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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医院 副警务官坐着车离开后，丹尼尔向斯克莱辛格走去。他告诉那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到他们的车房等着，同时向穿哈加制服的人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那只回握的手又于又硬。 “斯克莱李格先生，我是沙拉维探长。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抄拉维？”这个男人的声音深沉沙哑，他的希伯来语发音很短促，能听出残留的德国口音。“你是也门人？” 丹尼尔点点头。 “我以前认识一个叫沙拉维的人，”斯克莱李格说，“是个又瘦又小的人——面包师莫什。在我们1948年丧失老城之前，他就住在老城里，后来他被留下，加入了修建从眼科医院到锡安山的电车线路。”他指着南边说，“我们每天晚上都把它搭建起来，在日出之前再把它拆掉。这样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就不会发觉我们在向战士们运送食物和药品。” “他是我叔叔。”丹尼尔说。 “啊，世界真小。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五年前去世了。” “死于什么？” “中风。” 屠场 “他死时多大年纪？有七十了吧？”斯克莱李格的脸由于急切而绷紧了。他那浓密的自眉毛直垂到亮晶晶的蓝眼睛上。 “七十九岁。” “七十九岁，”期克莱辛格重复了一遍，“他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一个小个子来说，他是个相当好的工人，而且从不抱怨。你出自一个很好的家族，沙拉维探长。” “谢谢你。”丹尼尔抽出他的记事本。斯克莱辛格的视线先是紧紧跟随着他的举动，然后停在了他的手背上，盯着那些伤疤。他是个很注意观察的人，丹尼尔想。 “给我讲讲你巡逻的事。”他说。 斯克莱辛格耸了耸肩：“有什么可讲的呢？我每天晚上在这条路上走五个来回，只能吓跑长耳大野兔。” “你穿哈加制服多久了？” “十四年了。第一年是在预备役部队中，其余十三年是在哈夫亚，路经总理的官邸。一年前我买下了法国山上一座塔楼中的一套公寓——离你们的总部很近——我老婆坚持要我找份离家近的工作。” “你巡逻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从午夜到日出，从周一到周六。从老哈达萨到本。阿达亚路口的五个来回。” “每天晚上走十五公里路。”丹尼尔说。 “如果你算上中间拐弯的话，就差不多二十公里了。” “路程可真不短呢，先生。” “对一个老家伙来说？” “对任何人而言。” 斯克莱辛格干笑了一声。 “民兵团的高级官员他也这么想。他们担心我会倒毙在路上，而那样他们就会被起诉。所以他们试图劝说我只做一半，但我说服了他们让我试着干一阵。”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三年过去了，我还活着。腿脚像铁打的，新陈代谢也很旺盛。” 丹尼尔赞赏地点点头，“每一个来回要花多长时间？”他问。 “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有两次我停下来抽了根烟，还有一次我小便了一下。” “还有其他打断你巡逻的事吗？” “没有了。”斯克莱辛格说，“我的时间观念很强，你可以以我为准调校你的表。” 也许吧，丹尼尔想。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个女孩的？” “五点四十七。” “非常精确。” “我看过表。”斯克莱车格说。但他看上去有点不安。 “有什么问题吗？” 老人向四周瞥了一眼，好像在找有没有偷听他们谈话的人。他摸了摸M—l的枪管，咬着他自己的胡子。 “如果你不太能肯定这么精确的时间，那么你估计一下也行。”丹尼尔说。 “不，不。五点四十七分，就是这么精确。” 丹尼尔记了下来。这一举动似乎增加了斯克莱辛格的不安。 “实际上，”他压低了声音说，“那是我打电话报警的时间，并不是我发现她的时间。” 丹尼尔抬起眼睛，“这两者之间隔了很长时间吗？” 斯克莱辛格不敢正视丹尼尔的眼睛。 “我……当我看见她时，我恶心得吐了。把我的晚饭全吐在灌木丛里了。”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先生。” 老人没有理会他的同情。 “问题在于我昏过去了一阵。我无法确定在我头脑清醒之前过去了多长时间。” “你觉得你昏过去的时间不止几分钟？” “是的。可我不能肯定。” “你最后—次经过发现她的地点是什么时候？” “是第四趟的前半部分。大约一小时之前。” “四点半？” “差不多。” “你那时什么也没见到？” “那儿什么都没有。”斯克莱车洛坚持地说，“我每次都仔细地检查这条溪谷，因为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是这样。”丹尼尔说着，又做了记录。“就你所知道的情况而言，她是在四点半到五点四十七分之间被放到这儿来的。” “绝对没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你听到或者看到什么汽车没有？” “没有。” “有骑驴或骑马的人吗？” “没有。” “有从校园里出来的人吗？” “校园已经锁上了——那个时候它毫无声响。” “有行人吗？” “一个都没有。在我发现它……她之前，我听见那边有点动静，沙漠那边。”他转身指着东边的山岭，“那声音急匆匆的．像树叶的悉嗦声。我想也许是蜥蜴吧，或者是啮齿类动物。我用手电照过好几次，可那儿什么都没有。” “这些发生在你发现她之前多久的时候？” “只有几分钟。然后我横穿过来，可是没有人。我可以向你担保。” 丹尼尔举起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望着这片荒野：高低错落的金色山丘，那上面，古老梯田的绿色和土地的铁锈色形成的条纹，突兀地延伸进了约旦大裂谷的底部；目光所及之处的尽头。那若隐若现的椭圆形就是死海了。一层铅色的楔形薄雾盘旋在水面上，地平线像溶在了雾里，无法辨认。 他示意几名穿制服的警察再搜查—次那片斜坡。 “那儿什么都没有。”斯克莱辛格又说了——遍，“他们准是从城边过来的。谢克亚拉或那条干涸的河床。” “他们是谁？” “那些阿拉伯人。这显然是他们干的坏事。”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她被分尸了，不是吧？阿拉伯人才喜欢用刀子。” “你说是一些阿拉伯人干的？”丹尼尔说，“不止一个？为什么你认为不止一个？” “这才合乎逻辑呀。”斯克莱辛格说，“他们的风格就是这样，暴徒的心理。合伙袭击—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然后再加以残害。在你所了解的时代之前的时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希伯伦，克发·埃特锡安，还有雅法门的暴乱。妇女和孩子像羊羔一样地被屠杀，而该死的英国人却只是袖手旁观，不加管柬。我记得有一次———1947年底——逮捕了我们的四个男孩子，把他们吊死在大马士革城门上。阿拉伯人把他们撕了个粉碎，简直像野狗一样，都没留下什么可理的东西。” 斯克莱辛格的脸变得像鹰一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胡须下面的嘴唇也变得薄而冷峻。 “你想解决这种事吗，年轻人？想敲响东耶路撤冷的门吗？” 丹尼尔合上记事本：“还有一件容，先生。” “什么？” “你说过你住在法国山上。” “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上去就到了。” “那么它离你的巡逻路线并不远，只需步行就可以了。” “是的。” “而且根据你自己的描述，你是个腿脚很好，善于步行的人。然而你却开着一辆汽车，并把它停在了斯德罗特·丘吉尔。”斯克莱辛格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我巡逻完以后，”他说，“我不打算立刻回家。我会开着车转一转。” “具体去什么地方。” “四处乱逛。有什么不妥吗，探长？”老人的嗓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刺耳。 “一点都没有。”丹尼尔说。可他心中却暗想：一个灰人。当他们发现卡迈拉·加地什时，她喘息着说出了这几个宇。从她血淋淋的唇间冒出了这四个几乎听不清的宇。然后，她失去了知觉，陷入昏迷之中，死掉了。 一个灰人。这点信息实在太少了，也许只是昏迷中说的胡话。但这是他们得到的最像证词的东西，既然如此，这几个字就显得极为重要。灰人，他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它。是个绰号，还是地下组织的某种密码？是凶手衣服的颜色？是他不健康的肤色？还是描述他的性格特征？ 还是描述他上了年纪？ 他看着斯克莱辛格，微笑着，以打消老人心中的疑虑。白头发，白胡须，天蓝色的眼睛，周围有一圈灰色的睫毛。白色，浅蓝色。在夜里，它们看上去没什么区别；都接近灰色。这似乎太疯狂了，几乎是胡言乱语，怎么能够认为一个老兵会干出这种事来？他自己不也曾向劳孚尔指出这件案子和其它五件的差异吗？但是谁知道呢？斯克莱辛格是在最后一桩灰人杀人案发生后不久开始在斯格柏斯巡逻的。十三年里他都在同一地区工作，然后突然换了地方。也许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吧，因为不明显，所以他还没有领悟到。他决定去查一查这个老人的背景。 “我曾经为这个城市打过仗，”斯克莱辛格试探着说，“也受过伤。你该觉得我应该受到比被当做嫌疑犯更好的待遇吧。” 丹尼尔很想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想法真的会这么明白地写在他脸上。他看看斯克莱辛格，认定这个老人是极其敏感的。 “没有人怀疑你做了什么，先生。”他安慰道，“我只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胡思乱想——是职业病。” 斯克莱辛格一脸怒容，问他是否可以走了。 “当然。谢谢你，占用了你不少时间。我会让警察们开车送你去你停车的地方。” “我自己能走过去。” “我知道你能，不过这是我们的规矩。” 老人咕哝着什么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之类的话，丹尼尔叫过来那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让其中一个陪老人走到警车旁，把另一个拉到一边。 “检查一下他的车，阿蒙。不用细看，就随意看看。告诉他卡宾枪必须放在行李箱中，然后你亲手把它放进去，同时查看一下他的行李箱。” “要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一定要表现得很随意——别让他察觉出你在干什么。” 警察看着斯克莱辛格渐渐远去的身影。 “他是嫌疑犯吗？” “我们只想进行彻底的调查。他住在法国山上。你们俩护送他到塔楼，然后用无线电再叫两个人去，让他俩带上金属探测仪。你们四个人从那儿爬下去，对沙漠边上的斜坡进行网状搜索。重点搜查离山岭的那一边最近的地区——半径两公里就足够了。找找有没有脚印，血迹，人类的废弃物，食品包装之类的。” “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 “对极了。不要泄露半点风声，上头要求完全保密。” 警察点点头，然后离开了。他对斯克莱辛格说了几句话，将他领到警车里。警车开走了，不久，技术人员的车也跟着开走了。运输车的司机们抢着担架和一只黑色的折叠塑料尸体袋消失在溪谷里，而后很快带着装了东西的尸体袋重新出现。他们将它放进那辆阿布·卡比尔车里，然后他们自己钻进去，“砰”地关上车门，车子加速驶去了。丹尼尔走到阿费身旁，和他一起除去了路障，将它们装进吉普车中。 “萨尔曼，有没有可能有人大清早从沙漠偷偷潜入这里？” “一切都很安静，”德鲁兹人谈淡地说，“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从伊索伊亚那边呢？” “平安无事。在大裂谷中我们岗哨有红外线扫描监控装置，汽艇上和吉普车上都有。我们发现的只有蛇和兔子。远远位于拉莫北部的小股贝都因人在夏季到来之前是不会来这儿的。” “那拉马拉人呢？” “有点局部的不安宁，但并未付诸行动。” “贝瑟勒汉区怎样？” “自从那个女孩的葬礼以后又增加了巡逻队的人数，没有发现可疑的举动。” 那个女孩。纳亚·萨伊德·穆萨，十四岁。在她去市场的路上，她卷入了一场武力交锋中，争斗的双方是一群抛掷石块的阿拉伯暴徒和两名十九岁的士兵，他俩开枪只是为了还击。击中她头部的一颗子弹使她一下子成了女英雄，希伯伦路两旁生长着的无花果树的树干上都贴上了配有她照片的宣传海报。墙壁上和大石头上都胡乱徐写着有关复仇的言语。葬礼几乎形成了一场暴乱，而后事态又平静了下来。 或许是他们干的？ 他想到了另一个死去的女孩，心头布满疑云。 还不到七点四十五，大学生们就已经开始向校园走去了，车辆的嘈杂声响彻了这条马路。丹尼尔穿过马路，朝着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走去。他曾经无数次地经过这个地方，但从来没有进去过。在调查灰人案件的那段时间里，加夫瑞利自己承担了调查这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任务。他是个好上司，只可惜太不小心了。 当丹尼尔逐渐接近医院的建筑群时，他很惊诧地发现它是这么不协调：高高地坐落在斯格柏斯山上，石砌大楼正面为粉红色，钟塔是方尖塔形的，滴水嘴裂着大口子，盖瓦的房顶坡度非常陡。总体上说，就像穿着过分花哨的维多利亚王太后露宿在了沙漠之中。 主楼前面是覆满了常春藤的拱形入口。最高点处的石灰岩中嵌着一块方形的灰色花岗岩，用英文刻着一段话：艾米利亚·凯瑟琳清教徒的收容所和医院，1898年8月15日由赫曼·布劳纳建立。上了釉的徽章就钉在下面，白底蓝字写着：联合国救济工作协会，由世界教会协会共同管理。上面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没有一点希伯来文。白玫瑰攀缘而上，花瓣的边缘有些焦黄，它们环绕着拱门两侧刻有凹槽的柱子。这个人口通着一个士灰色的大院子，院子中央有一株枝繁叶茂的檄揽树，它的历史和这栋建筑物一样悠久，花坛以这棵大树的树干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分布，里面种满了花：有郁金香，罂粟，鹫尾，更多的还是玫瑰。雕有花纹的高大喷泉立在一个角落里，无声无息，也不流水。它的大理石水池已被尘土盏满。 就在入口的里面，一名魁梧的中年阿拉伯看门人坐在一张不太结实的塑料椅子上，睡眼惺松，迷迷糊糊的，只因为他的手指在快速地捻着一串琉璃念珠，才能知道他醒着。这个人穿了一条灰色的工作裤和一件灰色的衬衣，他的腋窝下有新月形的黑色汗渍。椅子腿旁边的地上放着一杯冰镇的罗望子果汁，冰块已经化了一半。 丹尼尔的脚步声使那人睁开了眼，他的脸上一下了出现了各种表情：好奇，不信任，还有好梦被粗暴地赶走后的迷悯和迟钝。 丹尼尔用阿拉伯语和他打了个招呼，向他出示了警徽。看门人皱皱眉头，将他的庞大身躯挺直，手伸进口袋里找他的身份证。 “不必了，”丹尼尔说，”只告诉我你的姓名就可以了。” “姓海亚伯，叫齐亚。”看门人的眼睛避开了丹尼尔的视线，越过他的左肩向远处的某个地方望去。他肥厚的手在颜色和质感都像极了铁屑的小平头上挠了两下，脚也不耐烦地拍着地面，他的胡须是炭黑色的短须，下面的嘴唇又薄又苍白。丹尼尔注意到，他的手指上长了老茧，指甲的边上有污垢。 “你是耶路撤冷人吗？海亚伯先生？” “我是拉马拉人。”看门人带着地区优越感站直了身体，显出高傲的神气。从一个富裕城市来的穷人的狂妄自大，丹尼尔想。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海亚伯逆来顺受似地耸耸肩，仍然不去正视丹尼尔。“问吧，不过我对那事可什么都不知道。” “对什么事？” “你们警察的事呗。”海亚伯吸了一口气，开始用两只手一起摆弄那串念珠。 “今天早晨你是几点来上班的，海亚伯先生？” “六点半。” “你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上班吗？” “不是通常，而是一直都是。” “你从拉马拉来这儿走的是哪条路？” “哪条路也不走。” “你说什么？” “哪条路也不走。我就住在这儿。” “住在这所医院里？” “是的。” “这种安排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吗？” “我在拉马拉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家，”看门人自卫道，“有大花园、无花果树和葡萄藤，但是为了便于工作，医院提供给我一间房子。很可爱的房子，干净，新刷了油漆，家具一应俱全。” “这是所很可爱的医院，”丹尼尔说，“盖得不错。” “是的。”海亚伯严肃地说。 “你习惯几点醒来？” “六点。” “起床后你一般做些什么？” “洗澡，做晨祷，吃简单的早餐，然后直接到我的岗位上来。” “你已经在这所医院里住了多久了，海亚伯先生？” “十三个月。” “在那之前呢？” “在那之前我住在拉马拉，我告诉过你了。”他有点恼火。 “你在拉马拉也是做看门人吗？” “不。”海亚伯停了一下，摩挲着他的念珠，渗出的汗水使他的眉毛闪闪发亮，他用一只手把汗擦掉。 “在拉马拉，我是个……汽车工程师。” 丹尼尔在海亚伯的名字旁写了“机械工”的字样。 “是什么让你换了工作？” 海亚伯那满是横肉的脸因为生气而沉了下来，“雇我的那家加油站卖掉了，新老板把我的这份工作给了他的女婿。”他看着他的念珠，边咳嗽，边小声地用阿拉伯语骂了一句：“像条蛇一样。” 他又咳起来，舔了舔他的嘴唇，盯着那杯罗望子果汁，仿佛很想喝似的。 “请便吧。”丹尼尔指着那杯饮料说，看门人却摇了摇头。 “继续问你的问题吧。”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吗？” “出事了。”海亚伯努力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气说。 丹尼尔等着他桂下说，却没等来，于是便问：……你对于出的这件事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对警察的事一无所知。” “但是你知道出事了。” “我看见了路障和警车，我就猜想一定是出事了。”海亚伯闷闷不乐地说，“我什么都没去想。总是出事，总是要回答问题。” “在这所医院里？” “在任何地方。” 海亚伯的语调充满了敌意，丹尼尔读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自从你们犹太人上台以后，生活里除了麻烦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睡得好吗？海亚伯先生？” “我的梦境平和甜美，像玫瑰花一样。” “你昨晚的梦还是那么甜美吗？” “为什么不呢？” “你听到或看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什么都没有。” “没有不寻常的动静？声音呢？” “没有。” “你是怎么，”丹尼尔问，“想到来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的？” “离开工程师岗位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我是在由这家医院经营的一个诊所里得到治疗的。” “是什么样的病？” “头痛。” “那个诊所在什么地方？” “在比尔采特。” “说你怎么来这儿工作的。” 海亚伯皱皱眉：“那个诊所的医生建议我来这里做检查。我到这儿的那天，看见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启事，找人帮助做看门和维修方面的事。我打听了一下。所以当布尔德温先生发现了我的技术天赋质，他们就让我成了这儿的工作人员。” “运气真不错。” 海亚伯耸耸肩。 ”你的头痛病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真主保佑。” “好极了。告诉我，海亚伯先生，还有多少人住在这所医院里？” “我没数过。” 丹尼尔还没来得及追根究底，—辆闪闪发月发亮的黑色兰西亚·贝塔汽车驶到了入口处。这辆赛车先是喷出来一股气，引擎熄火的时候又颤了一下。司机座位旁边的门打开了，一个金发的高个子男人从车里钻出来。他穿着一件卡其布的猎装式夹克和一条棕色灯芯绒裤子。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红绿条纹相间的领带。他的年龄不太好确定，因为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看上去既像是三十多岁，也可能是四十多岁。宽肩窄臀，身材魁梧，胳膊很长，随意地乱晃着。他的浅色头发像除了蜡一样，又直又软，头顶上的头发稀少，几乎接近全秃；他的脸窄而黑，额头高而有雀斑；他的嘴唇有些干裂，鼻子挺拔，呈粉红色。反光的太阳镜掩盖了他的眼睛，他面对着丹尼尔，然后又转向海亚伯。“齐亚？”他说。 “是警察，布尔德温先生，”海亚伯用英语说，“他来问问题。” 这个男人又转回丹尼尔面前，略微笑了一下，又变得严肃起来：“我叫索雷尔·布尔德温，是医院的负责人。有什么麻烦吗，警官？” 他的口音是美国味的，那种缓慢而拖长的声调丹尼尔曾在西部片中听到过。 “是例行调查。”丹尼尔说着，主动把警徽递了过去。布尔德温接过它。 “出了件事。”海亚伯变得很大胆。 “喔？”布尔德温说，拾起他的太阳镜，仔细地查看他的警徽。他的眼睛很小，蓝色，布满了血丝。酒鬼的眼睛。“那么你是……一位侦探。” “是探长。” 布尔德温把警徽递了回去。 “以前一切与警方有关的事，我都一直只交与副警务官加夫瑞利办理。” 他这样摆明了和上司是哥儿们，是想让丹尼尔知道他高人一等。但是他却不知道加夫瑞利已经下台，这一行为本身就拆穿了他的谎言。丹尼尔对这种轻蔑的态度置之不理，开始认真地谈正事。 “布尔德温先生，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罪案——在路那头的溪谷里发现了最重要的证据。我想和你的工作人员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人见到了什么对调查有所帮助的事情。” 布尔德温又照原样戴好他的太阳镜。 “要是有人见到了什么，”他说，“他们会向我报告的，我向你担保。” “我相信他们会的。不过有时候人们的确看见了一些事——一些小事——却意识不到其重要性。” “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罪案？” “是重大案件。我不能再多说了。” “不能违反安全审查制度，对吧？” 丹尼尔笑了一下：“我能和你的工作人员谈一谈吗？” 布尔德温用一只手摸了摸他的下巴：“你知道……” “沙拉维。” “……沙拉维警官，我们是联合国救济工作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正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警务手续方面享有外交特权。” “当然，布尔德温先生。” “还要请你理解，不卷入当地政治事件中正是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想要做到的。” “这是一桩犯罪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 “在这座城市中，”布尔德温说，“我很抱歉地说，警方并没有把这二者区分得很好。”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丹尼尔。“不行，沙拉维警官，我真是很抱歉，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破坏我们的规矩。” 在丹尼尔听着美国人说话的同时，被杀女孩的形象闯进了他的意识之中，愤怒的情绪使他隐入了幻想之中：他，一个警察，抓着这个官僚的胳膊，把他带到溪谷旁边，站在边上，好好看看那桩兽行，把他的脸撤到尸体跟前，逼他吸进那股恶臭。让他去呼吸，去感觉。这是个犯罪事件还是个政治事件，你这个官僚？ “我同意，”他听见自己说，“这的确是不易分辨的区别，但我们正在逐渐提高鉴别能力。你当然还记得塔昆白下士一案吧？” “有点印象，”布尔德温转移了一下身体重心，好像很不舒服，“是在北边的什么地方，是吧？” “是的，在太巴利。塔昆白下士是派往南黎巴嫩的UNIFIL巡逻队斐济分队的一员。他曾有过一段精神病史，但是大家都没当回事。一个节假日的夜里，就在加利利海，他离开了他的同伴，闯进了一处公寓，强奸了两名老年妇女。有人听到了尖叫声，于是报了警。当他们想要抓获他时，塔昆白伤了一名警官，还——” “我真的看不出这有什么联系。” “——在近处杀死了另一名警官。尽管犯下了所有这些罪行，我们还是放他走了，布尔德温先生。对他不予起诉，让他回到了斐济。他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我们尊敬他是在联合国供职的人。我们能够将政治事件与犯罪事件区别开。当然还有其他人——像法国人格里毛德，他是个冲动型的小偷；芬兰人科科能，他经常喝醉后殴打妇女。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时候，他们正在处理有关另一个法国人的文件。这个人被抓住的时候正在从加沙河西岸的难民营里私运印度大麻制成的毒品。与其他人一样，池将不必经过审讯就被逐出国境，不会公开曝光。因此，你看，布尔德温先生，你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将继续保护联合国的好名声。我们的确能够分清这细小的差异。” 布尔德温回头望着海亚伯，看门人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交谈，还不时晃晃脑袋，颇像个檄揽球迷。美国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串车钥匙，抛给了他。 “把车停好，齐亚。” 虽然看门人明显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听从了吩咐。当兰西亚车开走以后，布尔德温对丹尼尔说：“在任何组织中，都会有几匹害群之马。那件事与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是利他主义者，优秀而坚定的人。”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布尔德温先生。” 美国人抠着鼻子，朝犯罪现场的方面看过去。一群乌鸦刚好从溪谷里飞起来。从医院后面的什么地方传来驴子的叫声。 “我可以通过正式渠道来了解情况，”丹尼尔说，“这无非是让调查稍稍往后拖延了一点——开开会、记记备忘录之类的事会费点时间，我们是个小国，布尔德温先生，消息传得飞快。某些事拖得越长，就越难以避开公众的注意。人们就会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多罪犯逃过了惩罚。你应该不想看到联合国的形象遭到不必要的破坏吧。” 布尔德温没有回答。于是丹尼尔又继续说：“也许我还没有说清楚。我的英语——” “你的英语很好。”布尔德温苦笑着说。 丹尼尔报之以一笑。“我有过一个很出色的老师。”他说，然后看了看表，又翻开他的记事本，开始写些什么。又过去了几分钟。“好吧，”布尔德温说，“不过咱们得快点。” 他转过身走了，丹尼尔跟着他穿过拱门，穿过安静的院子。一只撕蝎爬上了那棵老橡树的树干，随即消失不见了。丹尼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玫瑰的香气湿润着他的鼻腔，就像一滴清凉的甘露，滤去了清早的干燥空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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