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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船队驶入黄河。“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 这是哪座城市？安德逊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他尝到乘坐飞机飞行在一个陌生国家上空的人的失望心情。不过托马斯的日记指出那天早上船队沿着清江浦城航行。 “由于闸门开放水流湍急，船队以十分吓人的速度进入一个港湾。”船队将竭力横渡黄河，顺着激流而下，然后重新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南行。这种航行很危险：船员们必须得到河神的支持。 渡河前的祭河神仪式 “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为什么要用公鸡呢？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在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在大碗面前又摆上油、茶、酒、盐各一杯。”船老大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人们敲着鼓，焚着香，烧纸钱，放鞭炮。船老大然后把油、茶、酒和盐倒入河中。“仪式一结束，船员们拿走肉碗，痛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就信心百倍地横渡河流。渡过河之后，船老大还要叩三个头表示感谢老天爷。” 这种仪式后，中国人还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战胜狂暴的急流。自助者天助！“有些船没有怎么偏航便渡过了河；而有些则被水流冲得很远：必须再费力气把它们纤回来。”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皇帝获悉特使拒绝登上留在舟山的船只便再次火冒三丈，随即又作出了让步：“谕令松筠传谕该贡使，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准尔等有长麟顺便照管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 乾隆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他也不放过教训别人的机会：“着松筠再传谕该贡使：本部堂乘坐之船，令其在何处等候，断无不凛遵指示，以定行止。若在船官役兵丁擅自开行，必将官员参究，兵役治罪。今尔等在浙船只并不候尔等之信，辄敢先行开洋，可见尔国法度不能严肃，任其来去自便。”最后还要让松筠告诉特使：“尔等回国后当告知尔国王，加以惩治。” 英国人不该逃脱中国司法的制裁。当他们在中国提出傲慢的要求时自然是如此。甚至在他们回到自己国内时也是如此。 夷人赢了。但要让他充分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蛮夷。 漂浮的菜园 11月3日，通过清江，“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往前是一片沼泽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灵巧，那里不可能种上东西。“他们把一层土铺在漂于水面的竹筏上。他们在土上种植蔬菜。同样，他们也能在船上开辟这种人造菜园；他们在填满了土的箱子里，甚至在不断使之湿润的绒布上种上菜籽。” 离开了山东便进入江苏。在此之前，纤夫同所有的农民一样穿的是破了的一式蓝布衣服。刚一越过省界，纤夫则穿着簇新的镶红边的制服，头戴尖红帽。这个省的总督受命不接见特使，他是否想以此向使团，或是向飘扬在船桅上端的皇帝的旗帜表示敬意？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示还加上了喧闹的音乐。托马斯记载小山坡上种有茶树。他还说给他喝了羊奶，“有点像奶油”。 这里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夷人只能从船上来估计其繁荣的程度。然而，使团的几名成员企图溜出去看看，但是逃跑者被用武力逮住，并被押送回来。大学士让斯当东放心：“这种严厉的办法除了关心你们的安全之外别无他意。” 11月4日晚，船队抵达扬州。有人对小斯当东说：“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他双目圆睁，然而见到的只是沿着运河伸展的城墙。“在城墙下，我们受到了250名用弓和箭武装的士兵的列队欢迎。”天朝军队的炫耀并未给这名西方儿童留下深刻印象。 11月6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扬子江，即蓝河，它比黄河更为壮观。然而，尽管名字那么叫，它的河水同黄河一样黄。“为了重新驶入扬子江对岸往南延伸的运河，船只先是得沿着江的北岸行驶。江面上的波浪如同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见到了江豚。” 在经过镇江城之前，马戛尔尼发现犹如出自于中国画的景色。一个圆锥形的岛屿矗立于江中心；寺庙、钟楼、小亭被绚丽多彩的树丛间隔，坐落在井然有序的山坡上。整个景色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来的一个迷人的建筑。”马戛尔尼在他的手稿上画了一幅素描，并明确指出它叫“金山”。在此之前，他一直不喜欢中国画，认为画得不像真的：现在他发现中国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怪诞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之中。” 皇帝变温和了 也是在11月6日这天，皇帝又给松筠、长麟和吉庆下了一份谕旨： “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只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仍当令长麟带同贡使由水路至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 正及时！金钱上的损失不会致命；一切恢复正常。朝廷要花五周时间才能确定英国人离开中国所走的路线。乾隆的意志最终又一次在马戛尔尼的意志面前动摇了。 用作摆设的士兵 受到历代皇帝大加赞赏的天朝情报工作有如自动装置那样精确：“兹贡使船只于初二日渡江。凡人烟辏集之处，大小夷人并未登岸。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 在镇江，等待着他们的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但是，马戛尔尼注意到城墙濒临坍塌，这种景象与2000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旌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们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王大人明确指出，这种华丽的装束只是“在重大场合里”才从衣柜里取出。而对于作战来说过于笨重的钢盾牌也只是用于炫耀而已。马戛尔尼很想从近处瞧一眼。他遭到拒绝：这是防务秘密…… 不必挖苦了！天朝的军官们不开玩笑：他们护腿套上的扣子一个也不少。指挥队伍的王炳总兵给朝廷写道：“其经过各营汛墩台并兵俱一律整肃威严，该贡使及随从人等俱甚安静。”任务完成了。 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他们还认为获得了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登陆的证明。英国人对示威演习作了如此肯定的结论，以至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在有些地方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感到意外。在长江江心矗立着一座小岛，叫做焦山。如今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在鸦片战争中击退英国人的堡垒。恩格斯曾颂扬了这一战果——这是位善于使用更为巧妙的武器来征服中国的入侵者。 为什么宁肯用这种粗劣的火枪而不用在欧洲普遍使用的精制步枪呢？巴罗向王大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位武宫回答说：在西藏，步枪显得不如火枪有效。巴罗反驳道：“问题在于兵士们没有养成不将枪管支在铁叉架上的习惯。”但他不抱幻想：“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取消这些偏见是否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呢？ 不够威武的军人 王大人和乔大人解释说：这支到处可见，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的军队有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巴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两位官员是分别说出相同的数字的。他们估计全国人口为3．3亿，国家的年收入为5000或6000万英镑，其中1000万进入皇帝的银箱；800万用于军事开支。这笔钱足够维持以上数目的军队了。 如此精确的数字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今天从各方面来看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如果说帝国的官僚机构意识到在乾隆统治时期人口翻了一番，难道它会看不到贫困化和爆炸的危险吗？它拥有准确的数字——它仍保持一成不变？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12倍，农业产量也比法国高得多，贸易结算总有盈余，马戛尔尼就不再认为两位陪送官员是在夸大其词了。 但是，战争远不是这支军队日常关注的事。除了分布在北部边疆沿线和被征服的省份内的鞑靼骑兵外，天朝的兵士担负着警察和司法的任务。他们有时当狱卒，有时管船闸。在另外的地方，他们征收税款或看守粮仓。总而言之，他们是为民事机构服务。还有的在路边、河流和运河沿岸站岗放哨。“这些兵站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个，驻守的士兵从不超讨6名。” 一句话，这些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同满族的“旗”不同。皇帝甚至拨给他们一小块地。他们在当地结婚。“除了在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 这些兵士要对自己的制服和马匹负责，他们还得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们的饷银是不够养活家人的：他们更像农民而不像军人。巴罗见到有的士兵拿着扇子而不是火枪向特使致敬。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直到当官的命令他们起立。“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穿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演。” 一条同中华帝国同样古老的谚语既说到了大兵的作用，也说明了他们不受尊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一个武装的小民族 打仗时，皇帝并不指望这些平庸的“钉子”，而指望他的满族的“旗”——马戛尔尼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些战争机器的资料。什么样的战争机器呢？在17世纪初由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组织的部队，他们用各自军旗的颜色来区分：黄旗、蓝旗或红旗。满族人被编入这些“旗”中。这些“旗”遍布全国战略要地，任务是为汉人的军队配备军官。同欧洲封建贵族一样，“旗”中的世袭成员被免除一切劳役和捐税——除了杀人。 “旗”是政权的精锐部队，但同时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一个非常小的国家：30万满人控制着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除了英国人在印度这情况外，人们见到过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如此不合比例——1比1000——的吗？每个“旗”由一名鞑靼——满族将军指挥，它们是这种统治的工具。所有满人均是士兵。况且他们无权从事其他职业——如工匠、农民，而尤其不能当商人；但是当官则可以，那是为同一个君主政权效力。 这难道不是与旅游毫不相干的“情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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