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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以后，我的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以前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足以证明我能够承担更加艰巨的工作，或者高层的人物决定让我增加一些工作分量，通过工作获取报酬。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个起草新闻发布稿的工作，然后又是一次，接着便是为文本系统指令写一份概述。 当我向斯图尔特交上第一份两页稿纸的新闻发布稿时，他没有做出任何评价。在第二份新闻发布稿中，我试图尽量减少广告式的表达方式，通过更加积极的、新闻报道式的风格加强了对产品的正面描述。这一次他又没有做出任何评价。 概述是一种很难写的文章。这篇文稿需要说明文本创立系统能够完成哪些工作，在不必掌握详细技术的情况下怎样进行操作等等。我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写完。写完以后我又复印了一份，交给了斯图尔特。他让我放在办公桌上。 一小时后，他打来了电话。 我拿起了话筒，“你好。软件处。我是鲍勃。琼斯。” “琼斯，有些东西我想让你加进文本创立系统概述之中。我在你交来的文稿上做出了标记，你拿去打印一下。” “好的。”我说。 “你打好后送来，我再检查一遍。在交给班克斯之前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没问题。我会……”我刚开始说。 咔啦一声，电话已经被他挂掉了。 我坐在座位上，听着电话机的声音。你这畜生，我想。我把话筒放进电话机座，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那份概述。真是莫名其妙。他居然用电话跟我说这种事情。这简直无法解释。他想要修改我写的东西，那就直接修改好了，他可以让我把修改稿再打一遍，为什么要花言巧语地打电话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只是找无法知道罢了。 德里克看着我，“当心你的屁眼儿。”他说。 我从这个老家伙的语气中一点也听不出来，他究竟是在恐吓我还是警告找。我想问问他，但是他显然已经把我忘在了一边，埋头在一张打印纸上乱写一气。 那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之后，转眼到了星期一，接着是星期二，然后又是一个星期三。我仍然没有收到斯图尔特、修改好的概述，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坐在桌旁。门是开着的，我看见他正在阅读一份《计算机世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框，他抬起了头。他一看见我便皱了皱眉头，“你有事吗？” 我神经质地清了清嗓子，“请问，哦，你看完我写的概述了吗？” 他注视着我，“什么？” “我上个星期写的那篇关于文本创立系统的概述。你说你会交给找的。你说需要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 “不对，我没有说过。” 我不安地改变了话题，“哦，我以为你说过在交给班克斯先生之前，必须经过你的批准。” “你到底想干什么？每完成一项任务之后都想听到我的表扬吗？我现在就告诉你，琼斯，我们这里不是这样做事。如果你认为我会允许你在这里没事找事、等待某种奖励的话，你已经得到了另外的评价。这里从来没有人仅仅因为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工作而得到过～只奖杯的。” “事情不是这样。”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心神不宁。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能如此彻底地否认了他交代给我的事情，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起，”我嘟哝着，“我一定是误解了你的意思。我想我该回办公室了。” “你的确该回去了。” 这不可能是我的想象，当我离开时我听到他格格地笑出了声。 我回去后，看到一张霍普放在我桌上的留言条，是用她那个私人记事本上的粉色纸写的。我拿起纸条，读着上面的留言：“今天是斯泰西的生日。请在生日贺卡上签名，并转交给德里克。午餐见！”留言条上有一张生日贺卡，封面是一群手舞足蹈的丛林动物卡通。贺卡的落款写着：“全体同人敬贺！” 我打开贺卡，看到了签名。除了斯泰西之外，所有的程序员都签了名，有霍普、弗吉尼亚和路易斯。每个签名下面都有一句简短的问候。我一点儿也不认识斯泰西，但我还是拿出笔，写下了“祝你生日快乐！”几个字，并签上了我的名字。 我把贺卡递给德里克，“午餐几点开始？”我问道。 他从我手里接过贺卡，“什么午餐？” “我想是斯泰西的生日聚会。”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我，签过名之后，便把贺卡装进了信封里。他无视我的存在，拿着贺卡大步流行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想对他说点儿什么，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不懂得体谅人的蠢货，但是跟以往一样，我什么也没有说。 10分钟之后，我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话筒。是班克斯。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自从第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因此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可能被解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估计班克斯和斯图尔特最终达成了一种默契，对我被解雇一事做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 我在等候电梯时心情很紧张。尽管我不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也不想失去它。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金属门上面的光电数字，手心满是汗水。假如班克斯没有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就好了。 我想，假如我被解雇的话，我宁愿他们用书信的方式通知我。我当面应酬和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始终很差。 电梯门打开了，一位身穿鲜亮印花裙的中年女人从电梯中走出来之后，我立刻走了进去，按亮了五楼的按钮。 班克斯正坐在那把巨大的皮椅上等候我的到来，我过去时他既没有向我问好，也没有站起来，只是示意我在椅子上就座。 我想在裤子上擦一擦手心的汗水，但是他的目光正在直视着我，那样做太明显了。 班克斯挺直了腰杆，“罗恩跟你谈过有关地质库商务软件的事情吗？” 我眨了眨眼睛，呆呆地看着他，“哦……没有。”我说。 “那是一种地质库系统，我们打算将它开发到城市、乡村以及地方政府。你了解地质库系统是什么东西吗？” 我摇了摇头，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想跟我说什么。 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地质库是地质科学数据库的简称。 它可以使用户……“ 可是我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会失去这份工作了。我正在接受～项重要的任务，要为新的计算机系统写一本用户指令。我不再需要对过时的说明书进行改头换面的工作，而是完整地写出一本用户手册。 我不会被解雇了。我得到重用了。 班克斯停住了谈话，看着我，“你不想记录一下吗？” 我看着他，“我没有带记事本。”我承认了。 “我这儿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从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本黄色公文纸，递给了我。 我从兜里掏出笔来，开始做记录。 一小时后，当我回到办公室时已经门点半钟了。德里克已经离开了。我把我做的记录和班克斯交给我的材料放在办公桌上，去了霍普的工作站。她也走了。 程序员们全都不在了。 弗吉尼亚和路易斯也离开了。 他们都去了斯泰西的生日聚会。 我像往常那样一直等到12点一刻，直到大楼里所有的人都离开之后，开车去了麦当劳餐馆。我让他们把饭送到车上，开车去了附近的街区公园，在那儿吃完了午餐。他们没有等我一起走，这伤害了我的感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气。我并没有期望得到太多，但是他们确实让我在贺卡上签了名，霍普给我的留言条上还写着“午餐见”几个字。我猜想我不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受欢迎的人物。我取掉奶酪包里的泡菜，看着车窗外一对对少男少女在草坪上拥抱接吻，一边吃奶酪包一边欣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我开车回到了公司，心情越发沮丧了。 他们因为聚餐而推迟工作半小时。正当我从一个办公桌到另一个办公桌，逐个分发内部电话本时，弗吉尼亚和路易斯从我身旁经过，往速记中心方向走去。她们走得很慢，双手放在显然由于吃得过多而鼓胀的胃部。 “我吃多了。”路易斯说。 弗吉尼亚点了点头，“我也是。” “怎么样？”我问得太直截了当了。我想让她们因为没有等我而感到羞愧。 弗吉尼亚看着我，“你说什么？” “聚餐怎么样？” “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好奇罢了。” “你不也在那里吗？” “不，我没有。” 路易斯皱了皱眉，“可是你明明去了呀。我还跟你说过话呢。我还告诉你我的女儿遇到了一场灾难。” 我眨了眨眼睛，“我真的没有去。我一直都在这里。” “你肯定吗？” 我点点头。我当然肯定。我知道我在哪儿吃的午餐，我也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不过我仍然感到一阵阵发冷，觉得很不舒服。我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一定是我的幽灵替我参加了聚餐，结果她们错以为是我去了。 “哦，”路易斯摇摇头说，“这太离谱了。现在我不敢发誓说你去了。” 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 开始我还没有注意到它的范围，因为公司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它是一个非私人性质的办公处所，即使是朋友之间，除了在走廊上简短地互道一声“嗨！”之外，没有多少机会在一起谈话。 但是人们的举止使我感到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试着忘掉这个想法，尽可能不让它影响我的情绪。可是它却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我。每一个工作日，在办公室里跟德里克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次穿过大厅，每当消磨休息时间和午餐时间，都会令我想起它。 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似乎有些过度自我专注的倾向。我的意思是说，第三世界国家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于一些现代科学完全能够治愈的疾病，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无家可归、饥肠辘辘，我却在这儿为自己和同事们之间的不和谐关系而愁眉不展。 可是每一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现实问题。 在我的现实中，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我考虑过跟简谈一谈。我的确想跟她谈，甚至连怎样谈都计划好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现。 星期五下午四点，霍普照例用她习惯的方式为我们发薪。 当她把信封递给我时，我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打开信封，取出了那张支票。 钱数比平常少了60元。 我看着支票上的印刷体数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转身看着德里克，“你的支票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他耸了耸肩，“不知道，还没看。” “请你看一眼好吗？” “这不关你的事。”他告诉我说。 “好极了。”我站起身，拿着我的支票，穿过走廊去了斯图尔特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他坐在桌旁读着一份计算机杂志。 我在门框上敲了一下，他没有抬头。我走了进去。 他对我皱皱眉，“你来这儿干吗？” “我有一个问题，”我说，“我需要跟你谈谈。” “是什么样的问题？” 有一把椅子是空着的，但是他并没有招呼我坐下，所以我仍然站着，“找的支票上少了60元。” “我不知道这件事。”斯图尔特说。 “我知道。不过你是我的上司。”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应该对你一生中遇到的一切事情负责吗？” “不，我只是想……” “不要想。我对你那个不足挂齿的支票问题一无所知，而且实话对你说，琼斯，我对此事一点儿也不关心。”他又拿起了杂志，开始阅读，“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去找财务处好了。”我低下头又看了一眼支票，注意到在票根位置有一些我原先没有看到的东西。我清了清嗓子，“在时间一栏中写着，我上个星期只工作了4天。” “瞧，这下你该明白了。这就是你的薪水被减少的原因。问题总算解决了。” “可是我确实工作了5天。” 他放下了手里的报纸，“你能证明吗？” “证明？你亲眼看到我来了5天。星期一我帮你完成了IBM备忘录，并将有关新型键盘的一页内容重新打印了一遍；星期二你和班克斯先生都跟我谈了地质商务软件的工作；星期三和星期四我将地质商务软件的处理功能拉了一个清单；星期五我把完成的工作交给了你，并开始着手半月汇总系统的升级换代工作。” “别指望我每一分钟都注意着部门中每个人的表现。实话对你说，琼斯，财务部门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如果他们说你上个星期工作了4天，我只能相信他们的说法。” 他的目光又回到他的杂志上。 我盯着他。这是一个奥威尔式的由于严酷统治而失去了人性的噩梦，一个真实生活中的第22条军现（即无法逾越的障碍和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不敢相信它正在发生着。我迫使自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许多年来，我已经对这种类型的理论产生了免疫力。我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挫折教会了我要适应自己身处的现代社会。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仍然感到懊恼万分。 斯图尔特继续对我视而不见，哗啦哗啦地翻动着杂志。 他在暗自发笑。我真想一步跨到他的桌旁，用大嘴巴扇他的脸，直到打肿那张男孩儿般漂亮的脸蛋儿为止。 我没有揍他，而是转身离开了他，直接向电梯走去。财务部在3楼，紧挨着人事部，当我从3楼走廊里穿过时，我看见莉莎坐在柜台后面。我没有理睬她，直接往会议室相反方向的主厅走去。 我只抱着一半儿希望，眼出纳、会计，以及财务部主任分别谈了话。他们要我找到斯图尔特，让他在我的工作记录修改说明上签字，主任为这一错误向我道了歉，向我保证在星期一为我补发那张支票的差额部分。 我感谢了他，之后便离开了。 回家后，我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简。但是我无法将我的愤怒情绪、我在斯图尔特脸上看到的那种无可奈何、对我不信任的神情以及他对整个体系完全信任的态度完全传递给她，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使她理解我的感受，最后我终于因为她对我不表示理解而失去了耐心。我们两人各自怒气冲冲地去睡觉了。 我不知道我的工作为什么会对我和简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的确已经产生了。我发现自已经常无端地表现出失礼的态度，毫无来由地对她发火。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她没有掉进这个低劣的、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陷阱之中，而我却被陷进去了。 这太愚蠢，太不公道了——她仍然要上学，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工作，她当然不能与我风雨同舟，苦乐共享。因此我也理所当然地会把怒火发地到她身上。我感到这样做心中有愧。在我找不到工作而经常发火的那几个月里，她总是对我表示理解，从来没有对我施加过压力，只是不断地说一些支持我的话。我对她做了这些事以后，感觉糟糕透了。 这使我更加迁怒于她。 毫无疑问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刚找到工作的时候曾经给父母去过电话，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通过电话。尽管简一个劲儿地要我去，我却不断地拖延时间。妈妈对我很支持，爸爸对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也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们都没有显出激动的声音，这使我有点儿尴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希望我毕业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显然要比现在这个好一些，不过如果现在跟他们讨论工作问题，比起刚得到工作时会更使我感到难堪。 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们的家并不是那种最亲密和睦的大家庭。 简和我也不像过去那样亲密了。不久前我们还共同拥有大学生特有的小小空间，我们的空闲时间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总是在一起度过。现在却不同了，现在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和谐，我从8点工作到5点，直到下班回家，这一天的活儿才算干完。我读报、看电视、放松自己。她星期二和星期四去夜校上课，9点以后才能回家，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做作业或者为日托中心的孩子们备课。 她的周末要么在图书馆度过，要么把自己理在卧室成堆的书籍里面。 我的周末是自由的，但是我仍然不习惯这一点。说句实话，我一个人的时候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在大学时代，我或者去教室上课，或者去打零工，没有课的时候就跟简一起做作业。现在我有两天无事可做，却使我闲得发慌，不知该干点儿什么好。 我们的房间里只有有限的事情可以让我做，有限的电视节目供我观看，却有大量的时间使我可以阅读。每一种事情很快便使我感到厌倦了，我意识到这些闲暇时光的宝贵价值。有时我跟简在周末去食品杂货店购物，有时去看一场日场电影，但是更多的是她做作业。我一个人打发时间。 在一个星期六，我独自来到了布雷亚市场。我在音乐精品店里转悠，后来买了一些录音带，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只是因为无所事事。我在“西克利农庄”店门口停住脚步，刚刚要了一些免费样品，就看见克雷格。米勒从一家电子商店走了出来。 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震。从毕业前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克雷格了，我匆匆向他走去，一边走～边对他招手和微笑。他显然没有看见我，继续往前走。 “克雷格！”我喊道。 他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看了看我。他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似的，然后他回敬了我一个微笑，“嗨，好久不见。” 他伸出手来，我们握了握，尽管看上去好像是在例行公事。 “你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 “还在上学。我正在读政治学的硕士学位。” 我笑了起来，“还去‘敏感区’吗？” 他脸红了。这令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有见克雷格为任何事情感到过难为情，“你在那里见过我吗？” “是你带我去那里的，难道你不记得了？” “哦，对了。” 沉默了一刻，找不知道说什么好，显然克雷格跟我完全一样。我们感到很尴尬。这真是太奇怪了。他天生一张能侃会说的大贫嘴，只要他在，从来都不会有冷场的时候。 “哦，”他把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上，“我该走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我回去太晚的话，珍妮会杀了我。” “珍妮怎么样了？” “哦，还好，还好。” 他点点头。我点点头。他看了看表，“哦，嗨，我最好是现在就走。能再见到你真高兴，喔——”他看着我，立即意识到他所犯的错误。 我盯着他的目光，我看出来了。 他没有认出我。 他不知道我是谁。 我感到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我感到我被……出卖了。我观察他怎样努力地回忆着我的名字。 “鲍勃。”我轻轻说。 “对，鲍勃。对不起。我忽然忘记了。”他摇摇头，想以一笑了之，“我大概得了早老性痴呆症。” 我轻轻看了他一眼。忘记了？我们曾经一起摸爬滚打了两年多。他是我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时最亲密的朋友。我有一两个月没有见他了，但是你他妈的总不至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老伙计忘个一干二净吧？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他为什么一直很尴尬，还对我那么拘谨。他不知道我是谁，想随便跟我聊聊天来蒙混过关。 我想他现在应该弥补一下刚才的过失。他认出我了。他想起我是谁了。我猜想他现在应该无拘无束、毫无顾忌了；不再那样费劲儿，那样敬而远之了，我们该重新开始大侃特侃了。可是他又看了一次表，冷漠地说，“对不起，我真的该走了。很高兴见到你。”之后便走了，冲我飞快而冷淡地挥了挥手，迅速钻进了人群中，离我远去了。 当他逐渐消失以后，我还在目瞪口呆地望着。活见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往左边看了看。电子商店的橱窗里放着一台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一条我所熟悉的啤酒广告。一群走出大学校园的好朋友们拿着啤酒和炸薯片，正在电视机周围观看一场周末下午的橄榄球赛。男孩儿们都是那样英俊潇洒。 性情温和，他们在一起互相拍拍肩膀，敲敲后背，显得格外悠闲舒适。 我的大学时代可不是这样度过的。 那些男孩儿们坐在电视机周围大笑的场景谈出，被一杯满得溢出来的啤酒代替了，随之溢出的是啤酒公司的牌子。 我在大学时代可没有这样一大群好朋友，可以整日一起厮混。我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克雷格和简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周末下午从来不是跟一大伙人一起看着橄榄球赛度过的，我总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学习。我一直盯着电视机，已经开始播放另一则广告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的这4年过得多么孤独。那些近镜头的媒体形象和持久的友谊对我来说只不过意味着“形象”罢了。他们真实的一面永远不会表现在媒体上。我从来没有用了解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的方式了解我的大学同学。大学时代是一种更加冷酷。 更加非人格化的体验。 我回忆起我的大学课程，突然意识到我在完成全部学业的过程中，跟我的任何一位指导教师没有过任何私人交往。我当然了解他们，但是这跟我了解电视角色没有任何区别，这种了解仅仅来自观察，而非互相交际。我怀疑这些教师是否还认得出我。他们各自认识我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即便这一个学期的认识也仅限于点名册上的一个号码。我从来没有问过问题，从来不在课后留在教室里请求教师强化辅导，永远坐在教室的中间位置。我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个性特征的无名之辈。 原打算在市场里多转一会儿，看几个别的商店，但是这会儿我已经不想再呆下去了。我想回家了。我突然感觉到，没有个性特征、不留名姓、不被人注意、不为人相认地独个儿在这些商店里闲逛的感觉简直太奇怪了。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想跟简在一起。她可能还在忙她的学习，没有时间过来陪我一会儿，但至少她知道我是谁，只有这一想法还能使我得到安慰，并足以吸引我离开。 当我开车回公寓时，我发现自己还在想着见到克雷格的事情。我想找出原因，使它变得合乎清理，但是我不能。他对于我来说不仅只是相识，一个只在教室里见面的家伙。我们一起外出，一起做事。克雷格并不健，除非他得了某种脑瘤或精神疾患，或者吸毒成病，他决不可能忘记我是谁。 也许问题不在他那一方面。也许问题在于我这方面。 这个似乎是最能解释通的答案，即使想一想也使我害怕。 我知道我并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但是我难道枯燥乏味到了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步，甚至我的好朋友能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忘记我是谁吗？这个想法简直太可怕了，它几乎成了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倒霉想法。我并不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而且当然我没有幻想过要在世界上留下自己有重大意义的印记，但是这仍旧使我想到，我的存在是如此没有意义，生命将在完全不被人注意的过程中消失。 当我到家的时候，简正在打电话，她在跟工作中认识的某个女孩谈话，我进门的时候她抬起头来对我微笑着。这使我感觉好多了。 也许这方面的书我读得太多了，我想。也许我的反应过于强烈了。 我走进卧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把自己研究了好一会儿，试着客观一些，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长得既不英俊，也不丑陋。我的浅棕色的头发既不长，又不短，我的鼻子既不大又不小。 我看上去长相中等。我中等身材，中等身高，我穿中号衣服。 我是个很中等的人。 这种想法十分恼人。不能说我很吃惊，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能够这么容易地、完整地把自己归到某一类人中，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希望自己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希望我的性格中还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不一般的、奇妙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我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恐怖主义者。 或许这个发现能够解释我的工作状况。 我努力将这种想法挤出大脑，匆匆走出卧室，回到了起居室里。简正在那儿学习。 以后的几天中，我敏锐地意识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既惊恐又沮丧地发现，没错，我真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寻常人。我和简的对话千篇一律，我的工作从来都做得不好不坏。怪不得克雷格已经不记得找了。我似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平庸，整个儿就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人。 我在床上的表现也毫无个性吗？ 一段时间以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都让我好不苦恼，甚至在我见到克雷格之前，我心里就已经开始嚼咕了；和简在一起的时候，我偶尔就模模糊糊地感到害怕。现在即使没有挑明，也已经很明确了，我知道这种想法不会离开我了。我试着把它从我心里赶走，当我们两人在一起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洗澡或者一起躺在床上时尽量不去想它，可是它折磨着我，它在我的大脑中已经从耳语发展为大喊大叫，直到我感到极度压抑而把它发泄出来为止。 星期六晚上，我们像往常那样做了爱，是在“周末夜生活”节目开始之前，这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半小时地方新闻。通常在作爱期间，我对我们的方式从来不做分析，从不考虑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可是这一次我却发现，我自己就像一台摄像机似地站在远处观察着，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多么有限，全部反应都是照本宣科，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枯燥乏味地皆在预料之中。我差点儿没能坚持到结束。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以便顺利完成。 后来，当我从她身上爬下来时已经精疲力尽，我沉重地呼吸着，目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回忆着我刚才的表演。我真想相信自己做得很漂亮，我真正是一匹性欲旺盛的上等种马，但我知道我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种人。我很平庸。 我回头看了看简。即使是现在，或者说特别是现在，她浑身上下是性高潮带来的燥热和汗水，潮湿的头发扰成了一团，她看上去美极了。我一直就知道，她能做得比我好得多，她那么漂亮，聪明，有趣，能够吸引比我强得多的男人，我突然醒悟到这一点，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我轻轻地、试探性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怎么样？”我问道。 她看着我，“什么？” “你……来了吗？” “当然了。”她皱了皱眉头，“你是怎么啦？一晚上都愁眉不展。” 我想对她解释我的感受，但是我不能。 我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鲍勃？”她问道。 我想我所需要的是信心，是听她亲口对我说我很了不起，我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听到她说：“即使你是一个中庸的男人我也爱你。”以此来消除我的恐惧。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她母亲的声音在我的头脑中回响：“……没本事的家伙…… 无名之辈……“ 这就是我的感觉。 我很想知道，假如她遇到一个比我更有技术、更会花言巧语的人，那时会发生些什么。 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想这个问题。 “我……爱你。”我说。 她看上去吃了一惊，她的表情变得温和了，“我也爱你。”她吻了我的嘴唇、鼻子、前额，我们拥在一起，把毛毯往上拉了拉，看着电视入睡了。 对自己平庸才能的了解，似乎只能加快我向阴暗角落隐退的速度。甚至连霍普也不太答理我了，除非我首先向她问候，居然有几次她甚至不知道我是自动化界面公司的雇员。在公司里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黑影，一个鬼魂。 天气开始变了，一天比一天热了起来，夏天到了。我感到忧郁和悲哀。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使我有这种感觉。美丽的夏日、蓝色的天空和我的灰暗、阴郁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进一步拉大了我的梦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 我现在全身心地投入了地质商务系统的工作之中，写一本真正的用户手册，而不是以前我所写的那种微不足道的狗屁玩意儿。程序员们让我使用计算机显示器；他们给我示范了商务系统，我被允许在实验室的一台终端机上使用该系统。我想，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理应如此，前提是假如我对它有任何一点儿兴趣的话。可是我没有。内部程序处及二级软件处的助理协调员工作并非出自我的选择，而是出于需要，其具体工作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惟一没有冷落我的人是斯图尔特。他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仇恨我了。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个令他发怒的永无止境的源泉。班克斯或者班克斯上边的什么人让我从事一项正式项目的决定使他恼羞成怒，他每天至少来一次我的办公室，对德里克点点头，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站在那里看我在干什么。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他惹恼了我，他也知道他惹恼了我，但是我不让自己的感情在脸上流露出来，因为我不想满足他惹恼我的欲望。我对他视而不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面前的工作上，等着他走开。他最终总得走开。 我会看着他离开，我只想扇他一耳光。 我从来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甚至我的报仇的幻想中通常只是包含着愤恨，从来没有想过在生理上进行伤害。但是斯图尔特身上有某种东西，它让我只想把那狗杂种打得灵魂出窍。 我不是他的对手。 那个混蛋身材比我魁梧得多，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早就想踢我的屁股了。 我写完了地质商务系统一级分支菜单的功能。我把写好的指令交给斯图尔特，他应该交给班克斯。但是我一直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到回音，便开始从事系统二级分支菜单的工作。 星期四简要上夜校，由于她回家很晚而且很累，星期四这一天我们通常不过性生活，但是这一次我却说服了她。之后，我从她的身上爬了下来。我意识到我们一直是用寻常的姿势做完的。 我们静静地靠在一起躺在床上。简用手够着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正在播出一部警匪片。 “你喜欢吗？”我终于问她道。 “喜欢。” “你不止一次感到兴奋吗？” 她的手撑在下巴底下，“别再这样了。难道每次完事以后我都得告诉你，好让你放心吗？” “对不起，我不该问。”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很喜欢，你也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问个没完没了？” “我以为你装出喜欢的样子。” “我受够了。”她愤怒地拉了拉被子，压在下巴底下，“早知道你又对我来这一套的话，我就不跟你来了。” 我看着她，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想让她知道，“你不想跟我作爱。”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该怎么想呢，啊？我的意思是，你对我感觉怎样？你还爱我吗？如果今天我们是第一次相遇，你爱我吗？” “这话今天我只打算说一遍，怎么样？是的，我爱你。好了，我已经说完了。争论到此结束。别闹了，睡觉。” “好，”我说，“行。”我对她很生气，但是我实在没有理由生气。 我们各自转向一边，在电视的声音里睡着了。 我在休息室的布告栏上看见了一张告示，是通知自动化界面公司全体雇员参加年度聚餐。我压根儿不理睬这张帖子，尽管我听到程序员们谈论聚餐的事，我甚至连想都不愿想。它好像成了公司里的一件大事，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显然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必须参加。这句话使我很恼火。我知道不会有人跟我一起参加的，我没有一个可以共享一张餐桌的朋友，周围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熙来攘往地尽享欢乐，而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进餐，这种想法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 当告示遍布公司各个角落，人们的谈话内容更多涉及聚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越发恶劣了。它已经真正变成了一种强迫症。当聚餐的日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然后一天一接一天地逼近时，我发现自己绝望地期待着发生一场天灾人祸，使那项活动被迫停办。 星期二，聚餐将要举行的前夜，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请病假。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聚餐活动有近乎病态的恐惧感。我估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对于工作的不适应；最近发现自己平庸得无可救药；我和简的关系开始动摇。我的自尊和自信终日都很低下，我想我的自我怎么可能在聚餐活动这份儿苦差事中坚持始终。正如查理。布朗所说，“我知道没人喜欢我。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借用节日这种形式再一次提醒我呢？“ 准确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它跟节日遵循着同样的准则。这个活动只能使我更清醒地领悟到：我是个无名之辈，没人能够看得见我。 聚餐活动计划从中午12点开始，两点结束，在自动化界面公司大楼后面一大片绿化带周围举行。11点45分，楼上一位跟德里克一起吃午餐的人走进办公室，向德里克问了声“准备好了吗？”两人一起出去聚餐了。他们谁也没有跟我说话，谁也没有邀请我一起去，尽管我没有期望他们邀请我，那会使我烦恼。 我听见走廊里有其他人的声音，看见有人从门口经过，我仍然坐在桌旁一动不动。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关上门，藏在办公室里不去参加。我的失踪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会有人发现我没有露面。 穆扎克的声音从公司的扬声器里传出，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宣布：“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重复一遍。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 我真该清个病假，我想。 我等了一会儿，磨磨蹭赠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楼。电梯在每层都停了一次，等它到达大堂的时候，里面已经济满了人。大堂里的人更多，是在一楼办公的人和刚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我跟在人群后面，穿过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出了大楼的侧门，向楼后走去。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让所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草地上已经摆满了一个D排野餐桌。不知从什么地方推出来了一个搭着帆布的临时主席台，它被推到了餐桌的尽头，面对着停车场。铺着一层白色桌布的长宴会桌上堆满了沙拉和小甜饼，一群女人忙忙碌碌地把主菜运摆到餐桌上。大楼附近的草坪上放了许多装满软饮料和冰块儿的桶。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弄点儿东西吃，还是找个地方坐下，等到别人都吃时再开始吃。我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公司四邻绿地上的景致，就好像在窥视人家的后院。我忽然有了～种幻觉，觉得这座大楼就像一座巨大的私人住宅，绿化带就像他家的后院，停车场就像他家的私人车道。 大多数人在找朋友并寻找座位，还有一些人已经排好了队，给自己的碟子里盛吃的东西。我排在了队伍后面。我从一只桶里拿出一罐可乐，在我的纸碟子上堆满了热狗、辣味豆、土豆沙拉，还有薯片。班克斯、斯图尔特、几位程序员。霍普、弗吉尼亚、路易斯等人围满了一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只好转来转去地为自己另找一个座位。几位老女人的餐桌旁还有空座位，我端着自己的碟子向她们走过去。当我穿过草地时，没有一个人看我，没有人用手指点我，或朝我笑一笑，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人注意我。我好像完全是一个隐形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钻进拥挤的人群中。可是我感到我并不是轻而易举地钻进了人群。尽管没有任何人感觉到我，我却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 我走到了那个桌旁，在椅子上坐下，并对我身旁的女人笑了笑，可是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略过，看着别的地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只好放弃了，独自一人静静地吃了起来。 “美妙的音乐。”从主席台两边的两只小扬声器中传来那个杂种的后代穆扎克的声音。那音乐不是来自广播电台，而是一盘录音带，比平常听到的那些软流行发烧音乐要差劲儿得多。 一位穿制服的保修工将一只折叠桌摆在主席台上。桌上放了一只小木盒。他往一只扬声器的后面接了几根电线，然后将麦克风接好电源，放在桌子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他工作，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使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几分钟之后，一个我不并认识而其他人似乎都很熟悉的人跳上了主席台，迎来了一阵掌声。他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拿起话筒，开始发言，“我知道这次聚餐会大家已经盼望了很久。特别是你，罗伊。”他指着距他最近的餐桌旁一位秃顶、超重的男人，大家哄堂大笑。 “嗨，罗伊！”有人在大声喊。 主席台上的人举起一只手，“现在听我说。今年我们要用一件最小的奖品作为开始，之后我们抽奖，那是一份大奖——在奥林治最好而且最昂贵的饭店里进餐，那就是爱丽斯饭店！”尖叫声、口哨声、猫叫声不绝于耳。 我仍在一边吃饭一边观望。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了放在桌子上的小木盒中，从里面取出了获得免费洗车、免费租用录像带。 免费汉堡包的名单。该抽大奖了，爱丽斯饭店的免费正餐。 我赢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当那个人念我的名字时，我的大脑不能正确地处理信息。他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一次他用了疑问的语调，好像想知道我是否到场了。我站了起来。当我走上主席台时，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的嘴唇发干。我想，全场一定静悄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不过仍然响起了一片很有礼貌的掌声，是那种出自对于陌生人的义务和带有保留性的掌声。开始的口哨和猫叫声荡然无存。当我接过奖券，并对着麦克风说一声“谢谢”时，我向我的部门同事们坐的那张桌子望去。 秘书和程序员们在彬彬有礼地鼓掌，而斯图尔特和班克斯却根本没有鼓掌。斯图尔特满脸怒容。 我匆匆离开主席台，立即回到我的座位上。 跟我同桌的人们甚至不屑于看我一眼。 那天下午，斯图尔特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听说你参加了聚餐会，还赢了大奖。” 他听说？他的确在场。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你好像在上班时花去大量的时间搞社交活动。我会重新考虑你的交稿时间以及所有的工作，你最好少花一些时间在朋友身上，多花些时间在你的工作上。” 我盯着他，“公司要求必须参加聚餐。否则我早就走了——” “你上班时间跟你的亲密朋友们没完没了地闲聊天，我没说错吧？” “什么亲密朋友？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他轻声地笑了，那是一种生硬而阴郁的笑，“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琼斯。你的工作态度问题。假如你把多一点儿精力放在工作上，开始把这个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而不仅仅是工作的话，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想，当一名队员是你的责任所系。” 我甚至懒得回答他。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图尔特的办公室看上去空洞无物，没有任何装饰，以至于无法描述房间的主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品位或者兴趣爱好。桌上没有放镜框，房间里没有任何摆设或者植物，墙上的公告牌上贴着一些备忘录或公司的公函。桌角上摞着的一堆杂志都是技术刊物，收件人印着公司的地址和名称。 “琼斯，”斯图尔特说，“你在听我说吗？”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一直不交你的半月进度报告？” 我看着他，“你跟我说过，只有程序员需要交报告，我不需要。” 一丝笑意出现在他的嘴角，“在你的岗位条例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条要求，我建议你一定花时间仔细读一读。” “假如我知道有这一条要求的话，我早就写了。但是你特意告诉过我，我用不着写进度报告。” “你需要写。”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你要等这么久才让我知道？” 他盯着我，“我可以肯定，你知道你的工作评价最近几个星期就会出来，我除了记下你这种恶劣的工作态度和经常违抗命令的表现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违抗命令？ 我他妈的并不在军营里，我只想这么说。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这个法西斯杂种。 但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等到他结束了对我的猛烈抨击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德里克在我回来时起了头。这件事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但是更加奇怪的是，他真的开口对我说话了。 “你去聚餐会了吗？”他问。 我仍然在生斯图尔特的气，想让德里克也尝一尝被冷落的滋味，不搭理他，对他视而不见，就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但是我做不到，“对，”我说，“我去了。” “你知道谁抽上了奖？我说的是那份大奖？” 难道他是在开玩笑？我对他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要在《雇员通讯》上发表，”他解释说，“他们要我交上去一份名单。” “我中了大奖。”我慢条斯理地对他说。 他看上去很吃惊，“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上台去领奖呢？” “我领了。在这儿。”我从桌子里面拿出奖券向他摇了两下。 “哦。”他已经开始写起来，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太离谱了。 “鲍勃。”我发现自己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 “姓什么？” “琼斯。” 他点点头，“这东西会在下一期《雇员通讯》上发表。” 他又回到了工作中。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回家时简不在家。冰箱上有一张她留给我的便条，告诉我说她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怎样使学龄前儿童的潜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蒙台索利教育法》。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心情说话或者听别人说。我只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我把一卷冷冻烤面饼扔进了微波炉。 我跟德里克简短的对话过后，整个下午我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剩余的工作上。我拿过桌上的用户手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可是我的心不知在哪里，反正不在用户手册上。我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德里克对我所说的一切，想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开始期望他问我拼写，那至少使我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如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不知道怎样拼写，我也许还能理解这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无论我在心里重复多少遍我们的对话，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分析我们两个人所说的一切，我得到的始终是同样的结论。 尽管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办公室，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站在他面前的主席台上，他却没有看见我中了大奖。 我对于他来说是隐形的。 见鬼，也许他从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存在。 微波炉上的计时铃声响了一下，我取出我的烤面饼，放进碟子里。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走进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试着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努力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吹了吹烤面饼，咬了一大口。汤姆。布鲁克正在宣读最近对爱滋病作出的问卷调查，他严肃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好像古希腊默丘利神双蛇节杖的幻象似的，在他身后的蓝色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他说，“按照《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调查结果，中等水平的美国人相信——”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这个词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盯着布鲁克，我感到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我的病已经被准确地诊断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一医学上的突破而来的是，我连一点儿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诊断是正确的，那时它太一般了，太寻常了。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安慰，即意味着正常。而我并不正常。我是普通，但我不是一般的普通，而是过于普通，极度普通，普通到了甚至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的地步，甚至我的同事都注意不到我。 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曾经争辩说，她们在斯泰西的生日聚会上见到了我，当时我浑身发冷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这整个事情太离奇了。一个平庸的家伙是一回事，如此令人可怕的平庸又是另一回事。从各种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隐形人。这令我感到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某种恐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东西。 我心里产生了一阵冲动，从桌上拿起了昨天的报纸。我找到了日历部分，看着最上面加了方框的统计表，那是上周电影排行榜的前5名。 那是我最想看的5个电影。 我翻过一面，寻找那10支本周的排行榜歌曲。 它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排列顺序完全跟我喜欢的程度一样。 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我站起来，在书架与音响架之间的小小空间里走来走去。我仔细创览我收藏的那些激光唱片和录音带，我发现它们全都是近十几年来流行排行榜上的歌曲。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但是从理论上完全解释得通。 假如我是个平庸的人，我应该事事都很平庸。不仅仅在外表上和个性方面，而是所有的事情上。全面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坚持着“中庸之道”的信念，我毫不犹豫地以中庸的态度做一切事情。我一生中从未在任何方面走过极端。我从来都吃得不多不少。我从不自私贪婪，也从不舍己为人。我从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反动保守主义者。我既不是享乐主义者，又不是禁欲主义苦行僧，既不是个酒鬼，又不是滴酒不沾的人。 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要协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理想方式，但是事实上在敌对的双方之间，总是需要有这种解决方式。 在对与错，好与坏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语言，坚定地站在中间，绝对不能明确地倾向于某一边。 一个平庸的美国人。 我那种极其一般的平庸并不仅仅是我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它是我赖以存在的推一基础。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对任何一种选举或者任何奖励的提名结果从不质疑，也从不抱怨，我总是坚定地站在主流方面，从不对任何一件大多数人一致同意的事情表示异议。它还说明了为什么在高中或大学的任何一次辩论会上，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 它同时还能够解释，找为什么对欧文市产生了奇怪的兴趣。 在那里所有的大街和建筑看起来一摸一样，所有的房产机构不允许任何房屋和景观的外表带有任何个性化特点，它使我感到舒服、惬意。它的同质性吸引了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感情。 但是如果认为是我的平庸导致了我的隐形，致使人们忽略我，冷落我，摈弃我，无视我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逻辑。 真是这样吗？仔细想想，大多数人都是根寻常的人。大多数人是正常的、平凡的人，而他们并没有被同事、朋友及熟人所冷落；不仅他们的个人气质嗜好，而且连他们的存在也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确认。 而我也是个平庸的人。 我却被冷落了。 我试着找出～些不能证明我的理论的行为或事件，或者我所做过的能够证明我并非完全平庸的事情。我想起来，当我还在读3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受到别人的欺负。那时我还不平庸，难道不是吗？我还是那样地不同于他人，并特别被学校里的3个最厉害的家伙选中，当作他们练习拳脚的目标。事实上，他们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抓住了我。其中一个人把我推倒在地，其他两个人脱掉了我的裤子。他们演出了一场“游人止步”的闹剧，那两个人把裤子在我的头上扔来扔去，我试图阻止他们却毫无效果。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哄堂大笑，人群中还有女孩儿，出于某种原因，我很高兴那里有女孩儿，我甚至喜欢她们看到我穿内裤的样子。 后来，当我成了一名少年，当我手淫的时候我便会想起这件事儿。想着那些女孩儿在旁边看我怎样从恃强凌弱者手里夺回裤子，这会使我更加兴奋。 这种事并不一般，绝对如此。它是件不平庸的事。 这是我在捞救命的稻草。每个人都有过古怪的幻想和反常的行为。 很可能我的反常行为发生的次数也是很平均的。 我的那些反常的经历也是很平庸的。甚至我的不规则行为，其水平也是很一般的。 天哪，甚至我的姓名也是极其普通的。鲍勃。琼斯。仅次于约翰。史密斯。它可能是电话簿上能够找到的最普通的名字。 我的烤面饼已经放凉了，但是我的肚子已经不饿了。我不再想吃任何东西。我抬起头来看着电视。新闻主持人正在报告发生在米尔沃吉的大规模谋杀事件。 现在大多数人很可能正在看电视。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都是边吃晚餐边看电视。 我站起来，换到播放《军事外科医院》的频道。我把盘子拿进厨房，把吃剩的烤面饼扔进了垃圾桶。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我想喝得晕乎乎的，寻找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把啤酒拿进起居室里，开始看电视，想注意力集中地看上一集《军事外科医院》，不再考虑自己的事。 我发现观众笑得最厉害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台词。 我关掉了电视机。 简在9点左右回到了家。我已经灌了8罐啤酒，即使感觉不是最好，起码不再关心我的那些糟心事儿了。她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走过我身边，把笔记本放在厨房的桌上。队桌上拿起我放在那里的奖券，“这是什么？”她问我。 我已经忘记我赢得了一顿晚餐。我看了看她，把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祝贺我吧，”我说，“今天上班时我抽中了一张奖券。” 她念出了奖券上的名称，“爱丽斯饭店？” “对。”我说道。 “太棒了！” “没错。棒极了。” 她皱着眉头又看了我一眼，“见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喝光了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跟其他空罐放在一起，歪歪扭扭地走进卧室，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3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爱丽斯饭店吃饭。 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男孩，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从不记得进过任何一家饭店。从麦当劳到乐芙，从黑色安格斯到唐乔斯，我经常光顾的这些餐馆都不是私人拥有的正式餐馆企业，而是干篇一律的供应便餐的合作式饮食店，在那里就餐因为它们整齐划一的服务质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当我们从饭店的入口处走进去时，看见了幽雅的室内装潢，气度非凡的老主顾们，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为了跟饭店的老主顾们从外表上相一致，我们两人穿得十分正规，简穿着她的长礼服，我穿着面试时穿过的那身套装，但是当我们坐在其他就餐者中间时却感到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我们似乎比其他就餐者年轻了十几岁。不仅如此，我们不会正常付账，而是将那张愚蠢透顶的礼券交给他们。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着那张有些变皱的奖券的边沿，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带够了付小费的钱。我突然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我们提前两个星期预定了座位，所以一进来就有座位，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手写的当日特色菜单。从我的判断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种饭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多道程序的菜式。我向男招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菜单还给了他。 简也跟我一样。 “先生，你们想喝些什么？”男招待问我。 开始，我看了看放在我面前的酒类目录，不想暴露出自己是外行的样子，我研究了一会儿图录，然后用目光向简求助，可是她只是耸了耸肩膀，目光转向了别处，我只好指了一下目录中间的一种酒名。 “非常好，先生。” 过了几分钟，我们要的酒和第一道菜，一种用熏娃鱼制作的开胃菜端上来了。我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我用电影里的学来的方式抿了一小口，然后对男招待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酒杯中又添上了酒，之后便留下我们自己就餐了。 我的目光越过餐桌注视着简。这是我们两人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起吃饭。有许多合理的原因——她得去看她的妈妈，我得去西尔斯检查一下我的刹车；她得去图书馆学习，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互相避开对方。现在我看着她，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任何话题都会显得十分勉强和尴尬。我们曾经拥有的和谐、自然的关系似乎已经不翼而飞了。以前轻松而信口开河的谈话现在变得异常艰难、忸怩和不自然。我知道，我跟她正在日益疏远起来，就像我跟所有人那样。 简往餐厅周围看了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她说。 “是的，不错，”我同意她的看法，“真的很不错。”我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了，因此便又重复了一遍，“真的很不错。” 这里的服务真叫绝。我们餐桌的男招待无形地分成了两班，他们并没有走来走去，使我们感到任何不舒服。每当一道菜用完之后，便会有一名招待无声无息地、敏捷地拿走空盘，换上下一道菜。 简吃完沙拉之后喝光了杯里的酒。我向她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我跟你讲过博比。特塞登的母亲吗？”她说。我摇了摇头，她便开始讲述今天下午在日托中心同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发生的激烈争执。 我听着她说话。也许谁也没有错，我想。也许一切只是发生在我的头脑中。简的举止让我感到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我们之间日益疏远的感觉只是出自于我的想象。 不。 真有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真的有问题了。以前我们总是共同分担各自遇到的麻烦，共同讨论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困扰。我在日托中心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同事，但是她总是不停地讲给我听，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关心她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 但是当她向我复述今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之系列政事时，我发现我的头脑在开小差。 我不关心她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她了。我已经听不进去她的声音了。 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均衡的、现代化的关系，我总是把她的工作、事业、社交看成跟我自己的一样重要。这决不是表面文章，我也不是出于责任感而强迫自己，而是诚心诚意地感觉到我需要这样做。她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 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活见鬼，她的问题跟我的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她在唠叨有关孩子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真令我烦恼，而且它很快变成了愤怒。我没有告诉她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告诉她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庸之辈……这岂不怪异，但是，该死，她早就应该注意到我出事儿了，她应该问问我的事情。她应该试着跟我谈一谈，找一找是什么东西在困扰我，使我振奋起来。她不应该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些家长既然把孩子们委托给我们日托中心，”她正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们就不该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我不关心这个。”我说。 她眨了眨眼，“什么？” “我不关心你那该死的日托中心。” 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抿成了一条线。她点了点头，好像这正是她所期望的，“一切终于开始了，”她说，“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了。” “听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地享受晚餐。”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吗？” “在什么发生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享受这美妙的晚餐和两人相伴的夜晚吗？” “你想在沉默中享受这一切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最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试着问一问我？” “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我早就问了。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是坐在那里消磨掉所有的时光，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什么事情也不做，把我排斥在你的生活之外——…” “我的生活之外？”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哪一天？”她注视着我，“你最后一次想要我是在什么时候？” 我扫视着餐厅，感到有些难为情，“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我说。 “丢人现眼？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又不认识这些人，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我干吗要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在乎。”我说。 “可是他们不在乎。” 她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声音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绝对是一副争吵的架势，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给予我们哪怕任何一点儿注意。我猜想他们不肯这样做是因为出于礼貌。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小声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周围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动力场，在它的包围下没人能够看见我们。 “我们赶快吃这顿饭吧，”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回家再谈。” “我想现在就谈。” “我不想。” 她看着我。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卡通人物。我在她的脸上能够看到夸张的表情，她一定是有了什么不寻常的想法，或者正在面对某种严酷的现实，“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吗？你并不在乎我。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你甚至不愿意为保住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奋斗。你所关心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在乎我。”我反驳她。 “不，我在乎。找一直都在乎你。可是你并不在乎我。”她坐在那里，隔着餐桌注视着我，她看我的眼神使我不仅不舒服，而且还感到了悲哀。她看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似的，好像她刚刚发现我是一个被克隆的人，坐在这里的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灵魂的冒名顶替者。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失落感，看出她受到了很深的伤害，突然感受到了孤独。我真想隔着桌子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告诉她我仍然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是爱她的，假如我说了伤害她的话或者做了伤害她的事情，现在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止了我，使我没能说出这番话来。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我。我的内心极力渴望着能够抛开那些妨碍我们的东西，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低下了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菜碟子。 我拿起了餐叉，开始吃饭。 “鲍勃？”她疑虑重重地、试探性地问道。 我没有回答，继续吃我的饭。 过了一会儿，她也拿起了叉子，开始吃起来。 一位男招待平静地、默默无闻地拿走了我的盘子，换上了另一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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