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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没落和国家主权的未来 “把各个国家组织起来，这在欧洲只是犯罪和资本主义。”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27年） “如果企业把全部资金投到了国外，人们就会说这是严重的情况。”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3年） 富裕的马尔丁变得贫穷了。1996年3月初，250名税务检查员在法兰克福中央商业银行搜查了国外部和税务部的能说明有犯罪嫌疑的文件，这使这个德国第四大银行的头头大为恼火。这位总经理认为，他，马尔丁·科尔蒙森，世界级银行巨子之一，以及他的银行，德国经济中人们趋之若鹜的机构之一，都成了国家组织的阴谋的牺牲品。他在写给银行全体同事的报告中认为，这一次搜查是“有目的地针对我们银行，针对我们的客户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他十分伤心地说，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法律。我们的银行无可指责”。“我们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犯了罪。” 科尔豪森深知此事之底细。在他正式说明情况以安抚银行公关部的同一天，他的两个董事会伙伴克劳斯·帕蒂克和诺尔贝克·凯斯贝克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法兰克福第三财政局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承认严重地违反了税法，以求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这两个银行家承认，向税务机构提出的纳税申报表包含着“木真实的东西”。“本不应该要求驻外机构修改产值以致影响到了纳税。”他们在信中说：银行多次以国外子公司的亏损抵消德国母公司的盈利。这样就缩小了国内盈利，从而减轻了税负。不久之后，《拥镜》杂志引用检查员的话报道说，银行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这种转移亏损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拥镜》杂志报道说，自1984年以来，银行递交错误的纳税申报表已有10年之久。这样，商业银行负责税务的负责人仅在1988年一年就把它的机构的应纳税的盈利少算37亿马克。几年来，财政总共损失35亿马克收入。 黑森州的税务检查员首次以具体的、确实的例证向公众说明了知情人和财政官员多年前就已经透露的情况：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跨国企业在税法的灰色领域中进行活动，在这一领域中，对收入的征税额轻而易举地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财政当局在德国的这一主要银行城市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搜查活动，这是两年多来财政当局对德国公民和公司到国外逃税活动进行打击的最大举措。在非常有名的40多家分行如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抵押银行和票据银行、美国的梅里尔·林奇公司中，财政当局没收了成千上万的有嫌疑的客户的存款存根，因为他们为了逃税而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卢森堡、利希膛斯泰因等其他地方。有许多观察者由此认为，财政当局对由银行组织的有产者的逃税行为采取不闻不问态度的时代最终已经过去了。甚至赫尔穆特·科尔面对调查报告也露出了他的“苦笑”，他说，一个把逃税行为只看作无所谓的小事的国家，“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前途”。 总理对危险的估计是正确的，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持乐观态度。尽管财政当局经常进行艰苦的检查和调查工作，但是在为征收财产收益税和企业收益税而进行的这一场已持续多年的隐蔽斗争中未必就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不了解内情的私人或特别莽撞的经理才采取非法的方法逃避财产收益税和利息收益税。经营好的康采恩和资产管理机构没有必要这样做。在跨国金融市场的丛林中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降低税负，必要时可降到低于10％。 “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 德国的大企业早就用事实表明了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德国盈利最高的汽车企业宝马公司1988年还向德国财政机构交了5．45亿马克。4年之后却只交了这一数额的6％，即3100万马克。在随后的一年中，宝马公司——尽管总的利润增加和股息不变——甚至在国内出现了亏损，并从财政机构得到了3200万马克。宝马公司的负责金融事务的董事福尔凯·多贝尔弗尔德坦率地说：“我们力图把要花钱的事放到税收最高的地方去办，而这个地方就是在国内”。专家们估计，在1989－1993年期间，康采恩以这种方式向国家少交了5亿马克税金。 西门子电器电子公司也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把它的康采恩总部迁到了国外。德国财政从1994－1995年营业年度的21亿马克盈利中得到的甚至还不到1亿马克，而1996年，西门子一文钱也没有支付。在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1994年度营业报告中也只是简单地说，收益税“主要是在国外”产生。甚至商业银行家科尔豪森在1996年3月末也证明，他的税务专家在此期间也学会了如何合法地减轻税负。但是，他在检查员进入他的机构之后的三周内，拿出了一份收支表，这份收支表简直就是对普通纳税人的一个嘲弄。按照这份收支表，商业银行1995年的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4亿马克，而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却减少了一半，还不到1亿马克。 税收的急剧减少决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现象。许多中等企业的税金也急剧减少了。这些企业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各国税收体制之间的差别，它们能够在国际间使自己的税负达到最优化。在专家的行话中所说的税收计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移价格”。其基础是各子公司和分店之间超越国界的联盟。因为这些公司相互进行前期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或者说只是进行许可证贸易，所以它们能够任意给自己规定成本的多少。因此，在国际间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的支出，总是在税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税区或低税率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公司总是能获得过高的利润，即使它们在那里只是设立了一个带有电传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办事处。 政府机构的检查人员对于实际生活中的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康采恩内部贸易的价格是否过高，往往根本无法证明，因为对于算进价格的各种产品来说几乎不存在可比较的市场价格。只有当康采恩的计划者的欺骗行为太明显时，征税人员才会抓住他们的把柄。在高税率的日本国，许多跨国企业在90年代初就是这样在纳税上玩弄阴谋诡计，而且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远。1994年秋天，财政部在东京从觎多个企业（其中包括世界级公司如希巴一盖奇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补交的税款得到约合20亿马克，因为这些企业的收支平衡表中包含着过高的转移价格。德国的赫斯特制药公司也在其中，官方指责该公司说，在1990－1992年期间，该公司在康采恩其他子公司提供的原料中多算进了1亿马克。 被搞得神经紧张的财政官员所采取的这些小的动作当然不可能中止有组织的逃税行为。在转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们就会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们就经常使用“双重租金标准”的办法。在这种场合，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对租借设备规定的折旧费的差别，以求同时在两个国家内在减少税金的情况下积累起购置机器、汽车或飞机的费用。“荷兰三明治”这种办法更为流行。这种方法是把荷兰的子公司和设在免税区如荷兰的安蒂尔或瑞士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两地的税法可以使十分之九的企业利润只交纳5％税金。 不言而喻，几乎全世界的政府和立法者都力图改进检查方法、堵塞法律漏洞，以此对付类似上述的情况。但是这类做法效果通常不佳。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客户的税务律师肯定地说：“最后，人们可以用公司构成的复杂性来掩盖所有的转手销售行为。”联邦经济部主要税务专家约翰纳斯·赫弗也认为，在这一领域，“事情就像兔子和刺猬游戏一样”。“真正优秀的税务顾问总是走在国库前面一步。” 正如波恩的负责财政事务的国务秘书汉斯乔治·豪塞尔所说，经营活动超越国界的企业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税收制度竞争”。因为各个国家彼此之间都在为争取投资而竞争，所以它们在它们的征税员不得力的情况下只好向低水平看齐。1986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当时美国政府把公司的收益税从46％降到34％，并由此确定了一个新的世界水准。几年后，大多数其他工业国家不得不仿效这一让步措施。 在此期间，欧洲联盟范围内的竞争却采取了奇怪的形式。从1990年起，比利时向那些至少在四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提出建立所谓的协调中心的建议。在那里，各康采恩可以把各种服务如广告、营销业务、法律咨询集中起来，而且首先是把它们的金融业务集中起来，但是它们必须使它们在这里获得的利润不交税金，而只是让它们的一小部分地方企业支出纳税。人们都争相仿效这种做法。受惠者的名单包括埃克森跨国石油公司、美半公司、大陆轮胎公司。欧宝公司由于在安特卫普有一个金融中心而节省了税金，大众汽车公司向布鲁塞尔派遣了自己的海关官员，奔驰公司的免税店就在察文特的市郊，宝马公司的同事们驻在博尔纳姆。由于比利时的慷慨，驻在欧洲联盟心脏的金融分支机构都成了盈利最丰的子公司。例如，根据收入支出平衡表，宝马在比利时的分支机构中获得的利润据称占康采恩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尽管在那里一辆汽车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意思的是爱尔兰政府向所有那些让“总部设在都柏林”的代理处管理自己的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逃税机会。在形式上由驻爱尔兰的分支机构挣得的每一个马克利息中，只有10芬尼进了爱尔兰的国库。因此，在当时的城市港口四周的豪华建筑物里，将近500家跨国企业在此期间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德国一爱尔兰贸易委员会领导人肯定地说，这“是第一批”。除三菱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外，所有的德国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有了代理机构，甚至卡塞尔的基督教信用公司在这里也管理着一笔资产。联邦财政官员估计说，直至1994年，仅联邦德国的企业在爱尔兰的小道上隐藏了25亿马克不为德国国库所知。 无国界的税收旅游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对此都避而不谈：除了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外，跨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了。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与法定的高税率造成的假象不同，联邦德国对企业和独立劳动者的利润的实际征税平均从1980年的37％降到了1994年的25o。而这决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在税收竞争中，企业所占有的份额不仅在个别国家减少了，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减少了。西门子的最高机构在1991年几乎还把利润的一半缴纳给它设有分支机构的180个国家。而在4年时间之内，这一份额却减少到了20％。 因此，不再是由民主选举的政府来决定征税率的高低，而是由资本流和商品流的决策者来决定他们对国家任务的实现应作出的贡献。1996年4月末，奔驰公司的董事长、德国联邦议院财政专家尤尔根·施伦普痛苦地承认，有些国际生意人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施伦普在同议员们共进晚餐时还说，至少到2000年，他在德国的康采恩不会再缴收益税。他说：“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负责财政事务的董事曼弗雷德·根茨接着谈到了同国外以及在东德的投资的利润结算，他的发言使人民代表们无不感到愕然而又无话可说。 国库中的黑洞 由于经济的无国界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的空虚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国公司还同时把国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库。一方面为最低缴款而竞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为获得最丰厚的补贴赠款而互相竞赛。此外，无偿提供土地，包括一切必要的公路、铁路和供电、供水设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最低标准。在康采恩想建立生产企业的地方，成本核算员还可以指望得到各种补助费。如果南朝鲜的三星跨国公司为在诸尔顿格兰特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新的电子企业而要求财政部向它支付1亿美元，那么这已经是极低的要求了。如果各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加入梅塞德斯一奔驰网络，那么它们必须有极大的投资。要在洛林（洛林省）建立一个生产新的小型梅塞特斯车的工厂，欧洲联盟和法国的纳税人就要直接补贴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未来的减免税，那么国家所占有的没有表决权的份额总起来就达到了三分之一。这决不是特殊的情况。除了工业集中的地区之外，这一补贴额度与欧洲的平均水平是相一致的。随着失业和政治上无计可施的状况的发展，这一情况还在扩大。我们比较～下：梅塞德斯一奔驰1993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生产企业而只向贫穷的美国亚拉巴马州支付了55％的费用；而通用汽车公司从1996年以来在波兰和泰国所获得的全部10年的免税额则微乎其微。 德国东部联邦政府采取减税以吸引投资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美国电子康采恩AMD 为在德累斯顿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亿马克或计划投资额的35％的补偿。此外，联邦和萨克森州还提供了整整10亿马克的信用担保。其余的5亿马克则由银行财团援助，国有的州银行也参与了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筹的资金甚至还不到全部投资的五分之一，几乎全部的市场风险要由纳税人来负担。在开姆尼茨、摩泽尔河地区和爱森纳赫的欧宝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在不来梅武尔坎造船厂和那威造船业巨头克维纳尔的监督下进行的东海造船厂的现代化，按计划吃掉了61亿马克。在把一部分补贴放到疲惫不堪的西德企业中的武尔坎造船联合企业破产之后，另一笔5亿补贴估计到期了。尽管以补贴来吸引世界康采恩会导致国库的黑洞，但科尔政府则只是在东德的布纳、洛伊纳和别特尔弗尔特一带的化学工业的失败中才了解到这一点。总理本人在那里盲目地走进了陷阱。 “猜想一想我们的家庭！” 当赫尔穆特·科尔于1991年5月州日乘直升机到达施科波对，首先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竞选期，像其他许多的竞选期一样。在布纳工厂的文化宫中，他试图争取人们的信任和“说明希望之所在”。但他同时也切实地了解了受贫穷威胁的居民的失望。有一个工人紧跟在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对他喊道：“猜想一想我们的家庭！”在工厂大厅里，布纳厂企业委员会女主席劝告他千万不要推进私有化，以便至少保住18000个工作岗位中还剩下的8000个工作岗位。她恳求他，“帮帮忙，请不要使我们失望”。这显然感动了德国政治的大象。科尔本人是在巴斯弗公司的总管理处所在的路德维希港长大的，他不能拒绝化学工人的请求。他搬开了手稿，他宣布，他“理所当然地不会辜负她的信任”。他个人保证“要为保住这个工厂而努力”。 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人情味，但却是科尔执政期间付出代价最昂贵的错误之一。因为自此之后人们可以对联邦政府任意施加压力。德国三个大化学企业的董事会不管科尔的干预，在旧企业处于瓦解的状态下拒绝破产。美国道化学公司康采恩的若干经理却由此看到了有机可乘。同伯恩哈德·布吕梅尔这个康采恩海湾地区事务前负责人、为托管局负责前布纳联合企业事务的领导人在一起发布一切必要信息的，还有过去的道化学公司的人。起初，世界第五大化学企业的领导只表示有兴趣并作了一些空头的许诺。在长达一年的马拉松式谈判之后，康采恩的律师依法把托管局的代表拉到了谈判桌上。由于总理的话，他们必须取得成果，于是他们在允诺和保证的丛林中越陷越深。1995年6月1日，前布诺化学联合企业的三个最大的企业最终以乙烯联合企业的名称迁到了道化学公司的所在地，公司的律师手中握有一份合同，根据这份合同，公司可以有一笔值六亿马克的无风险的业务。（据此合同，康采恩在预计的40亿马克投资额中自己只要负担2亿马克，而且这也只是母公司的有息借贷，与此同时，解决合并特殊任务的联邦机构即托管局的接替机构不得不保证，它将在1999年底以前解决乙烯联合企业的全部亏空，最高限额为27亿马克。因为公司帐面上的亏损额32亿马克已经得到了认同，所以道化学公司还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免税，即使出现了盈利也是如此。此外，康采恩可以在30年的长时间内靠国家支出来消除所有棘手的土地旧债，而且还得到一条通到罗斯托克远洋码头的输油管线。对此的回报却几乎是可笑的。遵化学公司只保证1800个工作岗位。这还只是保证到1999年，而如果将来更少了，那么这对道化学公司的经理人员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每减少一个工作岗位，他们只需付出6万马克罚金，这同总数相比只是一笔小钱。 糟糕的是联邦德国要为道化学公司子公司乙烯联合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预计付出500多万马克的补贴，总数将近100亿马克，这是一笔很荒唐的代价。甚至靠国家支出用货币在杜林根的森林中盖起一座摩天大楼，这也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资和面包。如果把资金投到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旅游业和大学，那么同一笔资金也许会使东部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接近西方水平。只是由于《明镜》杂志的几个同事花几个月时间苦苦追踪协议签订的过程，公众才对布纳协议的苛刻条件有所耳闻。他们援引BVS即解决合并特殊任务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的话得出结论说，即使整个企业垮台，道化学公司在不出现风险的情况下也将至少获得15亿马克利润。当事情出来之后，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抗议。但是哪一位主要政治家应该提出异议呢？科尔在布诺公司的经历很糟糕，而且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并且最终所有的行业都有类似的经历。 所有各国的研究部长都这样没有选择地分配委托给他们的税金。例如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它自己在那时不纳税，但从1993年的联邦研究预算中得到了5亿多马克。这样，联部科学促进基金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为这样～个公司所利用，这个公司用补贴的钱生产出成果，并很快能够在世界的另一极挣到钱，却没有为德国人创造一个工作岗位。由于政治对全球经济竞争的新规则没有把握，西门子公司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旧国家工业政策的追随者，如外交部前计划司司长康拉德·泽茨多年来一直警告要防务日本和美国在制造信息时代的技术原料即微软芯片方面的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垄断地位。因此，联邦和欧共体委员会完全无偿地在电子康采恩、首先是西门子公司中投入了数十亿马克研究经费。今天，总部设在慕尼黑的这个康采恩正在同想像中的对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东芝公司一起发展下～代芯片。从1998年起，西门子甚至要同美国技术康采恩摩托罗拉在美国的里希蒙德共同建立一座工厂。在那里将生产出迄今为止效率最高的、在得到欧洲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储存64兆字节的芯片。 具有破坏作用的、十分荒唐的补贴竞赛表明，政治和各国政府陷入了全球经济的迷津。联合国贸易组织世界贸发会议一直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补贴情况，它证实，“国际竞争的压力促使各国政府动用了那些从客观标准来看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刺激金融的方法”。联合国专家警告说，必须迫切地寻找“避免这类过度行为”的方法。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政治执行人迫于向他们的选举人表明反对失业，他们不再去做他们长期来以昂贵的诱饵吸引企业从而只是使他们的国家受到损害的事情。他们为了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蛋糕中分得一份而掠夺自己国库，他们这样做也就是把导致国民经济毁灭的企业经济逻辑强加到自己国家的头上。即使把典型的补贴部门如农业、矿业、住宅经济和铁路不计在内，仅在联邦德国的经济补贴在此期间据保守估计一年也已超过1000亿马克。 财产转移的规模明显地转变着国家制度的结构。基尔经济研究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先驱当时用生物学中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国家的新的作用。基尔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学术报告中说，国家对于跨国经济只是起“店主人”的作用。相反，这意味着跨国企业越来越具有寄生的性质。它们的商品要靠国家投资修建的公路、铁路来运输，工作人员要送他们的孩子到国家的学校去上学，经理人员要到国家剧院和歌剧院去看演出。但是，为了维持这些机构，它们的贡献仅仅是它们的职员和工人的工资、薪金和消费的税金。由于劳动收入在竞争中有下降的趋势，而许多工资领取者快要达到国家干预的痛苦边缘，于是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国家财政同居民收入一样迅速减少。但与此同时，在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对国家的要求与其说是减少了，不如说是增加了。新的工艺技术使维持基础设施的费用更昂贵，对环境的破坏要求采取越来越多的恢复性措施，居民寿命的日益延长要求用于医疗服务和退休金的费用增多了。结果是在许多地方主政的政治家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的地方减少国家服务的供给，也就是在社会体系如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从游泳池、学校到大学——减少国家服务的供给。国家最终自己成了自下而上再分配的代理人。联邦政府于1996年夏天开始协商下一年的财政收支时所依据的年税法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情况。根据该法，私人预算和公共预算的收入每年减少146亿马克，相反，企业和独立劳动者则减去同等数额的税款。 在美国和英国，政府早就主动地开始减少国家的作用，在那里可以看到国家财政为有利于自由经济而实行的紧缩会导致何种结果。到处都缺乏为了维持或者甚至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所需的经费。按照社会总产品来计算，美国政府的投资额只有日本修建公路、铁路、学校、大学和医院所用费用的三分之一。②例如，在华盛顿，多数学校已到了报废拆除的年限。市长肯定地说，要搞好这些建筑物，需要12亿美元。城市警察为了维持其技术和停车场也需要这么大一笔钱。但是国会拒绝支付这笔钱。只有在志愿人员帮忙时，学校才能成其为学校，而警察当局则必须时而自费修理设备，以便工作能照常进行。③在不列颠群岛上，在新自由主义的欧洲模范国家里，教育体系和社会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近。今天，每3个英国孩子中有一个孩子是在贫穷中长大的，16岁以下的150万孩子由于缺乏社会救济而不得不劳动。在欧洲大陆，所有18岁的人中有五分之四在接受教育，而在美国，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还在学习的人则不到一半。与此同时，文盲率却在直线上升。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所有21岁的年轻人中已有五分之一的人不会演算心算题，有七分之一的人不会读和写。④ 在相对富裕的德国，其福利迄今为止为广泛的居民所享有，公民传统地期待从国家那里得到无所不包的供给，这一过程还只是刚开始。这种不良的意识在德国最富而同时又是负债最高的城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1990年，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市长福尔克·豪夫宣布：“法兰克福的财富是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6年以后，绿党的城市财政部门负责人托姆·柯尼施不得不逐渐地收回这～许诺。尽管有440家银行分支机构，而且经济增长率超过20％，城市的主要收入源泉即营业税所得，今天要比1986年还少，与此同时，迄今为止仍然是法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将近增加了2倍。46家邻居关系中心中有30家不得不关闭。12家游泳场有一半的命运不是出售就是关闭。社会自发组织的活动如城市各社区和外籍侨民的聚会缺乏资金，音乐学校、博物馆缩小了。戏院演出的旺季每6周一次，歌剧院经理由于补贴减少而威胁要中止演出。还有少数歌剧在上演，但是不妙的预感使柯尼施很痛苦。他抱怨说，“我们正在经历失去社会平衡能力的危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各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共同生活和法兰克福的生活方式将会炸得粉碎”。 越境犯罪 由于不得不压缩预算，政治家变成了单纯的管理者，他们面对经济进步的强大实力而又不能对贫穷负责。这种情况葬送了民主国家的基础。对于政治的没落来说，长期的金融问题似乎只是许多征候中的一个。除货币和税收的地位外，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基础即国家的强大垄断地位也开始动摇了。正如银行和康采恩一样，跨国犯罪集团也从取消经济的法律限制中获得了好处。在所有的工业国，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都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飞速增长。有一个国际警察局官员客观地说：“凡是对于自由贸易有利的东西，对于犯罪也有利。”由七个最大的经济强国于1989年组织的专家小组估计，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间，国际市场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长了15倍。知道如何类毒品的人也会开发任何另一个非法的市场。而且，免税香烟、武器、偷来的汽车和非法移民超过了毒品贸易，成为地下经济的主要收入源泉。一个美国机构估计，中国帮（“三合一”）仅仅靠偷渡移民入境这种奴隶贸易的现代形式，就在美国每年获利25亿美元。 在欧洲，香烟走私贸易的迅速发展说明存在着一个新的强大的非法贸易康采恩。到80年代后期，香烟税的逃税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要问题。从1990年开始，一些严密的组织也打开了欧洲国内市场。两年之后，在德国的走私香烟已达到3．47亿美元，1995年已经达到了7．5亿美元。缉私人员估计这个数量占全部交易额的5％。科隆海关警署估计，德国每年流失税金15亿马克，全欧洲的收入流失60－80亿马克。 走私之风之所以如此猖獗，并非由于警方工作不得力。各种组织及其全部情况都已为人们所熟知，一个重点小组的领导人、大律师汉斯一尤尔根·科尔布报告了奥格斯堡的经济犯罪情况，他从1992年起就研究经济犯罪。商品通常来自美国的卷烟厂，这些厂的通常出口到欧洲的商品首先在免税港鹿特丹或汉堡以及它们在瑞士的相应机构即所谓的保税库中中转停留。在那里订货的人除了西欧的合法进口商以外，还有活动基地设在塞浦路斯岛、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马的匿名组织订购了大量商品出口到东欧或非洲。然后在铅封的载重卡车中，这些东西踏上了穿越欧洲联盟领域的旅途，但没有一定的目的地，而是在每次穿越国境之前换掉伪装物。当运输的大量货物落入缉私人员的视线而驾驶员感到有人监视时，他的雇主会通过卫星电话指引他继续正常行驶，直至他完全通过国界，摆脱掉跟踪者。因为每辆载重卡车可以赚到150万马克利润，所以牺牲掉一次货物或者说上一次货物的税也是无所谓的事。由于贸易流量巨额增长，警察更是只能检查运送的全部卷烟的一小部分。就这样警察也能在许多地方没收数额惊人的走私货。但是这并没有使这种非法勾当有所收敛，因为侦查人员只能在分配货物和运输货物的现场抓住一些雇来的帮工。组织者是一些循规蹈矩的生意人，无把柄可抓。科尔布抱怨说：“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马是他们的安全区，那里是国际警方合作的最后的终点。 缉私人员更难办的是无法没收那些有罪的康采恩的财产。不管警方和司法当局的工作如何有效，在全球金融市场中那些法律管不着的地区，积累起来的利润是安全的。国际金融共同体竭力维护逃资地区的银行秘密，这不仅保护了逃税者。最重要的无税收地区分布在毒品贸易的主要路线上，这并非偶然。英国经济学家苏珊·斯特伦吉概括沿海开放地区对地下经济的作用如下；“巴拿马和巴哈马是作为可卡因走私的金融清算中心而闻名于世的。香港对于来自南亚的海洛因利润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而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则保护着近东和土耳其的毒品生意人的利润。”与此同时，还没有十分严密的反洗钱法来阻止那些非法的投资者渗入合法的部门。曾为亚洲和美洲的商业银行工作过而今天负责该行柏林分行的银行家福尔克尔·施特赖特直率地承认：“如果您想洗非法获得的钱，那么您今天几乎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畅通无阻地去做这件事。” 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由专家参与的有组织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部门，该部门每年带来的利润为5000亿美元。在提供给联邦侦探局的～份报告中，敏斯特尔大学的科学家预测，到2000年，在德国，人口贩卖。非法借贷、窝藏赃车和以保护为名敲诈钱财等犯罪将增加35％。③随着用于犯罪的资本基本资金的增长；犯罪卡特尔腐蚀或直接收买合法企业或国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具威胁性。在俄国和乌克税人负担的阴谋的牢固基础，现在也失去了作用。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如航空、化学或电影及播放权贸易，卡特尔法实际上不再有效。如果汉莎公司、英航和法航同各自的美国伙伴所结成的三个欧美大联合公司最终击败了所有越洋飞行的小竞争者，那么如何能对这三个大联合公司是否达成协议进行监督呢？谁应该阻止传媒巨人如列奥·基尔希、鲁贝尔·穆尔多赫和三个大公司《警世时报》－CNN、迪斯尼一ABC和贝尔特尔斯曼一CLT在这里或那里达成推动价格的协定和划分势力范围呢？ 环境政策也停步不前。为了争取康采恩的参与，大多数的政府都放弃或延期了所有的生态改革计划。1996年夏天，大多数气候研究人员都指出，中国的洪灾和第三次美洲的世纪之旱是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而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的先兆。但是没有任何回应，甚至有些环境部长的呼吁也软弱无力。 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前面束手无策的实例几乎可以任意地列举下去。全世界各国政府逐渐地失去了控制它们国家发展的能力。全球一体化的制度缺陷在所有领域都暴露出来了：商品流和资本流成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支配的东西，而控制和监督则仍然是各个国家的任务。经济吞食着政治。 与广为传播的看法相反，国家日益软弱无力的情况并没有导致国家机器的普遍萎缩，或者如日本观察家、麦金西公司的前亚洲部主任大前见一所认为的那样，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是公民和选民在那里可以追索公平、责任并要求变革的唯一机构。甚至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在一篇重头文章中所宣称的观点，即世界康采恩联盟本身有可能取代国家职能的观点，也是一种幻觉。最强有力的康采恩首脑也不会想到对他的企业之外的发展负责。他为此不会得到报酬。康采恩的领导者在事情紧急时首先会要求国家干预。因此，在许多地方不是取消官僚管理机构，而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部长们和官员们没有能力进行广泛的改革，于是他们不得不实行另一种政策。例如，德国的环境法目前有8000多条规定。原因并非是德国人总是倾向于把规定搞得详而又详。而是因为，负有责任的人必须保护公民的健康不受损害，而同时他们对于反生态的发展的一般趋势又无能为力。其结果就是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的咬文嚼字。税法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符合社会利益的税制改革不能与经济相左，所以，所有党派的政治家或者对这一集团实行优惠，或者对另一集团实行例外政策，连财政官员也不了解这些政治家的做法。 政治对犯罪威胁所作出的反应也与此相类似，只是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更大得多的风险性。因为这些方法不会削弱那些被巴伐利亚州内务秘书赫尔曼·雷根斯堡确切地叫做“按市场经济方式行动的犯罪集团”的基本力量即资本，所以全世界各国负责内务的政治家都试图扩大警察机构。不管信息保护受托人的坚决抗议，基民盟和社民党大联盟于1996年6月在波恩一致同意警察在侦查时可以“扩大窃听范围”并使之合法化。以后，只要侦查人员怀疑公民与有组织的犯罪有牵连，就可以在公民的住宅实行窃听。巴伐利亚州在一年之前就实行了所谓的秘密侦查。从那时起，警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实行“侦控，无须有嫌疑，也无须与案件有牵连”并且在仅仅假设有嫌疑的情况下就可以拘捕任何一个公民。从扩太监控范围这件事情中可以想到事情朝何处发展：如果政治不能顶住来自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压力，那么就必须对市场所造成的结果加以限制。有权威的国家将是对政治在经济面前的无能的回答。 必不可少的相反的战略恰恰就是国际合作。负责的科学家、环境保护者和政治家早就要求所有国家超越国界进行紧密的政治协调。实际上，在过去的10年间，特别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都加强了它们的合作。各国政府之间的接触和超越国界的协定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欧洲通过协定建立了内部市场，而欧洲联盟甚至建立了立法的跨国形式。一系列的联合国组织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保护峰会、1995年于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和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组织城市未来会议，标志着政治的彻底国际化。看起来，某种形式的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协作正在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亲自召集由各国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在1995年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以全球统治为优先目标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改革安理会并增加“经济安全理事会”。这将使联合国组织更民主化并使其具有新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各种私人发起的政治组织也把它们自己的工作全球化了。绿色和平组织和国际大赦组织把它们保护环境和人权的斗争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的国家并且在许多地方像可口可乐和MTV那样为人们所熟知。环境保护者反对壳牌多国石油组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1995年夏天为争取沉降布伦特·斯巴尔石油平台而努力的美国政府，都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的超国家的政治形式，通过全球媒体出现了一种消费者民主。 那么，世界是否在走近全球合作以便拯救社会稳定和生态稳定呢？要实现全球统治，还需要某些推动因素。如果所说的是科学会议和出版物的数量，那么新世纪就已经不远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确实是令人振奋的。 全球统治：有益的幻想 当1995年3月未来自130个国家的500位外交家聚集在柏林会议中心并准备谈判保护地球气候的世界协定时，希望仍是一个希望。环境保护者和代表们在宇宙飞船式的水泥迷宫的通道里激动地跑来跑去，征集各国政府对受淹没威胁的太平洋、印度洋岛国提出的创议的首肯。日本、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准备签署这个责成各工业国把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四分之一的协定。看来还是有可能避免即将来临的气候灾难。会议参与者中至少有～个人是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他身材瘦小、脸颊松弛，长着一个多棱角的脑袋，裤子显得过短，穿着一双旧的健身鞋，看起来他像是一个憨厚的乡巴佬。但是不能衣帽取人。唐纳德·皮尔曼，这位华盛顿的帕顿、波克一勃罗协会的律师是柏林会议的最重要人物。他每天都在全体大会大厅的面前等候代表们，轻声地向他的同盟者传授权宜。 在经历了两周的马拉松式谈判之后，保护气候的每一项创议又都化为了泡影，对此皮尔曼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个脸像叭儿狗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委托。不过，根据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成员手册中的材料，他的身份是杜邦化学公司和三个石油康采恩即埃克森、德士古公司和壳牌公司的代表。在这些公司的组织有序的反对下，1992年11月选出的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时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的热情受到了挫折。全球监视机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弗腊文在柏林报道说，这些公司以“一整套谎话”说服了美国的舆论，说什么气候危险尚未表现出来。 但是，美国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国家，它不能公开反对大多数国家提出的保护气候条约。在国际范围内人们认为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应该选择另外的道路。反对保护气候条约成了皮尔曼的主要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在三年时间内参加了全世界各国的20多次的预备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使各阿拉伯石油国的代表反对保护气候。在他的指导下，这些国家起先只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后来变得寸步不让。皮尔曼的主要问题是那些对面临的危险取得广泛一致意见的气候专家。因此，在对此负责的、为柏林会议收集各种信息的联合国专家委员会中，石油国的代表由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科学家来担任，他们对许多迄今为止没有争议的说法提出了问题。荷兰的气候专家约瑟夫·阿尔卡莫气愤地说，他们有时甚至把皮尔曼的书面指示当作替代建议提出并“进行无休止的挑剔”。阿尔卡莫起草的总结报告最终成了没有思想的无约束力的文件，皮尔曼取得了胜利，对气候危险“根本没有达成科学上一致的看法”。于是，在接着举行的政府谈判中，各石油国做到了只是意见一致地起草决议，而最终把有效的联合国气候条约的通过推到遥远的未来。1996年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也以没有明显的成果而告终。 气候外交的这种令人沮丧的蜗牛式的速度暴露了全球统治这一美好理想的根本弱点。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各国家集团之间的协调的努力，使得院外集团以及某些政府的特殊利益获得了极其特殊的优先考虑，并使它们实际上获得了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木参加，一切就都停止不前。与此同时，由本来具有改革倾向的选民选出的政府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说服选民，使选民原谅政府的无所作为。 这并不是说，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必然彻底失败。全球统治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也取得了某些明显的成果。例如，世界社会对1985年南极上空发现臭氧洞～事作出了较快的和较为有效的反应。在两年时间内，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过谈判达成了联合国组织条约，1987年签署了蒙特利尔备忘录以及两个补充文件。这个联合国组织条约以及备忘录、补充文件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在1996年以前停止生产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制品。 各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建立起了某种应急的保护金融市场的世界制度。在那里，各国政府为金融界的国际商人就黄金最低储备量达成了一致意义。从1992年起，所有重要金融场所的货币营业点都必须至少保持占它们自己贷出款项8％的自有资本，否则它们就会失去营业执照，不得入网。这种自有资本会减轻银行体系中新的债务危机的风险，80年代初，这种债务危机曾首先把美国的大银行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在个别场合有各种各样的反弹现象，反对核武器扩散条约还是证明了世界各国之间还是可以很好地合作下去。与任何犯罪相比，受到最强有力的压制的是经营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技术和原料的贸易。 当然，所有这些情况都有一个共同之点：有关协定只有在美国政府操纵下才能真正实现。但是，仅仅有美国政府的主动性还不能保证成功。俄国、西欧和南方的主要国家也能阻止事情的进程。但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是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指望美国的善意，而它们这样做仅仅是由于美国市场的意义。因此，迄今为止，在全球统治方面，美国固然并不是一切，但是一切如果没有美国也就不会存在。 美国，你走在前面？ 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仅仅美国就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只有华盛顿政府才能迫使中国政府关闭30个生产Video和CD的工厂，这些工厂靠侵犯著作权和盗版产品挣到了数十亿元钱。最后，也只有克林顿政府才能做到让俄国人同意对波斯尼亚地区进行军事干预，从而结束了巴尔干半岛的屠杀。得到的回报是1996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时地为叶里钦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贷款。 这样，唯一剩下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就成了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对此不甚了了。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复杂的混乱局面中成为最终秩序因素，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因此最终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是，第一个能从全球化馅饼中逃脱出来的也是美国政府。今天，完全从属于市场的美国模式，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在美国本身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如果加利福尼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之间有足够的人得出结论认为，国家的退缩会毁灭他们的国家，那么他们可能在明天就会引起方向的突然改变。最后，现在正在如行星运行似的经济机器的齿轮中被碾碎的福利国家，也是首先在美国建立起来的。当世界经济的最后～次全球化推动在本世纪叨年代以灾难而告终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为了克服困难而实行了新政。因此并不能排除，众所周知的美国实用主义会像它在1980年迅速地把市场激进派的信条变成教条一样，同样迅速地在几年之内抛弃这些信条。 “美国，你走在前面！”如果涉及人类未来的大问题，那么这句话往往只是并未宣布的欧洲政策的主导思想。但是，为了消除无国界的市场所造成的社会紧张状况，欧洲目前几乎不能指望美国的领导。迄今为止，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反对放慢经济一体化速度并重新建立各个国家的控制的一切建议。因此，全球政府合作的唯一重要的机构，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的会议，变成了毫无结果的争吵。但是，1996年6月末在里昂举行七国政府首脑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希拉克仍然主张“有控制的全球化”。他和联邦德国总理及其财政部长在一起坚决主张结束具有毁灭性的逃税竞赛并更严格地控制世界金融市场。但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终结果又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公报，七国首脑只是在该公报中委托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机构在下一年提出一个建议。 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迄今为止也同样反对一切提高联合国机构的地位，以便在这些机构的帮助下控制各个市场和国家的融合过程的努力。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毫无顾忌地把联合国说成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放高利贷的、无用的官僚机构。这样，他们就不仅是不公正地对待约90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工作人员从很少的每年24亿美元预算中拿出70％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和维持联合国维和部队。他们的这种指责也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就蓝盔使命和救援行动一直在行使着表决权，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不履行国际法规定它应履行的义务，木缴纳联合国会费，现在它已欠会费13亿美元。联合国机构总是处于无支付能力的边缘，因此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不得不日益恶化。 因此，现在不能指望美国的以民众主义和蛊惑性宣传为特点的世界政策能指出一条摆脱全球化馅饼的出路。但是，这种情况带来的不只是坏处。因为美国的拒绝给欧洲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欧洲联盟能够成为现实，而且欧洲联盟的领导人又可以把左右世界经济政策的舵操在自己手里。 欧洲的机遇 如果我们把欧洲联盟15国的部长、国务秘书及其他负责的政治官员的活动日程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结果：除了周末和假期，他们在一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布鲁塞尔举行规模达到15人的碰头会，以便推进欧洲法计划，这种会议一天至少一次，但大多数情况下一天达到10次或20次。从食品控制到建筑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从移民政策到反毒品犯罪的斗争，在欧洲政治中没有布鲁塞尔几乎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超国家的立法一体化在欧洲联盟各国早就达到了前20年还被认为是木可能达到的水平。欧洲各国之间关系日益紧密，各成员国不得不几乎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日益紧密的合作。 尽管有种种阻力，这一过程在今天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此欧洲主要应感谢1982年就职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最大功绩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而是他毫不犹豫地追求本国政治的欧洲化：科尔是如何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的，他只是在1991年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协定时才表现出来，按照这个协定，欧洲共同体要变成一个联盟。不管联邦银行、他的党和很大一部分保守党精英的强有力的反对，他当时同法国结成联盟把共同货币这一旧梦提到了欧洲议事日程上。科尔和他当时的伙伴密特朗在他们的选民以及多数顾问之前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步的意义：共同货币有可能成为解决大陆政治联盟的关键并导致美国统治的结束。因为货币联盟，即使它也许只能在2001年才生效，将使欧洲有可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领域重新赢得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届时，欧洲的利率和汇率将远比今天更少地取决于美国市场。 这样，就在欧洲政治统一的地基上放下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欧洲联盟各国能够追求共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那么世界力量舞台上的角色分配就会继续发生变化。一个以4亿多消费者的市场为依托的政治统一的欧洲，其份量将不会低于美国。一个无愧于这个称号的欧洲联盟有可能成功地使税收绿洲不再成为绿洲，成功地要求遵守最低社会标准和生态标准或者说对资本交易和外汇交易征收营业税。如果说有可能从政治和社会方面使不受束缚的世界经济有所控制，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走这一条道路。 但是，尽管科尔及其伙伴从技术和组织上如此迅速地推进了统一事业，但是他们迄今为止却一直理直气壮地拒绝真正地把欧洲联盟变成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欧洲联盟机构及其征集意见和作出决议的方法，仍然保留在纯粹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范围内。大多数公民理所当然地把欧洲联盟计划看作是不民主的技术官僚怪物，而不是看作在未来取代他们的民族国家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欧洲国家联盟的奇特情况：我们假定，在联邦德国，不是联邦议会，而是联邦议院，也就是各州政府和各部的代表决定一切法律。但是，这些代表既不需要听从各自的州议会的指令，也没有义务向它们作出解释。此外，一切协商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各州代表甚至可以对如何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保密。议员也不能对法律的起草产生任何影响。法律草案是由有12000人的庞大的中央机构起草的，该中央机构不受议会的任何监督，但却要向一大批工业界的院外活动家咨询。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说这种制度是民主的。但是，欧洲的立法在布鲁塞尔每周都在这样进行着。 在舒曼圆形广场上的一幢带有用大理石、玻璃制作的单位标记的办公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欧洲联盟各国的部长级负责官员聚集在一起，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分组集会。同时还往往召开许多委员会会议。当部长、国务秘书、大使或他们的低一级的代表走进这座办公楼时，他们就合法地取得了第二重身份：由管理官员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即内阁的全权代表。他们改变或者通过中央机构即欧洲联盟委员会的建议。于是，这个集体所发布的“方针”或“命令”在所有15个成员国中都是有约束力的法律，不受各国议会意愿的左右。各国的议会只是举手通过使之变成本国法律的机构。欧盟各国就是这样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为自己制定着法律。在过去的10年中，联邦德国的法律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按这一原则制定的。 实际上取消分权制以有利于布鲁塞尔的咨询制，是公民不喜欢欧洲统一的根源。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所谓议会的选举就是对统治者的又一次蔑视。无论选民投哪一个党派的票，任何强者都不会在此之后让出自己在布鲁塞尔内阁中的主要位置。社会利益集团被完全排除在欧洲联盟层次的决策范围之外。面对国际级的产业集团及其约5000名领报酬的院外活动家，工会、环境保护者和消费者保护者在布鲁塞尔甚至连舆论都不能指望。不好的新闻报道对于欧洲官僚来说无论如何就像坏天气一样令人不快。 用技术官僚手段来维持民主也许对参与决策的各政府机构是方便的，官员们可以省去由公开辩论所引起的麻烦。但是，这种维持民主的办法作为统治形式却越来越深地使欧洲陷入了无所作为的死胡同。欧盟管理者的长处恰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由于缺乏合理的民主制度，在重要问题上不可能作出任何多数决策。因此，欧洲联盟体制的缺点与全球统治的缺点相同：当各国政府彼此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就总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15个国家同时行动。因此，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跨国产业集团支持的任何改革计划都失败了。在欧洲范围内也不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环境政策、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但与此同时，各国议会也不再能够与破坏稳定的市场力量相抗衡。人们用国际竞争这一理由把各国单独行动的任何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经济一体化迄今为止所引起的结果恰恰不是欧洲的联合国，而只是没有国家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政治越来越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且引起越来越多的、它无法解决的矛盾。 没有国家的市场 这种体制必然失败。无须预言，现在就可以看到，由于内阁大臣的咨询原则，改革阻力在几年之内会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张，各国政府在欧盟不能给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情况下就越是被迫寻找解决本国问题的办法。欧洲各国政府的弱点为所有那些答应自己的选民要使政治重新合理化的民众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民族复兴的预言家如让一麦利·勒彭、尤尔克·海德尔或让一弗朗哥·弗尼没有占有议会多数，他们也对统治的政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欧盟的上层官员戏称为“民族反思”的反对他们统治的阻力越来越难于控制，尽管脱离欧盟也许是不明智的，在经济上是荒唐的。 至迟是随着货币联盟的成立在欧盟各国之间出现了冲突，这些冲突在联盟目前的状态和联盟秘密立法的情况下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一个参与国在争取提高生产率的竞争中不能跟上，那么它的经济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在此之前，有些货币发行银行还可以靠贬低自己货币的币值来阻止这类发展，至少可以以此支持其出口业。但是，随着货币联盟的成立，现在这一缓冲器不起作用了。现在必须用平衡支付来取而代之，这是发达国家保护贫穷地区的手段。在各个国家之间，这种财政平衡早就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各国内阁如何在欧洲范围内做这件事情呢？从税金中拿出来的这种资金调拨，在较富裕的国家在没有合理的民主制度和居民广泛认同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要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布鲁塞尔的内阁决策被迫公诸于众，并且选民确实认识到，他们的选票能够影响这些决策。于是，各国内阁中的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就必须向他们的选民说明，例如在德国就必须向选民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能对希腊人的福利无动于衷。迄今为止，建立一个共同的警察机构的尝试也由于同一障碍而失败了。尽管迫切需要一个“欧洲的联邦调查局”（赫尔穆特·科尔语），但在今天的欧洲联盟体制范围内无法想像能建立一支可以在全欧范围内进行侦查并有执行权的警察部队。没有独立的法院的监督和议会的监督，这样的部队本身的组织结构只能像黑手党一样。 因此，欧洲联盟的领导者不久就必须给自己提出如下问题：他们策划的欧洲联盟应如何运作，如何使欧洲联盟民主化？但是，对于欧洲公民来说，欧洲开放关键完全不在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从理论上说，626名欧洲议员今天已经拥有把迄今为止的辩论会变成真正民主的监督机构和立法机构所需要的一切权利。如果他们取得多数，那么他们立即就可以取消欧洲联盟委员会。如果议会中止财政预算和国际协定的签署，那么它也就能迫使内阁实现任何要求。如果欧洲议员认真要求有一个民主的欧洲，那么他们也就能立即把为此所需的权限完全抓在自己手里。他们只要下去走一走，就会迫使内阁会议把开会的内容逐日公之于众。任何～个大臣都不敢靠警察来赶走达到50万选票才选出的议员。但是，斯特拉斯堡的议员的民主热情并没有如此之高，因为他们所属的大约100个党派对待欧洲的民主问题也不是那么严肃认真的。因而斯特拉斯堡的多数总是在各国政府的监护之下，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各国政府就会对表决作出明确的指示。 斯特拉斯堡议会会议由于不起作用而正走向终结，欧洲对于大陆民主来说还不成熟。议会主席克劳斯·亨施为欧洲议员要听命于各国政府领导人辩护说，联盟最终不是国家，政治方针主要由各国确定，他这样说当然也是为他的大多数同事辩护。联邦宪法法院在它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裁定中也说，欧洲联盟只是一个“国家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存在“欧洲的国家民族”。因此，“首先是各成员国的国家民族必须通过各国的议会证明欧盟的决策是民主的”。宪法法院法官迪特尔·格列姆说，仅仅由于缺乏共同的语言，“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公众讨论”。他说，由于缺乏真正的欧洲政治交流，每一次欧洲议会总只是“各国的议会凑合在一起”，而同上一世纪“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根本区别”或者同联合国建立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因此，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制止权力从各民族国家向欧盟的加速转移”，各个国家的议会要对各国政府在欧洲内阁中所采取的立场产生更强的影响。 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是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是语言多样性还是没有形成欧洲的国家民族，市场和力量在西欧早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真正的欧洲革命是形成一种把各参与国结成生死与共联系的开放市场。货币联盟又一次加深了相互的依赖性。如果赫尔穆特·科尔及其伙伴想使他们的联盟有行动能力，那么剩下来要他们做的事情无非是自己迈出第一步。两种变化足以使欧洲联盟的整个决策过程正立过来：实行咨询制的内阁在将来必须以合法的多数作出决策，而迄今为止这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才允许这样做。一旦民主潮流在全欧洲范围内形成，虽然会出现混乱和矛盾，但这股潮流却再也不可阻挡。突然，德国人也会为西班牙青年的贫穷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展开辩论。到那时，荷兰人也就会知道，荷兰政府维护本国的货物运输承包商把无数损害环境的40吨大卡车送上邻国的高速公路的权利，这是多么狭隘。而且所有的人都将知道，企业和有产者几乎不上税的责任应由哪一位财政部长来负。不久之后，政治同盟者将不再以国界而是以利益状况作为决策依据，而且欧洲议会上升成为欧洲政治的力量中心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欧洲联盟的公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字以后也认识到，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民主进程也是可能的。因为法国和丹麦的选民例外地可以共同参与决策，所以在两次全民选举之前就已经插进了一场真正的全欧洲范围内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政治上思考问题的不同国籍的欧盟公民们不管在何处相遇，他们从那时以来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可以对这一话题的内容表示赞成或反对，因为他们的执掌政府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公开为他们的计划辩护。 当然，早在欧盟的民主改革之前，就必须对欧盟的另一个根本性的未来问题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的成员身份问题。在迄今为止的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美国政府起到了极其不好的作用。它阻止了环保方面的任何进步，特别是阻止了在全欧洲范围内对能源消费征收生态税。由于英国的反对，使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相互接近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英国反对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也反对保护雇员利益的贸易制度。有伦敦商业中心区的这一批专业管理人员，控制金融市场就完全是一个幻影。1996年6月，英国在欧洲的破坏活动达到了高峰，当时梅杰首相中止了一切欧盟决议的执行，以此报复欧盟禁止英国出口其染有疯牛病毒的牛肉，而这一措施使整个欧盟这架机器瘫痪了。英国人23年来就是这样违反欧盟协定第五条的，这一条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不得采取”一切“有修于实现这一协定的目标的措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多数英国反欧主义者对欧盟一体化所持的反对态度，出自于根深蒂固的民主意识。梅杰首相说，“民主在我们这里很普遍”，他的这句话说到了他的那些只想服从本国多数人的意志但与所有欧盟国家的多数人意志相左的老乡们感到不快的根子。与此同时，这个岛上的欧洲批评家并不知道，甚至他们孜孜不倦维护的他们的民族主权也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大多数英国人及其政治家对欧洲统一所持的根本不信任的态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这种态度有时也在对大陆上邻国的沙文主义的无理指责中表现出来。 但是，反过来，其他国家很快就会使英国的选民及其政府面临如下选择，或者采取合作态度，或者放弃国家联盟。面临这种计划所带来的风险，英国的欧洲问题辩论也许能被引上合理的轨道。最后，正如尤尼莱佛康采恩的头头和英国产业联盟欧洲发言人尼亚尔·费茨盖哈德警告他的老乡时所说的，英国脱离欧盟对英国经济来说也许是一个“恶梦”。同大陆脱开以后，在竞争中的最后一张英国王牌，对于欧盟内部市场所扮演的不受工会保护的低工资区角色，就会迅速失去其价值。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不能纳入欧盟，而且有许多事实说明这一点，那么，欧洲就只有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如果英国刹住了车，那么，所有其他的欧盟国家在将来也都将放弃对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但是，结果很奇怪，大陆适应了英国模式——这是一种不值得追求的发展模式。欧盟国家中的任何另一个大国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低工资、衰败的教育制度和如此普遍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说明，这个国家更适合于充当美国的第51个联邦州，而不适于作为欧盟的成员，因为在欧盟，多数选民和政治家至少仍然在寻求社会均衡。 显而易见，人们是把一个为新欧洲主权奠定基础并共同着手控制市场破坏力量的民主联盟这一目标看作乌托邦的幻想而加以摒弃的。但是，如果旧大陆各国不走这条路，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与康采恩、卡特尔和犯罪作斗争，需要国家的力量，因为国家的力量可以得到大多数公民意志的支持。但是，在无国界的市场中，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去做这件事情。欧洲选择具有英美色彩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计划或者可以在一个具有合理民主制度的联盟中实现，或者根本不是这样。赫尔穆特·科尔正确地警告说，欧洲统一具有生存意义，它决定着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是，当他说不可能“倒退到各国实行强权政治的状况，也不可能倒退到过去的均衡思想”时，他是犯了错误。在全欧洲范围内，早就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社会平稳的全球化下降漩涡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会把数百万追随者推到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这一边。或者是成功地把欧洲联盟推进到它能够重新建立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的地步，或者是欧洲联盟将迟早解体。在这两条路之间作出抉择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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