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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解决问题。我想订个规矩。女儿们都说我是个客人，没有权利订规矩。有时候，我似乎尽惹别人心烦。 时间一长，女儿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事都跟她们的妈妈说，什么心里话总要先跟她说，而且无话不说。尽管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我还是感到难过。 对我的工作，对联邦调查局，他们越来越感到憎恶。我妻子常常说：“像你这样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适于干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你。” 妻子在医院里住了11天。我们到了家里，她几乎什么都无能为力。在好长时间里，她眼睛看不清东西，要戴特别深色的眼镜，晚上甚至要戴柔软的睡罩，因为光线对眼睛特别有刺激性。她的皮肤里仍然还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愈合时间。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还可以动弹。有时候手里还能拿点像茶杯或饮料杯一类的东西，不过会突然从手中脱落坠地。这种事使她很心烦。 我妻子独立能力很强，精力充沛，性格乐观。她喜欢运动，始终坚持打网球，做增氧健身运动①，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总是乐于助人。现在那么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说她感到沮丧。在我认识她的30年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沮丧过。可是现在，她消沉了，连一般的事都无能为力。 ①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强心肺等循环功能的运动。 我的女儿们第一次看到她几乎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就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责怪我不在家里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里多住一些时候，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在家多待了一个星期。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全家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是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好时光。我们吃了户外烤肉餐，应有尽有。我和女儿们有说有笑。我妻子伤口愈合还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对光线仍然极度过敏，因此大部分时间里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们毕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当能够体谅别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艰难时期，她想要我辞掉手里的工作。我从她话中听到了这个意思。她的话是这么说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长的时间。如果外出待上一两天倒也无关紧要，可是你一出门就是三个星期，而回到家里只能住一两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经很深入了。现在撤退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我已经把勒菲蒂带到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之中，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指望着我使行动继续下去。如果我这时候撤退，许多人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撤退，我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党徒们打交道。我对她作了详细一点的介绍，谈到了密尔沃克的一些情况，设法缓和一点紧张的气氛，以表明一出门就是几个星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她晓得托尼·坎特，因为她曾在电话里和他谈过几次话。我向她作了解释，如果我撒手不干，勒菲蒂和纽约的其他人就会停止和坎特一起经营。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谁都没有谈。因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决定我是撤出还是继续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主意还得由我拿。我决定还继续工作。 这一段时间，我和勒菲蒂始终保持着联系，通过电话联系。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亚的查询电话号码，他可以找到我。他留个音信，我就给他回电话。 我对他说，我的女朋友安然无恙。7月4日的节日一过，密尔沃克的一切行动又得着手进行。 他在忙着花托尼·坎特的钱，设法安排和密尔沃克的党徒会面。迈克·沙贝拉在大请宾客。沙贝拉已经筹借了20万美元，要把沙沙贝拉旅馆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说：“他那里碰上麻烦事了，那个承包商真不是东西。” 有一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看了《大卫·孙斯肯德的表白》这部片子吗？他们有两个通风报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给他们津贴。你看，电视里的那些家伙已经联了手，现在政府给了他们不同的身份，把他们混在那里。据说，这样通风报信的人已达到2，250个，其中有一半就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一带。” “啊呀！” “在这伙人中，有个家伙在写书，时而爆出一点内情。现在他们正受到跟踪，要把他们统统干掉。” “宰了他们，是吗？” “对。政府对他们没有一点妈的处罚。所以，这两个通风报信的说，任何人只要帮政府的忙，真是好极了。简直不可思议。你女朋友怎么样？” 我工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讲的一切。受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保护的两个人意外地曝了光，他们公开表示了不满，指责了政府对电视管理的失误。现在党徒们正在寻找所有那些受保护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纽约或者到密尔沃克都很好，你怎么不带她出来呀？” “她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边，就在那儿打个基础。一旦有了基础，你就可以长期待在那里。” “是，我知道。我们在那边开始要挣钱了。你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我什么时候去那儿，还不知道。我现在同老婆闹意见。她要到什么地方度假，我们还干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还出去找人，晚上有个约会，明天晚上也有个约会。还要到费城开会。” “密尔沃克的买卖，迈克喜欢，对不对？” “对，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有些事要对你讲。现在一路都开了绿灯。” 在监狱里的卡明·甘兰特传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种安排的时候，我回到了密尔沃克。头几天我没有告诉勒菲蒂，因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时间对情况作些检查，而无需把每天的什么事儿都要向勒菲蒂报告。接着，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销自动售货机，但再次碰了壁。不过我们是在为案件搜集证据。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我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党徒们一窝蜂地想捞钱。我们还要让巴里斯特艾里的人确切知道：我们在那里推行自动售货机买卖。 我们去了一趟先锋经销经营公司，是在梅诺米尼福尔斯的一家批发商。我们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合适的售货机。随着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雇员”。这个“雇员”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里卡。坎特对公司董事长说，他想买售货机，在密尔沃克一带销售，而且对任何可行的购买售货机渠道感兴趣。他对董事长说，贝斯特售货机公司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销售公司，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营业单位。他让他看了城市和州发的营业执照。董事长说，他很高兴能与贝斯特售货机公司合作，并给了我们当地旅游图，带我们看了各种机器，递给我们一些购货指南。 我们只是给人一种印象，说明我们正在推动营业前进。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坎特已经订购了一些售货机”——其实他没有订购。 党徒们在密尔沃克杀掉了一名伙计。有人在一个叫奥杰·帕米沙诺的家伙的车子下放了一颗炸弹。凶手已见了报，另外还附有我们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况。帕米沙诺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的人，党徒们怀疑他通风报信。有消息说，党徒们已开始在车子里安装摇控启动装置。 这一次杀人使我和坎特都有点紧张。 勒菲蒂打电话来对坎特说：“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来的那些人会面，地点就在我的人开的店里。你知道，我们出马了。稍后我可能要乘飞机到那边去，作些适当的介绍。他们是这种办事方法。这件事弄得我们连睡觉的工夫也没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过，一切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听到你的话我感到很高兴，”坎特说，“因为我们这儿那些人很难说话。多尼对你说过吗，他们在这儿杀人？” “别管它，”勒菲蒂说，“屁事都不管。他们杀人，是因为他们出了差错。” “对。不过，我想把握一点，别出错。” “你没什么错的。” “那好。” “我还要对你说一说，”勒菲蒂说，“你一旦开始销售，头十天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把你那里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见见那些人，明白吗？我介绍好了以后，要和你以及他们在一起吃饭。这边没有问题。我们就像弗林①一样深受欢迎。叫多尼来接电话。” ①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国电影演员。1935年到好莱坞，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欢迎。主演《侠盗罗宾汉》等影片。 我接过电话。 “多尼，”他说，“他对我们在这儿干的好像热情不怎么高。他对那边放炸弹的人有些犹豫。” “他热情很高，只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感到紧张，我不责怪他，”勒菲蒂说，“那些事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家伙可能是个暗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随身带着，因为我随时都可能找他。现在我们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里吗？” “在，勒菲蒂。” “问问托尼，罗克福德在哪儿？” “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吗？” “是的。” 我问了坎特，罗克福德在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市离芝加哥大约10英里，勒菲蒂，什么事？ “一些人打了电话，要我到那边去，和那里的人见见面。他们将给我安排约会时间。我在这儿等电话，那人要给罗克福德打电话，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去那里时，他就给我向大家介绍。我要向他们说个明白，我在这里干些什么。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上个星期，迈克招待了他们6个人，花多少钱他没有对我讲。他对此不担心的。” “迈克的事都进展顺利吗？”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脸，又吻了我的右脸。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先走了，因为迈克还和他们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随时带在身边。” 在勒菲蒂的交谊俱乐部隔壁，有人开了一爿皮杂饼店。勒菲蒂已经厌恶他，不想让他开下去，就打他一顿，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现在要求2，000美元现金作为损伤费。勒菲蒂说：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钱，而上诉控告，勒菲蒂就会面临6个月的牢房。迈克·沙贝拉认为，勒菲蒂应该接收那爿店，成为自己的皮杂饼店铺。另外，他儿子抢劫身携钻石首饰的那人原来是个联络党徒，因此坐了牢。他还得为儿子的事费力。他们还要他拿出3，500块钱。 因此，勒菲蒂在推动密尔沃克方面的事业上，像以往一样，叫苦叹穷。 “明天有人在纽亚克机场接我，”勒菲蒂在电话里对坎特说话，他在向坎特说明情况时，从来不像对我这个伙伴那样说得那么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看，我们身无分文，妈的一个钱也没有，你明白吗？我还要招待那些人，我还要赶到那儿去，而你是乘飞机去的。你要给我订个地方。我还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儿搞点钱，乘的车怎么着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要接我，我们要见见那儿的人，因为他们要了解你，了解你要超过了解我，因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吗？” “明白。” “可问题是，我口袋里只有23块钱。明天他妈的，我怎么出去呀？” “或许我们包租一辆车，”坎特还在拖延他。 “明天这一位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人，都是头头们。你知道，他们都是大人物，要帮助我们解决那边的问题。双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这位大人。他81岁，有势力。在纽亚克机场那里他开了旅馆。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块钱怎么办成事？” “好，我给你带些钱，”坎特终于说出了口。 “那好。不过，我还有点不大明白，因为多尼说，你对我们这儿的一些活动安排不怎么热情。” “啊，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热情的话。毫无疑问，我的热情很高。” “我对你说吧，我对多尼极恼火，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个乡巴佬。他说你不热情。我说：‘你以为他不去会见那些人？’见到那些人以后，这些事就别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别出什么事，”坎特说，“反正你叫我怎么干，我就照你说的干，好吧？” “就这样好。没问题。多尼在哪儿？” “出去了。” “我真不懂，这个家伙在瞎摆弄，跑出去了。问题是这样，如果多尼在你那里干不了什么事，他应该到这儿来和我在一起，现在他就可以和我一道跑一跑。而我现在倒弄得没有帮手。” “明早给你带1，000块，在西会馆。” “尽量早一点。叫多尼那家伙同你待在一起，别乱跑。明天我见了那些人以后，肯定就到你们那里。你和我一起见见那些人，我们，你、我还有多尼，一块儿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搞好。你只管听，从起步逐渐深入，让事情一步一步解决。我们不会有问题。呼叫器带上。首先有纽约那边的呼叫，我待会告诉你，我所乘的飞机以及其他一切事情。” 他在纽亚克机场附近的旅馆里要见的是托尼·瑞艾拉。他是布拿诺家族的副官，年纪很大，负责和芝加哥方面的联络工作。就是瑞艾拉在沙沙贝拉旅馆里吻了他的左脸，又吻了他的右脸。他们之间达成的理解是：瑞艾拉要打电话告诉芝加哥方面，叫他们安排会见。芝加哥方面要告诉罗克福德市里的人。这些人要向密尔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作介绍。 勒菲蒂在纽亚克机场的会见非常成功。第二天，他打电话说，他要到密尔沃克作出安排。这时已经是7月24日。为了安排这次会见，到目前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告诉坎特所乘的飞机，要他记下他说的话：“还在那个西会馆，订原来那个房间，好吗？那些人就在那个城里。见到你时，我再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多尼呢？” 坎特把话筒递给了我。 “他是不是都记下了？”他问我。 “记下了。” “注意听我说。” “我在听。” “不要走得太远。” “好的。” “我要会见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就在你那个城里。我到了那里以后才晓得是哪些人。我到了那里以后，6点钟要给纽约打电话，把我在什么地方、住什么房间告诉他们。他们要告诉芝加哥的。那人就开车来接我，把我带过去，他们要同我谈。他们要彻底了解我们这边的坎特。” “好的。” “我希望他一切正常。” “对，托尼一切很好。” “我的意思是，这些事我不想告诉他，免得他担惊受怕。我是在代表他办事啊。” “我知道。” “他们想了解，他是不是本地人。我对他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是这样。” “他们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要在那里随时等候。我告诉纽约，等纽约再告诉我，可能要等一天，也可能只要两个小时。换句话说，我在那个房间里寸步不能走。要解决吃喝住宿的问题，可明白？” “明白，我们等你来。” “他们要派代表来接我，我和这些人一道。我们都走——我、你，还有他。但是，第一次会谈我要和他们单独在一间房子里。什么情况我就作代表说话了。他们要他开一桌。等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叫他进来，首次会谈以后我就介绍他们。” “好的。” “现在谈谈他给我的钱。我的电话费已支付了500块。我乘的一等舱飞机票230块吧。在介绍他们以后，我们要招待他们。在纽亚克机场我招待他们所有的人，花掉了250块，因为谈了4个小时。不过，对这些钱我并不着急。重要的是，城里那个头面人物一出场，一切就很妙。别走远了。不过，他们告诉我，要我单独和他们谈。也行，只要我们在那里过得安安稳稳。” “好的，托尼没问题。” “那就好。” 勒菲蒂上飞机去了。我们回到中途车站饭店的房间里。勒菲蒂把他住的房间号告诉了纽约那边的人。纽约那边又要把勒菲蒂的房间号告诉芝加哥——罗克福德方面的人。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就在房间里等电话。 勒菲蒂曾说过，我们等人来说不定在什么时间，甚至可能等几天。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离开饭店。白天，坎特和我们一起溜达。我们的房间在一楼，坐在室内游泳池旁，玩牌，吹吹风，吃早饭、中饭、晚饭。晚上我们在厅道里闲逛，听音乐。 勒菲蒂把即将到来的谈话内容对坎特简单说了一说。坎特现在属于布拿诺家族的人，因此，密尔沃克的老板不能对他或他的售货机计划偷偷采取行动。密尔沃克老板的选择是：行，你可以待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在这儿干，我是你的伙伴；要么就是：不行，我不想你待在这儿，布拿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家族规矩行事。 “我对他们说，你来自巴尔的摩，在这儿待了3年。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你。你在搞弹球机营业，在买通销路。你不损害任何人，我参与这个营业，我还搭了钱在里面。你像是我们在这儿的代表，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自己能够处理。你为我们打开门户，我们很赞同。如果你有什么人的亲戚一类的人想和我们一起干，一般都可以。就这些，就像我的上司迈克说的那样，‘又短又甜。’” “我只对他们说，营业的钱有些是你的，有些是我的，这样说行不行？” “你什么都别告诉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我想，如果他们要问我。” “不，他们不会问你什么。他们不能问，他们无权问你。一切都以我说的算数。我也不问他们什么。” “这事一结束我就很高兴了，”坎特说。 “一定的，你可以平平安安。”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就这么从早坐等到晚。我心里琢磨：我待在这儿究竟干什么？我妻子在苦苦想恢复身子，而我却待在饭店里掰着手指过日子。到了第三天我终于说：“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等电话。说不定我们还得等一个星期。我要回去看看我女朋友，她还没有全好。” “你在胡说什么？”他大声斥责，“我们到这儿就是等人。你不是说女朋友在干活了嘛。” “她是上了班，可又复发了。我就去一两天，然后很快就回到这儿来。” “多尼，你简直在胡说八道吧？我们到这儿有头等重要的事，马上就要和人家会面，你竟然把女朋友提出来，把她看得比我们的事业还重要。” “咳，我得走，勒菲蒂。她那里没有人照料，目前情况很糟。就一两天，速去速回。” “真不可思议，你竟先考虑她。多尼，这正是你惹麻烦的地方。妈的你想什么时候去你就去好了。她不会死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真的把我踢开了。我乘飞机回了家。 第二天，他们接到了电话。 来接他们的有三个人：乔·西托，来自罗克福德的老头子，是主要联络人员；另外两个人是查利和费尔。坎特和勒菲蒂跟在他们后面，下楼来到一个叫中台餐厅里吃饭。这个餐厅的主人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们在那里被介绍认识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另一个是弗兰克的最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然后他们乘车去会面。坎特建议，罗克福德的人和他及勒菲蒂同坐一辆车。他们跟在史蒂夫和彼特的后面，开往北街舒尔克莱斯特旅馆的雅座。这些地方也都为弗兰克所拥有。 他们在雅座和密尔沃克家族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举行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有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史蒂夫·迪沙弗以及罗克福德市的三个人员。 勒菲蒂向他们作了扼要报告，然后叫坎特进去。勒菲蒂介绍坎特时，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突然哈哈大笑。 坎特后来打电话对我说了当时的情况。巴里斯特艾里似乎不知道坎特与纽约方面有联系，没有想到他和勒菲蒂有交往，没有想到他会参加这次会见。他曾经派人悄悄跟踪坎特和我，因为我们在试图创办自动售货机公司，而且打进了弗兰克的城市。我们在中途车站饭店等候勒菲蒂的那段时间，他曾派两个党徒监视公司办公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用手指着我说，“坎特告诉我，我们想干掉你们，因为我们以为你们是G。” “G”就是指政府①。他首先想到的是：坎特是个特工。因为坎特以及和他在一起那个家伙——就是我——如果真是坚强的党徒打进了弗兰克的地盘，那他应该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布置了党徒就在那时候监视我们。那两个人一直在办公室那儿注意情况，等我们回去就下手。说来真是幸运，我们那时正好和勒菲蒂一起在饭店里等候电话。因此，巴里斯特艾里在听到别人介绍坎特时他哈哈大笑，还说要叫那两个党徒取消跟踪行动。 ① G是英语Goverment（政府）的第一个字母。 坎特对我说：“他说他曾打算要人干掉我，听到这话时我非常紧张，吓得连烟也不敢点，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党徒看到我的手在哆嗦。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脱离危险。朋友，我们真是九死一生啊。” 他说的是“我们”，因为如果他们杀他，我也和他在一起，当然也会杀害我。 坎特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卡迪拉克牌车子里放置摇控起动器。” 会见以后，坎特和勒菲蒂带着乔·西托及其两个同伙回到了中台餐厅，因为他们的车子停在那儿。在会见的来来往往期间，坎特经过周旋让他们乘他的车，因为他的车里有窃听装置。 勒菲蒂说：“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真是痛快，我说过，下个星期找一天我们到你们那边大家一起痛痛快快玩一整天。” “别忘了回去以后给托尼打电话，”其中一人说，“托尼说，他想处理好这件事。他对这件事非常挂念，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提到的托尼，是指纽亚克机场那边的托尼·瑞艾拉。 “他密切注意这事的动态，”勒菲蒂说，“和我们在纽约干事的情况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参与，或者想把事干好，我们就非把它干好不可。干工作就应该像这个样子。弗兰克对我是很满意的，是不是？” “那当然。” “这事儿就不提了。” “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托尼。” “姓？” “坎特。” “坎特？” “C-o-n-t-e，坎特。” “啊，是意大利人。弗兰克要送你的命。” “别笑话了，”勒菲蒂说，“他们在查你。” “你的每一步行动，他们都知道，”那人说，“每一步都知道。那些机器，你怎么付的款都知道。” “过几个月他们就逮你。” 大家哈哈一笑。坎特说：“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笑的。” “我说几个月，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他要逮你，时间有的是。” “啊，那倒是，”勒菲蒂说，“干这种行当，我们一向有的是时间。” “托尼，你和班尼相互认识？” “这还用说，”勒菲蒂说，他有时候也称为班尼。“我要是不认识他，怎么会带他进来？” “托尼，你出生在东边？” “对，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 他们送下了三个人以后，坎特开着自己的车，往勒菲蒂的旅店那儿去。 勒菲蒂松了一口气。“啊，你可麻烦了，你完蛋了。他们要干掉你。嘘嘘。幸亏我来了，唔。” “我对你说过，我害怕，”坎特说。 “是啊，你害怕是有道理的。他们设下了埋伏在等你。那个狗杂种、狗娘养的放了你。” “那一天就是我们谈售货机公司的事。” “就是那一天。他们以为，你是妈的什么特工，想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他们派人盯梢你。算了吧，现在我对你说一下我们怎么办。我下个星期还到这儿来，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干。我们要干的是一场大买卖。他对我说，‘勒菲蒂，你是我的朋友。’他要告诉纽约方面。现在你要和他们一起共事，已经为你开了绿灯。你有了伙伴，他入伙也带了钱。你想拿多少——40，000美元，现金？——他也拿40，000美元现金，因为他不想跟我的人闹麻烦。他派个伙计与你共事，那人带着帐簿等一套东西。我是你的伙伴。他想带我转一转，与他的人认识认识。你跟我一道。别问他妈的什么问题。你只是个工作人员，如此而已。你他妈的要发大财。” 他们在车上沉默了几分钟。 勒菲蒂说：“他们盯住了你的公司。幸好我到了这儿，否则我们的营业就砸锅了。” “是这样啊。你可记得，两天前我就有个感觉，你救了我的命？” “对，我记得。那家伙说，‘他妈的那人是什么东西，跑到我城里来。这是我的地盘。’” “如果我一个人干这桩买卖，你可想过，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坎特问。 “是啊，可他们现在还在查你。他们不知道我在代表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开了店，他们会钳制你，你也完了。” “他第一次见到我，那副神态就让我害怕。他说，‘我正在找你。’” “他是严厉的家伙。好了，你现在有了大买卖，那是个大老板，你知道吧。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几个能见到大老板。在纽约，你不能和老板坐在一起。别提这些了，你现在干的买卖是这个地区的最大买卖中的一桩啊。上帝也不能碰你，因为我代表了你。” 坎特说：“如果一开始我能像现在这样了解买卖的危险，我根本就不会干的。” 因为我没有待在密尔沃克，勒菲蒂一直在抱怨。其实，这时候我正和妻子一起度假。由于肺部原因，她不能乘飞机。她的眼睛仍然酸肿，因为腕部损伤，胳膊上还上着敷料。如果不是这些毛病，她已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乘了9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别具一格的海滨。在这儿，我们可以在沙滩上躺它几天。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与坎特和勒菲蒂通电话。她说：我们多年来难得在一起有这个假期，而你整天忙着打电话，我这样出来和你做伴有点名不副实。 我离开了只有10天。可是勒菲蒂对我不在密尔沃克现场很恼火。他以为我在加利弗尼亚。坎特的事向他表明我在筹集一桩大盗窃。上一次借口干抢劫活动溜走了，回来没有给他几千而只给了他几百也使他很懊恼。我向他解释说：抢劫后的分利中我受了骗。 “你在那里干的事真是滑稽可笑，”勒菲蒂说。“别的伙计对我说，你在那边又搞了一桩大行动什么的。别提了。他们在作弄你。上一次你说没有弄得足够的钱，你受了骗，也不提了。就当没有那回事，因为你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根基。你笑什么？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吧，朋友。那个女朋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了吧。多尼，这正是你的麻烦事儿。好吧，把女朋友带过来。他妈的，管我什么事。” “不，我是在笑他，笑托尼。他对我说，他进去会见那人时，那人说……” “没什么，你听我说。这事儿你用不着担心。一切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我要是碰到那个家伙，勒菲蒂，我可不想让他们动手干掉什么人。” “不会，不会，一切都很顺利，朋友。事情全都解决了。他很满意，这里一切都很好。” 勒菲蒂说，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律师，也就是他的儿子乔和约翰，要为这种伙伴关系起草文件。文件上合伙人的名字中没有巴里斯特艾里，而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巴里斯特艾里作为隐形伙伴，托尼·坎特作他的掩护人，投入自动售货机的营业，大量买通销路，也可能干些其他的营业。他们获得的利对半分红，勒菲蒂的红利从坎特所得的部分中扣除。 勒菲蒂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多尼。托尼已经把和他一起共事的史蒂夫弄走了，这是弗兰克说的。他说，不准让外人介入，即使当个雇工也不行。那个家伙我不能担保，你也不能为他担保。因此只有托尼能为他担保，这个不大好。因此，托尼只好给他一个星期的薪水，打发他另找工作。” 这样，特工“史蒂夫·格里卡”只好退出这一行动。 在这个基础上，联姻的双方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和纽约的布拿诺家族。这对我们——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成功之举，因为现在我们打入到两个黑手党家族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老板合伙做买卖。 “现在，你可想到回到密尔沃克？”勒菲蒂问。 “怎么，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到那边去，可是我手头没有钱。今天在机场上花掉了500块。餐馆俱乐部拒绝接受露易斯的信用卡。我今天又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下午3点10分，特工抓到了我。一个庞大的审判组要审讯我的人尼克这个家伙，时间是在8月15日。” 尼克就是尼基·马伦格罗，布拿诺家族的二老板。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待他？”我问。 “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抓到他任何东西。与我也根本不相干。我并没有受到审问。无论传我还是不传我出庭，我坚持第五条①。别提他了，多尼，听我说。你到现在都不过来，你看，这儿的事要小心对付。我要把你慢慢拉进去，你听了这样的话别有什么不快活的地方。我到那里以后，要把你介绍给他们，就说我不在那儿你就是我的代表。我准备说，你是我的家族。那边一些家伙都是实权派，老板就在那里。他有这样的印象：你不想参与。” ① 第五条（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 “托尼？啊，不，我就去的。” “我们还要帮你在那边开一爿酒吧和便餐馆，在办公室附近找一套公寓。” “那好。” “注意，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这样我可以知道在哪儿找你。” “我没有电话号码。” “朋友，你听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总得住在一个地方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住在旅馆里？还是睡在地道呢？” “我住在她的房子里，可她没有电话。她没付电话费，他们断了她的电话。” “我的帐目细表可不像你那样，多尼。我的帐目自己管理，你真让我笑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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