辣之极呀！ 二、看到书生的羞耻而以为快的同船的乘客的喝彩，是多么庸俗之极呀！ 三、益轩所不懂得的新时代的精神，在年轻的书生的高谈阔论中，讲得多么泼辣和令人鼓舞呀！ 某新时代的评论家在“猬集”的语意上，使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门可罗雀”的成语是中国人创造的。日本人使用它时，没有理由必须继承中国人的用法。假如通用的话，比方说形容“她的微笑好像门可罗雀”，也是可以的。 假如通用的话——万事都出在这个不可思议的“通用”上。譬如“自我小说”不也是这样吗？Ich-Roman①的意思，是用第一人称的小说。那个“我”并不一定指作家本人。但是，日本的“私小说”中的我，往往就是作家本人。不，只要人家认为这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之谈，甚至把第三人称的小说也叫作“私小说”。这当然是无视德国人的——或者无视整个欧洲人用法的新的例子。然而全能的“通用”却赋予这个新例子以生命。“门可罗雀”的成语也许早晚也会同样产生意外的新例子。 ① 德语：第一人称小说。 这么说某评论家并不特别缺乏学识，只是稍微过急地在主流之外寻找新例子。这个评论家所受到的嘲笑——总之，一切先觉者经常都得甘居薄命。 就连天才也各自受到难以超越的限制的约束。发现这个限制，不能不使人感到某些寂寥。但是，一转念却又使人感到亲切。就好像明白了竹子是竹子，常春藤是常春藤。 问火星上有没有居民，就是问我们的五官是否感到有无居民的问题。然而生命并不只是以我们五官的感觉作为必备的条件的。假如火星的居民能超越我们的五官而得以存在的话，他们一群人也许会在今天夜晚随着使法国梧桐叶子枯黄的秋风一起到银座来了。 ① 即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宇宙之大是无限的。然而，创造宇宙的只有六十几种元素。这些元素的结合尽管非常之多，但是终究脱离不了有限。就是说这些元素在创造无限大的宇宙时，尽管尝试着一切的结合，而这一切的结合却也只能是无限的反复。因此，我们栖息的地球——作为这些结合之一的地球，当然不限于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而存在于无限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取得了全胜。但是，在茫茫太虚里悬浮着的其他地球上的拿破仑，可能在同一的马伦哥战役中遭到了惨败…… 这就是六十七岁的布朗基所梦想的宇宙观。这理论是不容辩驳的。当布朗基在牢狱中写下这一梦想时，对一切革命都绝望了。这件事至今不知怎么的仍然在我们内心深处渗透下寂寞。梦已从大地上消失，我们为了寻求安慰，必须移向几万亿英里外的天上——移向悬在宇宙之夜的第二个地球上的光辉灿烂的梦境。 庸才的作品即便是大作，也必然像没有窗子的房屋。它对展望人生一点好处也没有。 机智是缺少三段论法的思想，它的所谓“思想”是缺少思想的三段论法。 嫌恶机智的念头产生于人类的疲劳。 政治家比起我们这些门外汉，在政治上可夸耀的知识，只是些琐碎的知识，毕竟和关于某党首脑戴什么帽子的知识差不多。 所谓“马路政治家”是没有上述知识的政治家。如果论到见识，不一定比政治家差。并且在富有超越利害的热情上，常常比政治家还要高尚。 然而，琐碎事实的知识常常是民众所喜爱的。他们最希望知道的不是爱情为何物，而是想知道基督是不是私生子。 我一向认为武士游方学艺，从来都是向四方的剑客拜艺，磨炼自己的武艺。然而，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为了要发现天下没有和自己相比的强者。——《宫本武藏传》读后感。 像遮蔽住全法国的一片面包。然而不管怎么想，黄油抹得并不充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充满了一切滑稽的画面。不过这些滑稽画面的大部分，无疑是使恶魔也会感到忧郁的。 福楼拜教给我的是也有美的寂寞。 莫泊桑像冰。有时也像冰糖。 爱伦·坡在创作斯芬克司①之前，研究过解剖学。使爱伦·坡的后代震惊的秘密是这个潜心的研究。 ① 斯芬克司即古埃及的一种石雕狮身人面像，也指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 鸥外先生毕竟是一个军服上佩剑的希腊人。 “艺术家卖艺术，我卖蟹罐头，没有特别的不同，可是艺术家在谈到艺术的时候，自以为是天下的瑰宝。假如效仿那样的艺术家，我对六角钱一听的蟹罐头当然也应该骄傲了。不肖行年六十一，还不想有一次艺术家那样无聊的狂妄自大。” ① 佐佐木茂索（1898-1966），日本小说家，《文艺春秋》杂志的编辑，后任社长。 在一个美好天气的午前。变成博士的Mephistophefes②站在某大学的讲台上讲授批评学，而这个批评学并不是Kant③的Kritik④或其他。只是讲怎样从事小说和戏剧批评的学问。 ② 即靡非斯特，参看本书第三六二页注④。 ③ 即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着有《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④ 德语：批判。 “各位，上周我讲的相信大家都明白了，今天我要进一步讲‘半肯定论’。什么叫作‘半肯定论’呢，正如字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是对某一作品肯定一半艺术价值的批评方法。但是这‘一半’应该是‘更坏的一半’。在这个批评方法中，肯定‘更好的一半’是很危险的。” “譬如让我们在日本樱花上运用这个方法来看看吧。樱花‘最好的一半’是花色和花形的美，然而就运用这种批评方法来说，与其肯定‘最好的一半’倒不如肯定‘最坏的一半’——那就是必须肯定樱花的香味了。总之，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确实有香味，但毕竟是如此而已，假如万一取代‘最坏的一半’而肯定‘最好的一半’，会出现什么破绽呢？‘花色和花形确实美。但毕竟是如此而已’——这丝毫也没有贬低樱花。” “批评学当然是在于怎样贬低某小说或某戏剧的问题。而今天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讲。” “那么这个‘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别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我们经常讲到的价值论上来。价值并不像古代所信仰的那样存在于作品里，而是存在于鉴赏作品的我们的心中。就是说‘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必须是以我们的心为标准的——或者说必须以一个时代的民众喜爱什么为标准来加以区别。” “譬如现在的民众不喜爱日本式的花草，就是说日本式的花草是坏的。又如现在的民众喜爱巴西的咖啡，也就是说巴西的咖啡的确是好的。某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当然也要按这种例子来加以区别。” “不运用这个标准，而去追求真呀，善呀，美呀等等标准，那是最滑稽的时代错误了。诸君应该扔掉染红的麦秸帽子那样的旧时代。善恶超越不了好恶，好恶即是善恶，爱憎即是善恶，——这并不限于‘半肯定论’，假如诸君有志于搞批评学，这个法则是不能忘记的。” “‘半肯定论’大致如上所述，最后我想促请各位注意的，是‘如此而已’这句话。‘如此而已’这句话是必须要使用的。第一，既然是‘如此而已’，那么‘如此’确实是肯定‘最坏的一半’。但是第二，它又确实是否定‘如此’以外的东西的。就是说‘如此而已’这句话是颇富于一扬一抑之趣的。但是，更微妙的是第三，‘如此’在隐约之间否定了艺术的价值。虽说是否定，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否定，只是意在言外罢了，——这是‘如此而已’这句话的最显著的特点。明显而又含混，肯定而又否定，这就是真实的‘如此而已’的含义。” “我认为这个‘半肯定论’比起‘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来，是更容易取得信任的。‘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上周我已经讲过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再简略地重复一遍。那就是把某作品的艺术价值，从其艺术价值本身加以全盘否定的批评力法。譬如为了否定某悲剧的艺术价值，想想对悲惨、不快、忧郁等等的责难就明白了。责难反过来运用，也可以咒骂某悲剧缺少幸福、愉快、轻松等等。所谓‘缘木求鱼论’指的是从反面所讲的一种情况。‘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虽然淋漓尽致，有时却可能招来偏激的怀疑。但是‘半肯定论’由于承认某作品一半的艺术价值，容易受到公平的对待。” “这里，我把佐佐木茂索的新着《春天的外套》当作练习题，下周请用‘半肯定论’对佐佐木氏的作品加以分析。（这时一个年轻的学生提问说：‘先生，不准用全盘否定论吗？’）不，‘全盘否定论’的分析至少暂时先停停再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佐佐木氏是有名的新作家，所以仍限于用‘半肯定论’的方法分析……” 一周以后，取得最高分数的答案揭晓如下： 写得真是巧妙。但，毕竟是如此而已。 双亲养育孩子的方法是否正确是有疑问的。诚然牛马也是被双亲养育起来的。但是，在自然的名义下为这种陋习作辩护，确实是双亲的任性了。如果在自然的名义下可以为任何陋习辩护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为未开化民族的掠夺婚姻而辩护。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最没有利己心的爱。但是，没有利己心的爱，不一定是养育子女的最好的方法。这种爱对子女的影响——至少影响的大半，或者是使之成为暴君，或者是使之成为弱者。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从做父母子女开始的。 古代有很多父母重复这样一句话：“我终究是个失败者，可是应该使这孩子得到成功。” 我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只能做办得到的事。这不限于我们个人，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也许神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这个世界。 ①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 乔治·穆尔在《为我死去的我的备忘录》里夹进了这样一句话：“伟大的画家对自己署名的地方非常慎重，并且决不让自己的署名两次出现在同一场所。” 当然“决不让自己的名字两次出现在同一场所”，是任何画家也办不到的。但这是用不着指责的。我感到意外的是“伟大画家对自己署名的地方非常慎重”这句话。东方画家对落款的地方从来就是不曾轻视的。请注意落款的地方等等，是陈词滥调。当我想起特地提笔讲这件事的穆尔，就不由得感到东西方的差别。 把大作和杰作混同起来，确实是鉴赏上的物质主义。大作只不过是工钱的问题，比起米开朗琪罗①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来，我更喜爱六旬开外的伦勃朗的自画像。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 我喜爱的作品，——文艺作品归根结蒂是可以通过它来感受到作家其人的作品；人——具备了头脑、心脏、官能感觉的一个具体的人。但是不幸的是多数作家都是缺少某一部分的残废者（当然，有时对伟大的残废者也不能不为之钦佩）。 不是男人捉女人，而是女人捉男人。——肖伯纳在《人和超人》里曾把这个事实戏剧化了。然而把这个戏剧化了的并不是从肖伯纳开始的。我看了梅兰芳的《虹霓关》，才知道中国已经有注意到这种事实的戏剧家。不仅如此，在《戏考》这本书里除《虹霓关》之外，还记载了女人运用孙吴兵法和使用剑戟来捉男人的不少故事。 《董家山》的女主角金莲、《辕门斩子》里的女主角桂英、《双锁山》里的女主角金定，都是这样的女豪杰。看那《马上缘》的女主角梨花，她不仅把她所喜爱的年轻将军从马背上捉下来，并且不顾对方说对不起自己的妻子，硬是和他结了婚。胡适先生曾对我说：“除了《四进士》，我对全部京剧的价值都想加以否定。”但是这些京剧至少都是富有哲学性的。哲学家的胡适先生在这个价值面前，难道不应该把他的雷霆之怒稍微缓和一些吗？ 只依靠经验，就和不考虑消化而只依靠食物是一样的。同时经验空空如也而只依靠能力，也和不考虑食物而只依靠消化是一样的。 ①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除了没有浸水的脚踵外，他周身刀箭不入。《伊利亚特》描写，在特洛伊战争中敌人用箭射中他的脚踵，把他杀死。因此有成语“阿基里斯的脚踵”，意即致命弱点或薄弱环节。 据说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只有脚踵是致命处。——也就是说为了了解阿基里斯，就必须了解他的脚踵。 最幸福的艺术家，是晚年得名的艺术家。从这一点看，国木田独步并不是不幸的艺术家。 女人经常不愿意丈夫当老好人。但是男人却经常希望朋友当老好人。 老好人首先像天上的神。第一，可以讲讲高兴的话；第二，可以倾诉不平；第三——有他没他无所谓。 “憎其恶而不憎其人”，实行起来并不难。大多数孩子对大多数父母规规矩矩地实践了这条格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①这诚然是智者之言。主要的不是“桃李不言”，实际上是“桃李如不言”。 ① 语出《史记·李将军传》。 民众喜爱被人格和事业的伟大所笼络。但是，从来都不喜爱面对伟大。 十二月号《侏儒的话》中的《致佐佐木茂索君》，并不是贬低佐佐木君的。是嘲笑不承认佐佐木君的批评家。用这件事做广告，也许蔑视了《文艺春秋》读者的头脑。但是，某批评家实际上认为那是贬低佐佐木君的。听说这个批评家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想刊登这个广告。把这件事公开并不是我的本意。实际是前辈里见弴①君动员的结果。请对这个广告表示愤怒的读者去责难里见君吧。 ① 里见弴（1888-1983），日本小说家。 《侏儒的话》的作者 前揭广告中说的“责难里见君吧”，当然是我的玩笑。实际上不加责难也是可以的。我在敬佩以某批评家为代表的一团天才之余，变得比平时多少有点神经质了。 同上 前揭补充广告中说：“敬佩以某批评家为代表的一团天才”，当然是反语。 同上 画力三百年，书力五百年，文章之力千古无穷，这是王世贞②说的话。但是根据敦煌发掘品看，书画经历了五百年后，依旧保持着力量。而文章能不能在千古无穷中保持住力量却是个疑问。观念不能超然存在于时代支配之外。我们的祖先在“神”这个词里仿佛显现着衣冠束带的人物，而我们在同样的词里显现着留长须的欧洲人。这也并不限于神是这样，不论在什么现象上都可以出现的。 ② 王世贞（1526-1590），中国明朝文学家。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看到过东洲斋写乐①的肖像画。那画里的人物把画着绿色的螺钿工艺风格的扇面展开在胸前。这当然是为了增强整体色彩的效果的。但是，当用放大镜看时，涂上的绿色是产生铜绿的金色。我确实为写乐所画的这幅肖像画的美所感动。然而我的感动确实又和写乐捕捉的美不同。我觉得那种变化在文章里也会产生的。 ① 写乐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浮世绘画家，号东洲斋。 艺术和女人一样。为了使人看上去最美，一定要包围在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时髦中。 不仅如此，艺术在空间还必须带着轭木。为了喜爱一国国民的艺术，就必须了解一国国民的生活。在东禅寺受到流浪武士袭击的英国特命全权公使鲁瑟福德·奥尔柯克②爵士认为，我们日本人的音乐使人感到的净是噪音。他的《驻日三年》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上坡的路上，听到近似夜莺的黄莺声。就是说，日本人教黄莺学唱歌。如果这是真的话，实在令人惊讶。原来日本人不会自己教音乐。”（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② 鲁瑟福德·奥尔柯克（1809-1897），英国外交官。 天才和我们只有一步的间隔。为了理解这一步，我们必须懂得百里路的一半是九十九里的超数学。 天才和我们只有一步的间隔。同代常常不明白这一步有千里之遥，而后代人又对这千里的一步全然不解。同代因此而扼杀天才，后代则又因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 民众对于承认天才的吝啬，是难以置信的。而这种承认方法却常常又是颇为滑稽的。 天才的悲剧在于获得“小巧玲珑的舒适的声誉”。 耶稣：“我虽吹笛，汝等不舞。” 彼等：“我等虽舞，汝勿满足。” 我们不论在什么场合，对于不拥护我们利益的人，是不能投以“神圣的一票”的。那种取代“我们的利益”而调换为“天下的利益”，是整个共和制度的谎言。我认为这种谎言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也不可能消灭。 组成一体，而采用两种思想，假如玩味一下接触点，那么各位将会发现自己是如何受着多数谎言的养育了，因此一切的成语常常就是一个问题。 赋予我们社会以合理的外观的，事实上难道不是由于那种不合理的——那种非常过于不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吗？ 列宁是一个最理所当然的英雄，这使我大为惊诧。 同偶然，即同神去搏斗者，常常是充满了神秘的威严。赌博者也不出此例。 古来热衷于赌博的人是非厌世主义者，这表现了多么酷似赌博的人生。 法律禁止赌博，并不是因为赌博的财富分配法为非。事实上只是以那种经济的兴趣主义为非罢了。 怀疑主义也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建立在应该怀疑的却不怀疑的信念上。诚然这也许是矛盾的，然而怀疑主义甚至对有那么一种不建立在信念上的哲学这一点也是怀疑的。 假如真要做到正直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不管什么人都是做不到正直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为正直而感到不安。 我认识一个好说谎的人。她比任何人都幸福。但是，田于太巧于说谎，连讲真话的时候，人家也以为是在说谎。这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目中诚然是这个女人的悲剧。 我和一切艺术家一样善于说谎。但是，总是输给那个女人一筹。那个女人实际上能把去年的谎言记得像五分钟前说的谎言。 我懂得不幸。懂得有时除依靠说谎外还有不能讲出真实的不幸。 诸位由于青年的艺术，而担心堕落。但是，请先安心吧！诸位是不会那么容易堕落的。 诸位恐惧艺术毒害国民。但是，先请安心吧！至少在艺术上毒害诸位是绝对不可能的。毒害不理解两千年来的艺术的魅力的诸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忍从是浪漫的卑屈。 成功不一定是困难的。但是，欲望却常常是困难的，至少在成功上有所欲望的话。 要知道彼等企图的大小，只能从彼等的成功，看他们的打算。 理想的士兵，不管长官的什么命令也必须绝对服从。绝对服从的问题是绝对不能批评的。也就是说，理想的士兵首先必须丧失理性。 理想的士兵，不管首长的什么命令也必须绝对服从。绝对服从的问题是绝对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理想的士兵首先应该喜爱不负责任。 所谓军事教育，其实只是传授军事用语的知识。其他知识或训练并不是一直等到进行了军事教育之后才能获得的。现在就是陆、海军学校，且不要说机械学、物理学、应用化学、外语，就连剑道、柔道、游泳不是还门门都在雇请专人吗？但是再深入思考起来，军事用语也和学术用语不同，大部分是通俗用语。就是说，军事教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的利害得失，当然也不会成为问题的。 再也没有比“勤俭尚武”这句成语更无聊的了。尚武是国际性的奢侈。目前列强不是在为军备而大事破费吗？假如“勤俭尚武”不是痴人之谈的话，那么，“勤俭游荡”当然也可以当作通用语了。 我觉得我们日本人两千年来的忠君孝亲，和猿田彦命①用发蜡是一样的。岂不是到了彻底弄明白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吗？ ① 猿田彦命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为天孙降临世间开路。 倭寇显示了我们日本人有足够的能力与列强为伍。我们在强盗、杀戮、奸淫等方面也决不劣于前来寻找“黄金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多次有人这样问我说：“想必你是喜欢《徒然草》的吧？”然而，不幸的是我不曾喜欢《徒然草》坦率地说，我实在不明白《徒然草》为什么这么出名？我认为充其量作为中等程度的教科书是有用的。 恋爱的征候之一，是揣想她过去爱过多少个男性，或者是爱过什么样的男性，而对想象中的某些人感到漠漠的嫉妒。 恋爱的另一种征候，是对发现和她相似的面孔的极度敏感。 恋爱使人们联想到死，也许是掌握了进化论的根据。蜘蛛或蜜蜂在交尾之后，雄性马上被雌性刺死。我看意大利演员巡回演出的歌剧《卡门》时，不知怎的总觉得卡门的一举一动像蜜蜂。 我们为了爱那个女人，往往把她之外的女人当作她的替身。落到这种境地，并不只限于她拒绝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因为胆怯，有时又出于美的要求，很可能让一个女人成为这一残酷的安慰对手。 结婚在调节性欲上是有效的。但是，在调节恋爱上是无效的。 他在二十几岁结婚之后，一次也没有纠缠在恋爱关系里。庸俗到何等程度啊！ 把我们从恋爱中拯救出来，与其说是依靠理性，毋宁说是由于太忙。为了进行十全十美的恋爱，最重要的是需要时间。维特①、罗密欧②、特里斯坦③——我们不妨看看古来的恋人，他们都是闲人。 ① 维特是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② 罗密欧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人公。 ③ 特里斯坦是西欧中世纪故事《特里斯坦和伊休尔特》里的主人公。 男子比起恋爱来，历来是更尊重工作的。如果对这个事实有疑问的话，读读巴尔扎克的信好了。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加④伯爵夫人的信里说：“这封信如果折算稿费的话，已经超过多少法郎了。” ④ 韩斯加是巴尔扎克的情人，他们后来结婚。 过去经常走动我家的胜过男人的女梳头匠有一个女儿。我还记得那是一个苍白面孔的十二三岁的姑娘。女梳头匠为了教这个女儿礼节，非常严厉。特别是睡觉时离开了枕头，就会受到痛骂。但是，最近偶然听别人说，这个姑娘早已在关东大地震之前当了艺妓。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感到有些悲哀，但又不得不为之微笑。那个女人想必是成为艺技后，大概也按着严格的母亲的教养，睡觉时不离开枕头…… 不论谁都不能不要求自由。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际上不论谁在内心深处一点自由也不想要的。有一个证据，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不是也说为金瓯无缺的国家而杀死了某某的吗？但是自由对我们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就是说对神呀、道德呀、或者社会习惯呀等等，都不屑负这种与之有关的责任的。 自由和山巅上的空气相似，对弱者都是吃不消的。 认真地看自由，马上就会发现神的面孔。 自由主义，自由恋爱，自由贸易——不论是哪种“自由”。偏巧在杯子里都掺进了大量的水，而且总是掺进了积存的陈旧的水。 为得到言行一致的美名，首先必须善于为自己辩护。 虽有一人不欺的圣贤，然而却没有不欺天下的圣贤。佛家的所谓“善巧方便”，实际上就是精神上的权谋。 古来的狂热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大都在艺术上是失势者。正如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似乎大都是亡国之民——我们不论谁也不会希望得到自己身上已经有的东西。 假如任何小说家都必须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描写人生的话，那么任何诗人也必须站在哥白尼地动学说上歌颂日月山川。代替“太阳西沉”而说“地球旋转几度几分”，恐怕并不总是优美的。 萤火虫的幼虫吃蜗牛的时候，并不是把蜗牛杀死。为了经常吃新的肉，只是把蜗牛麻痹起来。以我日本帝国为首的列强的对华态度，毕竟和萤火虫对蜗牛的态度毫无差别。 真实的小说不仅仅是在事件发展上偶然性很少的小说，而且是和人生相比，偶然性还要少的小说。 文章里的语言，较之辞典里的应该更美。 他们都和樗牛①那样自称“文如其人”。但是，在内心里想的却是“人如其文”。 ① 樗牛即高山樗牛（1871-1902），日本文学评论家。 女人为热情所驱使，不可思议地会表现出少女般的面孔。特别是这种热情，也并不妨碍对阳伞的热情。 灭火并不像放火那样容易。这种处世智慧的代表人物也许是《漂亮朋友》②的主人公。他在结交恋人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到绝交了。 ② 《漂亮朋友》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如果单纯处世的话，还是不患热情不足为好。毋宁说危险的显然是冷淡不足。 没有恒产的就没有恒心，是两千年往昔的事。现在有恒产的好像也没有恒心。 我对他们夫妇没有恋爱就拥抱着过起生活来大为惊叹。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一对恋人拥抱而死感到惊叹不已。 “奇特”、“高等游民”、“自我暴露狂”、“老一套”等语言流行在文坛上，是从夏目先生开始的。作家创造的这种语言，在夏目先生之后当然也不是没有的。久米正雄君创造的“微现苦笑”、“逞强胆怯”等可能是最突出的吧。另外使用“等、等、等”，是宇野浩二①君的创造。我们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表示敬佩。不仅这样，有时还有意识地对我们心目中的敌人、妖怪和狗表示敬佩。在咒骂某作家的文章里，引用那个作家创造的语言，也许并不一定是偶然的。 ① 宇野浩二（1891-1961），日本小说家。 我们究竟为什么喜欢幼小的孩子呢？这个理由的一半，至少是由于用不着担心被小孩子欺骗。 只是在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只是在面对狗猫的时候，我们才恬然地把我们的愚蠢公开出来而不以为耻。 ① 池大雅（1723-1776），日本江户时代南画代表人物，通称菱屋嘉左卫门。 “大雅是个颇为粗扩不拘小节之人，疏于世情之事，在迎其妻室玉澜②时，不知夫妇之道，由此可略察其人。” ② 玉澜（？-1784），池大雅之妻，同为江户时代南画代表人物。 “大雅迎其妻而不知夫妇之道的故事，从脱离人的生活来说，可谓饶有风趣的；但是，从完全没有常识的愚蠢言之，大概也可以这么说。” 相信这种传说的人，正如此处引用的文章所示，在今天的艺术家和美术史家之间仍然存在。大雅在娶玉澜时也许没有行夫妇之道，然而，如果因而相信他不懂夫妇之道的话——那么这个人自己无疑就有着强烈的性欲，同时还由于这个人确信假如确实懂得夫妇之道的话，不实行是不可能的。 ① 荻生徂徕（1666-1728），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 荻生徂徕嚼着炒豆大骂古人以为快。我相信他嚼着炒豆是为了节俭，而他为什么骂古人我却一直搞不明白。但是今天想想看，那是由于比起骂今人来诚然是无碍的缘故。 用手稍微摸摸小枫树的树干，树梢簇生的幼芽就会像神经似地震颤起来。植物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最美丽的石竹色正是癞蛤蟆舌头的颜色。 我在一个雪后的傍晚，站在邻居的屋顶上，看过黑漆漆的乌鸦。 写文章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创作的热情。为使其创作热情高涨，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某种程度的健康。轻视瑞典式体操①、素食主义、复方淀粉酶，而想要为文者是无志。 ① 瑞典式体操是现代体操的源流，十九世纪初由瑞典人林格创始，分为医疗体操、教育体操、兵式体操、美容体操四部分。 想要为文者，不管是怎样一个城市里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必须是一个野蛮人。 想要为文者以其自身为耻辱，是罪恶。在以自身为耻辱的心灵上，什么独创的萌芽也没有生长过。 蜈蚣：你用脚走路给我看看！ 蝶：哼，你用翅膀飞给我看看！ 气韵是作家的后脑勺。作家自己是看不到的。假如硬是要看，大概只能扭断了颈骨。 批评家：你只能写职员的生活吗？ 作家：难道有什么都能写的人吗？ 一切古来的天才，都在我们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墙壁的钉子上挂帽子。不过必须有踏脚的凳子。 但是，那个踏脚的凳子，无论在哪一家旧货商店里都能有的。 任何作家在某方面都具有木匠的面孔。但是，这不是耻辱。任何木匠也在某方面具有作家的面孔。 不仅如此，任何作家同时又在开店铺。什么？我的作品卖不出去吗？告诉你吧，那是在没有人买的时候呀！或者那是在我不出售也无所谓的时候啊！ 演员或歌唱家的幸福是他们的作品不留下来。——我有时不免这样想。 以下为遗稿： 辩护自己比辩护他人要困难。如果有怀疑的话，你就看看律师吧！ 健全的理性在命令：“尔，勿近女人。” 但是，健全的本能却在发出完全相反的命令：“尔，勿避女人。” 女人对我们男子来说是真正的人生，即诸恶之源。 我是瞧不起伏尔泰的。假如理性始终存在的话，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存在加以满腔的诅咒。但是，陶醉于赞赏世界的Candide①的作者是多么幸福啊！ ① 即《天真汉》，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哲理小说。 我们之所以爱自然——其原由之一，至少是由于它不像我们人那样既嫉妒又欺骗。 最贤明的处世方法是既蔑视社会的因袭，又过着与社会的因袭不相矛盾的生活。 崇拜“永世的女性”的歌德，确实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轻蔑雌Yahoo②的斯威夫特却不能不在疯狂中死去。这是不是由于女性的诅咒呢？还是由于理性的诅咒呢？ ② 即耶胡，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中所描写的马国里供马驱使的畜类（指人）。当时的社会罪恶，诸如贪财好斗。酗酒荒淫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理性教给我的，终究是理性的没有力量。 命运比之偶然是必然。“命运在性格中”这句话，决非在等闲中产生的。 如果借用医学用语的话，讲授文艺就等于是临床医疗。但是，他们却不曾摸到人生的脉搏。特别是他们之中有人虽懂得英法的文艺，却声称不懂得生育了他们的祖国的文艺。 我们连我们自身都不知道。何况想把我们的所知付诸实践，那就更困难了。写了《智慧和命运》的梅特林克对智慧和命运也是一无所知的。 最难的艺术是随随便便地送走了人生，但是“随随便便”的意思，并不是厚颜无耻的意思。 自由思想家的弱点就因为是自由思想家。他终究不能像狂信分子那样凶猛地去战斗。 宿命也许是后悔之子。——或者后悔也许是宿命之子。 他的幸福是由于他自己没有教养。同时这也是他的不幸——啊，多么无聊呀！ 最好的小说家是“通晓世故的诗人”。 一切语言都像钱币一样具有两面。例如“敏感的”这种语言的另一面就只能是“懦怯的”。 “我不信仰神。但信仰神经。” 傻瓜总认为他以外的人全都是傻瓜。 不论怎么说，“憎恶”也是处世的才能之一。 古人在神前忏悔。今人在社会面前忏悔。于是，除了傻瓜和坏蛋，不论什么人不作些忏悔，也许是不能够忍受人世之苦的。 但是，不论是谁的忏悔，能有多大的信用，自然又当别论。 果真能有“新生”吗？ 读了毕尔可夫①的托尔斯泰传，就能知道托尔斯泰的《我的忏悔》和《我的宗教》都是谎言。但是，没有比不断重复着这个谎言的托尔斯泰的心更悲惨的了。他的谎言比起他人的真实，却滴着更多的鲜血。 ① 毕尔可夫（1860-1934），列夫·托尔斯泰创办的杂志《仲裁者》的经办人。 斯特林堡的生涯的悲剧，是“走马观花”的悲剧。但是，托尔斯泰的生涯的悲剧，不幸的不是“走马观花”。所以后者比起前者以更大的悲剧而告终。 他无所不知。而他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毫无保留地——不，他和我们一样，也许多少有些打算的吧！ 斯特林堡说，他在《传说》里对死是不是痛苦的曾经进行过实验。但是，这种实验并不是游戏所能做得到的。他也是“一方面想死而又没有死”的一个人。 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己毕竟是把他自己理想化了。 使我们掌握起武器，常常是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且常常是对并不存在的架空的敌人的恐惧。 我们都以我们自身为羞耻，同时又恐惧它们。但是，谁也不坦率地讲出这一事实来。 恋爱是受到性欲的诗的表现的一种东西。至少不受诗的表现的性欲，是没有价值称为恋爱的。 他的确是老练的人。在能引起丑闻的时候，他是决不搞恋爱的。 所有的人共同的唯一的感情，就是对死的恐怖。在道德上自杀的人名誉不好，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对自杀进行辩护的蒙坦，是包含着几多真理的。不自杀的人并不是不自杀，而是因为不能自杀。 我想死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呀！ 那么你死一个看看！ 革命之上再革命吧！那么，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尝到合理的人世之苦。 迈兰德颇为正确地叙述了死的魅力。实际上我们只要是在某种机会下，受到死的魅力的感动，那就很难逃出这个圈子之外。不仅如此，就好像围着同心圆，一步步走向死。 ① “伊吕波”短歌，也作色叶歌，传说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僧人空海（774-835）所作，实际上是平安时代中期的作品。内容充满了佛教的过世思想。 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思想，也许都在《伊吕波》短歌里了。 遗传、境遇、偶然——掌管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三者。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好了。但是谈论其他，那是太冒昧了。 嘲笑他人的人，同时也是害怕被他人所嘲笑的人。 让我当苦工吧！否则给我言论自由吧！ 人性的、富有人性的东西，大体上说确实是动物性的。 他深信自己哪怕是能变成坏蛋，也决不能变成傻瓜。但是，过了些年一看，尽管没有变成坏蛋，却始终是一个傻瓜。 把复仇之神置于朱庇特之上的希腊人哟，你们是熟知了一切。 但是这也表现了我们人的进步是怎样的缓慢。 一个人的智慧比不上民族的智慧。假如稍微再简洁一些的话…… 他孝顺母亲。当然懂得用爱抚和接吻，使成为寡妇的母亲得到性的安慰。 他是恶魔主义的诗人。但是，在真实生活上，只越过一次安全地带，就不想再吃苦头了。 他为了细小的事情而决心自杀。但是，根据这种理由自杀，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握着手枪，傲岸地自言自语说：“拿破仑被跳蚤咬了，一定也会觉得痒的啊！” 他是最左翼的最左翼。因此也就瞧不起最左翼。 我们性格上的特点——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是不自觉超过了我们的自觉。 我们最感到自豪的只是我们不拥有的东西。实例：T擅长德语。但是，他桌子上经常放着的却是英语书。 不论什么人对破坏偶像是没有异议的。同时把自己当成偶像，也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不论什么人也不可能泰然地当上偶像。当然天命自当例外。 天国之民，首先应该没有胃囊和生殖器。 他比谁都单纯。 自我最嫌恶的征候，是在一切事物中寻找谎言。不，不只是这样。还要在寻找谎言中丝毫也不感到满足。 最胆怯的人一向显得最勇敢。 我们人的特征，是产生神所决不产生的过失。 没有比不受惩罚更痛苦的惩罚了。这种决不受惩罚，倘若受到神的保障，自当别论。 在道德或法律范围内的冒险行为——就是犯罪。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犯罪，都不能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我没有良心。我只有神经。 我每每认为别人死了好，而在别人之中甚至也包括了我的亲骨肉在内。 我每每这样想：我迷恋她时，她迷恋我；我讨嫌她时，她也讨嫌我就好了。 我过了三十岁以后，每逢要发生恋爱，就拼命地作抒情诗，不等深入即退却了。但是，这在道德上并不是我的进步，只是觉得在内心里要稍微打打算盘才好的缘故。 我和深深爱着的女人谈上一小时以上的话，也是会感到厌倦无聊的。 我常常说谎。但是，不论是行诸文字，还是用嘴说，谎言都极为拙劣。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是在不知道第三者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一事实时，常常不知怎的，突然对这个女人感到了厌恶。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有一个条件：要么和第三者素不相识，要么关系非常疏远才成。 我对为爱第三者而背着丈夫的女人，仍抑制不住对她的恋爱。但是，由于爱第三者而不顾孩子的女人，我却感到全身的憎恶。 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才能使我多愁善感。 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曾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位女性有一次对我说：“很对不起你的妻子。”我倒并不觉得怎么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但是，奇怪的是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我率直地这样想：也许我也对不起这个女人。我至今对这位女性仍然怀着温柔的感情。 我对金钱是冷淡的。当然是因为不愁吃。 我是孝敬双亲的，因为双亲都到了暮年。 我对两三位朋友就算是没讲过真心话，但也没有说过一次谎。因为他们也从不说谎。 即使是革命加革命，我们人的生活除“作为被选上的少数”，都是黯淡无望的。而‘作为被选上的少数’也只不过是‘傻瓜或坏蛋’的异名罢了。 莎士比亚、歌德、李太白、近松门左卫门都将消亡。可是艺术在民众中一定会留下种子。我在大正十二年①写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今我也没有动摇这种信念。 ① 大正十二年是1923年。 听听铁锤击打的有节奏的声音吧！只要是那节奏存在，艺术就将永不消亡。（年号改为昭和①的第一天） ① 1926年日本的年号改为昭和。 我是失败了。但是，创造我者必然还会创造他人。一棵树的枯萎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只要保存着无数种子的土地依然存在。（同上） 睡眠比死快乐，至少无疑是容易的。（年号改为昭和的第二天） 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年作 吕元明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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