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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从陆路翻过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开。这一段路程一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对这段附带的陆路和山路，见习侍童作了极自然的描述：“今晨，我们离船上岸，我们或坐绑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骑马，或坐轿子赶了80英里路，来到另一条河边。路极好，与花园里用石屑铺成的小径一样；为了使路保持干燥，在它穿过稻田时还加高了路面。车行道上没有车轮压过的任何痕迹。山上新种了许多松树，不然群山会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树下，有几座好似小石屋的坟墓，上面还有用铁栅栏护挡的小窗户。山谷里种满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马戛尔尼惊叹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为了得到最好的收成，地里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两熟，常常是三熟。” 这一段旱路中可以随意采集植物标本。长麟允许马戛尔尼再带走一些茶树苗和种子。它们将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于竞争。小斯当东说：“这里是浙赣两省交界处，走不到一英里就穿过一个村庄。我们看到人们在踩水车，它像我们的链卿筒，把水汲上来灌溉稻田或梯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玉山县的四周用城墙围着的城市的郊外。郊区很大。我们沿着长长的石级而下，来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为我们准备的船，不过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体黄金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写道：“农民把人粪肥当作最珍贵的财富贮存起来”。这次乡间出游，英国人可以不慌不忙观察中国的这一永恒特色。托马斯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国人更喜欢使用人的粪尿。他们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收集和存放粪便”。这种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也不是只是这个时期有，而是这次郊游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对这个微妙的题材，赫脱南是拿着镊子来处理的。他把路边的小建筑用神话的帷幕给遮了起来。“这些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并非为公众方便，而是为从中收集供品的人而修建的。” 所谓“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粪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粪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当肥料使用”。斯当东指出：“老人、妇女和小孩经常身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不断地拾找粪便”。巴罗已经写过：人们在这种底肥中掺入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个理发匠把修剪下来的发须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小袋子里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户有一个粪缸。当粪缸满了时，很容易拿它去换蔬菜和水果。”从粪缸到蔬菜，中间经过施播肥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什么也没有糟蹋，什么也没有创造。 在粪便中掺些士，经过搅拌，制成饼状，在太阳下晒干。因此，一个体弱的老人对于赡养他的家庭来说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在广州，英国人再次看到这种技术：“这种盖在房子两侧水池上的厕所可以满足过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费。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用这种方法积肥应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这种液体黄金，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谨慎了”。 如果巴罗、赫脱南或斯当东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积肥方法会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心理分析学指出，学习爱好清洁对人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喜欢整齐、清洁、严于律己以及对金钱的精打细算等均源于此。埃里克·弗罗甚至把创业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点文明的痕迹来弥补这可卑的痕迹的愿望引起的升华。他认为，在新教的教育中这种厌恶感最为明显，这种自我肯定的需要最为强烈…… 在中国人自己经常描绘的某些集体的缺点，诸如幼稚、羞愧、群居、无纪律、浪费、肮脏等等和没有按照要求严格地度过“肛门”阶段之间，难道不存在着某种联系吗？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里已有并流传下来的障碍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陷入瘫痪，这不也是可能的吗？对粪便几乎是虔诚的使用，把它们作为好处收集起来，而不是感到可耻而抛弃。这种不该利用时的利用难道不会世世代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经官能症流传下去吗？不上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则满足于提出问题，仅此而已。 贡院 晚上，使团一行没有找到旅舍，“他们被安排在县里一个年轻书生参加考试时的考场里住宿”。 旅行者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体制中的一个幻影。它曾使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神往。耶稣会教士在散布赞赏情绪之余，于18世纪中叶把这种制度搬到法国他们自己的教会学校，组织了一整套的考试和会考，最高的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优等生会考。斯当东说：“这类考试是在巡抚、县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应试人要参加笔试和口试。录取的人不仅得到一个科名、赢得进入贡院的荣誉，而且他们已踏上谋得高官厚禄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畅通的。人民确信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因此对当官的表现出服从和尊敬”。斯当东热情赞扬：“毫无异议，政府实施这种制度对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没有看到考生忙于应付考试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受陪同的骗？还是他们满足于重复在那个世纪已广为流传的冗长的无稽之谈？对此，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这样招收来的官员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斯当东作了这样的推测：他们组成可怕的官僚体系，剥削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人民，或使他们灰心丧气。“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与下级官吏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处境倒也与他们相似”。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已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了25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制度的缺陷。这种批判始于孔子，虽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启示而产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揭露“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还有人这样写：“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还有什么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这些小官黑暗专制的同时，却对这一发现感到兴高采烈：除了世袭政权外还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行得通。他们批判这种社会制度时，并不是以在他们国家仍占优势的贵族的名义，而是以正在他们国家产生的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公职制度，这就是毋庸争议的理想所在。 使团也像耶稣会会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就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国成了其西方信徒仿效的榜样一样，这些英国贵族像1968年的“毛主义者”一样，对中国完全着了迷。 无疑，马戛尔尼的同伴暗中在将通过“靠山”（我们叫“走后门”）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下自海关管理人员，上至一个部的常务次官——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制度在当时的英国就像在法国旧制度的王朝时期一样占着优势，它是构成人们称之为“惯见的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他们对这种制度狂热崇拜的同时，雅各宾派或者拿破仑对官僚体系的幻想已在酝酿。几年以后，法国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长的支持下把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耶稣会士”，由他们负责通过会考招聘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就流传着这种说法：“要被录用，才能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光有才能也没用。”《儒林外史》里有一名屠户对他的女婿说：“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心”！ 走后门就是腐败吗？假如有“另一种逻辑”呢？“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产一样永远传下去。我们能责备它们吗？在天朝考试制度中，继承遗产的人要比享受助学金的人多得多。 怎样教学？通过背诵熟记的课文、通过按照严格的规则容不得临时发挥的作文来教学。只有结结巴巴的背，没有创作，更谈不上评论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准备的范文，就像这位私塾老师所说的：“我都是引经据典。我自己的东西呢？从来也没有过”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当英国人大唱赞歌之时，乾隆却自己揭露起这种制度的无效率来，尽管没有对它进行否定。他说：“从来内外大小臣工办事，难得适中，非过即不及”。 在许多方面，英国人渐渐发现那些“启蒙时期”给中央帝国罩上的恭维帷幕消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幻想又冒了出来。他们认为政权掌握在知识贵族的手中：“谁要是没有成功地通过最难的会考，那他就得不到荣誉”。的确有一位像松筠那样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学究式的粗人呢？我们的旅行者知道和珅来自哪个阶层吗？且不说被他扶上去和打下来，以及被他收买和被他抛弃的那一群人又是来自哪个阶层？ 是否应该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与共和政体法国的公职制等同起来呢？我们能接受他们惩罚一位高级官员的方式吗？某地遭到了蝗灾，巡抚马上就挨打并被革职；还有一位大官，因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过于高兴，损害了他职位的尊严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禄。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建议的人，都要受到惩处…… 有人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曰：“虐、暴、贼、有司。”他能否猜到这四恶将并存在这个停滞不变的社会里，而根据他的学说建立的贡院将在里面起着最重要作用？ 中国的体制不仅仅对欧洲人是个幻影，它也是一个不时实现的中国梦。有多少父亲对他们赶考的儿子说：“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了！”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比儿子中秀才和成为“书香门第”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个社会里“继承遗产者”不受惠？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个好处：它给这个停滞不变的帝国引进了一点社会变化。当然这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中国人自己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揭露。 这种以文取士和形式主义的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然后文化大革命把两千年来的能人统治的优点连着它的缺点一扫而光。但它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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