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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雷切尔被被告律师盘问以后,感到筋疲力尽。她知道汤森提供证词起码需要一个小时,因此就坐上电梯来到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它在向四面延伸的法院楼群的第三层上。这幢楼群与县监狱毗邻,由地下隧道连接在一起。不管她要等多久,她得弄明白为什么迈克·阿特沃特要在法庭上揭开她过去发生的事。
  她在大厅里等着检察官回来,已经打了几次磕睡了。年轻的接待员不断地瞧她。她走上前去问她是否想喝杯咖啡,因为她看到雷切尔在上个星期到办公室来过,知道她是一名警官。“是的。”她说。“谢谢你,那太好了。”
  “我兄弟在洛杉矶当警察。”这个女招待边说边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送来了。她有深褐色的头发和浅黑色的肌肤,年方二十出头。她朝雷切尔同情地看了一眼。“今晚很难,是吧?”
  “他们都很难。”雷切尔说着将头倚靠着椅背。她丈夫是园艺设计建筑师的时候挣的工资相当高。但是他的病经久难愈,他们的医疗保险已无力支付了。等到他生癌病去世的时候,夫妇俩的积蓄早已耗尽,雷切尔还背了一身债。她卖掉了在文图拉县的房子,那房子漂亮极了的后花园是乔设计的。后又租了一幢便宜些的房子,就在附近的橡树林市。卖房子剩下的钱都用来还债了。她去百货商场工作以维持生计,但是扣除了儿童医疗费和其它有关的开支后,所剩的钱连付房租都够呛。
  雷切尔闭上眼睛,想把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赶走。然而,听着空调机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她的思想又榴回到了阿特沃特法庭上的那些问话。那些有关绑架的盘问又将那个残酷地结束了她童年的日子活生生地带回来了。她坐在那儿一边继续等待,一边从头至尾地回忆那天的情景,以前也经常会这样。
  记得她当时还只有十岁,住在圣迭戈那幢房子里,她正要跨出前门,纱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就传来了她母亲的声音:“别忘了买面包。”弗朗西丝·麦克道尔在进门处叫道。
  雷切尔踢开撑脚架,双手紧握手把。这辆新的自行车就像救火车般鲜红,装有镀克罗米的挡泥板。这是母亲在上个月买给她的生日礼物。她父亲应募参加了海军,但雷切尔一生下来他就抛弃了这个家。弗朗西丝到外面教钢琴以养活三个女儿。
  雷切尔不愿意放弃父亲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希望。她不相信母亲告诉她的那些事,说他不再需要他们了,他很可能已经有了个新家,有了比雷切尔和她的姐妹们更有教养的小女孩。虽然她已不记得父亲,但母亲将他的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雷切尔认为他穿着白色军服很帅。
  隔壁的女孩在走廊上玩抛接子游戏。“嘿,雷切,”她说,“要是让我骑骑你的车,我就给你五分钱。”
  “谁也休想骑我的车。”雷切尔说着,呼地一下擦过她的身边。
  家里钱很紧,这辆车是雷切尔求母亲买来的。她知道这笔预算以外的开支很大,就放弃了圣诞树下的礼物,而要母亲答应给她买一部新的施温牌车。
  她的红头发穿过棒球帽扎成一束时髦的马尾巴,在她这个年龄,牙齿和脸相比总是显得太大了。她的臂膀和双腿最近才脱离了孩童那种胖乎乎的样子,长成细细的嫩枝模样儿了。她一笑,脸颊上就会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灰色的眼睛闪烁着受到伤害的痛苦。她的棒球帽和T恤衫都是红色的。她穿着一条有红绿格子图案的棉布短裤,这是以前姐姐卡里穿的。
  雷切尔崇拜卡里。她的另一个姐姐苏珊是一个沉静而勤奋好学的姑娘,她总是关在自己的天地里。而卡里性情直爽、令人愉快。她总是说笑话,惹得雷切尔大笑。她有数不清的朋友,到了十六岁,开始引起了男孩子的注意。卡里知道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美,她答应等雷切尔一长大就教她怎么化妆。
  雷切尔把母亲给她的纸币装进口袋,然后沿路边朝着拐角的市场走去。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气温是华氏七十几度。一阵微风吹过,带着紫丁香花的芳香扑面而来。
  雷切尔喜欢蹬着她那辆色彩艳丽的新自行车到处闲逛。邻居的孩子们总是要取笑她和她的姐姐们,因为她们家穷。她们的房子是那个街区里最小的,院子里的草有时长得太高。雷切尔希望长大以后有足够的钱可以雇一个园丁,这样,她的院子将会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在宾纳商场里面,她走到了店铺的最后头,从架子上取下了奇妙牌面包。然后按母亲的要求到冰柜里拿了一加仑的牛奶。这些食品正好放进装在新车车把上的雪白的篮子里。这天早些时候她在院子里摘了一朵玫瑰花,并用绳子把它系在了柳条篮上。
  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男人站在乳品柜旁。他穿着一条笔挺的西裤、一件白衬衣,打一条有圆点花样的领带,他使雷切尔想起了小学里的校长。他的前额有些秃了,鼻梁很窄,但鼻端很丰满。他的眼睛和她一样是灰色的。她感到这个人有些面熟,心想她一定在邻里见到过他。
  “我来帮你拿。”他看到雷切尔使劲往最顶层的搁架上够,便对她说。“你想要脱脂奶还是普通牛奶?”
  “普通的。”
  “给你。”他说着笑眯眯地将一盒奶递给她。“你叫什么名字,俏妞?”
  “雷切尔。”她说时眼睛盯着这个人的手。她母亲告诉过她,说父亲的手上有纹身。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图案,因为从照片上是看不到父亲的双手的。这个男人也有纹身,它是个小小的鸡心,上面纹着某个人的名字。
  “雷切尔是个美丽的名字。”那个男人说。“我有个女儿。她十一岁。她的名字叫马乔里。你几岁了?”
  “十岁。”她说着就离开了这个人,走到柜台去付钱。
  “今天有什么事吗?”宾纳先生看到这个女孩眼睛盯着糖果柜便问她。
  他身材矮小,不到七十岁,头发灰白,满脸皱纹。“你母亲告诉我你明天要去参加拼写比赛。去年你赢得第一名了吗?”
  “是的。”雷切尔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明天我还要赢。”
  “有志气。”宾纳说时满脸笑容。
  那个男人买了软饮料就去柜台付钱。“天很暖。”他说时将衣领往颈后拉了一拉。
  “我想以前我没见过你。”宾纳说道。“你是不是最近才搬来我们这一带?是的话,我可以给你立个账户,我们也送货上门。”“不用。”这个人看了一眼站在糖果架旁的雷切尔说道。“我女儿在街那头和一个女孩一起玩,我开车去接她。你可能听说过他们,他们的名字是马库斯。”“我不认识他们。”宾纳先生边说边将现金出纳机上的抽屉关上。“自打新的A&P公司开业以来,很多搬来我们这儿住的人都愿意上那儿去买杂货。”“再见。”那个男人说着就出了店门。
  雷切尔来到柜台旁,递给宾纳先生一张10元的纸币。她从找给她的钱中拿了5角钱放在左口袋里,再把要还给母亲的那些钱塞进右口袋里。她已在自己的学生银行账户上存了35元,这是她一个夏天卖柠檬汽水得的钱。她想还是把这5角钱存起来,不去买糖乱花掉了。
  雷切尔将买到的东西放进柳条篮里以后,就沿着马路骑车回家。当时已是黄昏,空气变得更加干冷了。“雷切尔。”一个声音在喊她。她回过头看到从商场里出来的那个人。他正坐在驾驶座上对她说话,他那长长的蓝色汽车在马路中央停了下来。“嗨!”她说着向他挥挥手继续往前骑。“等等,”他说着打开车门走了出来,“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她问,将双脚搁在人行道上。“你可知道安妮·马库斯住在哪儿?”他问她的时候眼睛向街头街尾乱扫,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马乔里今天放学后去她家里了。我开车来接她,但忘了带上地址了。安妮和你的年龄差不多。也许你在学校认识她,能指给我看她住在哪幢房子里。我相当肯定她家房子有道蓝色的边。”
  雷切尔想了一会儿回答道:“我不知道叫安妮的女孩,她该住在哪儿?”“这是橙树路,对吗?”
  雷切尔点点头。她将棒球帽摘下,塞进后面的口袋里。太阳落山了,她也不需要它了。
  “要是我给你看这房子的照片,”这人继续说,“也许你能够认出来。我知道它在橙树路上,因为几个月前我到这里接过女儿。现在我似乎找不到那个房子了。蠢吧?马乔里一定在担心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到我车这边来。”他叫她。“我把这房子的照片放在行李箱内了。我是个摄影师,因此我跑到哪照到哪。”
  她踩下了自行车的撑脚,然后跟着这个人朝汽车走去。他打开行李箱,手里拿着照片并示意她靠近一点。等她一走上前挨着他,他就移到她的身后,将一只枕套猛地罩住了她的头,并用领带绕着她脖子紧紧地拴住了枕套。雷切尔感到这个人的手在将她托起来。她死命地踢他。他是在逗她,跟她开玩笑吗?“让我走。”她尖叫起来,用手拼命抓枕套。还没等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就被放进了汽车的行李箱内,盖子砰的一声关上了。
  她尖声喊叫:“让我出去。”她的身体因恐惧而抽搐、颤抖起来。她拼命挣扎,反使得领带把喉咙卡得更紧,这使她几乎要窒息……有人在雷切尔肩上拍了一下,她立刻睁开眼睛。有那么一会儿,在现实与回忆之中她茫然不知身处何方。她看到了自己被关在汽车的行李箱内,听到了自己的尖叫声。她的眼光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外的大厅里漫游,呼吸急促。“你想找我有话说吗?”迈克·阿特沃特问道。“你不舒服吗?”
  雷切尔依然沉默着。她双眼盯着头上方的灯光装置,试图要赶走行李箱内的一片漆黑。回忆是如此的真实,她仍旧觉得领带缠着她的喉咙。她揉了揉脖子的一侧,然后慢慢站了起来。“我很好。”她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和你私下谈谈吗?”
  “跟我来。”阿特沃特说着领她过了安全门。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内一片忙碌纷乱的景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文字信息处理机喀嚓直响,打印机里吐出一张张的文件。两个律师腋下夹着文件夹直朝外冲,雷切尔往旁边让了一下。全体办事员在一间很大的开着门的房间里办公。房间外面一圈都是律师们的办公室。
  阿特沃特领着她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开始在他办公桌上厚厚的一叠纸中翻找。尽管他的大脑很有条理,但办公室却像是被龙卷风扫过的样子。从书桌背后的书架上抽出来的法律书籍被扔得满地板都是。几个硬纸盒仍旧堆放在一个角落里,里面装着他几个同前审理过的有关一桩杀人案的资料。箱子里堆满了案卷、信件、案情摘要和动议。他书桌上没有照片,只有装软心豆粒糖的一只玻璃罐,它被摇摇晃晃地搁在一大摞七高八低的文件上。“我记得有过这该死的东西。”他咕哝着,按了一下内线接通了秘书。“玛莎,你有关于布伦特伍德案子的酒精血检报告吗?”
  “今天上午我把它放进案卷里了。”一个女子的声音从扬声电话里传了出来。
  “给我一份复印件。”他对她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也许今天上午去法院时被我丢在路上了。”
  他挂上电话以后,雷切尔抓过他的手以让他能注意自己。“你怎么能那样待我?”她责问他。
  “什么那样?”阿特沃特说,他终于抬头朝她看了。
  “我在自助餐厅里告诉你的那些事,你从没告诉我会在法庭上把它们亮出来。你对我打埋伏。”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着往后靠了靠。“是不是谈到绑架的事让你感到痛苦了?”
  雷切尔一般来讲是个很能控制自己的人,她不轻易上火。但是一旦发了火就别想压下去。“当然啦,谈起这件事就心烦。”她高声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要送我玫瑰花,就因为你知道会在今天叫我难堪?”
  “镇静。”他说。“我送你玫瑰花是因为我想那样做,这可以吧?这与你的作证毫无关系。”
  雷切尔愤怒地盯着他。他以自己悦耳的声音和巧妙的方式操纵着她。她一直欣羡着他的身份、他对体育的爱好和健美的肌肤。她真傻,在阿特沃特这样的男人眼里她算什么呢?
  “我们会输掉对他持有武器的指控。”他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能紧紧咬住布伦特伍德两次酗酒开车的罪状。如果你能支持汤森的说法,我们就会胜诉了。”
  雷切尔坐了下来。“我没有看见。”她说道,心中的怒气几乎就像涌上来时一样快地消失了。“我知道你是以为我看见了而后又忘记了,但我发誓汤森在布伦特伍德口袋里发现这把枪时我根本就没有看。这个家伙一爬出汽车我就拍过他叫他蹲下,而他身上什么也没有。”
  阿特沃特严厉地看了看她。“0.22英寸的手枪很小。”他说。“人们会搞错的。”
  “我没有搞错。”她坚持说。“如果你对我更了解一些,你就会知道我讲的是实情。”
  “好吧,”他说着脸上闪现出一丝微笑,“也许我们该换下话题。如果你愿意我也乐意。”他走上前去拿了一支钢笔。“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下周哪个晚上我们一块儿出去吃晚饭。”他迅速翻了翻日历。“我想我得晚些时候才能给你来电话,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日子,好让你请人来看孩子。顺便问一下他们几岁啦?”
  “特雷西十四岁,”雷切尔告诉他,“乔三岁。我上星期给了你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有某种原因,使迈克·阿特沃特觉得雷切尔身上有些什么吸引他的地方。是因为她那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呢,还是她的直率或者是她嘴角现出的一个个小小的有趣的表情?如果她得到好的指点,衣服和化妆都很得体的话,她可以很容易得到8分。但她看上去只有5分,或许只有3分。是不是这些未展示的潜在的东西令他着了迷?“我认为抖出你的过去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信任。”他说时手中的笔轻轻叩击着书桌。“如今想要使警官在陪审团眼里显得富有同情心不总是件容易的事。”
  “喂,”雷切尔说,“我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警官或者说我从来不犯什么错误。我就这个意思。为了我的安全,今后我恐怕绝不再会在搜身时放过任何武器了,哪怕它小到还不如一支铅笔。”
  “现在这些事都毫无价值了。”阿特沃特说道。“你已经作了证。上周我们研究你的证词时你要是能告诉我搜身的事就好了。这件事我们差一点被他们揪住了辫子。”
  “我知道。”雷切尔紧张他说。“在布伦特伍德的律师开始对我盘问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出事实。他特别问到我有没有在汤森进行搜查以前对被告搜过身。以你那种方式提出问题,我可以回避它又不完全撒谎。这个辩护律师的问题更直接。”
  “我没有很多时间。”阿特沃特说着看了看手表。“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汤森把枪放进去的?我们上周谈话时,你没有提到过有关这方面的看法。”
  “我并没有说他把枪放了进去。”雷切尔说时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我想尽力做到的只是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不管案子的结果是什么,你不认为事实是重要的吗?”“警察的腐败问题在那儿是最难辩护的,你知道吗?”阿特沃特说时朝另一个站在门口的律师点点头。“你知道上个月我们有多少被告声称那些证据是由警察栽赃的?一些轰动的案件使人们突然感到整个国家好像没有一个诚实的警察了。感谢上帝,布伦特伍德不是个黑人,至少他不会声称自己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我们现在手头的三个案子看样子很可能会因为种族问题而最终无罪释放。”“我只是要你明白我尽了力了。”雷切尔说着揉揉前额。“或许我真的看到了汤森从他口袋里拿出了那把枪。有的时候我疲惫极了,晓得吗?额外的工作和其它一切让我总也睡不够。”
  阿特沃特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向站在门口的律师招手示意他进来。雷切尔站起身往外走,迅速走过在一旁等着的那个人。迈克·阿特沃特是个奇怪的人。一分钟前还邀她出去吃晚饭,现在却又让她走开,就好像他对她说的话根本不感兴趣。
  “那是准?”布莱克·雷诺兹问道。他是个精瘦结实的矮个子男人,三十岁不到,一头金黄色头发理得很整洁,他的双眼藏在金丝眼镜后面。他手里捧着一叠档案,面对阿特沃特坐了下来。
  “处理布伦特伍德案子的一个警官。”阿特沃特告诉他,从罐子里捏了一颗豆粒糖扔进了嘴里。“她的名字叫雷切尔·西蒙斯。你有什么看法?”“我对布伦伍德案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楚。”“我不是指这个案子。”阿特沃特说着眼睛朝门口看去。“你对她这个女人有什么看法?”年轻的律师说:“你是不是说我以为你们在谈什么?”“大概是。”阿特沃特说。“她活泼可爱,不是大聪明但是很迷人。她身上有一种未发掘的潜在的东西,我的朋友。”“我以为她是街头捡破烂的女人。”雷诺兹说着格格笑了起来。阿特沃特有个玩弄女性的坏名声。他已经离婚好几年了,但对那些熟悉他的人来说,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个从未结过婚的人。他与女人的来往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的。以前与他厮混过的女子都是些有修养有身份的人,一个个仪态万方且又工于心计。他从不间断和女人的来往。一旦对新欢感到厌烦了,就把她们当作旧衣服一样扔到一边。雷诺兹的眼睛又移到了墙上镶了边框的门撒国际证书①,装在镜框里的田径比赛的奖状,以及阿特沃特书桌后面裱贴过的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法律学位证书。没有很多人会有胆量以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成就。
  
  ① 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组织,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


  “你在这个女人身上有可能发现什么?”他问道。“她和你完全不是同一类人。”
  “诚实。”阿特沃特说着站了起来整了整领带。“看看你周围,布莱克。如今这样诚实的人已经少有了。当你让雷切尔·西蒙斯这样的女人穿上了警服,就像点燃了一支优质的大麻烟卷。你知道是什么让我着迷吗?”
  “不知道。”雷诺兹说。“但我肯定你会告诉我的。”
  阿特沃特顽皮地笑了笑。“火花在开始迸发之前会有多长时间?”
  阿特沃特没等他同事的回答就已经走出办公室,消失在走廊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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