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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格拉西安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另外，我个人还要踢你这头蠢驴！”正当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讲话的时候，他又以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讲：“如果你们有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办公室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给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上帝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乎掌轻轻地扰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萨姆·道森协助） 如果不是为了分担彼此的愁苦，那我们活着还有何意义？ ——乔治·艾略特 在本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我的家乡，成千上万的男人都走上街头去寻找工作。我的哥哥们就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一家人虽不至于挨饿，却也无法饱食三餐。 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小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长裤子被齐膝裁断，裁下来的裤腿被用作补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裤子上。上衣可以被重复改制。但是鞋——关于鞋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鞋是彻底地贴着地面穿的，它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损，只有在脚丫从皮革中拔出来的时候才被扔到了一边。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得到那双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两边都有裂口，松弛的鞋底前面张着口，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从一个旧车胎上剪下两根带子，用它把脚趾与鞋底绑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时，我有一个姐姐，她和她丈夫迁往西部并在科罗拉多州安顿了下来。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给我们寄来一些她的旧衣服，以帮助我们渡过困难。 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来的这类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围。箱子的角上塞着一双鞋。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那种样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鞋。母亲也不知道，开始努力地猜测。父亲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们都同我一样认为这双鞋是我姐姐穿旧了不再穿的。 母亲低头看到了我那从破鞋中伸出来的脚趾头，就俯身把鞋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后不要，环顾家里的人，我开始轻声地哭泣了起来。我的哥哥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嘲笑我或叫我爱哭的小孩，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在3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依旧是的人心痛。我母亲把我带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抱歉，但的确没有别的鞋能让我穿，而且冬天已经来临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但没说什么，我最喜爱的哥哥迈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这双鞋呈深褐色，鞋头很尖，跟部加高了。但穿起来感觉挺舒服。我泪眼蒙蒙地注视着鞋子，一个人轻轻地抽泣着。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学，我穿的非常慢，并把那双鞋放在最后。我感到我的眼泪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没让它流出来。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去学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后。在到达学校之前，我没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园时，蒂米·奥图尔正站在那里。他是我惟一的敌人，比我年长并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级。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姐姐的那双鞋，然后抓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叫嚷：“埃文穿着女孩鞋！埃文穿着女孩鞋！”我本应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壮实得多。他不让我走，一直闹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们围住了还不肯罢休。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但突然校长奥尔曼·韦伯走了过来。 “进来，”他喊，“最后一遍铃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摆脱了蒂米·奥图尔对我的折磨，跑进了教室。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下面，把脚缩到了凳子底下，但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继续烦扰着我，毫不停息。他每次来到我的桌子旁，总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并对我姐姐的鞋做一些愚蠢的嘲弄。 在接近课间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西部的影响。米勒小姐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先行者出发到达堪萨斯、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差不多正在这时，奥尔曼·韦伯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但他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倾听着。 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同所有的其他同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非常不喜欢奥尔曼·韦伯，他被想象成非常刻薄、脾气暴躁，还偏袒女孩。 他站在教室的门内。也许除米勒小姐之外，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奥尔曼·韦伯过去曾一度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大牧场上生活过。米勒小姐转过身，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令我们十分惊奇的是他竟然愿意。只是他没有向我们讲述那些通常意义上的事情，他开始谈论关于一个牛仔的生活以及印第安人，诸如此类的事。他甚至还唱了两首牛仔歌曲。就这样持续了有四十多分钟。 接近中午大约是该我们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奥尔曼·韦伯走到了我坐位旁的通道上，依旧讲着话。突然，他停在了我的桌子旁边，不再说话了。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意识到他正注视着我的桌子下面，盯着我姐姐的鞋看。当我把脚缩到凳子下面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感觉得到我的脸正在涨红。但就在我把脚比较舒适地放好之前，他低声地说：“牛仔鞋！” 我说：“先生？” 他又说了一遍：“牛仔鞋！”因为这时其他的孩子都在努力想弄清他正注视着什么并想听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又用一种欢快的声音大声说：“哎呀！埃文，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搞到这双牛仔鞋的。” 哦！很快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尽力拥挤到了他和我的周围。甚至连米勒小姐也不例外。而且每个人口里都说：“埃文摘到一双真正的牛仔鞋！”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不管怎样，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韦怕先生就对米勒小姐说这并没关系，假如埃文同意的话，就应该让孩子们好好地、真实地见识一下牛仔鞋。噢！每个人包括蒂米·奥图尔在内都排成队从我的桌子旁边经过，观看我的美丽的鞋子。我感觉自己简直成了巨人。但我母亲曾告诉我不能骄傲，故此，我只是安然地坐在原地，竭力克制住自己的自大心理。最后，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我几乎无法走出教室，因为每个人都想和我同行。接着，每个人又都想要试穿一下它，我指的是，我的牛仔鞋。毕竟！我说，我还得考虑一下。 那天下午，我问了韦伯先生，问他怎么看待让每个人都试我的牛仔鞋这一问题。他想了又想，最后，他说让男孩子们试穿一下是可以的，但当然不应该让女孩穿。毕竟，女孩从不穿牛仔鞋。有趣的是韦伯先生的想法同我的完全一致。 就这样，我让教室里所有的男孩都试穿了一下，甚至包括蒂米·奥图尔在内，虽然我是让他最后一个试穿的。并且，这双鞋对于他是最合脚的，连我都不如他穿上合适。他想让我写信给我姐姐看是否还能给他也搞到一双。可是，我没写信去问。我拥有在我们小镇上惟一的一双牛仔鞋，并且我确实喜欢它的那种款式。 （保罗·E·莫黑尼） 只有当你不得不聪明时，你才会聪明。 ——理查德·格雷维尔 只要我还活着，我是不会忘记在1991年当我第一次遇见阿尔文·C·汉斯时的那一幕。在少管所的课堂上，另外一位同学在向我们介绍他时并没有使用“阿尔文·C·汉斯”这个名字——甚至是公开的。他称呼阿尔文是“笨蛋”。立刻，我对阿尔文的这个绰号感觉听起来很刺耳。这位身材修长、说话柔和的人在同我握手对不愿正视我，不用说，“笨蛋”是个秃头，他两鬓的头发顺着肩膀披在了背上。虽然我只是注视着他的脸并尽量不往上面看，但我还是觉察到了在他秃头的上面刺有一个巨大的（并且很具威慑力的）图案（不错！他头上有刺青！）。那刺上去的图案是哈利·戴维森的刺青，它覆盖了他的整个头顶。 作为一名老师，我尽量使自己在紧张的时候保持镇静，并努力让第一天的课顺利完成。下课后，“笨蛋”随着人群往教室外走，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悄悄地塞给了我一张纸条。我当时想：“噢，不！他一定是要告诉我如果我不给他一个好成绩的话，我将会被他的其他‘哈利’同伙‘干掉’，或者别的类似的事。”过了一会儿，我找机会看了一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讲授（他总是叫我‘讲授’），早餐是很重要的，如果总不吃，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笨蛋，蒙泰·希培亚。” 过了几个月，笨蛋跟着我学完了一系列的6门课程。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很少说话。而且，他几乎每天都要递给我一张纸条，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格言、珍闻、轶事或者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明智的建议。我渴望能够收到这些纸条，而且如果他偶然没有给我时，我会有一点失望的感觉。时至今日，我依旧保留着这些小纸条。 笨蛋和我一见如故，不知怎么的，我知道每次我开口讲课，他一定能理解我，他总是静静地记录下所有我讲过的东西。我们被联系在了一起。 课程结束之后，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一个证书，笨蛋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功课，并且整个过程的所有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我愉快地授予了他证书。 在我授予他结业证书时，我们两人是单独在一起的。我和他握了握手，简单地对他说，有他在我的课堂上，的确很让人高兴，并就他的刻苦努力、良好的上课率以及认真的学习态度给予了表扬。他当时的回答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并时时对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用他那温和的声音说：“谢谢您，拉里，在我的生活中，您是第一位对我说我做的一切都对的老师。” 在我离去时，我感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到在笨蛋成长岁月的所有日子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他做的一切都对。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现在，我脱离了“守旧派”，我个人是在保守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坚信罪犯必须为他们的过错付出代价并有责任被拘留。我曾好几次问自己：“是否有可能，仅仅是可能，那就是笨蛋从未听到过‘你做的对’或‘做的好’，会对为什么他要在监狱中度过产生根本的影响呢？” 那一刻的经历深深地印在我心里的一个意念是：我确信我懂得了在某种积极的意义上，每一个学生都有做得正确的事情。 谢谢，笨蛋，告诉了我这个。同样，我有很多事做得也是正确的。 （拉里·特赫斯特） 生活中，一些人会成为我们的过眼云烟，来去匆匆；而另一些人则会驻足于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刻骨铭心。这就是生活的法则，我们无一例外。 ——佚名 一月的天，冷得无情。就在这种天气，一位新同学来到了我的专为学习能力低下的同学开设的五年级班，就是他，使我开始了自己人生旅途中刻骨铭心的一幕。第一眼见到鲍比，他浑身衣衫褴褛，尽管是冬天，破旧的衣服仍然捉襟见肘。一只鞋没了鞋带，随着他走路一上一下，拖拖拉拉。即使穿着一身很体面的衣服，他看起来也决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那种幽灵似的、呆滞、迷惑而不自信的样子是我从未见过、也不想看见的。 鲍比不只是看起来很奇怪，他的行为也是异乎寻常的。他在走廊的痰盂内小便，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大喊大叫，对唐老鸭很着迷，他也从不敢正视别人，哪怕是在上课时，他也会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有一次，他居然非常骄傲地向大家宣布体育老师让他在脸上涂上除臭剂，原因是他笑得很难看。 鲍比不仅日常行为异常，他的智力更是低得令人瞠目。已经11岁的他居然还不会读写，甚至连字母表上的字母他也写不出来。不用说，他在这个班里是最差的学生。 对于将鲍比安排在我的班级中，我一直耿耿于怀。我认真看过他的档案，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智商居然是正常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有如此古怪的行为呢？就这个问题，我与学校的顾问进行了谈话，他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鲍比的母亲，鲍比的行为和他母亲相比已经正常得多了。随后，我又更加仔细地查看了鲍比的档案，发现他在3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保育院内，之后回到母亲的身边。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至少每隔一年就会移居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管鲍比有多么古怪的行为，他仍然可以做我的学生，因为他的智商是正常的。 我不愿去面对与承认这一切，我为鲍比生活在我的班级中而感到愤怒与憎恨。我的教室已经拥挤不堪了，并且我已经有好几个使我心力交瘁的学生了。我从未尝试过去教一个智力如此低下的学生，甚至为他备课都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头几个星期，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是饥肠辘辘，还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办公室。那些天，每当我准备开车去学校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期待着看不见鲍比。我时常为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而感到自豪，而此时此刻我也为自己对鲍比的厌恶而感到内疚。 尽管鲍比几乎使我发疯，但我仍努力地拿出勇气去教他，就像对待我班级中所有人一样去对待他。在教室里，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将他作为玩弄、嘲讽的对象，然而，出了教室，同学们还是不断地伤害他。他们就像野兽那样，对同类中的弱者、伤病者绝不留情。 鲍比来校一个月后的一天，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衬衫被撕破了，鼻角流着血，不用说，就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他被同学们当作马跳。回到教室，鲍比坐在自己的课桌前，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打开书，强忍着眼中的泪去读，可是泪混杂着血，还是一滴滴地掉在了书页上。面对这颗幼小而倔强的心，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生拉硬扯，才将他拖到护士那儿。对于伤害他的同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我谴责他们应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因为鲍比与他们不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近乎于喊叫地对他们说，鲍比的古怪并不能成为被伤害的原因，相反，这更应当成为被大家关心和爱护的理由。也是在这个时候，鲍比才第一次认真听我说话，我发现自己也应当改变一下对鲍比的看法。 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对鲍比的态度，也是从这时起，我眼中的鲍比不再古怪，我所看见的只是一个极需关心与爱护的小男孩。我认为这才是对一个教师最好的检验。鲍比这种特别的需要，我必须尽我所能去满足他。 我开始为鲍比从基督教的救世军那儿买一些衣服，我知道同学们之所以取笑他，是因为他只有三件衬衫，我仔细挑选质量和款式都比较好的布料。这些新衣服使他兴奋极了，也提高了他的自尊，不管何时，当他担心挨打时，我总是伴他一起走进教室，课余时间我也会陪着他一起复习功课。 我欣喜地发现这些新衣服带给鲍比的变化。他开始与他人友好地交往，不再羞怯与沉默，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行为也不似从前的古怪，至少他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不敢正视别人了。我也不再对上班而恐惧了。每天早上，我都盼望能看见他走出门廊。当他不在的时候，我都会为他担心。我也注意到我对鲍比的态度改变后，我的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不再拿他当靶子，而是视他为他们中的一部分。 有一天，鲍比带给我一张纸条，说他两天后将离开这儿，看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几乎都碎了。我还没来得及送给他我想送给他的所有衣服。我非常难过地走进商店为他买了最后一套衣服，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分别礼物，当他看见衣服上的标签时，他说：“我这是第一次穿买来的新衣服。” 一些同学知道了鲍比要离开了这儿的消息后，都主张为他开一个欢送会，我当然举手赞成，但我想：“他们都得做功课，明天早晨的欢送会又怎么能组织成呢？”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做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为鲍比带来了蛋糕、彩带、气球和很多为鲍比准备的礼物，昔日的冤家今日都变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在鲍比在校的最后一天，他走进教室时，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满了书。他在整个欢送会上开心极了，事后，我问他这些书是做什么的，他说：“送给你，我有很多书，所以我想这些应该属于你，他们对你会有用的。”我相信鲍比在家一定是一无所有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一个只有三件衬衫的孩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书。 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于他生活过的地方的图书馆。我知道这些书其实真正不属于鲍比，但他把他所能给的都给了我，这是我在这一生中收到的最丰厚的礼物。然而，我除了送给他衣服，什么也没给过他。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问我能否做他的笔友。然后，手里拿着我的地址走出了办公室，留下了他的书和我们一起渡过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劳拉·D．诺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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