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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上午九点。热得要命。 德依什难民营散发着废水的酸臭味。那些房屋——如果你能够把它们叫作房屋的话——只不过是泥砌成的棚屋，开了几个孔作为窗户，徐了焦油的防雨纸搭在上面当房顶。房屋之间的泥沟就是路了。 粪坑，施姆茨心想。他跟着东方人和新来的克汉，一边挥开苍蝇和蚊子，一边朝营地的后面走去。那小流氓就任在那儿。 伊萨·阿卜杜拉提夫。 按东方人告诉他们的说法，西尔旺村的村民个个三缄其口，但达奥得使劲追问一个老寡妇，最终问出了菲特玛的长发男友的名字。她凑巧听到瑞斯马威一家谈到他的名字。是个下等人。她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在财产侵犯类的案卷中，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它属于由雇员或代理人进行盗窃的一类案件。他派克汉去找，可这孩子去了那么久，以致于他疑心他在厕所里淹死了或是开了小差。他去找克汉，正巧碰见他蹦蹦跳跳地上楼来，笑得嘴角咧到了耳朵边，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傻孩子。 案卷本身没什么重要内容。去年秋天阿卜杜拉提夫曾在塔皮约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挖沟，他走到哪儿，哪儿的工具就不见了。承包工程的人叫来了警察，一系列的调查发现这个小流氓一直在偷铁锹、镐和泥刀，然后卖给他和他姐姐、姐夫所佐的难民营里的居民。他被逮捕后，他把警察领到了营地后部的窝赃处，这个地洞里还藏着许多他偷来的工具。承包商很高兴收回了大多数生产用具，又伯审讯的种种麻烦，就没对他起诉。在牢房里呆了两天后，小流氓又回到了街上。 獐头鼠目的小流氓，施姆茨想，回想起了逮捕文件上的照片。十九岁，无疑他这一生一直都在偷东西。像这样的奸诈小人需要的不是四十八小时的牢狱生活，而是好好吃点苦头——把他的屁股打烂，这样以后干坏事时他就会三思而后行了。而且那也许他们就不必膛着满地驴粪蛋来这鬼地方找他了…… 除了一支九毫米手枪以外，他们三个人都带着尤兹枪。一辆军用卡车就停在难民营人口外面。他们全副武装地出现，要让那些小流氓知道到底是谁说了算。但他们还是在穿过这片污物的同时，不停地回头张望着。 他厌恶走进这种地方。不仅是厌恶贫穷和无助感，而是这一行为根本毫无意义。 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强烈的家庭观的那些话全是胡说。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 每年难民们都要给安曼的福利与劳工大臣写一次信。如果幸运的话，三个月后每户家庭会收到几个第纳尔的钱或是九公斤面粉。 但空想的社会改良者——私人机构——却随处可见，至少他们的办公室随处可见。 在贝瑟勒汉和东耶路撤冷比较好的街道上有他们安着空调的办事处。圣维克多协会，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路德教友会，“美国人在东方”，等等，所有这样的机构都有美国人的大笔金钱支撑着，还有联合国，在难民营周围带刺的铁丝网上，刷着它的白色大标记。“由联合国救济协会管理”。由它管理？什么意思？ 还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在非洲的银行、工厂、农场和机场构成了巨大的产业——他刚刚见到的一份报告估计其净值为一百亿。 所有这些钱，所有这些社会改良者，却让营地里的人仍然过得这么穷。那些钱都去哪儿了？联合国那个家伙的梅塞得斯车就停在难民营前面，这就是一部分回答——他们给他四千美元的津贴——可仅梅塞得斯车这一项就不止这么多。 大骗局——他倒很乐意去调查一下这种盗窃行为。 联合国派来的人是个长相难看的挪威人，脖子上挂着一块护身符，带着夹纸垫板和拴在一根链子上的笔，盯着在他身前聚集起来想得到某种优先权的六、七十人。他们三个走到近前时，他转而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才是坏蛋。尽管他对任何事都没有合法的管辖权，他还是对他们指手划脚了一番。但是丹尼尔说过别惹事，所以他们忍耐了一会，看着他填好表格，还厌烦地看了他们几眼，最后才告诉阿卜杜拉提夫的地址。同时排队的人们还不得不等着这个挪威人分发给他们一丁点食物。 仿佛必须由犹太人来解决阿拉伯人造成的问题——吃下别人都不愿去吃的东西似的。该死的政府陷了进去，玩起了慷慨的游戏——把难民们也算在了以色列的福利名册中，给他们房子，教育，医疗保健。从l967年起，他们那尚未成形的道德感大幅下滑，小流氓更多了。 就他所知道的面盲，难民营里的人似乎要么是懦夫，要么是懦夫的后代。他们逃离了雅法、洛德、海法和耶路撤冷，因为阿拉伯军队1948年用那些歇斯底里的广播节目吓破了他们的胆。 施姆茨那时是个十八岁的孩子，所以记得很清楚。广播里沙哑的嗓音叫器说，犹太人吃活孩子，割掉女人的乳尖，碾碎她们的骨头，喝她们的血。 那声音肯定地说，圣战已经开始了。一场圣战可以结束一切战争。说异教徒已经受到了攻击，会很快被赶进地中海里去。说你们不仅能重新要回你们的房子，还有权没收肮脏的犹太人积聚的一切财物。 数以千计的人们听了，而且信以为真，都跌跌撞撞地逃跑了。他们涌人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涌人约旦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于压弯了艾伦比桥。他们到那儿以后，建起难民营，把他们关了进去。 他们还在等，施姆茨看着一个干巴巴的老太婆，心想。她正坐在地上，拣着碗里的豆子。她的棚屋开着门，里面有一个同样干巴巴的老头，躺在一张床垫上，抽着水烟袋。该死的政治扯皮。 受过教育的人已经找到了工作，定居在世界各地。但那些穷人，身体上或智力上有缺陷的人还留在难民营里。活得像牲畜圈里的牲口——繁殖着和他们一样的后代。他们中有四十万还在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1957年以后还有三十万在以色列，单在加沙的就有二十三万。 挪威人给他们的地址在穿过难民营的半路上，一栋看上去仿佛正在融化的泥房子。 一例堆着空油桶，蜥蜴从上面爬过，追逐着某只虫子。 伊萨的姐夫马科索穿着一件油腻的白衬衣和粘着鼻涕的黑短裤，坐在门前的牌桌旁，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一起下棋。这肯定是长子，只有长子才有权和老人坐在一起消耗时光。 老人其实也不老。他面带倦容，脸色苍白，大约三十岁，有老鼠胡须一般的唇疵，细胳膊，大肚子。左小臂上有一条青灰色的疤，一副肮脏的模样。 他摇着骰子，看了看他们的尤兹枪，转过身，说：“他不在这儿。” “谁不在这儿？”施姆茨问。 “那只猪，寄生虫。” “那只猪有名字吗？” “阿卜杜拉提夫·伊萨。” 一只厚皮蜥蜴爬上房子的一侧，停下来，左顾右盼了一会，就爬得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找他的？”东方人问。 “还能找谁？”马科索移动了两枚棋子。那孩子拿起骰子。 “我们想进你家里看看。”施姆茨说。 “我没有家。” 总有反驳的话。 “这间房子。”施姆茨说，用他的声调告诉他，他没心思听他胡扯。 马科索抬头看看他，施姆茨也直视回去，踢着房子的侧面。 马科索咳出一日痰来，大喊：“艾莎！” 一个又矮又瘦的女人拉开门，手中还拿着一块洗碗毛巾。 “这些人是警察。他们要找你那猪弟弟。” “他不在。”女人害怕地说。 “他们要进来看看咱们的家。” 那孩子掷了两个六点。他移了三颗棋子到终点，然后从棋盘上取走一颗。 “啊，”马科索说，他从桌旁站起来，“放到一边去，托费克，你学得太快了。” 他的声音里有明显的危胁意味，那男孩畏惧地服从了，就像他妈妈一样。 “滚出去。”马科索说完，孩子就跑掉了。他把妻子推开，进了屋。侦探们跟在他后面。 和你所设想的完全一样，施姆茨想。两间小房间和一个厨房，又热又脏又难闻。地上有一个戴无檐帽的小孩，一只还没倒的尿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爬行的臭虫装点着墙壁。 妻子正忙着擦干一只碟子，马科索重重地坐在一块破垫子上，隐约看得出那以前曾是沙发的一部分。他的苍白显现出发黄的颜色。施姆茨怀疑这是光线的缘故，或是因为黄疽。这地方很有蔓延传染病的危险。 “你抽根烟吧。”他对东方人说，想驱赶这地方的怪味。大个子掏出一盒万宝路，递给马科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去，让侦探给他把烟点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们两人都喷出烟雾的时候，施姆茨问道。 马科索犹豫着，东方人似乎没兴趣等他回答。他站起来穿过房间，四处看看，摸摸，但很小心，不显出侵犯的意味。施姆茨注意到克汉有点茫然，不知该干什么好，一只手放在尤兹枪上。施姆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四、五天前。”马科索说。 女人攒足了勇气拾起头来。 “他在哪儿？”施姆茨问她。 “她什么也不知道。”马科索说着，瞟了她一眼，她又把头低了下去，就像是他伸手按下去的一样。 “他有离开家的习惯吗？” “猪还有什么习惯？” “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讨厌他？” 马科索冷酷地哈哈大笑，唾弃地说：“他像个女人。”这是阿拉伯人严重的侮辱词。说明阿卜杜拉提夫既不负责任，又惯于欺骗。“我养活他十五年，他只会给我惹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 “从他还是个小孩时起——玩火柴，差点把这儿全烧了。要不是及时救火，那岂不是个大损失？你们的政府五年前就许诺给我房子，可现在我还住在这个粪坑里。” “除了火柴以外，还有什么？” “我告诉过他小心火柴，想让他记住。小猪猡老是玩火柴，烧伤了我一个儿子的脸。” “还有什么？”施姆茨又问一遍。 “还有什么？他从十岁起就用刀子割老鼠和猫，看着它们死掉。把它们带回屋里看。她从来不拦着他。我发现了以后，痛痛快快揍了他一顿，他威胁要用那把刀对付我。” “那你怎么办？” “把刀子拿走，又打了他几下。他永远也记不住。蠢猪！” 他妻子强忍住一声抽泣。东方人停下脚步。施姆茨和克汉转过身，看见泪水在她脸上滚滚流下。 她丈夫迅速站起来，对着她叫嚷：“蠢女人！我说谎了吗？我说他是猪、是猪生的不对吗？我要是早知道你会带来什么血统什么嫁妆，我早就从咱们的婚礼上逃走，一路跑到麦加去了！”女人向后躲着，又垂下了头，去擦一只早就干了的碟子。马科索骂骂刚刚地坐回到沙发垫上。 “他用在动物身上的是什么刀？”东方人问。 “各种各样的都有。他能找到或是偷到任何刀——除了其他优良品质以外，他还是个贼。”马科索的眼神环视着这间破屋子。“你能看见我们这点财产，我们得节省多少钱才能养活他。我想管住联合国分给他的那份钱，可他总有办法藏起来——还要把我的偷走。都拿去玩了。” “玩什么？”施姆茨问。 “十五点，打牌，掷骰子。” “他在哪儿赌博？” “只要能赌的地方他都去。” “他进耶路撤冷城里去玩吗？” “耶路撤冷，希伯伦，都去。最低级的咖啡馆。” “他赢过吗？” 这个问题激怒了马科索。他摸起拳头，在空中挥动着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 “他总是输！寄生虫！你要是能找到他，就把他关在牢里吧——谁都知道你们怎么对待巴勒斯坦人。” “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施姆茨问。 马科索夸张地耸耸肩：“你们干嘛要找到他？” “你觉得呢？” “什么事都可能——他天生是个小偷。” “你见过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吗？” “不是女孩，是妓女们。有三次他把那种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得用医生给的什么东西洗个澡才放心。” 施姆茨让他看看菲特玛·瑞斯马威的照片。 “见过她吗？” “没见过。” “他吸毒吗？”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认为他去哪儿了？” 马科索又耸耸肩： “也许去了黎巴嫩，也许去了安曼，也许去了大马士革。” “他在这些地方有亲戚吗？” “没有。” “在其他地方有吗？” “没有。”马科索憎恶地看着他妻子，“他是这家烂人里最小的。父母死在安曼了，还有一个兄弟，在贝鲁特，但你们犹太人去年把他毙了。” 他妻子把脸埋在手里，整个人也想要藏到厨房的角落里去。 “伊萨去过黎巴嫩吗？”施姆茨问道——又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干嘛不问问？他的同事没发现任何政治性的内容，但调查的时间还很短，他还有其它消息来源要查。 “去干嘛？他是个小偷，又不是个战士。” 施姆茨笑了，走近一步，看着马科索的左小臂。 “他为你偷得了这块疤？” 马科索急忙遮住小臂。 “工伤。”他说。但他声调中的敌意没能掩盖住他眼中的恐惧。 “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他们开车回耶路撤冷的路上，东方人说。 车里的空调坏了，因此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他们超过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一个骑驴的人。路旁高大茂密的无花果树下，穿黑袍的女人们正在摘果子。地面呈现出刚出炉的面包一样的颜色。 “很方便嘛，嗯？”施姆茨说。 “你不喜欢？” “如果是真的，那就会喜欢。我们还是先找到那个混蛋再说贝巴。” “他姐夫，”克汉问，“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知无不言呢？”他在开车，车速很快，这种感觉给了他信心。 “为什么不呢？”施姆茨说。 “我们是他的敌人呀。” “好好想想，小伙子，”施姆茨说，“他其实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克汉加速转过一个弯，努力回想起这次面谈中的确切用词，不禁汗流滨背。 “没说出什么来。”他说。 “完全正确，”施姆茨说，“他大嚷大叫，等到触及实质问题——比如到哪儿去找那小子——他就不吭气了。”收音机发出静电干扰的杂音，他伸手把它关了。“最终结果是那混蛋出了胸中一口恶气，可我们什么也没得到。等我们回到总部以后，我得给他一张心理治疗的帐单。” 其他两个侦探大笑起来，克汉终于觉得自己像他们中间的一员了。东方人在后面的座位上伸开长腿，点了一根万宝路烟。他深吸一口，把手伸到窗外，让轻风把烟灰吹落。 “瑞斯马威兄弟的情况怎么样？”施姆茨问。 “有缺陷的那个一整夜没有出房，”东方人说，“他两个哥哥不好对付。我和达奥得在他们到家前盘问了他们，他们连眼都没眨一下。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厉害家伙。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告诉他们菲特玛死了的时候，他们都没眨一下眼。” “冷酷。”埃维。克汉说。 “感觉怎么样，”施姆茨问，“和那个阿拉伯人一起工作？” 东方人一边抽烟一边思考。 “达奥得？就像和其他人一样，我想。怎么问这个？” “只是问问。” “你得容忍点，纳哈姆，”东方人笑着说，“要乐于接受新鲜的经历。” “新鲜的经历？胡说八道，”施姆茨说，“那些老经历就够糟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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