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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姆·施姆茨不惹人注目地穿过所罗门·谢拉顿王饭店的大厅，从一群游客中间挤了过去，走下楼梯，经过日本餐馆，走进美国餐馆中。浅色的橡木家具、深绿色的家具装饰布和镜子般的墙面，塑料封面的菜单，装着假古董的玻璃盒子。很漂亮。那个女人喜欢美式食品。 和往常一样，他来早了，而他也正想等她。但她却已经到了，正坐在设有镶镜面的凹室里一个火车座中，读着菜单——虽然她很可能已经记住那些菜了——手边放着一杯咖啡。 她看见他，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很漂亮。 应该说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很漂亮的了。 虽然他明知道笑脸是刻意做出来的，他还是喜欢看她。比起为了让性罪犯程序一案运行而做两个小时的笔头工作来，和她见面要愉快得多。 一位女服务员主动帮他找座位。他告诉她自己要与那位夫人坐在一起，接着就向火车座走来。她过分热情地问候他，伸出一只骨骼很好看的手，说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 “太久了，”施姆茨说，“肯定有三、四个月了。”从上次联系至今有三个月，而从在艾拉特的那个晚上至今已经十个月了。” “确实如此。请坐，亲爱的。” 一名金发碧眼带美国北方口音的服务员走过来，递给他一本菜单，听他点了一杯加柠檬的热茶后便离开了。 “你气色不错。”施姆茨对她说。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完，倒也是他的本意。她把头发染成了接近栗色的深棕色，但不慎保留了几根灰白的发丝。她穿着剪裁合体的米黄色亚麻布西装，领子上的黄玉胸针更衬托出了她的棕色眼醇。她的化妆品使用得很有效果——使她的皱纹柔和了些，而不是试图去掩盖它们。 总而言之，她是第一流的优雅人物。她的身材棒极了，玲珑有致。他曾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故事：1950年她成了寡妇，开始在海外巡回演说，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在纽约呆了很长时间；她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发了大财；她卷入了艾赫曼大搜捕中；她利用她亲生的孩子作为掩护。没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胡说八道。现在辛·贝特拥有了她，她终于呆在了离家近的地方，虽然施姆茨还是不知道她的家到底在哪里。有一次他曾经去查过文件，试图找到她，想跟踪她到艾拉特去。可回答总是：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先生。 她微笑着，手交叠着放在面前，施姆茨却在想象她正在承担的那种职责：在领事馆的宴会上啃着鱼子酱烤面包的社交界女总管。安慰公园长椅上的老奶奶，喂她的孩子吃甜食，尿布也要抢占她钱包里九毫米宽的空间。富有的女游客下榻在饭店套间里，与某位来访的显贵所住的套间刚好相邻，用听诊器贴在墙上听，听到古怪的机器旋转的声音和“嗡嗡”声。她不必去做文字工作，也不必对垃圾箱进行监视。 艾拉特的那一夜应该算是一次侥幸，是执行完任务后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吧。 他环视着餐馆。房间对面坐着一群美国大学生，三女两男，很可能是希伯来大学的。晚上到城里来吃顿饭，免得去吃食堂的饭菜。九美元一个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 在远远的另一头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和两个小孩。丈夫留着胡子，戴眼镜，看上去像个教授；妻子个子不高，姜黄色的头发，是个真正的游客，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大约有六岁，另一个还要小一些，他们喝着牛奶，开怀大笑。他偶然听见几个谈话的片断，是美国口音的英语。他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的短裤和马球衬衣。也许他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你永远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 在其他方面，这个地方可说是死气沉沉——大多数旅游者都是笃信宗教的人，在大卫王路吃了安息日的斋饭，因为那里的装璜更为传统一些。 “没有太多公事。”他说。 “吃完饭再说。”女人说。 服务员端来了他的茶，问他们点好菜了没有。 她点了一份小牛排和带土豆条的炒鸡蛋——把这称为法式炸土豆——又点了咖啡。他中午在科哈维那里吃的什锦烧肉还没有消化掉，就只点了一筐蛋卷、冰淇淋和果冻。 他们吃饭时只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她要了苹果馅饼作为甜食。服务员把碟子收走以后，她把钱包放在桌上，取出一只粉盒，打开它，照了照粉盒里的镜子，抚平几丝并不乱的发丝。在她整理自己的时间，施姆茨注意到她的钱包是开着口的，这样他就看见了里面的录音机——是个日本产的微型机，声控，只有一盒烟那么大。高科技。她们那种人喜欢这个。 “我明天要上街购物，亲爱的。”她碰了碰他的手说。这个肌肤的接触唤起了许多回忆，柔软雪白的皮肤上盖着黑色的丝绸。 “你需要些什么吗？” 明知故问，他对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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