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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桑德斯做着起床后的例行事务，感到一丝安慰。他把电视机开得很响，想让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充满声音。他一边听电视新闻，一边快快地穿好衣服。6点30分时他开车进城，在班布里奇面包房前停下来买了块面包和一杯咖啡，然后便向渡口开去。 渡船驶离温斯洛码头时，他在靠近船尾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样在船驶近西雅图市区的时候，他就不用正面看着它了。他望着窗外的乌云出神。乌云低垂在海湾深色的水面上方。看来今天又要下雨。 “嘿，天气真糟糕。”一个女人说。 他抬头看到娇小玲珑的玛丽·安妮·亨特正两手叉腰，关切地看着他。玛丽·安妮也住在班布里奇，她丈夫是大学里的海洋生物学家。她同苏珊是好朋友，常在一起慢跑。不过桑德斯很少在渡船上碰到她，因为她通常走得很早。 “早上好，玛丽·安妮。” “我明白他们是怎么弄到这个的。”她说。 “弄到什么？”桑德斯问。 “你是说你还没有看到消息吗？天哪。你上报了，汤姆。”她把腋下夹着的报纸递给他。 “你在开玩笑吧。” “不，康妮·沃尔什又开始发难了。” 桑德斯看了一眼头版，没看到什么，便很快翻了过去。 “在都市版上，”玛丽·安妮告诉他，“第2版，评论栏上的第一栏。读完了它哭鼻子吧。我再去弄点咖啡。”说着她便走开了。 桑德斯把报纸翻到都市版。 一抒己见 康斯坦斯·沃尔什 工作中的小猪先生 父权制社会的力量再次显现了，这次是在本地一家高技术公司里——我权且称它为X公司。该公司任命了一个富有才华、十分能干的女人担任一个重要岗位的经理职务，然而公司里的许多男人正在使足了劲要把她赶走。 其中的一个——我们暂且称他为“小猪先生”——特别咽不下这口气，他不能容忍一个女人来当上级。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公司里积极展开一场恶毒的影射战，以阻止此项任命成为现实。遭到失败以后，小猪先生便声称他的新任上级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性骚扰，而且差不多强奸了他。与这项指控所包含的公然的敌意旗鼓相当的，只有指控本身的荒唐可笑。 一些读者可能会纳闷：女人怎么能强奸男人？答案自然是不可能的。强奸是一种强暴罪行，是只有男人才会犯的罪行。强奸发生的频率高得惊人，男人用强奸的方式让女人安分守己。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以及在我们之前的所有社会里的深刻真理。 女人就她们本身而言，根本不会压迫男人。在男人的手中，女人是无力的。声称女人强奸是荒唐的。可这并没有挡住小猪先生，他的兴趣只在于往他的新任上级身上泼脏水。他甚至正在对她提出正式的性骚扰控告！ 总之，小猪先生有父权制社会家长身上那些典型的恶习。就像读者或许会料到的那样，这些习惯在他的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来。小猪先生的太太是位杰出的律师，小猪先生却逼她放弃工作，在家里带小孩。小猪先生毕竟不想让太太到外面的职业世界里去，因为太太在那里会听到他同年轻女人的风流韵事以及有关他酗酒的传闻。他很可能估计到，对于这些，新来的女上级也不会表示赞同。新上级可能还不会允许他上班迟到，因为他经常如此。 于是，小猪先生就来了这狡猾的一招。眼看着又一个富有才华的职业女性的前途就要被不公正地葬送掉了。她能把X公司的猪猡们圈在猪圈里吗？请拭目以待。 “基督啊。”桑德斯叹息道。他把文章又看了一遍。 亨特端着两纸杯咖啡回来了。她把其中的一杯推到桑德斯面前，“这儿，看来你需要这个。” “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桑德斯问。 亨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看起来像是公司内部的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 “可那是谁呢？”桑德斯思忖着。如果此事能见报的话，那么一定是昨天下午三四点钟就泄露出去了。那时候公司里有谁哪怕是知道他在考虑性骚扰诉讼的事呢？ “我想象不出会是谁，”亨特说，“我去问问看。” “康斯坦斯·沃尔什是什么人？” “你从来没看过她的文章吗？她是《邮报》的固定专栏作者，”亨特说，“女权主义的观点，就是那一类的东西。”说着她摇了摇头。“苏珊怎么样？今天早晨我试着给她打电话，你们家里没人接。” “苏珊要离开几天，带着孩子。” 亨特缓缓地点了点头。“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我们觉得是这样。” “这事她知道吗？” “知道。” “你真的在提出性骚扰控告吗？” “对。” “天哪。” “是这样的。”他点点头说。 玛丽·安妮一言不发地同他一块坐了好久。她只是和他一块坐着。最后她说：“我认识你有好久了，我希望这事能有个好结果。” “我也这样希望。”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玛丽·安妮推了一下桌子，站起身来。 “回见，汤姆。” “回见，玛丽·安妮。” 他知道她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过去当公司里其他人受到性骚扰指控的时候，他就有过这种感觉。人与人之间突然就产生了距离，不管你认识这个人有多久了，也不管你们是否曾经是朋友。一旦你受到了这种指控，每个人都会躲开你，因为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你不能支持哪一方——即使那是你的朋友。 桑德斯目送着她走开。她身材苗条结实，穿着运动服，手里提着一只皮公文包。她身高几乎还不到5英尺，渡船上的男人们比她要高大得多。桑德斯记得，她曾经告诉苏珊，说她练跑步是因为怕被强奸。“我要跑过他们。”她说。对这点男人们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不理解这种恐惧。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只有男人们才会体验到的恐惧。他看着报纸上的那个专栏，心里的不安越来越深。文章中的关键词从里面跳出，向他扑过来。 咽不下这口气……恶毒的……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公然的敌意……强奸……男人才会犯的罪行……往他的新任上级身上泼脏水……同年轻女人的风流韵事……酗酒……上班迟到……被不公正地葬送掉……猪猡们圈在猪圈里。 这些描写不仅仅是不符合事实，不仅仅是让人不舒服。它们很危险。约翰·马斯特斯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曾在西雅图许多上年纪的人当中激起过阵阵余波。 马斯特斯有50岁，是米克罗西姆公司的销售经理。他为人持重，是个可敬的公民。他结婚25年了，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上大学，小女儿上初中。小女儿同学校有点麻烦，她的成绩下降了。于是父母就送她去看一个儿童精神病医生。那医生听了小女儿的叙述以后就说：你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到性虐待的儿童故事。你过去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咦，女孩说，我想没有的。 回想一下，精神病医生说。 开始女孩拒绝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精神病医生不停地催逼着她：回想一下，试着把它记起来。过了一会儿，女孩开始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可是现在她觉得什么事什么事是可能的了。爸爸可能做过什么错事情，在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 精神病医生把自己怀疑的事情告诉了马斯特斯的太太。夫妻俩一起和和睦睦地过了25年，可是现在两人间生起了气。太太到马斯特斯跟前去对他说：承认你做的好事吧。 马斯特斯像是碰到了晴天霹雳，简直无法相信。他否认一切事情。太太说：你在撒谎，我不想要你呆在这里了。她把他赶出了家门。 大女儿闻讯乘飞机从学校赶回家来。她说：发什么疯嘛？你知道爸爸没做什么事情。清醒一下吧。可是太太怒气冲冲，女儿也怒气冲冲。事情一旦开始，就再也刹不住了。 州里的法律要求精神病医生报告任何有性虐待嫌疑的病例，于是她把马斯特斯报告给州里。法律要求州里进行调查，来了个社会工作人员，同女儿、妻子和马斯特斯谈，后来又同医生、学校的保育员谈。没过多久，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指控的话传到了米克罗西姆公司。在结果出来以前，公司不让他上班，说他们不想被别人作负面的宣传。 马斯特斯看着他的生活在崩溃。小女儿同他不说话。太太同他不说话。他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经济上有问题。同事们躲着他。不管他转向谁，看到的都是一副指责的面孔。有人建议他去找律师。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开始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他的律师进行了调查；令人不安的细节出现了：那个提出指控的精神病医生在自己的病例中找出的性虐待案的百分比很高。她报告的案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州里开始怀疑其中有个人偏见的因素存在。可是州里没有任何办法；法律要求所有的案例都必须进行调查。被分派调查此案的那个社会工作人员以前曾因在追查证据不足的案子时表现过分热心而受到过处罚，并且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能力的人，可是由于通常的原因，州里无法解雇她。 这项指控从来也没有正式提出过，但最后马斯特斯被说成是在自己女儿上三年级时的那个夏天对她进行了性骚扰。马斯特斯回想之下有了个主意。他找出作废的旧支票，翻出了过去的工作日历。结果表明：那年整个夏天他女儿都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夏令营里。8月份她回到家里时，马斯特斯正在德国出差，开学以后他才从德国回来。 那年夏天他连见也没见到过他女儿。 马斯特斯的精神病医生觉得，他的女儿所回忆起的时间竟然是性虐待不可能发生的时间，这一情况很有意义。医生的结论是：女儿有一种被丢弃的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转换成性虐待的记忆。马斯特斯和妻子女儿当面对质。她们听完了证据，承认说她们一定是把时间搞错了，但依然固执地认为性虐待的确发生过。 不过，马斯特斯那年夏天工作日程安排的事实，使州里停止了此案的调查，米克罗西姆公司恢复了马斯特斯的工作。可是马斯特斯已经错过了一轮晋升的机会，而且一种模糊的偏见意识仍然笼罩着他。他的前途无可挽回地被断送了。太太始终不肯和解，最后起诉离婚。他再也没能看到过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在家庭双方的纷争中进退两难，随着时间的过去，见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马斯特斯一个人过日子，他挣扎着要重建自己的生活，碰到了一次几乎使他送命的心脏病发作。病好以后，他去看了几个朋友，不过现在他的脾气很坏，酒喝得很多，同他呆在一起没什么意思，所以朋友们都躲着他。他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我做了什么错事了？我本来该做什么？我怎么才能阻止这件事发生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没人知道。 因为他肯定没法阻止事情的发生。这年头里，不管男人被控告犯了什么罪，大家便都假定他是犯了这种罪。在这样的气候下，马斯特斯是没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 男人们自己有时也议论说，要同提出虚假指控的女人打官司，要就这些指控造成的损害追究刑事责任，但都只是说说而已。在说的同时，他们却全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现在有新规矩了，每个男人都知道这些规矩： 在街上不要对孩子微笑，除非你是同太太在一起。不要摸不认识的孩子。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单独呆在一起，哪怕是很短的一会儿。如果一个孩子请你进他或她的房间，不要去，除非有另外一个成人，最好是女的，也在场。在晚会上不要让小女孩坐在你腿上。如果她自己想坐上来，就轻轻把她推开。万一在什么场合看到赤身裸体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赶紧地把目光移开，最好是走掉。 为了谨慎起见，对你自己的孩子也要小心，因为一旦婚姻破裂，你太太可能会对你提出指控，那时就会有人从不利于你的角度来检视你往日的行为：“说起来，他真是个亲切的父亲——也许有点太亲切了。”或者：“他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时间真多，他老是呆在家里……” 这是一个由女人完全不知道的规则与处罚构成的世界。要是苏珊看到一个核子在马路上哭，她就把孩子抱起来。她会不假思索地自动这么做。桑德斯就怎么也不敢，在这年头里他是没胆量这么做的。 工作上当然也有新规矩。桑德斯知道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不愿与女人一道出差，在飞机上不愿和女同事坐在一起，不愿在酒吧里和一个女人喝杯酒，除非有第三者在场。过去桑德斯一直认为这样的谨慎未免有点过分，甚至有点偏执，可现在他就没有把握了。 渡船汽笛的鸣叫声把桑德斯从沉思中唤醒。他抬起头，看到了科尔曼码头上黑色的立桩。天上的云依旧是黑乌乌的，预示着要下雨。他站起身，系好了雨衣的腰带，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去调解中心的路上，桑德斯在办公室停了几分钟，以便拿上有关星光驱动器的背景资料，心想这些资料在上午的工作中也许用得着。他意外地看到约翰·康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和辛迪说话。这时的时间是早晨8点15分。 “啊，汤姆，”康利招呼道，“我正在设法安排见你一次。辛迪告诉我说你日程很紧，今天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不在办公室。” 桑德斯看看辛迪，辛迪的表情很紧张。“是这样，”他说，“起码上午不会在。” “我只需要几分钟时问。” 桑德斯摆一下手，让他进去。康利进去后，桑德斯便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正等着明天为我们总经理约翰·马登准备的情况介绍会，”康利说，“我估计到时候你也会发言的。” 桑德斯含糊地点点头。他没听到过有关情况介绍会的任何消息，明天似乎还远着呢。他很难集中起注意力去听康利讲的东西。 “不过他们自然会要求我们就议程上的一些项目表态的，”康利说，“我特别担心的是奥斯汀。” “奥斯汀？” “我是指出卖奥斯汀场地的事。” “明白了。”桑德斯道。这么说来是实有其事了。 “你知道，梅雷迪思·约翰逊很早就力主卖厂，”康利说，“在这场交易的早期酝酿阶段，她最早给我们提出的建议中就包括卖厂这一条。马登担心合并后的资金流动问题；这场交易会增加债务，他为如何给高技术开发提供资金的问题而发愁。约翰逊认为，我们可以卖掉奥斯汀来减轻债务负担。我觉得自己难以判断这样做的利弊，不知道你对此事是怎么看的？” “卖掉奥斯汀工厂的事吗？” “是的。现在看来，日立和摩托罗拉两家公司都表示了初步的兴趣，所以工厂可能很快就会给变卖掉。我想梅雷迪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她同你讨论过这件事吗？” “没有。”桑德斯道。 “她刚开始上任，可能很多方面都要照应，”康利边说边仔细地注视着桑德斯。“你觉得卖厂的举措如何？” 桑德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急迫的理由需要这样做。” “除了资金流动的问题以外，我想她的理由就是：手提电话制造业已经发展到饱和状态，”康利说道，“作为一门技术，它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在向商品阶段接近。高利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开始，能够有的只是销售额在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下逐步的增长。因此，电话不可能代表我们将来的主要财源。当然啦，还有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在美国从事制造这个问题。数字通讯公司的许多制造项目已经在海外进行了。” “这些都是事实，”桑德斯说，“可是都不相干。首先，虽然手提电话可能正趋向于达到市场饱和，但是无线通讯这个大的领域却还处在幼年时期。将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无线办公网络和区域间的无线连接。所以说，市场还在扩展，虽然电话不是这样。其次，我要说，无线通讯是我们公司未来利益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制造产品，并把它们卖出去。这一来就会逼着你同自己的客户基地保持联系，不断了解它们今后的兴趣。我是不会现在决定退出的。摩托罗拉和日立看出这儿有生意可做，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出？再其次，我想我们还有责任——也可以说是社会责任——让高薪技术工作留在美国国内。别的国家并不出口好的工作机会，我们干嘛要这样做？我们每一个有关在海外从事制造的决定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做出的。我个人希望我们能着手把这些海外工厂迁回到这里来，因为海外制造过程中有许多潜在的成本。不过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还有一条：我们这里虽然主要是个开发部门，负责研制新产品，但我们需要制造。如果说过去的20年时间给过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设计和制造是统一的过程。如果你让设计人员同制造人员分家，最终你得到的就是糟糕的设计，下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一样。” 桑德斯停顿了一下，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原来并没有打算说得这么重，但话到嘴边就脱口而出了。不过康利听了以后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么说来，你认为卖掉奥斯汀对开发部门有损害。” “这一点毫无疑问。说到底，制造也是一门学科。” 康利在座椅上挪动了一下身子。“你觉得梅雷迪思·约翰逊对这些问题会怎么看？” “我不知道。” “因为你瞧，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引出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康利道，“一个同经管人员的判断力有关系的问题。老实说，我已经听到了部门里对她的任命普遍有一些议论，主要是怀疑她对技术部门管理中的问题是否有足够好的把握。” 桑德斯双手一摊：“无可置评。” “我并不是要你说什么，”康利道，“我估计她有加文的支持。” “是的，她有。” “这对我们来说不错。不过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康利道，“公司兼并中的传统问题就是：实行兼并的公司并不真正懂得它们在买什么，它们往往杀鸡取蛋。它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但它们就会这样做。它们毁掉的正是它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担心康利-怀特公司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嗯哼。” “光是我俩之间说说啊，如果这个问题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了，你会持刚才的立场吗？” “同约翰逊唱对台戏吗？”桑德斯耸耸肩膀。“这不容易。”他寻思明天很可能自己已经不会在会上了，但这点不好对康利说。 “好吧，”康利伸出了手，“谢谢你的坦率，我很感谢。”他转身准备走了。“还有最后一件事，如果明天以前我们能处理一下星光驱动器的问题，那将会很有帮助的。” “我知道。”桑德斯回答说，“相信我，我们正在下功夫。” “很好。” 康利转身走了。辛迪走进来。“你今天好吗？” “很紧张。” “你需要我做什么？” “把有关星光驱动器的资料找出来，前天晚上我带到梅雷迪思那儿去的每份东西我都要一份副本。” “在你的办公桌上。” 桑德斯拿起一叠文件夹，最上面放着一盒小小的数据磁带。“这是什么？” “从星期一起你和阿瑟的可视图文联系记录。” 桑德耸耸肩膀，把它丢进公文包里。 辛迪说：“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他看看表。“我要来不及了。” “祝你运气好，汤姆。”辛迪说。 他说了声谢谢便离开了办公室。 桑德斯在清晨高峰时间川流不息的车流中驾着车。他意识到，同康利的谈话唯一使自己感到诧异的一点，就是这个年轻律师的头脑是多么的敏锐。至于梅雷迪思的行为，他是一点也不感到诧异的。多年以来，桑德斯一直在同她所代表的那种商学院心态做斗争。他看着这些商学院的毕业生们来的来、走的走，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的教育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缺陷。他们受到的训练使他们相信自己有本事管理任何事物。而实际上一般管理技巧与手段这样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有的最终只是同具体行业和具体工作人员相联系的具体问题。把一般性的手段运用于具体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你需要了解市场，你需要了解顾客，你需要了解制造部门的局限和你自己设计人员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唐·彻里和马克·卢伊恩需要同制造业保持一个环节的联系，梅雷迪思就看不到这一点。然而一次又一次，设计人员把一个东西的原型拿给桑德斯看时，桑德斯问他们的都是同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看上去很好，不过你能在生产线上制造它吗？你能在某一个价码下，快速可靠地把它做出来吗？有时候他们能，有时候就不能。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你就改变了整个机构的性质，而且不是向好的方面。 康利精明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也精明地注意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桑德斯不知道刚才见面时自己没有说出的东西，康利是否也听说了。他是否知道性骚扰诉讼的事？这事他当然也是可能知道的。 基督啊，梅雷迪思想卖掉奥斯汀。埃迪一直是对的。他考虑是不是要告诉他，但不太好办。不管怎么说，他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操心。他看到芒努松调解中心的指路牌，便向右拐进去。他扯了扯领带上的结，把车开进停车场上的一块空地。 芒努松调解中心坐落在西雅图城边一座俯瞰城区的小山上，由三座低矮的楼房组成。楼房分布在中央的一个院子周围，院里有一个喷泉水池，池中水花飞溅。整个环境的气氛是想让人感到和平与放松，可是桑德斯从停车场走出来，看到在那里来回踱步的弗尔南德斯时，却感到紧张。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她问道。 “是啊，看了。” “别为它不安，这是他们那边战术上十分糟糕的一着。”她说，“你知道康妮·沃尔什吗？” “不知道。” “她是条母狗，”弗尔南德斯尖刻地说，“非常让人讨厌，非常有本事。不过我期望墨菲法官在调解会上会采取强硬立场。我和菲尔·布莱克本商定的结果是这样：开始时我们先听你陈述星期一晚上的事件，然后再听约翰逊的说法。” “等一下，为什么我该先讲？我先讲对她有利，她可以听到——” “你是提出控告的人，所以有义务先陈述你的案情。我想这会对我们有利，”弗尔南德斯道，“这样一来，约翰逊就最后做证言，在吃午饭以前。”他们朝院子中间的那栋楼走去。“好，你只要记住两件事情：第一，永远要说实话，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说实话，哪怕你觉得对自己的案子不利，也要丝毫不差地照你所记得的情况说。行吗？” “行。” “第二，不要发怒。她的律师会试图激怒你，为你设陷阱。不要上当。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开始发怒了，就要求休会5分钟，同我商量。任何时候你想这么做的话都有权利这么做。我们可以走到外面冷静一下。不过不管做什么，都要保持冷静，桑德斯先生。” “行。” “好的。”她推开门。“现在我们去做吧。” 调解庭内壁装着护墙板，室内很宽敞。桑德斯看到一张光亮的木制会议桌，上面放着一只水罐、几个玻璃杯和一些记事本。墙角里有一张带柜的矮餐桌，上面有咖啡和一盘糕点。窗户开向一个带喷泉的罗马式小中庭。他能听到泉水发出轻微的“汩汩”声。 数字通讯公司的法律队伍已经到了，他们沿着会议桌的一侧一字儿排开，里面有菲尔·布莱克本、梅雷迪思·约翰逊、一个名叫本·赫勒的男律师，另外还有两个脸色铁青的女律师。每个女人面前的桌上都很威严地放着一叠厚厚的复印材料。 弗尔南德斯向梅雷迪思·约翰逊做了自我介绍，两个女人握了握手。随后本·赫勒也同桑德斯握了手。赫勒是个面色红润、身体粗壮的人，满头银发，嗓音很低沉。 他在西雅图和权贵们有交情，桑德斯看到他总是想起政客。赫勒为另外几位女士也做了介绍，不过桑德斯马上就忘掉了她们的名字。 梅雷迪思招呼道：“你好，汤姆。” “梅雷迪思。” 她打扮得是如此楚楚动人，使桑德斯大吃一惊。她身着蓝色西服，配奶油色的衬衫，戴着眼镜，头发向脑后梳着，看上去活像一个可爱而又用功的中学生。赫勒像是要使她安心似的拍了拍她的手，就好像同桑德斯说话对她是一场痛苦的考验一般。 桑德斯和弗尔南德斯在约翰逊和赫勒对面坐下来。大家都拿出了文件和笔记。随后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直到后来赫勒才问了弗尔南德斯一句：“金·鲍尔那事怎么样啦？” “我们很高兴。”弗尔南德斯答道。 “他们裁定了损害赔偿金的数额没有？” “下星期，本。” “你们要多少？” “两百万。” “两百万？” “性骚扰是严重的事情，本。损害赔偿金数额正在上涨。眼下一般都会判上一百多万，尤其是在公司态度那么恶劣的情况下。” 调解庭那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步履轻快，身体挺得笔直，身上穿着暗蓝色的西服，式样同梅雷迪思穿的那套没有多大分别。 “早上好，”她招呼道，“我是巴巴拉·墨菲。请叫我墨菲法官，或者墨菲女士。”她绕场一圈，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在桌子的上首坐下来。她打开公文包，取出了笔记。 “让我来给大家说说我们在这儿举行的调解会的临场规则。”墨菲法官说，“这不是法庭，因此我们的调解情况不会被记录在案。我鼓励每个人都保持文明礼貌的口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肆意地相互指责，也不是为了确定谁是谁非。我们的目的是要弄清双方争执的性质，并且决定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解决这种争执。 “我想提醒每一个人：双方所作的陈述都是极为严肃的，并且可能对各方都有法律后果。我敦促你们用保守机密的态度来对待每次调解会。特别要提请你们注意，不要同局外人或者新闻界讨论在这里说到的事情。我私下里已经冒昧地同《邮报》的编辑多纳迪奥先生谈了今天该报刊登的那篇由沃尔什女士撰写的文章。我提醒多纳迪奥先生：‘X公司’里的任何一方都只是代表自己的个人，而沃尔什女士却是报社的领薪雇员，因此《邮报》受到中伤罪起诉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多纳迪奥先生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把两肘放在桌上，向前探出身子。“那么好，双方已经商定由桑德斯先生先行发言，然后由赫勒先生对他进行质询。接着由约翰逊女士发言，由弗尔南德斯女士对她进行质询。为了节省时间，只有我一人有权在双方委托人作证言时提出问题，而且我将对双方律师所提的问题加以限制。我乐于接受一定程度的讨论，不过我请求大家合作，让我运用判断力，以便让调解进行下去。在我们开始以前，有谁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桑德斯先生，你不妨从你的角度对我们谈谈所发生的事情。” 桑德斯平静地说了半小时。他从见到布莱克本，从他那儿听到梅雷迪思将要新任副总经理的事开始说起，说到梅雷迪思作报告后自己同她的交谈，以及交谈中她提出两人为星光驱动器的事碰个头的建议。他详细地叙述了6点钟与梅雷迪思碰头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在这么讲述的时候，他明白了昨天弗尔南德斯为什么坚持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事情的经过。经过那个过程，现在说起事情来就流畅容易得多了；他发现自己可以不加迟疑地说到阴茎、阴道之类的字眼了。不过即便是这样，这样的叙述仍然是一场痛苦的经历。等说到离开办公室、看到外面的清洁女工时，他已感到精疲力竭。 接着他说到给太太的电话、次日清晨的早会、随后同布莱克本的晤谈，以及他做出的起诉的决定。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他结束了叙述。 墨菲法官说：“在继续下去以前，我有一些问题。桑德斯先生，你提到你们碰头时喝了酒。” “是的。” “你觉得自己喝了多少酒？” “不到一杯。” “约翰逊女士呢？你觉得她喝了多少酒？” “至少三杯。” “好的。”她做了一下笔记。“桑德斯先生，你同公司订有雇用合同吗？” “有的。” “对于合同上所载的关于对你进行调职或者解雇你的内容，你作何理解？” “他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解雇我。”桑德斯说，“关于调职，合同上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说的是：他们对我进行调职，等于就是解雇我——” “我理解你要说的话，”墨菲打断了他，“我问的是你的合同，桑德斯先生。布莱克本先生？” 布莱克本答道：“有关条款提到‘同级调职’的事。”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点有争议。好，我们继续。赫勒先生，请你向桑德斯先生提问题。” 本·赫勒把他的文件移来调去地摆弄了一阵，清清嗓子说：“桑德斯先生，你想休息一下吗？” “不，我很好。” “那么，好吧，桑德斯先生，你刚才提到，星期一早上布莱克本先生告诉你约翰逊女士将担任部门新负责人的时候，你感到意外。” “是的。” “你认为新负责人将由谁来担任呢？” “我不知道。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会轮到我来担任。”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只是这么设想。” “公司里有什么人，布莱克本先生或者任何别的人，曾经使你认为自己将会得到这个职位吗？” “没有。” “有任何书面材料暗示说你将得到这个职位吗？” “没有。” “这样看来，你在说你这么设想时，实际上是在根据你所看到的公司的总体情况下结论。” “是这样。” “而不是根据任何真实的证据？” “不是。” “好吧。还有，你说过：布莱克本先生在告诉你约翰逊女士将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还对你说，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重新选择部门的负责人。你告诉布莱克本先生说，你把此话理解为约翰逊女士有权解雇你？” “是的，这是他说的话。” “他有没有以任何具体的方式说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说到约翰逊女士可能这样做，还是不可能这样做？” “他说不可能这样做。”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布莱克本先生关于公司事务的判断可靠吗？” “一般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怎样，布莱克本先生确实说过约翰逊女士有权解雇你。” “是说过。” “约翰逊女士对你说过类似的话吗？” “没有。” “她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它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提议，其实现与否取决于你的表现，包括性方面的表现；这样的话她从来没有说过吗？” “没有。” “这样看来，你说你在和约翰逊女士碰头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危险，那并不是因为约翰逊女士实际上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不是，”桑德斯答道，“但从整个局势来看，实际上存在着这种危险。” “你感觉到从整个局势来看存在着这种危险。” “是的。” “就像在以前，你感觉到会轮到你提职——就是结果由约翰逊女士得到的那次提职——而实际上并没有轮到你的情况一样？”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是在说，”赫勒道，“感觉是主观的，它没有事实的分量。” “反对，”弗尔南德斯开口了，“雇员的感觉在下列情形下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即合理的期望——” “弗尔南德斯女士，”墨菲道，“赫勒先生并未对你当事人感觉的正当性提出异议。他所质疑的是那些感觉的确切性。” “可是那些感觉无疑是确切的，因为约翰逊女士是他的上级，她如果愿意的话，的确可以解雇他。” “这点没有争议，不过赫勒先生所问的是：桑德斯先生是否有产生不合理期望的倾向。在我看来这点与本案是完全有关的。” “可是法官大人，请恕我直言——” “弗尔南德斯女士，”墨菲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争议之处。我要请赫勒先生继续问下去。赫勒先生？” “谢谢法官大人。那么总结一下，桑德斯先生，虽然你感觉到自己的工作不太保险，但你从来都没有从约翰逊女士那儿得到过这种感觉？” “是的，没有。” “也没有从布莱克本先生那儿得到过？” “没有。” “实际上，也没有从任何别的人那儿得到过？” “没有。” “好吧。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别的事情。6点钟的那次碰头中怎么会有酒的？” “约翰逊女士说她要拿瓶酒。” “你没有请求她这么做吗？” “没有，是她主动要这么做的。” “你是怎么反应的？” “不知道，”桑德斯耸了耸肩膀。“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你高兴吗？” “我不觉得这样做好，也不觉得这样做不好。” “让我换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桑德斯先生。当你听到一个像约翰逊女士这样富有魅力的女人计划下班后同你一道喝一杯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想过些什么？” “我想最好还是去，因为她是我的上司。” “你想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 “你有没有向谁提到过，说你想同约翰逊女士在一个浪漫的环境里单独呆在一起？” 桑德斯诧异地向前倾出身子。“没有。” “这点你肯定吗？” “对。”桑德斯边回答边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想要问什么。” “约翰逊女士不是你从前的恋人吗？” “是的。” “你难道不想重温旧好吗？” “不，不想。我只希望我们能找到某种方式在一起共事。” “这很困难吗？我倒是觉得既然你们过去如此熟悉，那么在一起共事应该会很容易的。” “这个，并不是这样，这件事让人很尴尬。” “是吗？为什么？” “唔，事情就是这样。我实际上从来没有和她共过事，我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认识她的，所以我就是感到尴尬。” “你同约翰逊女士先前的关系是怎么结束的，桑德斯先生？” “我们就那么……逐渐疏远了。” “你们那时生活在一起吗？” “是的。我们的关系经过了正常的起伏，最后还是不好，所以我们分开了。” “没有敌意吗？” “没有。” “是谁离开谁的？” “我记得有点彼此彼此。” “是谁想到退出的？” “我想……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是我。” “这就是说，10年前在关系如何结束的问题上，你并没有感到尴尬或紧张。” “没有。” “然而现在你却觉得尴尬？” “当然，”桑德斯说，“因为我们过去有过的是一种关系，而现在要有的却是另外一种关系。” “你是指现在约翰逊女士将要成为你的上司吗？” “对。” “你对此不感到生气吗？对她的任命？” “我想有一点。” “只有一点吗？还是可能不止一点呢？” 弗尔南德斯探出身子准备抗议。墨菲飞快地瞪了她一眼，表示警告。弗尔南德斯用两只拳头抵住下巴，没说什么。 “我感到很多东西，”桑德斯答道，“我感到生气、失望、困惑不解、忧虑重重。” “就是说，虽然当时你心里很乱，但现在你对这一点还是很肯定，即，那天晚上，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没有想到要和约翰逊女士发生性关系？” “没有。” “心里从来也没想过这个？” “没有。” 出现了一阵冷场。赫勒摆弄了一会儿笔记，然后又抬起头来。“你结婚了，是吗，桑德斯先生？” “是的，我结婚了。” “那天你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太太，说你有一次比较晚的约见？” “打了。” “你告诉了她同谁约见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太太对我过去的恋爱关系有时会嫉妒。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她着急或者不安。”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告诉你太太同约翰逊女士有一次比较晚的约见，她就可能认为你要同旧日的情人鸳梦重温吗？” “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桑德斯道。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没有告诉她约翰逊女士的事情。” “没有。” “你告诉她什么了？” “我告诉她我有一个约见，要迟一点回家。” “迟多久？” “我告诉她可能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或者吃过晚饭。” “明白了。约翰逊女士向你提议过一块儿吃晚饭吗？” “没有。” “那就是说，你在给太太打电话时，自认为你同约翰逊女士的约见时间可能会很久？” “不，”桑德斯答道，“我并没有这么认为。但是我不太清楚约见会要多久。我太太不喜欢我先打电话说要晚一小时，然后又打电话说要两小时。这会让她恼火的。所以我干脆告诉她我可能要等到吃过晚饭后才回来，这样对她来说要好些。她就不会等我；如果我回来得早，那也很好。” “那么这就是你通常对待太太的策略。” “是的。” “这一次也没有什么特别。” “是没有。” “换句话说，你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太太撒谎，不告诉她办公室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因为根据你的看法，她不能接受事实。” “反对，”弗尔南德斯说，“这同本案有什么关系？”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桑德斯气愤地接着说道。 “怎么呢，桑德斯先生？” “你瞧，每一对婚姻关系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就是这样，它会使事情顺利一些，仅此而已。这里涉及到的是家里的时间安排，不是撒谎。” “可是那天晚上你没有告诉太太说你要见约翰逊女士，你不觉得这是撒谎吗？” “反对。”弗尔南德斯抗议道。 墨菲说：“我想问这些足够了，赫勒先生。” “法官大人，我在试图说明，桑德斯先生打算使他和约翰逊女士会面的快乐达到顶点，他的所有行为都与此一致。此外，我还试图说明：他惯常用蔑视的态度来对待妇女。” “你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你甚至连说明这一点的基础都没有能够确立，”墨菲说，“桑德斯先生已经对自己的理由作了解释，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我接受这些理由。你有相反的证据吗？” “没有，法官大人。” “很好。请记住：没有事实根据的、煽动性的描述无助于我们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共同努力。” “是的，法官大人。” “我想让在座的各位都清楚这一点：现在调解活动对于各方都可能构成潜在的损害——不仅调解的结果是这样，而且调解行为的本身也是如此。根据调解的结果如何而定，约翰逊女士和桑德斯先生今后可能会看到他们自己以某种身份在一起共事。我不允许现在的调解不必要地损害他们今后的这种关系。如果再出现任何无法证明为正当的指控，我将中止调解。对于我说的话有谁有问题吗？” 没有人提出问题。 “好的，赫勒先生呢？” 赫勒把屁股朝椅背方向坐了坐。“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法官大人。” “好吧，”墨菲法官宣布，“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以后听约翰逊女士的陈述。” “你做得不错，”弗尔南德斯说，“做得非常好。你的声音很有力，说话也清楚沉稳。你给墨菲留下了印象。你做得不错。”他们站在楼外面的院子里，靠着喷泉。桑德斯觉得自己就像个拳击手，正在两个回合的间歇时间里接受教练的仔细检查。“感觉怎么样？”弗尔南德斯问道，“累吗？” “有一点，不太厉害。” “想喝咖啡吗？” “不用，没事的。” “好的，因为艰难的一段马上就要来临了。在她作陈述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坚强。你不会喜欢她说的话，但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 “行。” 她用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你我顺便私下里说说：你们的关系究竟是怎么结束的？” “说实话，我记不清了。” 弗尔南德斯露出怀疑的神色。“可是这点很重要，当然……” “那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了，”桑德斯说，“我真觉得是恍若隔世。” 弗尔南德斯仍然面显疑色。 “你瞧，”桑德斯说，“现在是6月的第3个星期。10年前6月的第3个星期，你的爱情生活里在发生什么事情？你能告诉我吗？” 弗尔南德斯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那时你结婚了吗？”桑德斯提示道。 “没有。” “遇到你丈夫了吗？” “呃，我想想……没有……直到……我碰到我丈夫一定是在……大约一年以后。” “好，那么你记得在他之前你在和谁约会吗？” 弗尔南德斯默默无言地想着。 “能想起10年前的6月你和你情人之间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吗？” 她仍然默默无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桑德斯说道，“1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记得和梅雷迪斯的事情，可是最后几个星期记不清了，我们关系结束的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你能想起来些什么呢？” 他耸耸肩膀。“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相互间吼得也越来越多。我们还住在一起，但是不知怎么，我们开始把日程安排得彼此从来也碰不到一块儿。你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因为每次我们偶然碰到了一起，就要吵架。 “最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穿衣打扮、准备去赴一个宴会的时候大吵了一场。那是数字通讯公司的一个正式宴会。我记得我得穿小礼服。我把衬衫上的袖口链扣向她甩过去，后来就找不着了。我只好趴在地板上找。不过在开车到宴会去的路上，我们马上平静了许多，我们开始谈到分手，用的就是这种非常普通、非常理智的方式。话就这么说出来了，我们两个都是这样。谁也没有吼。我们终于明白了：分手是最好的做法。” 弗尔南德斯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就这些吗？” “是啊，”他耸耸肩，“除了那天我们最终没有赴成宴这一点。” 他脑海的深处有什么东西。汽车上的一对男女，去赴宴会。关于手提电话的什么东西，都穿着礼服，去赴宴会，他们打了个电话，—— 他想不起来。它悬在他的记忆里，但就差那么一点，想不起来。 女的用手提电话打了个电话，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汤姆？”弗尔南德斯摇摇他的肩膀说，“看来我们时间快到了，准备往回走吧？” “我准备好了。”他说。 在他们转身回调解庭的当口，赫勒走上前来。他向桑德斯馅笑了一下，便转向弗尔南德斯说：“弗尔南德斯律师，我不知道这会儿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和解的事情了。” “和解？”弗尔兰德斯故作惊讶地问，“为什么？” “这个——事情的进展对你的当事人不太好，再说——” “事情的进展对我的当事人很好——” “整个质询过程拖得越久，就越会使他感到尴尬和难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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