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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的就业危机和新的跨国公司 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 ——阿伯拉罕·林肯，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届总统 （1861－1865年） 在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程师们，正坐在数目可观的计算机屏幕前工作着。他们不知疲倦地演示着人和机器的共生现象。一位汽车车身设计师手执一支电子笔，在一张桌子上的电磁绘图盘上描画着。他在一处迅速接了一下，在另一处画了一条直线，一辆汽车车身的轮廓便出现在监视器上。很可能，这一设计作为一部最新的福特车型旋即陈列在全世界各处的展览大厅中，博得购买者的青睐。突然，从监视器旁一个并不显眼的扬声器中传出一个深沉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它！”这位无名氏又补了一句：“我们这样改一下，好不好？”就好像有一双神奇的手在进行操作一样，屏幕上的车型发生了变化，车身上部稍许加强了流线型的线条，两侧更加挺括。 这位共同参加绘图的幽灵式的人物坐镇科隆——福特公司的欧洲营业中心。德国的一些新产品研制者们同他们的迪尔伯恩同行们正在探讨同样的课题，有时他们是同时进行工作，有时采取换班制的方式。他们把欧洲人的、美国人的、甚至日本人的各种思路和设想汇集起来。单晶硅模拟计算机到处显威风，遍布各大洲的五所新产品研制试验室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汽车设计中心。每一次碰撞试验，每一车型的每一空气动力计算，都要由这个中心通过一系列共同的试验来完成。 跨越各大洋和越过时间界限，通过视屏和计算机网络进行设计，这是福特公司迄今为止实行的最彻底的改革的一个步骤。从1995年年初开始，每一地区性子公司不再独立研制自己的车型，不再对接近新车型的某个部件的现成设计进行修改来使之适合于新的车型。为了取代过去的办法，福特公司的主管人阿列克塞·特罗特曼命令将过去的地区性公司合并为两个大的单位，分别服务于欧美市场和亚洲与拉美市场。应用最现代的信息技术为建立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机器撞开了大门，而在不久以前，利用这种信息似乎还是一种十分笨拙和麻烦的事情。研制、采购、销售，这一切福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力求做得尽善尽美，避免任何重复的劳动，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分公司都是如此。其成果就是制成了各种“全球性汽车”，通过这些汽车，福特公司再一次树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标准，表明汽车的制造竟可以怎样达到尽可能最大的效益。所进行的改造节省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开支，并可望削减成千上万个高技能的报或优厚的工作岗位，它们原属于那些经理们、工程师们和推销人员。为了定型最终畅销全世界市场的车型“蒙德奥”，福特公司的设计师们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召开了20次国际性工作会议，才完成了研制计划，而为了推出最新的车型“金牛座”，只用了15个工作日召开了三次检定会议，董事会便为生产打开绿灯，结果效益一下子提高一倍多。 这体‘福特革命”，正如经济杂志《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决不是迫于财务危机的压力才进行的。1994年，该公司获得利润达60亿美元以上。特罗特曼和他的领导班子完成的，只不过是他们靠利用最现代的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一切事情，都会随之解决，而且不只是在制造汽车方面。 一种革命正在逐个部门和逐个行业地使劳工界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徒劳地寻找替代那些已失去的蓝领工作岗位的办法，原来这样的工作岗位在武尔坎造船厂。达塞飞机制造厂或者在大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线旁已经消失了。在职能部门也早已充满对丧失工作岗位的恐惧，连昔日最保险的各种经济单位也未能幸免。丢掉工作后。只能靠做临时工来度命；昨天还从事着颇有前途的工作的人们，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其工作本领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有将近一百万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供职的人员就是这样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时代。自从世界级的金融企业相继登场以来，无穷的竞争使这些人员遭到了从前只有纺织业从业者才会遭到的残酷命运。随着自动付款机和银行信用卡的出现，厄运到来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公司涌向欧洲，特别是涌向德国的借贷市场。例如，美国的快江公司从1995年起就开始推出电子邮政通兑储蓄，这种储户不规定解约通知期限，比储蓄存折付给更高的利息。一天24小时用户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微电脑委托提出要求，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十分省时地办理好高息投资，甚至可以让人把现金送到家里。同样，忠诚投资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分公司，可以通过电话在整个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出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这一市场战略把传统的银行业务结构打得落花流水。稠密的分支网由于接近用户，在以前曾具有很大优势，现在却成了昂贵的奢侈设施而在竞争中十分不利。现在德国所有大的银行，连同它们的许多独立的分行如“24小时”银行或信贷银行（它们的靠山是德意志银行和联合银行），都改历经营远距离业务。这一改革启动后，在未来几年里银行分支网将被大力稀疏化。 本来，银行职员过去应具备高级中学以上的学历，应当有学识，要受过高级的颇为花钱的企业管理教育，相应地薪金也较为丰富，现在，只有少数这样的人还被雇佣着。相邻国家的那些美好的、收入优厚的银行职员的传统职业教育，在德国已经所剩木多。例如，在联合银行的对话记录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的直属分行已不再同工会订立工资协定。供职人员每小时的报或过去通常是23至30马克，现在只有如马克，略高于清扫行业的一般工资。慕尼黑的大银行在招收新的工作人员时不再支付休假津贴，同样还节省下了圣诞节津贴。此外，这些人员必须在一天24小时随时听候调遣，甚至周末也是如此，而且不付给任何附加报酬。甚至负责接待各种富有的当事人和公司客户的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专家，日子也不好过，而对于通过电子技术组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几十万青年人来说，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德国已有五家大型金融机构出资参与伦敦投资银行，并在当地把它们的大客户业务集中起来加以办理。就设在德累斯顿的克莱因沃特·本松公司和设在德国的摩根·格伦费尔公司而言，德国人中的求职者，哪怕他们来自当地，也是很少能在那里找到机会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宁肯招募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族的人才。 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财界人士总是嘲笑他们称之为过时的、低效的和盈利极差的欧洲银行体系。华尔街一位著名的财界巨子曾经这样说：“瑞士的大宗钱财的管理者们，都是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既然在我们这里投资者们可以获得30％的年利润，而瑞士银行却只能提供也许2％到3％的这样的利润，那么，瑞士人全都会坐失良机。”没有几年的工夫，许多美国大投机家们便都深信不疑，他们利用手中的数十亿美元，同样可以引诱一向谨小慎微的德国人、瑞士人和奥地利人作为存户被纳入美国人的风险基金系统中来。“首先，我们在苏黎世的火车站前大街开设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分号。瑞士的客户们皱起他们的眉头，对我们表示不信任。可是，当他们当中某个胆大的街坊到我们这里存了款，不几年便赚了一辆‘波尔舍’兜起风来，这时，情况立时就会大变。”一个圈里人曾这样十分形象地阐述他们的战略。 结果是十分残酷的。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如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琅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有一项关于全世界50家主要银行的业务计划的研究报告也预言，就银行业来说，在未来十年内将有一半的在职人员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按此计算，这意味着在德国金融部门中将有50万人丢掉他们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 用付给一个瑞士人的钱，可以雇用三个印度人 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到1996年秋，在德国各大学中学习信息学的青年达3万人以上。由此可以预见，在即将学成的计算机专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劳动市场上恐怕很难找到有保证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本领可能很快就失去价值，这一结局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的程序编制者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领悟了的。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有时，它们包下整架飞机运送所需要的救急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本地的软件专家起初起而反抗这种削价竞争，政府曾给以支持。政府允诺只在例外情况下才给印度计算机专业人员办理必需的留境签证。 然而，美国的软件工程人员由此并未得到多大好处。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新德里当局在十个专设区内几乎免费提供了全部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工作室直到卫星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技’。西门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单。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12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1995年实现了总计达12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不过，由于班加罗尔的繁荣使公路交通成倍发展，造成了难以容忍的空气污染，并且也由于大众的持久的贫困打击了人们的情绪，这座城市又重新衰落。各软件研制单位纷纷告退，新近又选中了旁那。 自从靠由印度输送人才到加利福尼亚而实现毫无危险的起飞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这期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相关部门的发源地的情况已不同往昔。在德国，自1991年以来，单是三家计算机巨子IBM公司、获吉塔尔设备公司和西门子一尼科斯德夫公司就削减了一万多个工作岗位，虽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后者不失为其原因之一。许多企业为了加工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同样也利用我们这颗行星的另一端的人才资源。瑞士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相当大一部分生意，委托它们在印度的下属公司办理。德意志银行指望靠自己在班加罗尔的分支机构来建立和扩建自己的数据处理网。现在，印度人还为不来梅港开展集装箱运输研究开发数理逻辑方案，或者为汉堡对付内部竞争编制控制程序。协助建立企业本身的远程电信网。向印度扩张的动机总是同一的：当地的求职人员是在用荚语授课的各大学中受过优良教育的人才，而雇用他们的费用只相当于他们的北方同行的薪金的一小部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代表议内斯·科鲁梅尔表述过雇用印度电脑操作人员的一则公式：‘月付给一名瑞士人的价格，我们可以雇用三名印度人。”只须改变一下付款的地点，就可以在苏黎世节省120个工作岗位和每年80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to 这还不过仅仅是开头阶段的情况。自1990年以来，又有一百万熟练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场，他们来自俄国和东欧各国。单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通过卫星就为德国的IBM公司解决了许多劳动强度很大的维修工作问题。德国的软件公司让里加的人们为自己编制程序，而戴姆勒一奔驰于公司戴本斯公司则把编制程序的工作交给圣彼得堡的人们去完成。戴本斯公司的首脑卡尔一海因茨·阿希格尔说：“这里的供给比在印度还有利。”在西门子公司服务的印度专家勒内·约腾也同意这一说法。在班加罗尔，费用已经变得过高了。人们说：“我们正在考虑早日换到别的地方去。” 目前，在东方和南方从事劳神费力和简单的数据工作的人员，现在遇到了更加便宜的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即计算机专业的同行甚至是不可战胜的。例如，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或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已经完成的各种软件模式和新的程序语言将使几乎每一种劳动很快就变成多余的。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100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2000个，不多不少2000个。毕竟，计算机专家们现在还可以指望未来对他们这种人才的需求会有所增长。电话业务会实现全球性集中，建立起高效的通话网，而这种通话网的信息高速路又会促进多媒体服务业务。而各种实用程序的编制又要求招募大量的劳动力。1995年，德国务软件公司对人员的需求又有所扩大。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即将来临的在线业务的繁荣，网络空间的无数其他的服务性职业即将消失。档案保管人员、图书馆人员。旅游公司的服务人员、零售店售货员、地区报纸编辑人员、广告报刊的编辑人员统统都变成多余的人。当众多的家庭都装备上微型计算机和数据库电话，并且用户在千里之外连家门都不用迈出，只须几分钟就可以选好要买的东西，那时，一大部分劳动市场就会干脆关门大吉。 为建立世界市场，上百万人成了牺牲品 生产部门外迁，生产过程简化，生产程序删减，生产人员解雇——高效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使福利社会中的劳动牺牲殆尽，使这一社会的消费者被排除在外。一种具有前所未见的破坏力的经济地震和社会地震宣告即将发生。不管是汽车制造还是计算机生产，化学应用还是电子学应用，远程电信还是邮政事业，零售贸易还是金融业，只要其产品或服务超出一切界限而自由进行交易，在职者就会由于贬值和受合理化运动的冲击而陷入看来是不可遏止的危险漩涡之中。在西部德国的工业中，仅从1991年至1994年这三年间，就丧失了一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同国际上的情况比较起来，德国的状况还属于良好之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由23个富裕工业国和5个穷邻居组成的这一组织中，一些国家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的数字下降得还要快些。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各国有四百万以上的人谋职未果。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从英国到日本，世界上一些经济大国的大众福利正在迅速消失。 甚至对于那些理应招致败落，但是在“坏消息”声中总是传来“好消息”的那些部门，也感到了时代的变化。这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和文献编辑人员，调研人员和终审编辑，以及即将出现的一大批要靠别人养活的人。越来越少的媒体服务人员却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地制作出新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再指望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位置和丰厚的附加津贴，而从前在印刷品媒体的主要岗位上和在官方合法的广播电视台站中通常是如此。从前在服务于《明镜》杂志或《明星》杂志，服务于西德无线电广播电台或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时不言而喻会作为常规得到的东西，今天只有资深工作人员和少数“青年之星”才有份。现在，那些打零工的人不得不满足于无保证的一揽子合同和可怜的按字数计算的报酬。甚至出版家和严肃的影视制片人也求助于廉价劳动。生意尚好的出版社对招募新人也迟疑不决，因为人们不知道遭受纸价上涨和读者兴趣低落打击的这类部门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有些部门在不久以前对所使用的人员还允诺实行终身雇用制，并不在乎世界经济的景况如何。现在，这些部门也采用雇临时工的办法。如今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大规模裁减人员之势，而且远程通讯业、航空公司和公用事业部门也面临那样的前景。如果把各部门中有关时期的国际领先企业的效益当作标准，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公司未来裁员的前景，那么，整个欧洲就会显示出大批解职的趋势。有关这方面的预测情况，请看下面的示意图。德国和欧洲联盟在全球竞争中为饿狼提供了一块肥肉。 现在还看不到裁员趋势何时会终结。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的营业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几年里，欧洲联盟各国将有1500万工人和职员不得不担心他们能否保住他们眼前的全日工作，并且几乎有同一数目的人员在1996年夏天已被通知失去工作岗位。 单是在德国就有四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受到猛烈冲击。这样一来，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9．7％上升到21％，即增加一倍多。在奥地利，可能从现今的73％上升到18％。即使情况可能不致如此严重，许多失业者、丧失稳定工作者也可能不得不去从事短时工作、招之即来的临时工作和低酬工作。在这种新的劳工世界中，数百万临时工从一处短时工作被抛向另一处短时工作，其收入当然会大大低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协议工资标准。20：80的社会逼近了。 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未来和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许多当事者却拒绝为此负责。政府和大公司董事会不知所措，认为对此没有责任。他们向选民和受雇者解释说，不久前连想也想不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变化”的结果。欧洲联盟的经济专员马丁·班格曼指出，由于工资持续提高，在西欧已不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一些竞争者已瞄准了工资开支已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国和越南。经济管理杂志《华尔街杂志》确认：“在一种残酷的全球性经济中，竞争将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市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有保证的了。” 大规模裁员趋势 一些重要服务部门面临减员威胁 ＠银行 按美国大银行花旗银行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每个员工的平均经营成果为68769美元）计算，德国和奥地利金融部门国内外员工多余的数字： 资料来源：各银行营业通报＠电信事业 按美国太平洋电话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员工人均承接主机用户296户）计算，欧洲各电信公司多余的员工数字：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世界通信基本指迹；任狼星》杂志＠航空公司 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员工人均飞行里程220万．里）计算，欧洲各航空公司多余的员工数字资料来源：《欧洲航空协会年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航空运输统计资料》；《各航线营业通报》＠保险业 按法国阿萨库兰茨保险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员工人均吸纳保险费即直接保险金额为902504美元）计算，欧洲各保险部门多余员工的数字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保险业统计年鉴》O96年巴黎版Z《欧洲保险业统计资料》从这种打破界限的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总是把这种危机美化为某种合乎自然规律的进程。1993年，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当时的首领埃查德·罗伊特就曾经预言：“竞争在我们地球村中严如一场风暴潮，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冲击。”又过了三年，已有10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这时西门子公司的掌舵人海因利希·冯·皮埃尔几乎以同样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意思：“竞争演成了一场风暴，而真正的飓风风暴，还在前面等着我们。”然而，经济打破一切界限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不如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为资本争取自由 当欧洲还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后果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短路形式展开了。1948年，美国和西欧先后商定订立总关税和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此各参加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贸易制度。迄今为止，经过八次往往持续几年的国际谈判回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十年间商定不断降低关税税则。今天，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关税几乎已经不起多大作用。自从1994年初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后续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国政府不再为关税壁垒讨价还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贸易樊篱，例如打破国家垄断或技术方面的一些规章。 越来越多的贸易自由的结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来，全世界的货物和劳务交换比生产增长得更为迅速。1985年以来，贸易总额的增长甚至比经济效益的增长高出一倍。1995年，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贸易中有五分之一属于跨越国界的贸易。 长期以来，工业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以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交融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中发生了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把世界经济推上新的层次。在此以前，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这一原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为对付经济灾难而阐发的。凯恩斯让国家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金融投资者，当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就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加以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可以造成追加需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当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许多国家有目的地推动工业发展，指望以此实现迅速的增长和扩大劳动需求。由于1973年至1979年发生石油价格震荡，这一构想被动摇。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因此，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和福利就越大。从这一假想出发，西方的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涉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了目的本身。通过彻底开放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和资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对经济制度实行的最激进的手术得以畅行无阻。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未来市场风险将会落在谁的头上。首先，在那些还雇用许多非技术工人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企业不分大小会遇到低廉工资国家的竞争。就家具、纺织品、鞋子、钟表或玩具的生产而言，西欧国家和美国只有在这类生产已大部分自动化或把工厂设在国外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进行经营。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国首次闯入世界市场昔日各主导国家的方阵，它以进攻性的廉价供货使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也受到压力。各老牌西方国家起初以新的保护关税来加以对抗，或强制推行所谓自愿限制进口的协定。然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抱怨保护主义妨碍技术进步，并坚持认为，这种防御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时。从劳动密集型的大宗生产转向高科技生产和服务型社会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据说将能治愈国际竞争和自动化所造成的创伤。然而，这种愿望从来不能实现。虽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丧失报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 一个失信的诺言：自由贸易会带来福利 本来，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见解，上述这种劳动市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自由贸易的辩护土直到今天还开导人们说，越出国界展开无限制的商品交换，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利，造福于所有参加国。为了论证这是有道理的，教授们以及政治家们总是援引“比较成本利益”理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9世纪想出来的。李嘉图当时试图说明，那些同贸易对手相比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当时他以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葡萄酒和毛料的交易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两种产品如果在两国各自生产，则英国人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而生产率就会低些，其产品用来出口就会被认为价格过高。但对于葡萄牙来说，向英国出售葡萄酒，用所得进款购买英国的毛料，这毕竟是划算的。反过来，英国向葡萄牙出售毛料并从葡萄牙进口葡萄酒也会获得好处。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在各自国家内形成的比价不同。因为，接李嘉图在例中进行的计算，英国在毛料生产中1小时生产出的价值，在酿葡萄酒的劳动中用1．2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相反，在葡萄牙这一比例只是1：0．8，因此，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伙伴来说，葡萄酒同毛料相比，其价值较在美国为低。这样一来，对于双方来说，就形成一种相对的、比较的成本利益。对于葡萄牙来说，在葡萄酒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不去生产毛料，让英国实行与此相反的专业化生产，这是划算的。通过贸易，两个国家最终将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和更多的毛料，却无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李嘉图的理论像任何天才的思想一样是十分简单的。这一理论说明，有些产品本来双方都能生产，但是不同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交换为什么却能带来繁荣。只不过，这一切同当今的世界已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李嘉图的光辉理论是建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的假定上，这就是：只有当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而只能留在国内时，比较成本利益才会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对于李嘉图来说，下面这种情况还是不言而喻的：“经验表明，每一个人如果下不了决心而且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委身于另一国政府，这就会妨碍资本的流出。” 李嘉图的基本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已经变得完全陈旧了。现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资本更易于流动了。今天，国际投资控制着贸易潮流，数十亿的对外付款以光速决定着汇率和一个国家及其货币的国际购买力。相对的成本差异不再是贸易的发动机。现今起作用的，是在一切市场上和一切国家里同时存在的绝对利益。 不管什么时候，跨国公司总是在这样的地点生产它们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工资最低，而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还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些公司可以降低它们的各种费用的绝对水平。这样一来，不仅商品价格下降，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下降。 这种差别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学派的学术争论中并非小事一件。因为追逐绝对利益这一方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赖以发展的机制。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现代的数理逻辑和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它们能超越洲际把各个生产环节联合与统一起来。组织良好的公司，例如规模庞大的机器设备制造公司在40个国家拥有一千家子公司，在需要时只消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任一产品或部件的生产从一国移到另一国。现在的情况不再是一些国家和它们国内的企业为世界贸易提供商品，然后再为在本国范围内分配已得到的利润进行谈判或争论。如今代替这些行为的，是各国的无产者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安排的生产中还能承担的劳动而进行竞争。 这一过程打破了往昔的一国国民经济的各种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使技术更新和合理化进程的顺序很快就变成某种荒谬的东西。整个说来，生产效率比经济效益增长得更快。结果就发生了所谓“非就业性增长”，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购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度曾成为工人运动反对好战政府和资本家的宣传武器的国际主义，现在起了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些几乎完全按国别组织起来的受雇者面对的是某种跨国公司国际，后者靠越出国界随意转移资本这张王牌打退每一挑战。对投资者和公司经理们来说，关于自由贸易带来福利的承诺仍是有效的。然而，对于他们的雇员和工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说，对此已不能再有什么指望。这种似是而非的进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自90年代初，这一趋势已变得十分明显。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是去刹车，而是干脆去加油。西欧一些国家建立了欧洲内部市场。它们在“欧洲92年”的标志下从里斯本到哥本哈根排除了几乎一切障碍，为资本、商品和劳务的超越国界的运动创造了条件。美国你拿大和墨西哥从自己方面作出的回答，是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该组织甚至把格兰得河以南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即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容纳进来。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组织的范围内近年共同一致开展又一次降低关税的运动，结果在1993年9月使得许多种劳务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交易。 这一切本来应当为所有的参加国打开提高福利的方便之门。例如，所谓的塞西尼报告，即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一千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作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了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 奥地利在1995年才参加市场联合，该国工人今天也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结局。例如，自1996年7月德国零售业巨人Rewe出资购进奥地利连锁店Billa以后，该国生活资料市场几乎有一半就被置于网点遍布整个欧洲的一家大公司的控制之下。从此，阿尔卑斯山地带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大约30万工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担惊受怕。他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能力，可是Rewe这一收购者对于奥地利的生产者们只付给低廉的欧洲价格，或者通常是从欧洲各国中他们从前的供货者那里按照较优惠的条件购进更精良的产品。 北美人从他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体验到了完全类似的经验。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期待人们允诺将会给予的福利。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却要进一步推进跨国界的一体化进程。在1996年，又有三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处于准备程序之中：巨人中国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对远距离通信的垄断将被禁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将把各国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规定统一置于更低的要求水平上，以使得各公司可以更自由地行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甚至计划彻底废除一切关税，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律照此行事。他敦促他的成员国政府到2020牟取消全部地区性的协定，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目前的种种经验来看，这将是一个便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计划。尽管如此，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和波恩的大多数经济政治家们对这一设想都表示首肯。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来终于张开大口了，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虏，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许改变航行的路线。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母国美国那样，人们对这一前途感受得如此痛切。 推土机的胜利 事情没有比这再糟的了。杰克·海斯发呆地坐在自己的厨房里，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和推土机制造厂家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已工作了29年，是一名车工和机器装配工。在这家公司的总厂和中心，即在合众国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他经历了该公司的全部兴衰史，包括倒霉的80年代，当时公司几乎濒于破产。为了重新装配工作流水线，海斯自愿地和无报酬地劳动了不知多少个钟头，在装配车间里安装了新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这才使企业重新回到世界领先的位置上来。后来，到了1991年，据海斯回忆，公司的售销额又创下了新纪录，有了盈利，但是经理们却宣布对职工开战。工资要下降20个百分点，工时却要延长两小时。公司领导机构甚至连谈判都不加考虑。海斯和他的长期共事的伙伴们明白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会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动员该公司在美的所有分部掀起罢工。归根到底，正义和道义是在工人一边。职工们为什么在已经增长的利润中不能分得一份呢？ 等了四年，海斯还一直没有等出个结果。有组织的机器制造工人们进行了多次罢工，有时在工厂内部，有时上街，最后罢工持续了18个月以上。这本来在开头是一场反对粗暴的企业管理的正常的罢工，后来竞演变成美国战后一场最为旷日持久和最为严酷的工人斗争，为此工会为它的会员付出了整整三亿美元的损失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①在1995年12月3日这个周末，海斯和他的战友们从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理查德·阿特伍德的口中得知：“有些在罢工中确实遭受损害的人，都是我们的忠诚的工会会员。’驰说，人伤害不了拖拉机，罢工者们不得不重新工作。过了一些时日，海斯身后又有了一批劳动接班者，他们是依照新的条件工作的。他不明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摇着脑袋说，他“从来’不相信“公司竟会这样下流地对待我们”。 1991年，唐纳德·菲特斯开始担任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曾受到美洲经济共同体的如此赞赏。因为这个人表明，一个人怎么竟能一举毁掉工会的势力。在美国这家公司首领的指挥下，推土机证明了大多数工业国家尚难以想像的事情：罢工，哪怕连年累月持续下去，甚至形成全国性运动，并伴有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在要求提高工资方面仍无济于事。对于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建起来的公司来说，这种罢工倒不如说为它提供了一个节省工资开支和提高企业盈利的绝好机会，而公司领导层所要做的，只是下定决心处理此事。 在80年代初，这种事情还是不可想像的。履带拖拉机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美国企业，公司装备有全套的生产线，从制造螺丝钉到装配自己的完整产品，一应俱全。同样，公司在全球遍设国外分支机构。从1981年开始，日本竞争对手小松制造社以倾销价格打入美国市场。日元在日本货币发行银行的大力推动下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大大助长了出口攻势。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出现赤字，公司领导层对生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公司管理者开始从小供货者手中买进更多的零件和组件，而这些小厂商通常是专门为进行这种生产而建立的。这类新建企业的员工照例都比较年轻，工资较低，因为许多这样的企业都建在乡村型的南部各州，在这种地方，几乎还不存在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拖拉机公司领导层把外国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并在本公司直接生产的产品方面投资18亿美元实行自动化。工会会员们也参与此事。最终又有了盈利。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甚至同意订立专门的合作协定，来提高生产率，并且毫无反抗地顺从许多制造厂关门的决定。这样一来，员工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在1979年，在该公司中工作的有10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联合会会员。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在用65000美国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参加工会。可是公司领导层宣布，该公司制造的建筑机械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了，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厚。 现在，菲特斯给人上课的时间到来了。此人向公司的员工解释说，在日本和墨西哥，支付的工资比在皮奥里亚还低些。因此，新雇用的人员工资要低一些，而老的工人应对他们得到的报或感到满足。提高实际工资这种事是不会再发生了。当工会号召罢工时，菲特斯则回击以这样的威胁：他要用新人取代全体罢工者。诚然，在美国劳动法是禁止罢工时宣布解除雇工合同的，但是不禁止挖雇破坏罢工者。在前些年，工会会员还可以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可自由支配的技术力量不足，生产难以维持。可是，经济衰退，合理化进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输入，已使得一支技术工人失业大军沉淀下来，他们只能任人随意雇用。此外，自动化也使技术熟练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点。因此，该公司首脑的这一威胁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因此，联合起来的汽车工人试图遵照规章行事和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来使生产瘫痪下来。但是，菲特斯断然开除了工会的所有干部。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们重新举行罢工，这一次工人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开除工人的做法是违法的。按照现行法律，菲特斯也不可以利用外界劳动力来破坏这种罢工。于是菲特斯蛮干起来，甘于进行冒险：他派公司办公人员、工程师、全体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派近5000名临时工到装配车间干活。同时他尽可能靠国外子公司抵补生产。这一切收到了效果。罢工阵地在产品库存的压力下一个月一个月地坚持着，与此同时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甚至提高了。当罢工者最终投降时，菲特斯强迫人们接受了几十年来还从未有过的劳动条件。从此以后，该公司在必要时让每人每天劳动12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给附加报酬。同时，菲特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承认，在罢工期间他实行的改造显示了生产力的异常巨大的后备潜力。本来还可以再进一步节省2000个工作岗位。 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 菲特斯同他的工人开战这件事轰动一时，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野蛮地强加于人的东西，在美国的大多数其他大企业里也照此办理，当然方法更巧妙。自从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者涌入美国高价消费品市场，例如汽车和电子消遣品市场以来，美国经济也今非昔比。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条战略还可以采取，这就是推行合理化进程和降低工资。“经营规模小型化”、“生产外移化”和“生产改组化”，这就是立即可用来同美国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结果看来是必然要作出牺牲。自从大入侵后过了十年，美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经济”。美国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断语。美国政府对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前举行的争取连任总统的选民集会上挥着拳头说，今日美国经济运行之“良好，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他强调指出，当时新工作岗位的提供远多于失业数，单是在他在职期间，据说就新增加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21万个。失业率为5．3％，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都低。 确实，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公民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美国的“环境优势”——这是德国人的习惯说法——今天不再归结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卓越的科学家，而只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恶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七个百分点。这表明，20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当年，黄金时期60年代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预期的不断增长的大众福利：“水涨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时代，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对国民经济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间，美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所有就业者（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劳动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资总额下降了19个百分点，也就是下降到每周258美元或相当于380马克。而且，这还仅仅是统计上的平均值。对于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层来说，工资的缩减更具戏剧性：在居民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所得工资额甚至比20年前减少了2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Oh。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规皿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 大部分上层人物过去和现在所以受到犒赏，是因为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使劳动开支降了下来。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电气设备的低技术工业部门所采取的办法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天赋之国”中消失。制造商变成了进口商，他们或者从亚洲购进货物，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经营生产。它们只是同生产厂家订立生产合同，而且这种厂家不断变换，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甚至还有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仅仅在墨西哥，美国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饥饿工资，每天还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根本不为人所知。首先，对所谓“蓝领”工人，即那些没有技术的人和大宗生产厂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情况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怀特回忆，在80年代，“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在谈判桌上不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的会员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会转移到墨西哥”。 尽管如此，美国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总经理们已把他们的战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门，通过这种战略，他们可以防止自己的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发出了起跑信号，1980年他断然宣布，所有工会会员都要置于国家严格的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放宽劳动法，使得公司首脑和经理们可以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是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洛夫写道：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们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领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领导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在工作单位组织工会的条件下才会受雇。 另一个受欢迎的办法是把受雇人员变为独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员现在以计算机专家、市场调研家或导购人员的身份完成着他们从前的工作。不过他们领取报酬是一事一结，或者按合同办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场风险则自行承担。像这种表面独立的人员一样，临时工和租赁工的数字也急剧扩大了。随机生产是一种订货生产，它无须建立颇费钱的贮备仓库；在开展这种生产的同时，老板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工人，他们随叫随到，从而这种人简称为临时工。美国公民中有500万以上的人就是这样非自愿地在这种毫无保障的劳动状态下养活自己，有些人同时为两个或三个公司干活。可见，经理们有时是在本公司内部，有时是在公司外部拥有一批不费分文的机动力量以供支配，他们视市场景况随时利用这一力量。所以，美国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车公司、电话电报公司或IBM公司。临时工公司——劳力公司无可争辩地在雇工统计中占居首位。 这一转变几乎已席卷了整个劳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间，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从前的大企业有所收缩，劳动划分为许多空间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单位。随着劳动组织的细分化，工会的组织基础也瓦解了，例如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体员工中有20％是某一工会的会员，而今天这一数字为10％，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单是全美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就减少了50多万会员。 可见，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国家监督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逐步贯彻了一条原则：“赢家通通吃杀”。这一原则现在已通行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是菲利普·库克和罗伯特·弗朗克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概括出来的公式，目前大多数公司都照此行事。这样，一项长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宣布废除。从前，IB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或其他某个公司倘若业绩良好，它们所雇用的员工便同样受益。这种现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大公司还把它们盈利的大约70％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这些公司付给公司员工的数额，高于劳动市场上各类可比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数额。同时，公司中盈利较好的部门通常会资助盈利较差的部门。整个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会达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调控的金融经济把这种社会优点变成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弱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聪明的金融据客们首先发现了这种“无效能”现象，并为80年代的投机者打开了天上乐园的大门。他们心怀叵测地靠信贷收购股份公司，然后化整为零地重新向市场抛售以谋取利益，同时却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费用过高的劳动力支出。这种削减雇工战略随电影《华尔街》的上演而风靡一时。在这部影片中，毫无人性的金融界据客戈登·格科靠牺牲全体员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该片为好莱坞增了光，片中描绘的战略在全世界获得极大成功。 为了从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数公司首脑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改革，没有人可以幸免此难。例如，IBM公司甚至把从前公司自设车队的司机们改变为独立业主，并把公司经理的女秘书们的工作内容一分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员一再获得新的出价，例如IBM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职工在1994年圣诞节前夕也面对了这种出价，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削减工资，或者2000名职工被解职。结果他们自愿放弃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间，IBM公司把工资开支削减了三分之一，并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时，管理处对这种削减措施的执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给予了补偿，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与他们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贴560万美元，以奖励他们的行动。不管是就IBM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东的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拿IBM公司来说，无论股票的行市还是红利，自1995年以来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的职工也随时要准备好被解雇。 担心更加不平等 从前，有一项原则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并帮助它在全世界进行胜利的进军。这就是亨利·福特的那项诺言。可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这一原则置诸脑后。1914年，这位美国老牌资本家把他的工人的日工资径直倍加为5美元，当时《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这一率先行为抨击为“经济犯罪行为”。然而，福特不过是发现了后来的国际经济成长中的一条逻辑。他要想使他的汽车成为人人都能消费的产品，就应当让未来可能的顾客挣得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买得起新产品。因此，他让他的工人三个月挣到的钱，就可以买一辆该公司生产的T型汽车。今天，各汽车制造公司中的众多工人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在墨西哥、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南部各州工作的人更做不到这一点。国家贸易壁垒的拆除和工会组织的瓦解，正如身为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里希所说的，“排除了一切障碍”。因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销售，“它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赖美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而美国工人阶级则越来越变成一个“被吓破了胆的阶级”。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洛夫把美国当局的官方失业统计称作充其量是误导性的东西，几乎不再看作某种宣传鼓动。1995年，除官方承认的700万求职者外，还应当加上600万实际上需要工作、但是已放弃谋职的人。至于官方提供的数字，则只是根据民意调查而得出的。此外，还有450万在业者不过是非自愿的临时工。只要把这三类人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14％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工作。如果再把一年只从事一段时间劳动的人计算进来，那么就业不足者大军的比重就上升为28％。这样，总的情况是：1010万人是应招工作的临时员工，830万人为独立工作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满负荷。收入分配情况与此相一致。据联合国劳动组织国际劳工局通报，在就业者总人数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劳动贫民”这一用语目前在美国的社会学中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同时，美国的受雇工人今天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平均长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而且美国工人在保险方面受到的保护最少，并且不得不极频繁地变换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 曾被欧洲许多经济学家称赞不已的“美国就业奇迹”，就这样令人惊异地变成一句糟糕的骂人话。华尔街一家可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15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么失业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不过，对美国来说，财富的极端不平衡的分配从历史上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说到底，合众国的立国之本也正是追求经济自由。美国人总是让他们的成功的企业家得到全部财富，但是最终总还是有点什么东西留下来分给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在1970年以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较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总是要忍受种种损失，而少数人的财产和收入则成倍地增长。 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日益威胁着政治上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因此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 现在，不仅科学上的无教派者，如瑟洛夫、里希和卢特沃克这样的人在转变思想。显然，经济和政治的实践家们也对经济学的正统观点产生怀疑，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退离经济是否过远？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尼。麦克，美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的这位主席，甚至提出要制订一些相关的法律。1996年春，麦克便承认，“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有权利对一切表示怀疑”，“他们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让人信不过了”。甚至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艾伦·格林斯潘也一再严厉谴责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他警告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威胁”。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来了一个轰动一时的逆转弯。将近十年来，罗奇由于出版了几本书和一些科学研究著作而获得了管理战略家的美名。在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中，在大学讲台上，在国会会议上，在管理问题漫谈会上，此人曾一贯建议坚决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是个星期四，这一天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收到一份函件，在这份函件中罗奇公开收回以往的意见，而通常只有天主教会的革新家们才会这样做。他写道：“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改革就像未开化农民实行“火种”的原则一样，这样的原则为了眼前的利益会毁掉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就是罗奇向他的惊呆了的读者所说明的想法。实行机构精简和简化管理的战略，据他说就是这样一种陷阱。如果国内各公司的首脑不能立即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来重建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对他们的技能培养，那美国就将缺乏资源来在世界市场上同对手保持同等地位。罗奇说：“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 至于怎样从拆除转上建设，自然，直到目前为止，罗奇、麦克或里希这样一些提醒者除了向高层经理们提出告诫以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是告诫后者，要注意各种行为的长期的和社会的后果。可是，妖怪已从瓶中被放出来了。《金融时报》对罗奇的见解作出这样的评论：“可悲的事实是，实行精简的做法在股东们和经理们看来恰恰是值得的。华尔街宁愿节省每一个铜板，而不是去多收一个铜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者们在摩根·斯坦利基金会的那位经济学家发出轰动一时的通告信的当天，就再明确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康阿格莱食品公司的首脑承认，他在当年将解雇6500名工人和关闭29个工厂。单是这一消息，就使得该公司的股票行市暴涨，以致该公司的股票价值按交易所牌价在24小时内竟上涨了五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和被财权股牵着鼻子走的高层经理们之间的迅速反馈，就决定了要继续展开为提高效益和劳动廉价化而进行的残酷的角逐。即使高利追逐者们的强迫命令在目力所及的短时间内可以又被阻止，而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由于本国的投资者们思想有所转变才做到这一点，美国劳动居民的工资损失和购买力损失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当美国的精英们清醒过来并去认真思索应选择的道路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中的跨国公司早已跑完在美国才刚刚开始的赛程。显然，欧洲和亚洲各先进国家不可避免要陷入美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一旋涡之中，而就业和工资的下降螺线会继续发展下去。只不过，由于世界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这一过程将以迂回方式反复展开。另一种机制将更迅速地席卷一切，这就是跨国网络化。 “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 汽车工业中的变化以实例显示了全球一体化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工厂人员的削减，80年代的生产的收缩，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开端。汽车工业把迄今为止不断扩大的各道工序迁移到配件供应者所在地那里去，在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装完整的现成组件，如车轴系统、空调设备或仪表盘等。目前，在美国最新的汽车制造厂中，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制造工序是在本厂完成，其余生产部分是由供货者承担，而后者在它们的用户出价的压力下也不断推进合理化。在最新的强大生产力的推动下，如今劳动越出一切界限发生相互交错和不断简化的过程，一国是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德国的汽车只在豪华级范围内还有地位。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新型车“POI。”，虽然是在沃尔夫斯堡组装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来自国外。供货者的名单从捷克开始，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直到墨西哥和美国。丰田公司在海外生产的部分，已大于在日本本土的生产，反过来，如果美国汽车工业被迫放弃日本厂家的供货，它就会垮台。但是，“德国制造”的厂标改为“梅塞德斯制造”或“福特制造”的厂标，这也造成了混乱。在激烈的竞争中，汽车设计师们早已发现，如果超出公司范围来联合生产一些部件，那会节省许多钱。今天，在德国各牌号的汽车上，装配的已不是上百种不同的汽车发电机，而只是十来种微型发电机。生产交错化和简化甚至不仅仅限于动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车。“沃尔沃”牌汽车使用的“奥迪”型柴油发动机是匈牙利制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购买六缸发动机用于大众汽车公司的新型微型车“Viano”上，甚至显赫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也把宝马的发动机装配在它自己的传统的贵宾车上。 同时，各大公司不可阻挡地实行联合、联合经营和合并，使效益发挥到顶点。大众汽车公司除奥迪公司外，还吃掉了西班牙的赛特公司和东欧的市场名牌厂家斯科达公司。宝马公司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罗韦尔公司，福特公司则接管了日本第四大汽车制造厂商马自达公司的经营权。福特公司联合大众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轿车制造厂，只不过是以两个不同的牌号名称经营的。福特公司把所生产的汽车称之为“Galaxy”，大众汽车公司则以“Sharan”的牌号出售这种汽车。菲亚特公司和标致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克莱斯勒公司也让三菱公司在泰国为自己生产小轿车，运到美国装上美国牌子，而在荷兰，三菱公司同沃尔沃公司联合进行生产。 可见，汽车工业已织成一个综合性的覆盖全球的网络，其产品因颇具灵活性和机动性而受到赞誉。现在生产者本身只是一个成本要素，无权的棋子，可以随时被挤到一边去。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1991年到1995年，就失去了30万个工作岗位，而同一时期汽车的年生产量几乎保持不变。这一趋势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福特公司的欧洲分公司经理阿伯特·卡斯佩斯表示，‘到2000年为止，我们计划每年将效益提高六至七个百分点”。“现在，我们要用25小时才能生产一辆警卫车。到2000年，这个时间将降到17个半小时。”大众汽车公司的口号则是：“汽车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内，生产率应提高30个百分点，该公司财务经理布鲁诺·阿德耳特曾如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汽车公司将逐年裁减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该公司董事会却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证，在同一时期内，销售利润将增长四倍。 由于生产的跨国交错化，失业更带有威胁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从前的对抗战略目前已经松动。在90年代之前，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创造了终身雇用制。适应过程中的牺牲救平均加以分摊。集体的社会保证不仅在社会价值层次上，而且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都被看得重于谋取更多的利润。在法国，专家治国论者推行一种民族的工业政策，而且往往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政策确立了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却没有使一般的生活标准降低。德国曾以其高度发展的教育体系和特有的劳资合作关系而光辉照人。技术、人力和社会氛围的高超水平，补偿了要求并不那么高的一些部门的损失。 现在，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价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经理们也醉心于简化管理和货品外购，他们就好像是他们美国同行的异姓兄弟一样。在难以解雇人员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员工降低为收入较差的档次，降低工资或者调遣员工到小的分支机构中工作，或委派以代理岗位，以迫使自行辞职。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隐喻语言来说也就是“砍头”行为，也不再被社会宣布为禁忌。首先遭此命运的还只是临时工，未婚妇女和年轻的辅助工。间或也轮到资深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时整个工厂和管理中心都停止活动。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牛尾次郎指出，“从前，我们有苦同当，并且信赖政府。”“往后，支配一切的将是市场规则了。”这种结果政府还试图加以掩饰。据公开报道，失业者占就业人数的4．5％，不会再多，但这只是统计上的骗人数字。谁寻找工作超过六个月，就不再列入名册。只须按美国的方法进行统计（这种方法也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失业率将达8．9％，这是大藏省1994年的一份内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结果。据一位批评者估算，现在在日本已达就业年龄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寻找工作。从前充当社会团结保护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进上述这种过程。非调控化和贸易自由化，已使得整个整个的部门变得软弱无力。从前的贸易盈余已缩小为一个很小的部分。对此，富士公司的经理石很正忠作了看来十分浅显的说明：日本的体制“脱离国际的平均状况是太远了”，所以现在应当有所改变。 这个论据也为我们星球的另一端的人们所接受。法国各大公司五年来也不断裁减人员。令人焦忧的不仅仅是高达12个多百分点的异常的失业率。此外，就业者中有大约45％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严如一名临时工，在解雇方面没有任何保障。 1994年，有70％的招雇是临时性的。同时，工会会员减少，影响降低，特别是前景不妙。跨国市场毁坏了工会的力量基础。欧洲联盟各国几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国是例外，因为在那里，还在撒切尔时代，政府和企业家们就共同把工资和劳动条件压低到今日葡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国，体制转变带来了极明显的后果。德国收益最好的工业部门即化学工业部门的一些董事会就展示了这一点，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就1995年这个营业年来说，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尔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布获得三家公司历史上最高盈利。同时，它们预告要在国内进一步裁减人员，虽然上一年它们已削减了15万个工作岗位。拜尔公司总经理曼弗雷德·施奈德透露说：“我们知道，人们会感到这是矛盾的。”但是，公司的高额利润不应当让人看不到这样的真相：“拜尔公司在德国是处于压力之下的”。 施奈德用这短短两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公司的前景。因为，拜尔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由于传统的原因并且由于公司中心所在地的关系，仍是一家德国企业。而后来者1．G．法本染料工业公司平均有80％的销售额是实现在国外，并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德国本土工作。法兰克福的那家大化学公司的高层经理尤尔根·德尔曼问道：“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我们最大的零售市场是美国，我们的科威特的股票持有者所占份额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占份额还要多，我们要研究的是国际性课题。”不能正常运转的，只是德国的证券公司，因为人们再也挣不到钱了。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比较而言也许适用于该公司的美国分部或亚洲分部。同时德尔曼又保证说，他的公司在德国自然负有一种“社会使命，因为我们也把自己当作德国的国家公民”。只不过从前人们总是“有些夸大爱国主义的意义”。一个全球性公司的高层经理如今恰好没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德尔曼个人的问题。德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财产得承担义务”，并“为公共福利服务”，然而，这一条款看来是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再也无法执行的。从前，只是在美国经理们才以利润为中心来划分他们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或者获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渐淘汰老的化学工厂，拜尔公司的爱克发集团则陷入改组陷阱，后者虽然获得利润，但只占销售额的3％。于是，德国股份公司的陈！日的构想被打破，并且一种新的、但又完全是老面孔的企业文化开始行时：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国许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时刻的咒语，归根到底这无非意味着要像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造福股票持有者。1996年5月，药业巨子希巴一盖奇公司和桑多兹公司决定实行合并，它们当时抱定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一行动因威胁要大批裁减人员而激怒许多瑞士人。甚至维也纳大主教克里斯托夫·舍特尔恩，这位长期在弗里堡大学任教的人土，也卷进了争论。他说：“世界上两家最大的化学公司，虽然它们经营得是最好的，却要实行合并，并且为此要‘解放’15000个工作岗位。这决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场’所强加于人的事情，而只不过是少数人追逐红利的贪欲所使然。” 股东们的评价：德意志股份公司休矣 为了适应美国的原则，结果不仅仅造成资本家的不幸的为所欲为。对各公司及其高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来自跨国的金融市场，来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力量中心。无边界的股票交易使国际间的约束同生产联系相比遭到更加彻底的破坏。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股票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德意志银行的股份总额的43％是由外国投资者操纵。拜尔、赫斯特、曼内斯曼等公司的财产多半为外国人所拥有。这些投资者的大多数既不是无权的小股东，也不是作为紧密交错的参与者同德国工业融为一体的银行和公司。实际上用来在德国进行收购的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这种经营的目的，是想从国外投资中获得同当时购买国内有价证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的收益，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公司毫不让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拜尔公司的财务经理赫尔穆特·勒艾尔承认：“外国股东对德国企业的压力日益增大。”近来，人们对加利福尼亚公务员养老金的管理人员颇为敬畏，因为他们手中支配着近一千亿美元的资产。加利福尼亚退休金系统的经理们已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快递公司这样一些极其强大的公司实现了对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涨的预期，最后又把海外投资提高了20个百分点，因为“这期间国际市场上的效益比国内市场要大些”。约瑟·阿罗所提出的该系统的战略，就是这样论证扩张的理由的。在资本的这种国际性流动的监管人的眼中，下述这样一些企业均属无效能者，在这些企业中，公司的某些分部为投资所提供的盈利少于十个百分点。除美国以外，这种现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日本、法国和德国，阿罗和他的同仁们现在已对各大股份公司的无可奈何的经理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促使“这些外国企业认清股东们的利益”。某基金会的一位谋士曾如是说。 一方面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答，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此抢先采取行动，在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强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业工会的北德主席弗朗克·秦希穆勒就看到这种前景。在裁员方面冷酷无情，对工会采取强硬手段，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云。于尔根·施雷姆普就是一个例子，此人于1995年5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经理宝座。甚至在对上一年将近60亿马克的亏损负有共同责任的情况下，此人勒令福克飞机制遣厂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将把56000工人抛向街头。这一刀切下来，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近20个百分点，并使该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涨出将近100亿马克，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一年的红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中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却被《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赞誉为改革家，说他靠受雇者打开了德国的空头支票行情，并最终把公司的结构改造得符合股东的利益。接着，施雷姆普让董事会中的股东代表把附权股分配给自己（其年薪为270万马克）和另外170位公司领导，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获益者从股价上涨中每人得到30万马克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这位头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敛财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为他的其他单位的同行们所效法着。一年来，单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IBM公司宣布废除原有工资标准，西门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内部实行分立等等，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并且自1996年春起，整个德国社会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几乎一夜之间，工会干部们便发现，他们与其说是为了把工会会员们的工资提高几个百分点而去进行斗争，倒不如说现在是为了工会本身的生存而作战。企业一个接一个地设法撕毁现行的工资合同，或者摆脱雇主联盟。中等企业同它们的企业委员会暗中达成协议，共同去教会工会干部懂得害怕。选举的办法几乎到处都成了简便易行的压制手段。例如，卡塞尔的制造取暖锅炉的菲斯曼工厂雇有员1650人，生产率很高，年销售额达17｛乙马克，该厂管理层发出通知，最新的煤气热力系统装置将在捷克制造。该厂全体员工的96％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的建议：宁愿每周无偿地多干三小时的活，也不愿去冒一家德国工厂被关闭的风险。吕贝克的德雷格尔医疗设备厂的“现代化”几乎也同样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从包装工到汽车司机，从数据处理人员到培训人才的人员，该厂成百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分派在独立的下属部门工作，在这些地方，老的工资标准已经被取消。在这些新的单位里，工作时间更长了，但年收入却减少六千至七千马克。 可见，在德国，工资被压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资国家的工资毫无提高。例如，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达公司的工人们发现，自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巨子介入以来，生产率提高了30％，可是工资几乎没有提高。斯科达公司的企业委员会的发言人获奈克·卡德勒克生气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我们五十年后也达不到类似德国的情况。”可是，大众公司的经理费迪南德·皮奇冷静地拒绝了他的捷克员工们的工资要求。他警告说，斯科达的全体员工们不要自己毁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不然的话，“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产搬到墨西哥去进行，这更为有利？” 工会的干部们几乎总是试图抵制厂方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他们又几乎总是输掉这种争执，因为“雇主们总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员工去对付另一部分员工，用一处的设厂去对付另一处的工厂”。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就曾这样发出哀叹。有些工会干部如茨维克尔的副手瓦尔特·里斯特以为，靠法律规定的在监事会中的共决并且按照统一组织的原则，迫使美国工会屈服的那种“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会会员的数字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解雇人员，生产机构分流，以及取得工会会员资格虽然要缴纳会费，但在危机场合会员受不到保护，甚至会影响个人前途，这一切使得德国工会联合会自1991年以来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会员。单是金属工业工会就减少了755000名缴纳会费者。虽然损失的会员中有一半以上要归因于德国东部地区工业的衰落，但是在西部地区，也有将近100万的工会会员退回了他们的会员证。像菲斯曼公司那样发生敲诈事件，其原因也在于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参加了工会组织。 自1996年初，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又可以利用它们从前的社会伙伴的一个新的弱点，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进攻。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克尔在1996年5月要求在所有部门中废除基本劳工协定，以减少生病期间的工资额度。一个月后，金属工业雇主协会主席维尔纳·施图姆菲第一个宣布应取消罢工权。该协会据称将来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资的百分率和年劳动时间进行谈判。至于其他问题，如每周劳动时间，休假津贴或生病期间补助津贴等，统统由企业委员会负责处理。协会还想取消工会组织罢工以实现在本行业中提出的要求的权利，因为“罢工已不再合乎时宜”，而招致罢工的“企业只会损失市场份额”。至于施图姆菲的进攻已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的。此外，亨克尔、施图姆菲和他们的协会同仁们还拒不同意在建筑业部门中实行最低工资，尽管这一部门的雇主和工会曾一致要求实行这种办法。考虑到德国实行的是自主工资制，有些相关的联邦法律只有在雇主们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上述拒绝态度，企业代表们不得不眼看德国建筑工业陷入战后最大的破产浪潮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供货者的无视工资的倾销政策。有将近六千家德国公司破产，3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消，这就是德国建筑业中心协会提供的数字。 非调控化：荒谬的方法 促使工作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的当然不仅仅是财务经理们以及公司董事会，还有第三个当事人参与此事，这就是各国政府。一如既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部长们和执政党派都相信，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应当受到足够的限制，这样，繁荣和新的就业机会就会自行到来。在这一主张的名义下，从东京到华盛顿，再到布鲁塞尔，一切尚由国家控制和以国家为界的独占垄断公司或寡占垄断公司逐渐消失。竞争就是一切，就业算不了什么。各国政府通过使邮政和电信事业，供电和供水事业，航空和铁路事业私有化，通过使这些服务事业在国际间的交易自由化，通过放松对包括技术和劳动保护在内的一切事务的调控，进一步激化了危机，而它们本来是为了对付这种危机才被投票选举出来的。 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矛盾现象早已一目了然。放松对美国航空运输事业的调控的始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于安全和加强监控的原因，在70年代，一家由国家组建的卡特尔把各条航线分配给各家公司，竞争在当时成了一种例外。那时，各航空公司有足够的盈利，多半对它们的员工实行终身雇用制，当然，服务价格是相当高的。于是，谁时间充裕而货币不充裕，谁就去乘汽车或火车。里根政府把这一切倒了过来。服务价格急剧下跌，许多公司也垮台。无论航空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成为极度不稳定的部门。大规模的减员，心怀叵测地加以接管并随后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乱状态，这一切就是接踵而来的后果。最终，只剩下六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它们雇用的人员少于20年前，卖出的飞机却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样一来，飞机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降低了。而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也永远地消失了。 80年代这一方针在西欧的管理层中曾博得一些热心的支持。不过，除在英国外，几乎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数地位。倒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展成了市场激进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员把欧洲绝大部分立法活动同依附于产业的咨询公司和院外集团紧密协调起来。几乎未经公开讨论，一切由国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便成为庞大的集团内市场规划的固定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前委员彼得·施米特胡贝尔不无道理地把这称作“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欧洲1992年”首先在私有经济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这一形势以丧失至少500万工作岗位为代价。再向前一步，就是欧洲联盟各国必须开放原来由国家保护的部门和垄断成分；为此，计划要进一步裁减人员。 在新的欧洲，也如同从前在美国一样，首当其冲的是航运部门。在起飞的1990年，欧洲联盟开放了跨越国界的全部空中交通。价格下落，随此所有的国家航空公司均遭败绩，只有事先已实行私有化的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是两个例外。首先是一些小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比利时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几乎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在同公司员工的持续争执中，相继发生改组，这大多是在国家财政注入上百万货币的助力下进行的，但前景仍不妙，并且已裁减了43000个工作岗位。从1997年4月开始，务航空公司可以开辟欧盟各国的国内航线，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开辟了汉堡至慕尼黑的航线。正如所预料的，这一新的提高效益的行动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单是在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中，五年内就将节省15亿马克的工资支出。除将裁减未详数目的员工外，汉莎航空公司的首脑于尔根·韦贝尔宣布冻结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休假权利。这场争夺欧洲空中市场份额的斗争，结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够保存下来。 各国推行的这种削减工作岗位的计划，再加上同时存在的不断蔓延的失业现象，就造成了一种混乱的政治方针。同整个的计划比较起来，航空运输事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实验。从1998年初开始，欧盟内部的整个贸易，包括电信服务在内，也实行开放，这对于投资者和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幸福天堂。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以往的国有独占垄断企业都要为进行竞争做好准备，同对私营的国际联合公司也已披挂整齐准备向庞大的市场进行冲击，这个以亿万美元为容量的市场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大着，并且为人们提供的年盈利率可望以40％的幅度向上增长，从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归根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德国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情况作为例解来加以说明。美国的这家左右市场的公司，在1995年这个营业年，仅以77000名员工而获利54．9亿美元。德国公司的销售额大致相同，为470亿美元，经换算利润仅为35亿美元，但是却雇用了21万名员工，几乎等于美国公司员工数的三倍。索尼公司的前经理和今天德国电信公司经理罗恩·佐默尔同工会达成协议，在1998年前，首批六万名电话工人在给以赔偿和提前退休条件下下岗。为了保持电信公司的竞争能力，至2000年，还应减员十万人，这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大裁员。或许，这些工作岗位的一部分在德国电力和矿山联合股份公司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电站这两大电力公司实行竞争联合（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荚国电信公司也有合作关系）的条件下，又会重新形成，因为新的机构可以以自己原有的同供电线路一致的内部电话网为依托，并作为供电垄断企业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储备，这些力量现在可以重新安排并能从中获利。此外，立法者向它们保证，它们可以以优惠价格使用电信分线网，并且首先可以集中力量发展获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事业，因为后者可以使用较少的人力。 政府机关的后令人物当然不想再亲自决定扩大失业人数。联邦政府自1996年11月起在全世界各大交易所出售电信公司的大部分债券。稍后其余部分被一些大基金公司的追逐红利者买走。类似这样的事情又在整个欧洲重复上演，并且不可避免地使欧洲联盟各国的失业率达到新的高度。正当欧洲各电信公司为对付未来的竞争者而进行准备之际，政界又使下一轮的自由化出台。 1996年春，美国国会决定开放直到那时为止在美国还受保护的地方电信市场。三家跨地区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MCI公司和Sprint公司将同此前的七家地区性垄断公司展开全方位竞争。每次总是两家地区性公司一瞬间就联合为一个更大的单位，同时员工被裁减。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宣布要进一步削减四万个工作岗位。甚至英国电信公司也要采取重大步骤，进一步削减人员以增加利润。虽然在1984年实行私有化之初，该公司已削减113000人，就是说裁减了原来员工中几乎一半的人，但是到2000年，计划还要削减36000入。可见，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开展一杨全世界规模的总体竞争，政界已为此开辟了道路。从1995年秋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日内瓦总部内，各国代表团便就电信领域的一项世界性贸易协定的细节进行磋商。这项协定一旦生效，——各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正在为此而奔走——，“全世界就将只剩下四家或五家巨霸公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行业研究家埃利·诺阿姆教授曾作此预言。 实际上，华盛顿、布鲁塞尔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的市场信徒们，并不是只放松一下电信事业方面的调控就算了事了。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设想，从2001年开始，该轮到邮政事业的改革了，而这又牵涉到欧洲180万邮政员工。电力事业方面的垄断现象也要取消。继美国人之后，德国联邦政府也想单独采取行动，要这样做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州。 如果欧洲的政治家们对他们一再作出的保证能认真对待，确实把失业当作他们最关心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明白，他们的做法纯属发疯。他们还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吗？毫无疑问，他们自认为是有理由的。1996年初罗恩·佐默尔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年的元旦，这位电信事业统帅改变了付费结构，长途通话变便宜了，本地通话则加了价。为了让德国电信公司做好准备参与竞争和股票上市流通，这一措施只能认为是合理的。在竞争中，那些多半是私人性质的近距离通话，却要由跨地区的更频繁的业务性通话客户来弥补其费用，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新的竞争对手首先想要通过降低长途通话费用来招揽大客户。佐默尔必须让公司为此做好准备。可是，新的价目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德国的马路新闻报刊和政界就密切配合在民众中掀起一场对恶劣的电信公司的愤怒指责，结果公司不得不向靠电话消磨时间的孤独老奶奶们让步，并为富有的业务用户打折扣。联邦议会各政党的制订经济政策的人们，昨天曾批准新的价目表，今天却要求为亲戚朋友之间的通话收取社会福利价格。这些人当中为首的，就是来自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邮政部长沃尔冈·特奇。佐默尔只能抱怨一番，说什么这套民粹主义“简直令人愤慨”。 在愤怒和虚伪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舞蹈，不只是荒谬的，它还证明，执政者中的大多数人对经济政策上的世界性计划的结果看不大清楚，而他们却要以此为基础来立法。欧盟委员会有关事务的主管委员卡勒尔·万·米尔茨曾就竞争问题保证说：“对一些原本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实行自由化，这样的决策决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只是一种为适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采取的顺乎自然的步骤的另一说法。”只不过，万·米尔茨所选择的用语恰好透露了那种早已不是秘密的意识形态。每当政治家们在分配国有财产、税额和经济上的实惠时，也总是说要顺乎自然，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那些有关利益的代表者，如迪尔克·胡迪格，倒是直率得多。此人曾为英国实业公司在布鲁塞尔大搞院外活动。他抱怨说：“欧洲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令人自豪的价格，乃是国有企业降低效益的果实，它们与其说是为客户服务，不如说是为它们自己的员工服务。如果欧洲要具备竞争能力，这种效益低下的包袱就不应当由社会的有生产效益的部门来长期负担。” 这乍一听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为电话、运输、供电或业务性出差付出更高的费用，这在全球性竞争中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弱点。私人消费者同样要向垄断公司付出过高的价格，并且常常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服务弄得不快。毫无疑问，大多数相关的部门，用技术上的最佳值来衡量，是效能低下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它们提供了大量有保证的工作岗位。本来，上百万的居民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或者说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和子女们的前途担心，所以这时再实行非调控化，就会引发政治动乱。但是，大多数政府仍坚持这种做法，因为它们身边的专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并作出这样的保证：降低成本会促使高新技术服务部门创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 但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甚至一再发誓要创出奇迹的交通工具生产部门也没有什么两样，而本来电信事业的私有化据说已为这类部门的有成就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人们预言将出现多媒体热，这种多媒体将借助于廉价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而大展宏图。可是这种多媒体计划首先又只能是一种排挤员工的计划。顾客的旅行付费、现金存取和各种购买越是能方便地通过在线服务办理，银行、保险公司、旅游社和零售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就变得越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损失在开展电子数据处理服务的条件下哪怕会近似地得到补偿，而通过这种服务系统的程序和电脑可以在导线上把未来世界组织起来。在未来的多媒体工业的少数劳动密集型部分中，如影像制品部门和娱乐部门中，可惜德国和欧洲在全球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这就是德意志银行的一家下属单位罗兰德·贝格尔管理咨询公司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关于我们已经启航驶向信息时代，希望政界最好不要再说那么多的错话。 可见，非调控化战略已把效益梦想强调过了头，反过来推向自我毁灭。尽管如此，世界经济的一些权威机构，不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发出信息，要继续推进全球的一体化。当然，这些机构的乐观估计由于高度发达国家中种种问题日趋尖锐化而遇到麻烦。但是一些专家们却异口同声地开导人们说，无边界的市场至少为第三世界开辟了一条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道路。例如，基尔经济研究所，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这座科学堡垒的两位研究人员埃里希·贡德拉赫和彼得·努南卡姆普曾这样写道：“全球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使它们在经济上向工业国家靠拢。”《法兰克福总汇报》，为资本争取自由的这个报界急先锋则论证说，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才能使全世界另外的60亿居民分享已取得的种种成果，而直到80年代为止，还只有老牌工业国家的6亿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成果。”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是还能言中吗？北方的福利的丧失，真的能造福于南方的贫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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