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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徵瑞交给马戛尔尼一封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来信。信中说船队已抵达舟山，请指示。马戛尔尼写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给了徵瑞，以便通过皇家邮驿寄走：他嘱咐高厄率船队开赴广州。就在这时出事了。 钦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来信和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他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皇帝面前负责，所以他必须了解有关受他保护的人的一切情况。马戛尔尼不想把事闹大，便同意向这位冒昧的对手作了通报。徵瑞见英使那么好说话，便向他提出作磕头练习。这次，英使发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并说他一、二天后会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这位可怜的盐政顿时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起来。贡使不练磕头，甚至还准备亲自就这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可这问题经过两千年礼仪的实施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怎么向皇帝和内阁交代呢？事情变糟了。为了保住他的顶戴，他决定再等等：有了英使的书面建议，他至少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 暂时他要装出非常卖力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丝毫没有讨好英国人。他不告诉马戛尔尼一声就把他的回信扣下，寄往热河，并附言说必须拒绝英国人把其船队开赴广州的请求。 8月26日，马戛尔尼如愿以偿，英国使团迁往北京，住进内城中心——巴罗、丁维提和两名机械师除外，他们留在圆明园为科学服务。马戛尔尼觉得新馆舍“不仅舒适，而且十分宽敞”。整个馆舍共有11幢灰砖楼阁，分散在一座园林里。楼阁的“及砖间严丝合缝，因此砖间的水泥几乎都看不见。砖块光滑得像大理石”。这11幢楼阁前都有一宽石板地面的院子。院子里建有一个“遮阳平台，由漂亮的木柱支撑，四周饰有十分雅致的栏杆”。 房间宽敞、舒适。房间的墙壁或油漆或贴有壁纸。英使的住所甚至还有一座戏台。有些人像17世纪法国大贵族那样拥有自己的戏班；另一些人则只能在喜庆日子花钱请戏班来演出。 安德逊欣赏“中国人在建筑物油漆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由于加入了一种可使油漆不怕风吹雨淋的配料，油漆始终保持光泽明亮”。安德逊白兴奋了一阵子：根据清廷内严档案记载，我们发现朝廷曾专门下令把馆舍重新油漆一遍。因此，油漆之所以鲜艳，那是刚干的缘故。 在每个房间里，有一个“用砖砌的木炭火炉，家具很少，而且都十分低矮。过去，中国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总是盘腿而坐。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喜欢坐扶手椅了。可满族人来自大草原，他们习惯在帐篷里席地而坐，所以又恢复了老习惯。房内有屏风相隔，除了用纱、纸或透明牛角做的灯笼外，这是室内唯一的装饰品。墙是光秃秃的。没地毯，也没有镜子。 至于床，巴罗说：“砖砌的炕上铺有席子，但没有床帏，也没有床单，枕头很硬。”巴罗看见的只是睡觉用的床，他如果看见女人房间里的床，评价就不会那么严厉了。这些床很宽，床上铺有柔软的褥子并挂有帏帐，既可防止蚊子叮咬，也不怕仆人在床前来来往往。 皇帝的一句好话 这所馆舍是刚从广州海关监督穆腾额手里没收来的。此人因为从欧洲人那里过分敲诈钱财而被罢黜。中国官员们情不自禁地在英国人面前重复皇帝说的一句好话。当有人向皇帝建议把英国使团安排在那所馆舍时，皇帝同意了：“为建这馆舍，该贡使的国家花了很多钱，因此不能不让他住在那里。”巴罗不喜欢这种厚颜无耻的俏皮话。难道这不正好说明皇帝是同意他的官员搞敲诈勒索的吗？他处分敲诈过分者，但他不想根本取缔。 马戛尔尼曾以为使团迁往北京可结束与世隔绝的处境。然而，他们连从围墙探头往外瞧一眼都不允许。“我们中有几个人偶然探头往外瞧：他们一被墙外的人发现，就有人大喊大叫。一下子，就会有一大群中国官吏赶到，并大声进行威胁。” 英国人的反应像囚犯；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大惊小怪。他们怎么也不习惯吃中国菜。所有的菜都是切碎的或煮熟的：中国人“想不到还可能有别的做菜方法”。啊，如果他们会做英国菜该有多好！只有汤还算符合英国人的口昧。赫脱南对中国人不喝奶感到遗憾；他想喝点牛奶真比登天还难。 中国官吏对所有仆人看得很紧，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小偷小摸”。“他们老是偷掉我们一半的面包、糖、茶和肉。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把这些偷来的食品以三分之一的价格重新卖给原来提供这些食品的商人，第二天又买来给客人吃。” “他们对外国人的怀疑简直无法想象。”服务与监视完全像中国菜的甜与苦一样混合在一起：“出于关心或者出于多疑，朝廷派给我们的官员起码有12人：瞧着他们整天在宫里忙碌地转悠，真可说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看起来忙忙碌碌。这个人负责送奶，那个人负责送面包，另一个人负责开门。他们主要监视来作客的囚犯，以便向皇帝汇报。他们甚至一直跟踪到房间里。由于“每名官吏都有一名替主人拿着烟枪的仆人跟随”，因此尽管与外界隔绝，英国人并不因此就能离群索居。中国有句俗话：“十羊九牧。” 这些旅行家一回到国内，出版商们就马上请他们写点东西。他们不能不描绘一下那座他们曾经生活过，却从未游览过的城市。他们关于北京的介绍，与其说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还不如说来自他们与欧洲传教士的谈话。的确，在外国，最好的情报来源莫过于在这个国家长住的自己同胞。他们在观察事物时比较平稳，因而头脑清醒。对使团来说，欧洲传教士正好起这个作用：他们同英国使团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要比他们写的东西更加诚恳。 在屋里，老百姓“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族带着妻子小孩合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罕见。家族的每个支系只住一小间房间。床与床之间用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席子隔开。大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里吃饭。”几代人同住在一起，这既是儒家的教导，也是条件所迫——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严重。 因此，“中国人非常喜欢在户外生活”，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住房虽然非常拥挤，卫生状况并不受到影响。中国人是那么喜欢室外生活，以致到了夏天，全家一起睡在马路上。直到今天，在夏季仍可看到这种习俗，特别在像“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这些最热的城市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 赫脱南指出：“街道很宽。但一到夏天，必须在街上洒水：尽管如此，灰尘仍然呛人。”在北京，灰尘依然无孔不入：它侵入人们的肺部与住房。灰尘从北京草原被风刮起来后，就像雨点般地散落到北京，使京城蒙上一层黄土色——皇帝的颜色。 社会监督与放荡生活 在这乱哄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形式，它使斯当东说出了这种带有预感性的话：“这里和兵营相比同样安全，但也受同样多的约束。”怎么回事呢？“人们维护最严厉的秩序，因此犯罪极少。这里有一种和英国古代的十户联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户中有一户要为九户邻居的行为作保。”在解决纠纷时，家族和同业公会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代替政府裁决。至于对娼妓的监督，“妓女只被允许在市郊卖淫。她们必须登记注册。她们为数很少，因为京城单身汉和不住在家里的已婚男子很少。” 斯当东的叙述是理想化了的。无独有偶，1950年至1980年间的热情访问者同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既完美又严酷的国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据天主教遣使会士拉弥额特的说法，斯当东在这里讲的是许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对这种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废除而感到遗憾。”负责陪同的中国官员一定是向使团宣传了一通——没有犯罪，没有腐化堕落——同时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乞丐和娼妓。这种消了毒的气氛并未能阻止这些中国官员中的一个去“寻花问柳”，又因被“爱神踢了一脚”后回来。通过广州从西方进口来的汞丸也许可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广州病”，因为来自美洲的梅毒于1511年前后——发现新大陆还不到20年——通过广州港传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传到中国却花了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广州那些被绝对禁止携带女人的欧洲人说：“在广州，只要不怕花钱，不怕搞坏身体，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但钱不光是到妓女的手里，也到天朝官僚的手里。一位在广州住了十几年的见证人在广州见到马戛尔尼时说：“如果中国官员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里，他们会对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敲了你一大笔钱之后才放你走。”安德逊吹嘘他曾在广州的一条船上“量过一个女子的脚”。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呢？ 丁维提嘲笑那些曾在欧洲非常吃香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如果两个赶骤的在一条窄道上相遇，他们就会相互施礼。像这样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们的施礼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脚踢或互扔石头”。天文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宫廷的走廊里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实上，中国人在讲礼貌时非常礼貌，火上来时也非常粗暴。 不过，由于受到严密保护，使团没有见过光棍，这些地痞人数众多，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 精神叩头 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作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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