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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两艘巨轮驶入“壮丽的里约港”。“沿岸布满了景色秀丽的村庄和茂盛的种植园。”我们的英国人感到一切都很美：用方石砌的房子，笔直的铺着路石的街道，由巨大的渡槽不断供水的喷泉，使这里变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居住地”。 这些新教徒对当地明显地追求享乐和严格遵守天主教信仰——这种天主教信仰因为富有异国情调而显得更为正宗——之间形成的对比感到吃惊：弥撒由钟声和鞭炮声宣布，夜里唱着歌的仪仗队伍，所有十字路口都有圣像。清教徒被激怒：“居民懒散而又放荡，他们迷信、无知、懒惰；而且喜欢炫耀。” 这里修道院很多；霍姆斯对里面发生的事作了恶意影射。马戛尔尼本人也揭露那里普遍的堕落：“女人们放荡可耻，男人们则有同性恋倾向。卫队的军官对我们几个准尉提出要求，但这些年青人充满了英国式的尊严拔出了短剑。” 一条鲸鱼值七个黑人 从天主教的地区看，巴西在我们旅行家的眼中算是繁荣的：这令人感到奇怪！但他们自豪地发现巴西人紧紧依赖着英国海军。没有英国海军就没有抹香鲸——“它们的油”很珍贵。但“它们的精液［原文如此］，龙涎香”更为珍贵。一艘英国的捕鲸船也在那里停泊，这只船捕获了“69条鲸鱼，每条平均值200镑”。英国在南大西洋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捕鲸帝国。 没有英国海军，也就没有贩卖黑人。“平均每个黑人值28镑；一头鲸值七个黑人”。没有黑人就没有甘蔗种植业了。 我们的英国人去参观“从非洲海岸同类那里买来的”奴隶关押处。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特别有效的以次充好的把戏，但并没有感到不快：“他们给奴隶洗浴，涂油，将他们的疾病或身体缺陷遮盖掩饰起来，以便卖个好价钱。”每年运到巴西的奴隶就有“二万，仅里约一地就有5000名”。 是里斯本的英国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当时有一个人说：“巴西的所有金子都流到控制葡萄牙的英国去了”。肯定这些间接殖民地比直接殖民地更能带来财富，因为直接殖民地需要统治的费用。这就是可以推广到澳门，并为什么还能推广到全中国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制度。 1792年10月17日他们起锚了。在巴黎，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开始了。 见习侍童头脑灵活 托马斯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清澈。他抬头看他的老师时既不胆怯又不放肆。在船上，他没有把精力都放在觐见时担任见习侍童的准备工作上。相反，他和“李子先生”努力学习中文。这个调皮孩子禁不住开心地这样称呼李先生，因为他的姓就是指这种水果。他和其他三位老师周先生、安先生和王先生学习书法。他的耳朵好，能分辨声调；头脑也能记住方块字的形状。 他的父亲开始也试着想听他儿子的课；但他已经56岁了，他那生锈的脑子跟不上机灵的托马斯。他很快便放弃了上课，而去“狮子”号的图书馆看书。他发现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便有一条可随沙漠骆驼队横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但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却从未见过中国人。老普林尼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做丝的人就像野人一样避免与人交往，只等着买卖上门。” 这就是出使的理由。因为，那时的贸易就已经像乾隆时一样困难。西方在那个时代已经对中国一无所知，但又离不开丝绸、皮货和香料等中国产品。塞内克抱怨他的同胞“为了使他们的夫人能穿透明得令人害臊的纱衣而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因为中国那时什么也不需要。它只出口而不进口。罗马已没有钱偿付了……蛮人入侵中断了这种单向贸易。丝绸之路中断了，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通。但在不同文化的第一次较量中，西方占了上风。 第二次较量在中世纪，当时出现了新的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结果还是一样。在诺曼底人坐着小船划桨沿海旅行时，中国人已掌握了舵和指南针。当加洛林王朝的誊写人还在手抄他们的经文时，中国人已经采用印刷术了。当英国还处于西方未开化的某个阶段时，中国的文明已达到尽善尽美，永恒不变的程度。乔治先生正在准备第三次较量。 15天后，船队在里约到好望角途中的一块升出海面的荒芜岩石特利斯坦·达空雅岛附近又遇到了鲸类：“一大群抹香鲸在海面上蹦来蹦去。”1月7日，在离海岸100多海里的地方，船队绕过了好望角。尽管当时是南方的夏天，雾里好像还夹着雪。 圣彼得堡的一个晚会 1793年1月15日，“狮子’号在海浪微微的拍打下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勋爵俯身在箱子里找出那本从1764年出发到圣彼得堡时开始记的日记。他翻阅着一个笔记本，它使他回忆起在彼得堡加利钦亲王家度过的一个夜晚。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叫勃拉弟捷夫的人，他曾在伊尔库茨克任过要职，并到北京和中国人谈判过边界问题。这位少有的懂中文的俄国人对他解释说：同中国打交道就像“在雾中航行”一样。 俄国人是英国人在中国的唯一对手。葡萄牙人尽管有澳门，荷兰人尽管有巽他诸岛，西班牙人尽管有菲律宾，但他们都在走下坡路。法国人本来可以在传教士播下种子的地方坐享其成，但他们不善经商，此时的动乱将使它长期远离通向世界之路。美国人的第一艘船只尽管在1784年便到了广州，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微不足道。俄国人在彼得大帝之前便向中亚大力扩张。但从18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的野心被满清皇帝制止了。 英国人便取而代之：由于印度，英国成了中华帝国或它的属国缅甸和西藏的邻国。在广州停泊的5艘深海船中有4艘是英国船。这是利用俄国人的后退和法国因动荡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的最好时机。 勃拉弟捷夫还对他说过：中国人对一切中国之外的事情无知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认为中国处于地球的中心；他们把地球想像成一个四方形，其他国家都被杂乱无章地扔在四周，只有向中国进贡或干脆不被人知的份儿。有一天利玛窦神父给中国人看一个地球仪。他们根本不信而不是感到窘迫。他们断然地说：“中国显得太小了。”这个地球仪离他们所想象的中国在巨大的乌龟壳组成的拱形下占有中央位置的宇宙观实在相去太远了。 生的和熟的 在圣彼得堡的这个晚会上，马戛尔尼记住了一点：自有中国以来，中国高人一等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文明”或“未开化”并不是人种问题。归顺的番人官话称为“熟番”；在这以前叫做“生番”。因此有三等人。他们自称为“黔首”，是唯一的文明人；熟番是服从天命的人；生番，是未能（这尚可原谅）或不愿（这不可原谅）分享文明成果的人。 今天我们从皇宫档案中得知，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登录在藩属使团中：古罗马的拉丁人商人；哥特时代教皇派遣的僧侣；连法国都被写成是进贡的国家，这是1689年法国耶稣会士到达时的事，尽管路易十四小心地没有给予委任。 任何东西都逃不过这种文明的吸引。生番一靠近中国这炉灶便开始煮东西吃，在那里一切都要加工，高岭土和人一样都要经过陶冶。不管他是否愿意，不管他是否知道。 马戛尔尼在向炉灶靠近。圣彼得堡的晚会又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俯首称臣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从今以后谈到所谓的中国优势时应该考虑实实在在的英国优势。 1月21日在巴黎，路易十六的头颅落在装着糠的筐里。国民公会议员用国王的血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圣詹姆斯王室戴上了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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