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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鼹鼠就恶心的人（我就属于此类），若是看到几年前在一个小村子附近观察过的那只巨型鼹鼠，恐怕便会恶心得死去活来。这村子也曾因这只鼹鼠一度颇有名气，不过现在早已又遭遗忘，因而它仅能分享着整个现象的默默无闻。这一现象至今依然未得到解释，不过人们也没怎么花费精力去解释。那些本该关注此事的人实际上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他们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疏忽，这一现象未经详细调查即被遗忘了。村子远离铁路线绝不能成为托辞。有许多人出于好奇大老远地赶了来，甚至还有从国外来的，只有那些不该仅仅表示好奇的人没来过。是呀，若不是个别普普通通的人，若不是那些让平凡的日常劳作压得几乎连口闲气都没功夫喘的人，若不是他们无私地关心这件事，关于这一现象的消息恐怕连几里地也传不出去。必须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差一点给封起来的消息偏偏步履艰难，对它简直就是硬推硬搡，否则也传不开来。然而这绝对不应是对此事一无所为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本应进行调查研究。可人们却将有关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交给了那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在其本行中他虽然出类拔萃，但他能力有限，受教育不足，不可能提供一分具有永久价值的全面描述，更谈不上提出一种解释了。小册子印了出来，在来村里的观光者中卖出了不少，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好评，不过这位教师凭自己的聪慧足以看出，他那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个人努力毫无价值。可他丝毫没有松懈，就其特性来说此事的希望一年比一年渺茫，但他却把它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一方面证实这一现象所能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乡村教师身上，会蕴藏着怎样的毅力和对信念的忠诚。有份简短的补充材料证实，他曾因那些权威人士的拒绝态度吃了不少苦头，他把它附在自己的小册子后面，不过那是在若干年之后才附上的，也就是到了几乎谁也记不起小册子的内容时。在这份补充材料中，他或许不是用技巧，而是用令人信服的真诚抱怨说，在那些至少可望得到理解的人那里，他却找不到理解。关于这些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起话来像些老学究。”另外，老还引用了一位学者的名言，为了自己的事业他特地登门拜访了这位学者。这位学者姓名不详，但从各种琐碎小事中不难猜出他是何人。老教师费尽周折才获准进了这位几星期前就已预约了的学者的家门，可在寒暄时他已察觉到，对他的事业，这位学者囿于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之中。当老教师依照自己的小册子做着长长的介绍时，他是那样心不在焉地听着。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思考之后他解释说：“您那个地区的土嘛特别黑，特别肥沃。嗯，因此嘛它给鼹鼠提供了营养特别丰富的食物，它们才得以长得特别大。”“可也没有这么大！”教师提高嗓门说，由于气愤他略带夸张地在墙上比划了两米。“噢，会的。”学者回答说，显然整个这件事让他觉得很开心。教师就带着这样的答复回家了。他还讲述了那天晚上他妻子和六个孩子如何冒着雪在大路上等候他，他只得向他们承认，他的希望终于破灭了。 当我读到关于那位学者如何对待老教师的描述时，我还没看过教师那本小册子的正文。可我当即就做出决定，自己去搜集整理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既然我不能去教训那位学者，那至少我的文章该能保护这位教师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文章并不比一个正直但却无足轻重的人的愿望更能保护这位教师。我承认，后来我真后悔作出了这种决定，因为不久我就感觉到，若执行这一决定必然要使我陷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一来我的影响力远远不能为这位教师改变那位学者或者舆论的看法，二来那位教师肯定注意到，和维护他的名誉相比，我更关心他的主要意图和证实大鼹鼠现象，而且他觉得他的名誉是理所当然的，是用不着保护的。这到最后必然是我想与老教师同舟共济，但却得不到他的理解，可能我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却需要一位新帮手，而这位帮手的出现恐怕是难上加难。另外，做出这一决定使我担负起一项巨大的工作。若要说服别人，我就不能引证那位教师的东西，因为它们从未能说服别人。了解他那篇文章只能使我迷惑，因此在我自己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得尽量避免读它。是的，我从未和这位教师进行过联系，然而他却通过中间人知道我在调查，但他并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依照他的意思还是违背他的意思。是的，他似乎猜出是后者，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我有证据证实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因为我不得不将他已做过的所有调查再重复一次，因而他总能抢在我前面。不过这是对我的方法进行的唯一恰当的责备，另外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责备，可以通过小心谨慎和自己否定自己的结论淡化责备。我的文章没有受那位教师的任何影响，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显得极其难堪，似乎在我之前谁也没有调查过此事，似乎我是第一个听耳闻目睹者讲述的人，是第一个将这些材料编排起来的人，是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那位教师的文章有一个非常罗嗦的题目：《一只鼹鼠，其巨体为前人见所未见》，后来读它时我果然发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观点不一致，尽管我俩都认为已经证实了最重要的事，即那只鼹鼠的存在。这些个别的意见分歧一再妨碍着我与那位教师建立友好的关系，那种即使如此我仍在期待的关系。他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对我虽然一直谦虚恭敬，但我却能更清晰地观察出他的真实心境。他认为，我大大危害了他和他的事业，我能帮助他或也许能帮助他的看法充其量也只能算幼稚，也可能是狂妄或诡计。首先他多次指出，他以前的所有对手从未显露过敌意，或是仅仅在两人之间，或是仅仅在口头上显露过，而我却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批评立刻全部印出来。另外，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对手的确调查过这件事，尽管很肤浅，但在开口说话之前，他们至少都认真地听完他这位教师的意见，即此事的权威意见，而我却从零乱收集起来而且有些部分纯属谬误的材料中推出种种结论，尽管它们在主要方面正确无误，但也毫无可信之处，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如此。即使是显示出一点点不可信也是这里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这些指责尽管形式隐蔽，我毫不费劲就能回击它们，例如恰恰他的文章恐怕才是不可信的顶点，但对付他其它的疑心则不大容易了，这就是我为何从整体上说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他暗自认为，我存心败坏他的荣誉，他那作为那只鼹鼠的第一位正式代言人的荣誉。现在对他个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荣誉，真正存在的只是笑柄，而且是仅仅限于一个小圈子里的笑柄，我无心谋取的笑柄。另外在我那篇文章的导言中我明确声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理应被看作鼹鼠的发现者——不过他从来就不是发现者——仅仅是同情这位教师的遭遇才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此文的目的是”——我在结尾慷慨激昂地写到，不过这的确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帮助这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达此目的，我那暂时仅在表面上牵扯进此事的名字应立刻从中抹去。”凡是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事我都尽量不沾边，好像我通过某种方式已预感到这位教师会这样不近情理地指责我。尽管如此，他却偏偏在此处抓到了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话里，或者说在他含沙射影的话里，似乎也会有那么一点儿合理的东西，我已多次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的眼光在对付我时几乎比在他的文章中更为敏锐，因为他认为我的导言是虚伪的。倘若我的目的当真只是宣传他的文章，那我为何不只提他和他的文章，为何不指出它的长处和它的严密，为何不仅仅限于强调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让人们理解它，为何完全忽视他的文章却热中发现本身。难道发现还不是事实？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余事可做？可是若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这一发现，为何还要那么郑重其事地在导言中宣布绝不染指发现？这可能是虚伪的谦虚，但也令人气愤。我在贬低这一发现，仅仅是为了贬低它，我才想让人们注意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弃之不管。这件事大概已有所平息，现在又被我搞得沸沸扬扬，而且同时我又使这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对这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声誉到底有何意义！他所系念的是这项事业，只是这项事业。可我却在出卖这项事业，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若我的理解力在地上，它则在九天之上。 他仿佛就坐在我面前，用布满皱折的老脸对着我，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看法真的仅此而已。然而这根本不对，他并非只系念事业，甚至可以说他的虚荣心相当强，而且还想捞些钱，如果考虑到他的家庭人口众多，这倒不难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我对这项事业的兴趣比较小，所以他认为，装出一副毫无私心的样子是可以的，只是别撒大谎。我对自己说，此人这些指责说到底无非就是，他用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鼹鼠，任何想挨近它的人，哪怕只是想用指头挨近它的人，都被他称作出卖者，可这样也不足以使我的内心得到满足。事情并非如此，他的行为不能用贪心来解释，至少不能单用贪心来解释，倒是更宜用神经质来解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却一无所获在他内心引发的神经质。但即便这种神经质也解释不了一切。或许我对此事的兴趣确实过淡。对这位教师来说，别人毫无兴趣已属常事，对此他能从整体上承受，但具体到某一个则不能容忍。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关心此事的人，可此人也并不理解这项事业。我丝毫不想否认，我曾被迫这样做过。我不是动物学家，如果是我发现此事，可能我会打心底里激动万分，然而我并不是发现者。一只如此巨大的鼹鼠无疑是件引人注目的事，但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全世界总是关注它，何况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只鼹鼠的存在，至少还无法将它展示给人们。我也承认，即使自己是发现者，为只鼹鼠我恐怕绝不会像为这位教师这样心甘情愿付出心血。 假如我的文章获得成功，我和教师之间的分歧大概很快就会消除，可它偏偏就没有成功。也许是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是个买卖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远远超出了给我划定的圈子，超出的程度比那位教师还大，尽管在所有必须具备的知识方面我远远超出这位教师。这次失败虽可以另做解释，但失败得也许太不是时候。鼹鼠的发现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一方面逝去的时间还没使人将其忘得干干静静，因而我的文章也没让人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逝去的岁月还不够完全耗尽那点原本存在的兴趣。有些人非常为我的文章担心，他们用一种左右过几年前的那场讨论的悲观口气说，现在可能又要为那件无聊的事情瞎费功夫了。有些人甚至将我的文章与那位教师的混在一起。在一份重要的农业杂志上出现了下面这样的评论，幸亏它登在最后，而且印得很小：“关于大鼹鼠的这篇文章又寄给了我们。记得几年前它曾惹得大家痛痛快快地开了一次心。从那之后它并未变聪明，我们也没变愚蠢。我们不能再笑第二次。因此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除了追逐那些大鼹鼠，一个乡村教师是否再找不到更有益的事干了。”一次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看过第一篇，也没看过第二篇，匆匆忙忙偶然听到了两个可怜巴巴的词，大鼹鼠和乡村教师，那帮先生就觉得足以让他们代表公众的兴趣大出风头了。对此我本可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但与教师之间缺乏理解却使我不能这样做。我千方百计不让他看到这份杂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它，在他那封允诺圣诞节期间来看望我的信中，我已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评论道：“这个世界真糟糕，而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即属于这糟糕的世界，但我并不满足于我本身所具有的劣性，我也对这世界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为了诱出共同的劣性并帮助它获胜我才在工作。现在，种种必不可少的决定我已做出，我可以泰然自若地等待他，心地坦然地看着他到来，问好时甚至比平时更没礼貌。他默默地坐在我对面，小心翼翼地从他那独特的棉外套的口袋中抽出那本杂志，打开推到我面前。 “我看过了。”我说，一个字没看便又推了回去。 “您看过了。”他叹了口气说。重复别人回答，这是他当教师的老习惯。“当然我不会毫不反抗地容忍此事。”他接着说。他一边激动地用手指在杂志上敲着，一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与他的观点截然对立。他大概已预感到我想说什么。以往我可不相信从他的言语中比其它迹象更能觉察到，他对我的意图的直觉常常准确无误，但他却没有服从这种直觉，听凭自己被引向它处，当时对他说的话我几乎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因为谈过话不久我就做了笔记。 “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分道扬镳。我想，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不合适。杂志上登的这条消息并非我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它只是最终坚定了我的信心。真正的原因是，我本以为我的出现会有助于您，而我现在只能认为，我在各个方面都伤害了您。为什么成了这样，我也不知道，成功与失败的种种原因总有多种含义，别尽寻找那些不利于我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如果从整体上看，您有极好的意愿，但却遭受了失败。这些我并不是说着玩的，这也针对我自己，如果我说，就连与我的关系可惜也属于您的失败之列。我现在退出此事既非胆怯也非背叛。若非战胜自我甚至不会这样。我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多么尊重您个人，您在某一方面已成为我的老师，我甚至觉得连那只鼹鼠也似乎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退出，您是发现者。无论我想怎么做，总在阻碍您得到可能得到的荣誉，同时我还在招致失败，再将失败引向您。至少您是这样看的。够了，不说了。我能够接受的唯一惩罚就是我请求您原谅。如果您要求，我可以重复我在这里向您所做的表白，公开重复也行，比如说在这份杂志上。” 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它们并不完全坦城，不过从中很容易推断出坦诚。我的声明对他的影响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同。大多数老年人对年轻人都具有一些迷惑性和欺骗性，这是他们的本性。在他们身边，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都以为这是一种有保障的关系，他们了解各种主要看法，不时得到生活和谐的证明，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可一旦发生什么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而且早已准备好的宁静应当发挥作用时，这些老年人突然间令人刮目相看地挺身而起，他们的观点更深刻，更有影响，他们这时才亮出他们的旗帜，在那上面人们大吃一惊地看到了新的口号。之所以感到吃惊，首先是因为这些老人此时说出的话确实更合理，更有意义，似乎那些理所当然的事又升了一级，更加理所当然了。这种无可比拟的迷惑性就在于他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以前一直在说的，而且一般来说都是无法预料的。想必我对这位乡村教师已了解得很深，因此他现在并没令我感到特别吃惊。 “孩子，”他边说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亲切地搓着，“您怎么会想到参与这件事情？——我一听说，马上就和我老伴说起来。”他离开桌子，摊开双臂，望着地面，仿佛那下面站着小小的老伴，仿佛他在与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对她说，‘咱们一直孤身奋战，不过好像有个城里的上等人现在出来为我们说话了，一位城里的商人，名叫松德索。现在咱们可该大大高兴一场了，不对吗？一个城里的商人可非同小可。若是一个低贱的农夫相信我们并用言语表示出这种信任，那对我们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农夫做的事总是不体面的，无论是他说这位乡村老教师说得对，还是很不得体地吐几口唾沫，两者起的作用一模一样。如果站出来的农夫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那效果可能更加糟糕。而一个城里的商人就不大一样了，一个这样的人有着各种关系，即使他随便说点儿什么，也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传来传去，新的资助人将纷纷支持这项事业。比如有一个人说，即使是乡村教师也能向他学习嘛，第二天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低声议论起来，若按他们的观点来推断，人们大概绝不会料到他们会这样。这下这项事业的资金也就有了，一个人募集，其他人把钱交到他手里。大家说，那位乡村教师也该从村子里接出来。大家都来了，根本不在乎他的外表，把他围在中间，因为他割舍不下老伴和孩子，他们也给带上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他们总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如果让城里人站成一排，那就会从右唧喳到左，再又唧喳回来，传过来又传过去。他们就这样唧唧喳喳地把咱们扶进车里，咱们几乎没有时间对所有的人点点头。坐在车夫高座上的先生扶正他的夹鼻眼镜，挥舞起鞭子，我们上路了。所有的人都挥着手向村子告别，似乎我们还在那里，似乎咱们并没坐在他们中间。城里驶出几辆马车迎着我们奔来，上面坐着特别性急的人。当咱们驶近时，他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伸上脖子看我们。募款的那个人安排好了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当咱们驶进城时，车队已经成了长长的一溜，咱们本以为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可到旅店门前这才开始。只听一声呼唤，城里马上聚集起许许多多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关心什么事，马上就会有第二个。他们用气息相互抢夺对方的观点并据为己有。这些人并不是全都有车坐，他们在旅店前等着，另有一些人虽然能坐车，但由于自信他们没有坐。他们也等着。真是无法理解，募款的那个人是如何统揽全局的。’” 我静静听他讲着。是的，听他讲着我越来越平静。我将印着我那篇文章的小册子，只要是还在我手里的，全堆在桌子上。散落在外的只有极少数，因为前不久我写了一封连锁信，要求将我寄出的文章退还给我，大部分人都退了回来。另外，还有不少人很有礼貌地写信告诉我，他们实在回忆不起来曾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如果它的确曾寄到了，那么很遗憾，那肯定是丢了。即便是这样也无不妥之处，其实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将这篇文章作为珍稀之物保存起来，并许诺一定按照连锁信的意思，二十年内不拿给任何人看。这封连锁信乡村教师还没有看到。我真高兴他的话使我如此轻松，我真想把它拿给他看。不过在此之前我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因为这封连锁信我写得十分谨慎，并没有无视乡村教师的利益及其事业的利益。这封连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之所以要求退还文章并非因为我已经放弃在文章里所支持的观点，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有个别部分属于谬误或无法证实。我的请求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但十分紧迫。请勿从这一请求推断我对此事的观点。如愿意，请传下去。” 我暂时用双手遮住连锁信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您想指责我吗？您为何想指责我？我们可别因为分手而互相怨恨。您应当试着看清楚，虽然您有了一项发现，但这一发现大概并未超出任何其它的发现，因而您所遭受的委屈也不是最大的委屈。我不了解学术团体的章程，但我相信，即使在最友好的情况下也不会为您举行一个欢迎会，一个算得上欢迎会的欢迎会，就像您也许曾给您那可怜的老伴描述过的那样。如果说我对这篇文章的影响有所期待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也许它会使一位教授注意到我们这件事，也许他会委托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调查这件事，这位大学生来找您，以他的方式将您和我的调查再审核一遍，最后，如果他觉得这种结果还值得一提——这一点可以肯定，凡是年轻的大学生总是疑心重重——他便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您所写过的将在他的文章里得到科学的论证。然而，就算这一愿望实现了，收获也不算大。大学生的文章为一件如此奇特的事情辩解，也许会遭到嘲笑。从农业杂志的例子上您也看到了，这种事情多么容易发生，科学杂志在这一方面更是毫无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担负着许多责任，他们不可能立刻投身于每一项新发现。我们其他人在这方面就优于他们。但我不考虑这种优势，我现在想假设大学生的文章获得了成功。随后会怎样呢？也许您的名字会被恭恭敬敬地提到几次，这对您的处境可能会有好处，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有一双慧眼’，这份杂志如果记性好而且有良心，必然会向您公开道歉，随后也可能出现一位好心的教授，为您争取到一份奖学金，人们的确有可能会设法让您迁到城里，给您在城里的学校里找个位子，这样您就有机会使用市里提供的供您深造的科学资助金。但如果要我坦城相告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认为人们只是这样试一试而已。人们把您请到这里来，您也来了，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申请者，没有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和您谈话，承认您踏踏实实的努力，然而同时也看到您上了岁数，像这种年纪才开始搞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前途，您的发现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按照一定的计划，除了这个个别情况，您从未打算继续干下去。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或许会让您留在村子里。然而您的发现将不会被搁置起来，因为它一旦得到承认，就不会小到随时会被遗忘的程度。不过您再也不会了解到多少关于它的情况，而且您能了解到的您也几乎理解不了。每一项发现都将立刻纳入科学的整体之中；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已不再是项发现，它化入整体之中，它消失了，要想再辨认出它，必须具有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光。它立即就与各种原理联系起来，而这些原理我们均闻所未闻，在学术争论中它也依照这些原理被扯到了云中雾里。我们如何能理解这些呢？如果我们听一次学术讨论，我们以为是在讨论这一发现，可人家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到下一次我们以为谈的是别的事，不是这项发现，可人家说的恰恰是它。 “您听懂了吗？您若留在村子里，就可以用得到的那笔钱让您的家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但您的发现已经易手，您找不出任何理由进行反抗，因为只有在城里它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也许人们对您也不是没有感激之情，也许人们会在发现地建个小博物馆，它将成为村子的一处名胜，而您将成为钥匙的保管人，为了在表面荣誉方面也不要留下什么缺憾，人们将授予您一枚可以佩带在胸前的小奖章，就像科学院所的仆人们经常佩带的那种。这一切都有可能。但这些是您所想要的吗？” 他没有花费时间来回答，而是非常得体地反问道：“您是否打算为我办到这些呢？” “也许吧，”我说，“我那时做事太欠考虑，所以现在不能明确地回答您。我本想帮助您，但却失败了，甚至是我平生最大的失败。因此我现在想退出此事，并尽一切力量挽回此事。” “那好吧。”乡村教师说，他掏出他的烟斗，开始往里塞他哪个口袋里都有的散装烟丝。“您自愿关心这件出力不讨好的事，现在又自愿退出，这都完全正确！” “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说，“您觉得我的建议也许该受责备吧？” “不，一点儿都不。”乡村教师说，他的烟斗已经在喷烟了。我受不了这烟叶的味，因此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自谈过几次话后，我已经习惯了这位乡村教师坐在我对面一言不发，而且一旦进来，就不想出我的屋子。这让我时常感到十分奇怪。他还有什么事有求于我，我总是这么想，就拿出钱给他，他每次都接受。可哪一次都是到了他想走时他才离开。一般总是等到抽完他的烟斗，围着扶手椅转上几转，不慌不忙恭恭敬敬地把它移到桌边，拿起放在墙角的手杖，热烈地和我握握手，然后这才出门。可今天他默默坐在那里却叫我厌烦透了。一般来说，若向别人表示彻底分手，就像我做的那样，而且别人也称其为完全正确，那就尽快处理完必须共同了结的那点儿事情，可别让别人毫无目的地陪着你受那份相对无言的罪。只要从背后观察一下这位矮小结实的老头，你就会相信，要把他从这间屋子请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 （周新建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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