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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模仿的奴隶生而复死，生命只属于追求创造的人。 安德烈·谢尼埃 12月4日，总督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从晚上8点起，与勋爵一直交谈到午夜。长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礼，他谈话无拘无束。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中英两国的贸易额和数量、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中英贸易的重要性。他手头带着材料。他怀疑广州的官员用诈骗来的钱财中饱私囊，损害皇帝的利益。马戛尔尼说话谨慎：“因为我从未在广州呆过，所以无法说得具体；不过到广州后，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尽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报”。 总督想点火抽烟时，发现专为他点火的侍从不在跟前。马戛尔尼随便从自己衣袋中取出一个小磷瓶，燃着一根火柴交给他使用。长麟非常诧异，特使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马戛尔尼向他说明这类打火机的原理，并把这个磷瓶作为小礼物送给他。 值得注意的是长麟从未见过火柴。据10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火柴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当时把火柴叫做“火奴儿”。清朝的中国在其鼎盛时期却忘了它的存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洋火，“外国的火”。“洋”是指所有来自海外，实际是来自西方的东西。火柴作为大众所用的一种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术的优势。中国有许多东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尔后又落后于别国，这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甚至两千年，可是在满清王朝时丢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许多生产秘密。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大罗尼在《火之战》一书中写过：史前人发明了火，后把它丢失而无法找回。我们这时怎能不联想到书里的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国 这一小插曲把谈话引到中央帝国与西方的比较：它显示了“中国人尽管在某些机械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医学、外科和科学方面，“今天落后在西方各国的后面”。“我常常看到数量相当大的盲人，但从未见过装假腿的或残肢的人。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不会治疗眼疾，而骨折常常会引起死亡呢”？ 总督只得同意这种推论。“我便趁机向他介绍英国最近的一些发现和发明，并指出与我同行的专家学者很愿意把这些发明传授给中国人。当然这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例如可以通过治疗青光眼或抽出虹膜来使盲人重见光明、骨折复位、截肢、用一个机械装置使溺水者复苏等等”。 这次谈话终于触及了马戛尔尼之行的实质：就这一点便可说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选择与长麟同去广州是对的。总督给勋爵提供机会，使他能说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的事实。 直到16世纪，中国大大领先于西方。它的工艺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它的科学相比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发明主要靠灵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国人比欧洲人早500年使用10进位制：在1000年前，他问就有零的算术概念和负数了。他们比欧洲早1000年就使用带轭圈的前胸马具，而在欧洲要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尔帕鲁斯时代才普遍使用这种马具。他们比我们的祖先早15个世纪就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制造出瓷器、发明了幻灯、使用游标卡尺。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早两千年用拉线播种、在菜畦里锄草、用金属犁铧耕地、西欧在18世纪才发现的旋转风选机、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对其精巧赞叹不已的播种机，在中国已存在了20个世纪。还有活塞鼓风机、牛铁炼钢术、钻井提取天然气或悬索桥技术均领先于西方。 李约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举了这些发明创造。这位英国学者证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震撼了西方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中国人。它们借助十字军东征、或穿过伊斯兰国家、或靠最初几次远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传到西方。诚然，李约瑟有时也会在论证中加入一个研究人员所惯有的偏执情绪，在研究一开始便提出了他应该在以后发现的原理。威廉·戈尔丁在《特命全权大使》一书中说：在马克·奥雷尔时期有位希腊人去中国。他带去了大部分以后我们归功于中国人的那些发明。我们能否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们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业绩显然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的发明；甚至有几种使西欧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罗盘和尾柱舵远远早于欧洲人，但这些发明却在欧洲导致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却引起我们阅读和文化的爆炸——推动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他们发明了纸币，却有助于我们银行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他们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却改变了我们战斗的精神。但这任何一项发明创造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重要的后果。有些发明在中国甚至根本不用。 15世纪初，太监郑和统率400艘临战装备的船只，勘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队经过的线路从帝汶岛至红海，可能还到过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纪末，当葡萄牙航海家伐斯戈·德迦马从反方向穿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中央帝国却永远放弃了海上冒险。那么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贝特莱姆描写的得了孤独症的儿童那样，“从此便控制在保护自己生命这唯一目的上而不顾外部现实”了呢？ 被抵制的外国影响 明朝历代皇帝要求百姓严格遵循孔子的教诲，效仿古人，抵制外国的有害影响。正当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布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发现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了他们的沿海。 随着马戛尔尼访华，欧洲敲响了他们的大门，把中国卓绝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西方人使这些胚芽长了出来，而中国人却任其枯萎。从贸易和相互渗透中，中国较之西方更有利可图。丁维提不无讥讽地说：“中国人总在船头上画两只眼睛。如果问其原委，他们总是回答：如果不画眼睛，船如何辨别航向？”中国人被迷信禁锢，而西方人却从迷信中挣脱了出来。 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马戛尔尼终于找到几位能正视这一差距的对话者。他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从他们所作的评论，以及从他们对谈话的感受来看，他们的思想开放使我感到放心”。 马戛尔尼在1793年2月1日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气球凌空升起的技术就像驾驭双轮轻便马车一样简单。通过简单的机械操作，哈维斯博士已毫无困难地使死人复活！”特使的想象走在了科学的前面。但确实从1773年起，威廉·哈维斯就证实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约翰·亨特后来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器械。确实，法国人雅克·达维埃尔手术治疗白内障和奥地利人贝尔治疗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爱丁堡上空升起，并于1785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气球，怎么能不浮想联翩呢？这种气球马戛尔尼此番带了一个到北京想作表演而未成。 对科学的信仰 马戛尔尼试图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使对方受到感受。“总督及其同伴好像从梦幻中走出来。朝廷对我们的发明无动于衷，他们对此不得不表示遗憾。和珅确实不如他们眼界开阔吗？还是因为他处处要受到一种比个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约束？” 马戛尔尼向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和珅对此兴趣不大。马戛尔尼感到不悦：“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列举了欧洲学者的几个最新发明，特别提到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这种气球和一个当场能做示范表演的人来”。他阻止气球升空和其它一切试验。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马戛尔尼对此感到遗憾。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于全中国都知道西方人的优势：简直不堪设想！钱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说：“在我有机会在北京谈论过的所有发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响最小。他们把气球纯粹当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儿”。这是一种人们不想有的好奇性。为什么？19世纪末，严复是这样写的：“圣祖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这种谴责，对于采取鸵鸟政策的乾隆与和珅是完全适合的。 马戛尔尼与长麟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而西欧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产物。当时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接着说：“他们的所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得来的”。 马戛尔尼没有认真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书。帕雷宁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国人在科学上落后的原因：“他们缺乏那种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何种需要才能刺激这位写过“天朝无所不有”的乾隆爷呢？ 马戛尔尼用当时时兴的信仰上的表白对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作了如下的总结：“要阻止知识的进步是徒劳的。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几个台阶，这种努力在达到最后一个台阶前是不会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人的欲望随着他获得的东西而增长，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发现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鲜事物”。这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天朝的体制对它们一概加以谴责。它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中国人能永远忍受这种制度吗？了维提终于使广州的中国人对他的科学表演产生了兴趣。北京对话者的狭隘、固执曾使他沮丧，现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气。马戛尔尼想，中国人不会长期任凭压制而不起来反抗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这难道不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内部燥热的征兆？ 幕后的暴乱 马戛尔尼曾多次提到动乱的问题：“在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省份，尽管政府严密监视，仍有秘密会社，它们总能设法避开政府的警戒。它们秘密集会，唤起人们对失去了的独立的回忆，触痛新近的伤口，考虑报复的办法。” 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唯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唯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唯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 “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满族政权不是一个无偏见的政权。它所受到的威胁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对所有可能否定这政权的事物作出如此胆小的防御反应：英国人是这一面临危机的秩序的扰乱者。 一封北京来信 前几次会谈按照规定向北京作了汇报，11月20日交给长麟的关于贸易的备忘录也送到了北京。内阁让皇帝签发一份12月1日的诏书，它未就马戛尔尼提出的从开设商埠到准许骑马等15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作出答复。但是，它把拟议中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变成了许诺。 12月9日晚上9点，使团一到安南府，总督就把皇帝的诏书拿给马戛尔尼看，诏书的抄件将在以后给他。以下是诏书的内容： “嗣因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请。今据尔禀称，将来尚欲另具表文，再来进贡。大皇帝鉴尔国王恭顺悃忱，俯赐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总听尔国之便。此次尔国所请，未邀允准，系格于定例，大皇帝并无怪意，尔国王尽可放心。” 马戛尔尼避免把这封语气傲慢的信同他的日记掺合在一起，尽管是以缓和的语气改写过了。他只记下了长麟对他作的客气的介绍：“他向我解释里面的措辞十分友好。如果国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节，后者将受到接见”。但特使明白，他的后继者将像所有贡使一样严格服从礼节，首先是从广州上岸：这是对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谴责。他补充说：“然而，我毫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航线；它使我们掌握了中国东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这次考察的军事目的。再说，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也没有顺从皇帝的要求：它再次从黄海过来。 朝廷有的是建议，唯独对叩头礼没有提。回到这个棘手的话题就等于强调使团曾敢于违背这个千年习俗。中国人把这件事同他们所犯的种种“失礼”行为混在一起，并认为它们已经得到纠正。文件一个接一个，官方的正式说法使人以为（当然没有说出来）英国人真行了叩头礼。历史就将这样写！ 多么奇妙的炼金术！长麟把马戛尔尼的备忘录送到北京，他在里面加上蛮夷表示后悔并一再申辩对皇上深为敬仰之类的内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样粗暴拒绝英国人的一切要求，对他们作出虽仁慈但很尖刻的谴责。总督向特使转达这些谴责时语气又很客气，而李子先生在翻译时还要把语气改得更为温和。马戛尔尼归纳时用了亲切的语调。斯当东对此则只字不提。 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我们看到双方有意安排的误解在扩大。皇帝好像不断听着马戛尔尼在对自己说他并未说过的话。马戛尔尼则做得好像没有听到皇帝对自己说他确实说过的话。长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马戛尔尼则挽回了乔治三世的面子；总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这次一起旅行时的平安相处。钱德明神父的阴影笼罩着12月的那几次会谈：“顺从习俗，要耐心”。这是一位在中国朝廷生活了40多年的神父临死前写的话。在此同时，勋爵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已准备好用武力打入中国的喜悦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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