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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 康熙，1662年-1722年 11月22日。尽管有雾，船继续行驶。沿途景色像幽灵般展现在眼前。马戛尔尼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周围的东西在夜雾朦胧中变得那样巨大，那样令人提心吊胆”。小斯当东对耸立在江边布满松树的群山印象深刻。傍晚，天色渐渐晴朗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甘蔗地。托马斯的记载：“一些榨甘蔗用的小磨坊，有几个建造在河里，因为河水很浅。这样建造并不费事，磨用水力驱动”。在此以前，英国人在中国还未见过磨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里既不少风也不缺水。 次日，江水在巨大的岩石中突露而出。“一些中国人在忙着把岩石凿成砖那样大小；有些石块呈鲜红色。好几个岩洞里还住着百姓。我们船队过时，他们走出来看。在岩石的开阔处建有花园和房屋。这种奇观一直延续了六英里远”。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看到在悬崖坡上开凿出来的路，还有悬空在深渊上方的房子。 11月26日。船队驶出山区。江面突然变宽。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说大实话的托马斯指出，他们根本没见到鄱阳湖：“我醒来时，有人对我说：昨天夜里，我们穿过了一望无际的鄱阳湖的一角”。 真是不可救药！父亲不曾料到会被儿子出卖。他不能放过这个大湖而不谈谈……谈谈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船队进入鄱阳湖，它是中国最大的湖，附近的许多河流从四面八方通到那里。”它给好几条运河供水，这些运河两岸都筑了坚实的高堤，以防湖浪。“据中国船员讲，湖里的大浪同海浪一样危险”。湖边是渔民的草房：“住在里面的穷苦人以打鱼或在浮动竹疏篱上种植蔬菜为生，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段，可以在那里捕鱼或饲养各种沙丁鱼，俺好后晒干行销全国”。 船队在这四通八达的湖上重新沿着北京——广州的正常路线航行。 爱得深，罚得严 托马斯说船队总是被安排在夜间穿过城市。船队的生活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驻军站放一通炮表示欢迎；士兵模样的人穿着露出虎牙的短褂，用鞭子招募来的纤夫，用鞭子驱赶着拉纤；老百姓被小心翼翼地隔离，不让他们与蛮人接近。使人厌烦的惯例。 11月25日，发生一极意外事件。托马斯说：“我们的两位先生上岸步行。他们被两名士兵推倒在地，还挨了揍。这一切都是在一位蓝顶珠三品官的眼皮下发生的”。斯当东指出，王大人和乔大人先叫人把这两名士兵鞭打一顿，尔后，又在总督面前告了一状，惩办那位官员。托马斯说得更明确：“总督摘掉了那位官员的顶子，还鞭笞了他。两个遭鞭打的士兵还被上了枷。要不是勋爵求情，他们还得挨几十竹板的打”。 对我们的旅行者来说，这是探讨中国司法的一个机会。伏尔泰对这一微妙的主题是这样写的：“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一部以宽大为怀作基础的宪法，但这并不妨碍官吏让自己的子民挨板子”。“爱得深；罚得严”’这句格言在中文里也有对应的说法。 中国式的惩罚 “中国政府关心社会安宁，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斯当东解释道。由巡抚或知府宣判的死刑，“在叛乱的情况下，有了总督的命令就可以立即执行”；犯普通法犯人的案卷要送到北京并由“大理寺”核准。死刑“一年执行一次，在秋季”——落叶的季节也是脑袋落地的季节。“死刑犯每次很少超过200人。在人口这样多的国家里，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比较普遍的惩罚是：“罚款、坐牢、充军和鞭笞。只有对犯有危及国家安全以及“杀人罪”的人才处以死刑。不管杀人是否预谋都不能得到特赦”。盗贼只有在使用“暴力或作案手段残忍”的情况下才处以死刑。“中国处刑的仁慈说明犯罪的人不多”。斯当东举戴枷作为处刑仁慈的例子。这种处罚比起英国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小偷勒死要宽大得多。“枷”这种刑罚是把一块大木头当中挖一个洞套在犯人的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的两只手。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行走，也允许他们时不时地休息一会儿。“不过，休息时间稍长一些，解差就要用鞭子抽打，逼使他继续行走”。 斯当东向王大人、乔大人了解各种情况。这两位大人除了回答客人因好奇而提出的问题外就无事可做了。托马斯写道：“拖欠债款而坐牢是暂时的。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财产都不受其权利的保护。”中国人不好吹毛求疵：因此，在中国“遗产的转让很简单，家庭很团结”。 这一评语与耶稣会会士的评语一样使人“得益匪浅”。为了逼问口供在堂上严刑拷打，用来夹脚和手指的夹棍和拇指铐，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竹板，这一切英国旅行者则从未听人说过。对我们知道的过去存在、并沿袭至今的监狱生活里的一大弊病——腐败——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犯人，如果家里无法或不愿供养他们，就得饿死。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对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秘密也一无所知。我们在想，这里，英国人是否在想透过中国来批评西方。对于他们，中国过去是，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里也将是一面反的镜子。西方人的丰富的受虐狂正在里面寻找那些残酷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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