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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醒来时，已睡在床上，明亮的火焰照耀着我躺着的房间。 我不认识这间屋子。 我更不认识我周围的人：一个上身穿着灰色外衣、脚穿黄木鞋的男人和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惊讶地看着我，她那奇异的眼睛好象会说话一样。 我坐了起来。 他们在我身边忙开了。 “维泰利斯呢？”我问道。 “他是问他的父亲在哪里。”一位年轻的姑娘解释道，看上去她是这一家的大女儿。 “他不是我父亲，是我师傅。他在哪里？卡比在哪里？” 维泰利斯如果是我父亲的话，他们一定会用婉转的方式踉我谈起他；可是他既然只是我的师傅，他们就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事情的真相讲给我听。下面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事情的经过。 我们原来蜷缩在一个种花人家的门洞口。凌晨两点左右，花农开门去市场，发现我们睡在麦秸堆里。开始，他喊我们起来，好让车子通过。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动，只有卡比汪汪地叫着，护卫我们。他拉拉我们的胳膊，想摇醒我们，我们依然没有动弹。于是他认为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急忙拿来一盏灯，发现维泰利斯已经死了，是冻死的；我比维泰利斯好不了多少。不过，亏得卡比睡在我的怀里，我的胸口还有一点热气，我还有一口气，活下来了。然后，我被抬到花农的家里，他们把一个孩子叫起来，腾出床位，让我睡到他的床上。我几乎象死人一样，整整躺了六个小时，血液循环恢复了，呼吸有力了，刚刚苏醒过来。 尽管我的躯体和精神是多么的麻木，我仍然可以清醒地理解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维泰利斯死了！ 是那个穿衣上衣的男人，也就是那个花农给我讲述这段经过的。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目光惊讶的小姑娘一刻不停地看着我。当她父亲说到维泰利斯已经死去时，她一定听懂了，并且迅速预感到这噩耗给我带来的打击。她一下子离开她待着的地方，向她父亲走去。她一只手抓住她父亲的胳膊，一只手指着我，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不是人的语言，而是温柔的、充满同情的叹息。 况且，她的动作是那么富有表情，因此无须用言语加以补充。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我觉察到了她那发自内心的同情，这是我和阿瑟分别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难以形容的信任和亲切的感情，正象巴伯兰妈妈在亲我之前瞧我的神态一样。维泰利斯已经与世长辞，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维泰利斯好象仍在我的身边。 “嗯，是呀，我的小丽丝，”老爹俯身对他女儿说，“这事会使他难过的，不过总得跟他讲实话呀，我们不讲，警察也要告诉他的。” 他接着讲下去，把他们怎样去通知警察，维泰利斯又是怎样被他们抬走，以及我被抱在他大儿子亚历克西床上的事，全都告诉了我。 “卡比呢？”他一停下来，我就问他。 “卡比？” “是呀，就是那一条狗。” “不知道，失踪了吧。” “它跟着担架走的。”一个孩子说。 “邦雅曼，你看见了？” “我想是的。卡比耷拉着脑袋，跟在抬担架的人后面，它几次想跳上去。让它下来时，它发出悲哀的叫声，嚎叫着。” 可怜的卡比！为了博得观众的一笑，这个杰出的滑稽演员，不知曾有多少次装出一张哭丧着的脸，呜咽着去参加装假死的泽比诺的葬礼，连那些老噘着嘴巴的小孩子，也被它逗得笑疯了。 花农和他的孩子让我独自待着，他们走开了。我下了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下了床。 我的竖琴搁在我躺着的床脚边，我拿起坚琴，斜背在肩上，走进花农和他孩子们的房间。该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呢？……我心中无数，只觉得应当走……于是我起步走了。 刚才当我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只感到四肢酸痛，头热得不好受。可是一站了起来，我觉得自己马上要摔倒了，不得不扶住椅子。我歇了歇，推开门，站在花农和孩子们的面前。 他们围着饭桌，正在喝菜汤。饭桌靠近一个大壁炉，壁炉里燃着柴火。 汤的香味沁入我的心肺，我忽然想起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我晃晃悠悠的，差一点昏厥过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肯定已经全部反映在我的脸上。 “孩子，你不舒服吧？”花农用充满同情的语调问。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的确感到难受，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火炉旁坐一会。 然而，我急需的并不是火炉，而是食物。火炉没有使我振作精神，而汤的香味，勺子碰在盘子上发出的响声，吃饭的人的咂嘴声，使我感到更没有力气了。 如果我勇敢点，我真想要一盘汤！但是，维泰利斯没有教过我伸手要东西的习惯，天性没有把我造就成乞丐，我宁肯饿死也不会说出“我饿了”之类的话。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曾向人要过我无力归还的东西。 那个目光惊讶、缄默不语、她父亲叫她丽丝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对面，她不吃饭，凝神地望着我。她突然从饭桌旁站起来，端上满满一盘汤。送到我面前，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我有气无力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但她父亲不让我这样做。 “拿着，我的孩子，”他说，“丽丝说要给，那就给定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喝了这一盘后还可以喝一盘。” 哪有不愿意的！没有几秒钟，一盘汤就喝完了。丽丝站在我面前，眼睛凝视着我。我放下勺子，她立刻叫了一声，这一次可不是叹息声，而是一种满意的喝彩声。然后，她拿起汤盘，递给她的父亲，请他再盛一盘。等汤加满后，她微笑着又给我端了过来。她笑得那么甜，那么暖人心怀，尽管我当时很饿，一时都没想到马上去接汤盘。 跟第一次一样，汤三口两口就喝了个精光。这一回，看我喝汤的孩子们不再是抿着嘴微笑，而是张着嘴放声大笑了。 “好样的，我的孩子，”花农说，“你真是个小饭桶。” 我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稍停片刻后，我认为说真话比让人笑话我贪食要好得多，所以我回答说，我昨天没有吃晚饭。 “中饭吃了吧？” “也没有吃。” “你师傅吃了没有？” “和我一样。” “那他既是冻死也是饿死的。” 汤恢复了我的元气，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你想到哪儿去？”老爹问。 “我想走。” “走到哪儿去？” “不知道。” “你在巴黎有亲友吗？” “没有。” “你有老乡吗？” “没有。” “你在哪儿落脚？” “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还没有住宿的地方。” “你想做什么？” “弹琴，唱歌，谋生。” “在哪儿？” “巴黎。” “你最好回你家乡去，回到你父母身边。你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父母。” “你刚才说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你母亲呢？” “我也没有母亲。” “你有叔叔、婶婶、堂兄妹吗？总得有个人吧？” “没有，我举目无亲。” “你从哪儿来？” “我是师傅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买过来的……你们待我太好了，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星期日再回来陪你们跳舞，我可以弹琴助兴。” 我一边说，一边朝大门口走去。我刚跨出几步，丽丝追上来了，她拉住我的手，微笑着指指竖琴。 我没有猜错。 “你要我弹琴？” 她点点头，乐呵呵地拍手鼓掌。 “好，行！”老爹说，“给我女儿弹点什么吧！” 我拿起坚琴，虽然我没有心思去跳舞作乐，我还是弹了一曲华尔兹，即《我心爱的人儿》，那是我的拿手乐曲。啊！我多么想演奏得象维泰利斯那样好，让那个用眼睛来感动我的小姑娘高兴高兴！ 她先是听着，出神地望着我，然后用脚踏着节拍。不一会儿，她在音乐的吸引下，开始在厨房里旋转起来，她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静静地坐着。她跳的虽然不是华尔兹，走的也不是通常的步子，但是她旋转得很优美，脸蛋象一朵绽开的花朵。 她的父亲坐在壁炉旁，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他好象十分激动，连连拍手叫好。华尔兹舞曲刚刚演奏完，她彬彬有礼地走到我面前，向我行了个漂亮的屈膝礼。紧接着，她用一只手指弹了弹我的竖琴，意思是说“再来一遍吧”！ 我是乐意整天为她演奏的，可她父亲说“够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她转累了。 于是，我停止弹奏华尔兹或别的舞曲，开始演唱维泰利斯教会我的这支那不勒斯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我那烧枯的心哪， 象圣殿的蜡烛又燃起摇摆的火焰？ 哦，美貌无双的关人，只因我耳边又响起你的名字。① ① 原文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 这支歌对我来讲，就跟歌剧《魔鬼罗贝尔》中的《祖国的骑士》对于奴里②和歌剧《吉约姆·泰勒》中的《跟我走》对于杜普雷③一样，都是我演唱的最为拿手的节目，一般总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这首歌的调子缠绵伤感，带有某种动人心弦的柔情。 ②③ 奴里（18O2-1839）、杜普雷（18O6-1896）均为法国著名歌剧演员。 当我唱完第一段时，丽丝坐到我对面，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在翕动，好象在默诵我唱的歌词。歌的调子渐渐悲哀起来，她慢慢后退了几步，直到我唱完最后一段时，她竟失声痛哭，扑到了她父亲的怀里。 “行了！”她父亲说。 “真蠢！”她的哥哥邦雅曼说，“一会儿跳，一会儿哭。” “你才是一个笨蛋呢！她懂歌曲的意思。”大姐俯身去吻她的妹妹。 当丽丝扑到她父亲的怀里时，我收起竖琴往肩上一挂，朝门口走出。 “你往哪儿去？”这个做父亲的问我。 “我走啦。” “你决心要于乐师这一行？”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走江湖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家。” “昨天晚上你遇到的事，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当然啰，我也喜欢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和一个火炉。” “你希望有一只炉子和一张舒适的床，当然你还想劳动，是不是？如果你愿意留下，你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你是明白的，对吗？我愿意提供给你的，不是财产，更不是游手好闲的生活。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得准备吃苦，受苦，你得大清早起床，白天用锄头刨硬土，用汗水润湿你挣来的面包。面包是有保证的，你将不会象昨夜那样露宿野外，不会再有被遗弃和冻死在路旁或者在壕沟里的危险。晚上，你将有铺好的床铺，喝着汤时，你会喝到用劳动换来的热汤而感到满意，我可以肯定，喝起来的味道是鲜美的……还有，假如你是个好小伙子——我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将和我们亲如一家人。” 丽丝转过身子，眼里含着泪花，微笑地看着我。 我对这个建议感到意外，不太明白我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一时待在那里不知所措。 于是丽丝离开她的父亲，走到我的身边，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套色版画前，画面上有一个穿羊皮袄的小圣约翰的肖像。 她招招手，要她的父亲和哥哥们来欣赏这幅画；同时，又将手伸向我，把我羊皮袄上的羊毛捋平，又指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象圣约翰一样，从额角的中间分开，卷曲地垂下来被在肩上。 我明白：丽丝认为我和圣约翰相象。不太知道为什么，她的这种感觉使我感到高兴，同时也轻轻地触动着我的心。 “真的，”做父亲的说，“他是象圣约翰。” 丽丝拍手笑了。 “那么，”父亲的话题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建议上，“就这样，你看行不行呢？孩子？” 一个家！ 我将有一个家啦！我抱有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知多少次！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维泰利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消失了。 那么我将不再孤苦伶仃啦！ 我的处境是骇人的：和我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几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刚刚离开人间；同时，我又失去了我的同伴、朋友和我那样热爱的、可爱的卡比。它对我的感情也是那样的深厚。然而，当花农建议我留在他家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坚定了我的信心。 一切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更能打动我的心的，不是人们已经向我保证的面包，而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一个如此和睦的家庭，人们答应我可以分享这样的家庭生清。 这些男孩将成为我的兄弟。 这位漂亮的小丽丝将成为我的妹妹。 在我童年的梦想中，不止一次地梦见找到了我的父母双亲，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兄弟姐妹。 可现在呢，我的面前却站着这么多兄弟姐妹。 当然从血统上讲，他们不是我真正的亲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我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为此，我只有热爱他们（我时刻准备着）和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不难做到的，看来他们一个个都是善良的人。 我立刻卸下背在肩上的竖琴。 “这就是答复了，”老爹笑着说，“而且是个很好的答复，我看你是高高兴兴作出答复的。我的孩子，把竖琴挂在钉上吧，等哪一天你觉得在我们这儿感到不自在了，你再拿起竖琴远走高飞吧！不过，你要象燕子或夜莺那样的仔细谨慎，选好季节再动身。” 我和维泰利斯正好摔倒在它门口的那所房子是在巴黎的一个名叫格拉西的地方，住在那里的花农名叫阿根。我被接到屋里来时，家里共有五口人：被人称为皮埃尔老爹的是父亲，两个男孩，即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两个女孩，即大女儿艾蒂奈特和小女儿丽丝。 丽丝是个哑巴，但她不是先天性哑女，也就是说，哑症不是由聋症引起的。她咿咿呀呀的说了两年，差不多四岁时，突然丧失了说话的功能。这场灾难出现在一次痉挛之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智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她的聪明才智显得惊人的早熟。她不但什么都明白，而且能把一切想说的表达得清清楚楚。穷苦人家，甚至许多一般的家庭，都把有残疾的孩子看作遗弃的对象，或者因此而厌恶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这种不幸没有发生在丽丝身上。她活泼可爱，温顺善良，这使她免遭厄运。她的哥哥们对她很宽容，从不幸灾乐祸；她父亲的眼里也只有她一个人；她姐姐艾蒂奈特宠爱她。 从前在贵族之家，长子有优先的权利；今天在工人之家，长女往往要继承繁重的家务。阿根太太自丽丝出生一年后去世。从此，仅仅比弟弟大两岁的艾蒂奈特成了家庭主妇。她不进学堂，被迫留在家里做饭，替她父亲和弟弟缝补衣服，抱丽丝。人们忘记了她是女孩，她是姐姐，很快就习惯地把她看成是个女佣人，一个招之即来的仆人，人们心里很明白：她决不会生气，也决不会离家出走。 艾蒂奈特既要抱丽丝，又要带邦雅曼。她终日干活，起得很早，以便在她父亲去市场之前把汤烧好；她睡得最晚，以便在吃过晚饭后收拾东西并在洗衣槽里搓洗孩子们的衣服；夏天，她一有喘息的功夫，便去烧水；冬天，当严冬骤然降临的时候，她在夜间必须起床去盖好草垫。艾蒂奈特没有儿童时代，没有玩耍和说说笑笑的闲功夫。她才十四岁，心事很重和不爱嬉笑的脸色使她象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小姐。不过，她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温柔和顺从的表情。 我在指定的钉子上挂好竖琴，开始讲述我们原来想在冉蒂里采石场过夜，后又怎样被迫从冉蒂里折回受到寒冷和疲劳的袭击的故事，讲了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在开向花房的门上有扒门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凄楚的狗叫声。 “是卡比！”我猛地站起来说。 可是丽丝抢先朝门口奔去开了门。 可怜的卡比纵身一跳便扑到我身上，我把它抱在手里，它舔我的脸，高兴地叫着。它的全身在发抖。 “卡比怎么办呢？”我问道。 人家懂得我问的意思。 “嗯，卡比和你一块儿留下。” 卡比似乎听懂了，它跳到地面上，右爪子放在胸口，行了一个礼，逗得孩子们、特别是丽丝哈哈大笑。为了让他们开开心，我想请卡比表演一个传统节目，可它不听话，跳到我的膝盖上，再一次亲吻我。尔后，它跳下来，一个劲地拉我的衣角。 “它要我走。” “它想把你带到你师傅那儿去。” 把维泰利斯抬走的警察说，他们需要盘问我，等我暖和苏醒过来之后，他们会来找我的。等待他们的时间太长了，真叫人捉摸不定。我急于要了解维泰利斯的消息，他或许还没有象人们认为的那样离开人世吧？我没有死，他说不定也会象我那样死而复生。 老爹见我焦灼不安，大概已猜出了几分原因，就把我带到警察局，那里的人没完没了的向我提问，我只是在确信维泰利斯已经死去的情况下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的事很简单，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警察局长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久久地打听有关我和维泰利斯的情况。 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没有父母，说维泰利斯事先付了一笔钱，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租用过来的。 “现在该怎么办？”局长问我。 警察局长的话音刚落，老爹插话了。 “如果您愿意把他交给我们的话，我们负责抚养。” 局长不但乐于把我交给花农，而且还感谢他做好事。 现在该回答有关维泰利斯的问题了，这可难为我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或者说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我认为很神秘，真想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时，维泰利斯的演唱赢得了那位夫人的赞美和惊叹，还有伽罗福里的威胁。我心里在琢磨：对于这一类问题，我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呢？ 我师傅生前谨慎地隐藏起来的秘密，难道应当在他死后披露出去吗？ 但是，一个小孩要想对熟悉业务的警察局长隐瞒点什么，那可不容易。这种人有高超的问话技巧，你想回避也不行，他们会很快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事情正是如此。 不到五分钟功夫，局长让我把我想瞒着的、他却很想了解的情况统统讲了出来。 “把他带到伽罗福里那边去，”局长对一个警察说，“一走到卢尔辛街，他会认得那所房子的。你和他一块上楼，好好问问伽罗福里。” 我们三人——警察、老爹和我——上路了。 正如局长说的那样，我很快认出了那幢房子，我们直奔五楼。我没有看见马西亚，他多半已住进医院了。伽罗福里一见警察和我，面如土色，他心里肯定害怕得很。 但是，当他从警察的口中弄清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放心了。 “唉！可怜的老头死了！”他说。 “您认识他？” “很了解。” “那好，您把您知道的跟我说说。” “很简单。他根本不叫维泰利斯，原名是卡洛·巴尔扎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假如您曾在意大利生活过的话，我只要一说出他的名字，您就知道您现在打听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当时，卡洛·巴尔扎尼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蜚声于各大舞台。他到处演唱，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都有他的足迹，可是有一天，他倒了嗓子，再也不是声乐艺术家之王了，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誉在不三不四的舞台上受到损害，于是他改名换姓，维泰利斯的名字取代了卡洛·巴尔扎尼，再也不在他黄金时代认识的人面前露面。当然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好几种职业，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样他就一天天沉沦下去，终于成了耍狗把戏的人。但在他潦倒的时候，仍保持着他高傲的气节。他太骄傲了，观众如果获悉当年大名鼎鼎的卡洛·巴尔扎尼已沦落为这个可怜的维泰利斯的话，他会因羞愧而死去的。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道关于他的这一秘密的。” 这个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的秘密，现在总算得到了解释。 可怜的卡洛·巴尔扎尼！亲爱的维泰利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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