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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对桑多·特拉弗坎特已经监视了一段时间。把布拿诺家族成员和特拉弗坎特联在一起，这个形势的前景如何，“冷水工程”将继续进行监视，并且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增加电子器件。俱乐部里暗设的摄像机可以监控办公室以及罗西的主室里的私用圆桌。圆桌上的吊灯以及电话里都装置着窃听器。罗西汽车的车箱里装有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 我住到了荷里得公园公寓大楼，横过19号公路那边就是俱乐部。公寓楼4层，我住2层的一个单室房间。罗西也住在这层楼的一个房间。我从卧室的窗户上就可以看到俱乐部，我的电话上设有录音装置。早先在黑手党的隐蔽工作中，无论是在密尔沃克还是在佛罗里达，如果想把电话中的谈话录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吸杯麦克风和常规的磁带录音机，吸杯麦克风就附在电话听筒上。现在我有了寓所，房间里会有客人来，因此就不好随便摆录音装置。录音机藏在墙壁里，电线直接接通在电话线上。 有时候，我或者罗西要戴上“线路”，要么带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要么是T-4发射机。 我用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使用的是三个小时磁带。机子只能录音，没有回放装置。麦克风大小像一支铅笔顶端的橡皮，线路较长，这样可以藏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录音机有开关装置。使用前，可以试用一下，看看磁带是否转动。由于没有回放或取带装置，因此不能作录音试用。 T-4发射机大小相当于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的一半；3又2分之1英寸长，2英寸宽，4分之1英寸厚。发射机本身有录音装置，播出声音，待在附近的监听特工可以听、可以录。机子没有开关装置，但有一根很灵活的小天线。天线一两英寸长，线的尖端上有个很小的球状物，那就是麦克风。旋转天线的时候，发射机就打开了，新电池可以连用大约4个小时。使用前，可以对发射机进行试用，让一名监听特工拿起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你发出的信号。但是，对于拿格拉牌录音机，你一旦不在监视，就无法知道录音机是否还在工作。 拿格拉牌录音机的优点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无需要特工配合。发射机的优点是：体积小，隐藏方便；使用时，附近有监听特工直接收到发射机的信号。使用发射机时，如果情况不妙，或隐蔽特工陷入危险之中，别的特工立即可以赶到现场。而使用拿格拉牌录音机时，遇到麻烦别人都不知道。 带着拿格拉录音机，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而在城市里，发射机的播送大概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如同大气层和车辆行驶一样，钢筋建筑也同样影响传播。监听工作人员要么和你失去了联系，要么收不到你的信号。T-4发射机的危险性在于：播出的声音可能被电视机接收而播放出来。你在房间里坐着和几个老练党徒谈话，电视机突然会把谈话向你播送出来。这样，个个都知道有人身上带了无线电装置。 无论你是用录音机还是发射机，你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窃听装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处死。另外，机器并不总是正常运转。电视上看到的窃听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装置打开进门就能把有关的谈话录下来。事实上，你用的装置尽管说是技术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来并非那么完全奏效。当你设法使用小型东西的时候，效果上总要受到一点损害。 我们隐蔽特工并不总是配有这种高级的秘密技术装置。这是一种终极的措施，间谍可能都采用。我们在破案中使用的电子装置所录下的东西，最终在法庭上作证时还要一五一十地重新显露出来。间谍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现。政府并不想把要保密的电子装置给隐蔽特工使用，因为他办的案子要诉诸法庭。 这些电子装置录音性能灵敏，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声音全部都能录下来。藏在身上的装置连你的打嗝声、衣服摆动的声音、房间里或附近的任何别的声音，如谈话声、脚步声、搬动椅子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空调声以及大街上的嘈杂声，等等，全都能录下来。由于党徒们心里多疑，以为到处都安装了窃听装置，因此，他们无论是在旅馆房间里、汽车里，或是在任何地方，总要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以便掩盖谈话声。 还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顺当，你可不能要别人在谈话中按照你的要求谈论你想知道的话题。我们在使用录音机或发射机所遵循的原则是：你一旦打开了窃听装置，你就让它一直开着，录下谈话的全过程。无论是通过电话、或是在现场、或是由监听传输的特工所录的音都是作为证据。所录的谈话内容是无关的或是包括了无关的部分，这都不要紧；整个录音都要交给法庭。只有谈话中有关的部分才可能用来作为证据，而整个谈话内容辩护律师都可以用，以免他们声称：我们在现场录音的时候，企图歪曲谈话内容，作了不公正的选择。 在赶到现场以前，你就要把录音机或发射机打开。可是，你想要听的谈话说不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听到。这时磁带录完了，电池也用光了。 许多情况你都难以控制。你不能在现场测试音量的高低；不能为了录音对谈话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谈话的人把声音说大一些；对于混淆谈话内容的其他杂音，你无法控制。还有可能，谈话中一谈谈了几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进入你想要听的实质内容。到谈话的最后阶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调查局放录音带的时候，你只录下了一部分内容，甚至毫无所获，等到磁带放完了你才知道。对于所录的音你不能重新调整，不能跑回去对歹徒说：“昨天的谈话内容你还记得吗？我们再谈一遍。这次谈话不在原来那间房子进行，因为那建筑物钢筋太厚……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因为正在录音的车子已渐渐失去了目标。”你也不能对他说：“我们的谈话再重复一次吧，因为上一次的电池失效了，或心轴用坏了，要么是磁带出了故障。” 这一类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负担，也比其他隐蔽工作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 我不喜欢带窃听装置。隐藏东西很困难。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们在一起总不离那种习惯性的拥抱和接吻。赛马场上，摔跤场上我们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分离。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在房间里换衣；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游泳裤坐在池边。 到了确实要用录音机或发射机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我只带过一次，那是在1975年，刚刚开始对重型装备盗窃团伙进行破案的时候。我带的是拿格拉录音机或T-4发射机，就装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带着拿格拉录音机的时候，我不肯冒险把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细绳把机器包扎起来，整个装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没有穿甲克，就把录音机放进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麦克风的细线牵到衣服上，磁带和话筒贴在胸口。 我从来不想把窃听装置带在身上到处跑，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车。因此，当我想用窃听装置时，我就作好安排让办案特工和我见面，在什么地方为我拾音，然后秘密传递过去。 携带窃听装置的明显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为某一件案子获得至关重要的录音谈话。因此值得冒一下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带不带窃听装置由我自己决定。在着手“冷水工程”这一行动中，我总共使用了十几次窃听装置。 孙尼在加紧把情况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绍。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执行一项使命：试图通过中间人来引见。我们估计，勒菲蒂可能要谈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窃听装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显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对我说过：我们要乘飞机去迈阿密，要见梅尔·兰斯基①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财阀，管理赌场的魁首。据说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① 兰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尔·舒乔尔·杨斯基。美国最有实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脑和银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视大陪审团罪和偷漏所得税罪被判罪。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见见这个家伙，他在迈阿密海滨。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家伙，那家伙就介绍我去会见那个大家伙，他就在这一带。” 勒菲蒂像以往一样，老是在抱怨罗西没有给他足够的钱。罗西给他买了来往纽约的机票，但并没有提出付从荷里得到迈阿密的机票，也没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费用。 我说：“好好坐下来，把情况向他作些解释。” “解释的事，应由你来说。他应该想到这儿的情况。” “我知道，这儿的情况他应该想到。可是，他实在也没有弄得什么钱。” “我不想麻烦了。你就对他说：我们要见梅尔·兰斯基的女婿，他要给我钱。” 勒菲蒂派人叫罗西到俱乐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纽约——坦帕来往飞机票。他说，他把飞机票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没有丢。他向我透露：他想试探一下罗西的态度。 孙尼早先到俱乐部来的时候，发现罗西的汽车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牌照，他对勒菲蒂说，他对此有怀疑。勒菲蒂就问我，我解释说：那是一辆租车，原来车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来以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是，勒菲蒂还想对他作更多一点的检查。罗西用自己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为勒菲蒂购买了纽约——坦帕之间的往返机票。勒菲蒂假装把机票弄丢了，想看一看罗西有什么反应。勒菲蒂分析：如果罗西是个特工，他就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可能要向其办事处报销机票钱；另外，他会担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间发现了那张机票，去核实一下运通信用卡的号码，以了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我有了这个机会，就向罗西透了底，好让他度过这一检查。他就对勒菲蒂说，他干脆把那张票取消，为他另购一张。 我们到了俱乐部，罗西说：“什么事也没有，勒菲蒂。我也明白了，你是要我为你买到迈阿密的机票，是吗？” “是啊，我们到那儿要见什么人啦？我见这个人，为的是要在这儿采取行动，这儿采取行动可不是为我自己。这个人一旦为你开了绿灯，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我要见那个老头子，他叫那人到这边来，然后我就可以适当地引见。现在，你把常规的250块钱给我，我带回纽约。再给些钱，让我招待那边的人。” 罗西说；“你的意思是要见一见老头子桑多？” “啊，不是，他那会在这儿。我见的是老头子梅尔·兰斯基。你看，他要是不发话，你在这儿就见不到那个人。他就当我的面打电话：‘喂，你好？我一个好朋友，他要在某某天3点去见你。’我现在到了这儿。我解释一下我到这城里来干什么事。这就是我要采取的步骤。我说：‘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恩准吗？要么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他十之八九会说：‘我同意了。’办事情就得要这样，其他的办法行不通。现在，我们什么中间人、什么吹牛皮的，统统靠边站。就在这个城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还敢到你跟前说：‘喂，你，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知道怎么顶回他吗？就说：‘去见见这个人吧——你能不能见到，我还要打个问号呢。’” 罗西一面说话，一面把他往窃听器这边拉：“这么说，你是要安排会见桑多？” “对了，我正是在采取全面的步骤。注意，我们在房间里面待了三天，多尼会告诉你，在芝加哥。他们要我等三天。以后才这么对我说：‘走吧，上轿车，我们走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不过我上了轿车。他们带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卡巴莱①。当时那儿关了门，因为不是生意季节。‘在这儿等。’从那儿我们到了一个大饭店。‘在这儿等。’然后主要的大人物出来了，他说：‘来吧，我们到办公室去，你的情况有人向我作了详细介绍。’这就行了。” ① 卡巴莱（cabaret）；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我说：“他想核实一下，我们一旦开始这些步骤，那么谁想到这儿来，我们就得到谁的保护。” “我当然知道，”勒菲蒂说。 “不是指你啊，勒菲蒂，我不是同你在说话。是说托尼，他要知道这个情况。” 罗西说：“事情是这样了，勒菲蒂。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可要着手挣钱了。” “等一下，”勒菲蒂说。“眼下我们不是为你打开了各个大门吗？另外，我们要在这儿搭一个棚子，吃的、喝的全免费。就在棚子里搞赌博。俱乐部的星期五晚上为什么不可以搞点营业？这是你犯的大错。星期天下午可不可以搞呢？” 罗西说：“我们还想同大一点的城市搞些合作，比如像奥兰多这样的城市。” “他们也占有了奥兰多。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奥兰多去。” “还有坦帕市，”罗西说。 “坦帕也归他们所有，这也是我要去办的事。在纽约，我昨天整天都在同人打交道。” “这不是不理解的，”罗西说，“我一定会对你尊重的，因为你对我非常尊重。我这辈子得好好干事儿，这世道想干偷盗的行当也不容易啊。” “是啊，我还对你说些事，就简单说一点，朋友。你正好碰上了淡季，眼下正是足球的季节。多尼要去帮助你。你在这儿要干的事实在多得很。不过，星期天可不能松手关门，星期天正是你能赚大钱的好日子。” “可是，你仍然担保不了，事情得干下去，你知道，最终你得弄钱，可这儿又不是弄大钱的地方。” “在坦帕那里，”勒菲蒂说，“你也不想想，我们到迈阿密那里为的是什么？你以为我喜欢乘什么鬼飞机？我第一怕住旅馆，第二讨厌提只箱子到处跑。多尼了解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在家过周末，和老婆一起看电视。我连游乐场所都不想去，甚至连迈克的店我都不再想去，那种场子我已经很厌烦，很恶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点离开这儿，干我们该干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会干的，我要一瓶凉爽的汽水。” 约米·斯巴格提到迈阿密机场迎接了我们，带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的乔·普玛饭店，位于哈伦代尔市哈伦代尔海滨大道东1025号，该市和迈阿密市紧连。乔·普玛是布拿诺家族成员，过去一直归迈克·沙贝拉管属。甘兰特死了以后，他就属于“费尔·鲁克·腓利·加科”①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见一见普玛和另一名入盟党徒史蒂夫·玛鲁卡。玛鲁卡最近刚从牢房释放出来，他比普玛更令人感到畏惧。他样子粗鲁，身高6英尺2，大嗓门，生一双大手。 ① 鲁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运腓利”，代号。 普玛和玛鲁卡都是鲁克·腓利手下的人，我们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点也没什么错。问题是布拿诺家族这时的局势很不稳定，勒菲蒂要我和这帮人见面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意味着：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里，哪一个派别哪一个人在哪一边活动争取控制权。不过我知道，普玛和玛鲁卡是家族里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过桑多·特拉弗坎特的亲戚开拓另一条道路到达特拉弗坎特那里。据说那人愿意把勒菲蒂介绍给那位亲戚，后者也愿意带他引见桑多。 两处相约都没有兑现，那两个家伙不在城里。 孙尼打电话对我说，他和布比要乘飞机到这儿来度过悼念日①周末。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把这事告诉了他，因为这要触及到他的势力范围。 ①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国、美国领地、美国武装部队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公民的法定纪念日。1971年联邦政府规定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悼念日，大多数州接受联邦政府的规定，但少数州仍在5月30日举行悼念活动。 “孙尼明天到那儿去，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问他可曾和你谈过，因为我想事先让你肯定知道有这回事。他说：‘别担心，勒菲蒂那里没有问题。明天我先见见他，然后再走。’” “我以为，那混帐东西不该到你们那里去，那是我的活动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这你清楚。” “没问题。他去那儿要干什么？” “也许是想来度假。” “你别在胡说八道，什么也许想度假。如果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该到那儿去。谁给他买机票？” “可能是我们吧。不过他说明天要算清楚。” “别骗我了，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谁给的权，叫你为他买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争辩吗？” “咦，你真笨。” 我挂断了电话。 他立即接通了电话：“你混蛋！你怎么把电话放了！” 我想象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别骂我了。” “我想骂就骂！你混蛋！你——” 我断了电话。 他立即打回来：“让我和托尼说。” 我把话筒给了托尼。 “托尼，我要让那个混蛋头脑清醒一点，他在跟谁说话。竟然挂断了电话，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我。你最好跟那个家伙谈谈。” “勒菲蒂，你们俩在谈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尼说。 “让我同多尼说话。” 我接过电话，他也平静下来。 “我对你说了，没人负责那份帐单。你告诉那不是东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块钱，明天把500块钱寄给我。我要崩那个王八蛋的脑袋。朋友，这儿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鲁克林，把所有问题搞个明白。谁是你的老板啦？” “是你。” “我是你老板。我要乘他没离开以前，到布鲁克林把问题搞清楚。我要你12点钟在俱乐部守在电话旁。叫那个混蛋也守在分机旁。我打电话时，要你们俩都别离开话机。” “我一定叫他守在机旁。” “我要和孙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当场就要对你们说些话。” “说什么？” “妈的，老子弄到了3颗手榴弹，谁都不知道。我跟他们交涉完了，叫他们一个个都别想活下去。这家伙明天要是同我胡来，我就把他们一个个炸得满天飞。” “勒菲蒂。” 孙尼和布比来了。他们和罗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馆的休息室里。我靴子里装着拿格拉录音机。 我说：“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让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说说，”孙尼说。“注意，我在同你说话，你只管听我说，别插什么嘴。我到这儿来，勒菲蒂是赞成的。我决不会干什么伤害他的事。他照样还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可是他有点装腔作势。他和你们谈话以后就打电话给我，现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现在干的，我不对任何人讲，因此，你们也不要同他说任何东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会让他知道。关于谈话的事我决不会对他讲。他认识我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我干什么事从来就不会人手不够。我如果从这儿拿到钱，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觉去。” “这6年来，他也帮了我许多忙，”我说，“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进行争执。我们不管干什么，我总是把自己的所得给他一份。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欺骗他。” “多尼，这一帮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连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孙尼关进牢房的时候，他那一班人马疏远了他。他和妻子分开了，但是他还想负担4个孩子。据说他的钱交到了家族，没有偿还。 “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孙尼说。“他们害怕。可是当老板发话，叫他闭上嘴，不准他对我说三道四，他站了起来。现在我回来了，整个局面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了权，这才把他要过来。” “他很听从命令，这事儿也不能有两种选择。” “可是你，什么话也别同他说。他妈的口袋里装着两种酒——你看，他正设法帮助你，但同时也在伤害你。你看，现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过敬意，我口袋里放着两把枪，谁要是骂我，我就对谁。可是今天不能那么干了。今天得坐下来，一步一步地干。” “说得对，”我和罗西都这么说。 “今天你周围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比狮子还壮实。而那些老家伙，搞了个七老八十的头儿。七八十岁的老头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为他那个时代不过20来年的经验，而我这个时代有50多年的经验。我们生活在现代，而不再是那种老黄历了。可就是这一点，他们偏偏不懂。” “说得不错，”我们说。 “比如说，像牛仔裤，谁会认为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个年轻人就想到牛仔裤，看到牛仔裤可以赚钱。那一帮老家伙一辈子也不会穿牛仔裤。他们的脑筋停滞了。我还告诉你们，那些蹲过牢房的人，我还得每个星期给他一百、两百的，他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那些喷着雪茄、戴着戒指的这帮大人物把钱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势变了。” “正是这样，”布比说。他目光转来转去，在打量着来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们在一起，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看，他们纯粹是走走转转的。” 罗西离开桌旁，出去了一会儿。孙尼对我讲了更多一些情况，因为他把罗西仍然视作外人。 我告诉孙尼：“我们的朋友，那个警察，给托尼介绍了一个伙计，此人有些捕鱼虾的船，他用这些船运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这个伙计介绍给了你们，让他作联络人吗？”孙尼问。 “是这样。副官和这个伙计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保护他运大麻。那伙计什么都干。你明白，我们只是想见见他。我对托尼说：‘让这个伙计一个人讲，我们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干这份买卖。我们只是让他讲，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伙计说，一两个月前，他来看过我们，他只想肯定一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这事儿我不想同托尼谈，”孙尼说。“如果我们同这位伙计要干什么，由你安排。如果我们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进行买卖。我们在这儿待7天。无论弄到什么钱，我们都交上去。对那个伙计说，大麻的事是好事，因为牵连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奥兰多那里有一个车队来来往往。现在，我们所要干的就是对人要极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谈，因为你是好样的。你只向我谈。” “对。” “那边的一些混蛋没有用。你谁都不要跟他们讲。我和人谈话总是单独谈。我们就因为谈话还有两个其他的人，我们才被人抓住。现在的纪律非常严格。换句话说，谈话就像这样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就不能咬住他，说他搞阴谋。有许多家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我们得隐蔽一点。我们越隐蔽，我们就越灵光。” 几天前，治安副官唐纳韦向罗西提出了赛狗场的事。他想知道罗西的人是否对此有兴趣。要收买某些政客。我把这事向孙尼提了出来：“那位警察告诉托尼，他的人带了钱，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执照。他想得到帮助，让这些事得到保护，这样别人就不好挤进去。” “我们完全可以保护这个伙计。我们要让另一个家族参与，因为那个家族控制着那一带。” “我正是这么看的，他就是要找这样的联系。” “对，我来解决。同时我要和我的杀手们一道去。我们听听托尼的想法。”他向罗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们在谈论赛狗场的事。” 罗西点了点头，说：“他担保过，他弄了两个人在这儿投资，每个人投资100万。但是，他要求保护，所要的就是保护，这样好把这些事放在一起考虑。” “他要什么样的帮助？要谁的保护？” “他来找我，因为你知道，在这儿搞赛狗场，如果没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许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来这正是问题所在。你看，他以为我能为他活动。” “啊，是这样，没问题。但是，把赛场这样的事放在一起考虑，谁行呀？我们要为这个想些办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孙尼，我只是在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3个赛狗场，每个场子开业4个月，因此，他们互相联合在一起。你现在又提出搞个场子，如果没有人出来控制一下全局，他们肯定会和另外那3个赛场有纠纷。所以他实际想的东西就是要有许可证。” 我说：“要么有个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见到坦帕的人，我来向他说明情况，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好啊，你们干吧。’那你们就干，谁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不过，要是他说：‘注意，我已经有了3个场子，还要第4个干什么？’那就吹了，因为你要对他表示尊重。我们给那个副官400块钱，他可高兴？” “啊，高兴，”罗西说。“我一直都在给他钱——200块、300块地给。” “我指的是那一个晚上。” “拉斯维加斯之夜？啊，他高兴。” “我们要对他说，在几个星期以内，我们要搞另外一个场子。我要把我的弟兄们带来，两个弟兄管双骰子赌台。这么干，可能我们这一次真能弄大钱。” 家里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表示不满。“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总要同女儿们一个一个地谈话，问问学校的情况，她们是不是养肥了马——她们养了3匹马，放在路边的牲口棚里。她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妻子总是说：“乔，你干些什么事儿，给我说一点吧。说一说你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别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总要给她讲一些情况。如果孩子们为我担心，我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帮家伙蠢得要命，连纸袋子包住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开支问题，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问题我样样都无能为力。这里的事儿太多，佛罗里达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个星期都没能回家。 我大女儿毕业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月前，我妻子刈草时踝部跌伤了，缝了6针。这事儿她没有提过。我的女儿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习气，只是令人沮丧，因为我不在家，没能及时处理。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用拳头把卧房门敲得咚咚响。 我妻子为我女儿毕业搞了一次很像样的便餐宴会。我母亲在，她母亲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连话也不怎么说。我像是和家里人隔了多少年一样。 后来我妻子说：“今天是你女儿的毕业的日子，你把别的暂时就抛开吧，要高兴一点，别那么一副面孔。” 由于孙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罗里达那儿去，所以我还得返回那里。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会谈。我在家里待了3天。我妻子说：“你情绪一直很坏。”她没有问是什么原因，要是真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机场。这天是我们结婚19周年纪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后，我打电话回家，对于我在家时表现的不好情绪表示了歉意。 孙尼带着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在塔希提汽车饭店登了记。孙尼要等电话，听特拉弗坎特安排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见。我们在游泳池一带溜达。 第二天他接到了电话，要他在当天晚上8点会见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点45分去接他。他说：“我想去早一点，对那个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有没有警察。” 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罗里达的最大老板相见，联邦调查局派出了一个监视组。 我用的是罗西的车，因为那车的车箱里装了拿格拉录音机。我让孙尼上了车。勒菲蒂没有跟他去。 “我们到巴巴斯去，”他说，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饭店。“他连名称都不提。他没有必要提。他只是说：‘今晚我想吃点希腊味。’我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地方了。’” 大约在7点15分，我们到达了饭店。我们待在酒吧里，喝点饮料。孙尼漫不经心地仔细打量周围。 “这位伙计怎么认识你的？”我问。 “上周我在纽约见到了他。我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件事。他在那里。史蒂夫多年前就认识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绍给了他。” 大约7点30分，孙尼说：“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乐部去。到要车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我出了门，经过停车场，正好特拉弗坎特和另外一个人经过那里，他们正往饭店那儿走。特拉弗坎特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先生样子，略有点驼，面孔很平静。看看他的外表，再想想他的实际为人，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孙尼10点钟打来电话，我到饭店的休息室里见到了他。我们喝了点饮料就走了。关于他和特拉弗坎特会见的事，我连一个字儿也未提。 “他真能干，”孙尼说。“他喜欢我。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现在佛罗里达的大门对我们完全敞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干事要合情合理。分利是一半对一半。多尼，我们要是搞什么行骗，那老人就会关上所有的大门。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说干就干，他说，这就是宾戈赌场。他对这种赌场心很大，可是在帕斯科县这样的场子他一个也没有。干这个行当赚到大钱。” 上了车以后，孙尼渐渐讲了他们会谈的内容。他说：“这次会谈，是为了摸清双方的态度。我对他说：‘注意啊，我可不是什么精明的人，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街道上闯的人。’还说：‘我喜欢大街上的行当，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什么赌博，别的什么，我都一窍不通。’我还说：‘我啊，就喜欢在大街上横冲直闯，妈的能抢到谁就抢谁。’” “他怎么说？” “他哈哈笑。” “他大概喜欢你，因为你很诚实。” “我对他真是从心里表示尊敬。你要是同他谈话，你也会尊敬他的。” “你上次在纽约见到了他，算是运气。” “你可知道，在这之前我对史蒂夫怎么说的？我要去见他时，我说：‘嘿，史蒂夫，你要到佛罗里达去，我同你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要你干什么，我始终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要是不跟我一道去佛罗里达，我就再也不到这边来了——你就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干我自己的事。’我站起来就往外走。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真是好运气啊——那人就在这儿。我们立即就接触。’” “是这样吗？” “他说：‘你这么急着要找我，这何必呢？我本来就和你在一起的嘛。’” “所以那人，今晚谈话很顺利，唔？” “就像我刚才已经对你说的那样，多尼。” “太好了。” “你看，他还讲了别人的事。他说别人，比如说费城的布鲁诺，他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不是生长在那儿，所以布鲁诺就不想为你打开大门。他说：‘这么干不对。比如你到我这儿来，我就生长在这儿，你就有所收获。我们就会在一起干。’” “对了，大家都想挣点钱，是吗？” “是啊，朋友。” 我们双方都很高兴，多少还是为了同一桩理由。我感到极大的满足是，我为两个黑手党家族联了姻，而且这是第二次。 第二天，特拉弗坎特的人来看孙尼，了解宾戈赌场的事。那人叫班尼·胡西克，生得矮小，满头白发。孙尼后来说，班尼在管理特拉弗坎特的宾戈赌场。他说，我们要和班尼一起找个场地。要造一幢占地8，000到10，000平方英尺的大楼，附有空调设施。要是有个老式的超级市场就太美了。他说，我们要为场子出钱，一半的钱用来动工；特拉弗坎特提供装备和技术，还出另外一半钱。我们很想有个慈善机构的名字，作为负责的组织机构，不过，“意大利”这个词不能包括在内，某种残废军人团体比较好。你可以雇用一名残疾人坐在大门口，这样看上去就真像慈善机构办的一样。 关于孙尼和特拉弗坎特会见的情况，孙尼告诉我的那些，我开始向勒菲蒂报告。可他已经全知道了。 勒菲蒂说：“他在纽约，可是那又怎么着，在纽约干这些事你以为会是谁？是我，不是他。对他这个人，我和你都知道。” “勒菲蒂，要是同特拉弗坎特这样的人在一起会谈，我认为你可不行。” “哼，别把你老子小看了。” 孙尼交给了我5，000块钱，都是100块一张的票子共50张，叫我“撒到大街上”放高利贷。他吩咐我们“保存利息”，对资本进行再投资，等到收入达60，000块或80，000块再分利。利归我、他、布比和勒菲蒂，罗西分到少量的利。 他说：“目前贷款数额不要超过500块。一个月给史蒂夫200块，让他交到家族里。” 我和罗西把年号及数字序号都录了音，把钱交给了办此案的特工。 孙尼、朱迪和布比过来度7月4日节日周末。7月4日那天，孙尼和特拉弗坎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我和罗西开车，送孙尼到了坦帕市的布里顿广场，特拉弗坎特在那儿有一个宾戈赌场，胡西克想带我们看一看。胡西克带孙尼去会谈。会谈以后，孙尼就到了玩偶饭店和我们汇合。 他兴致勃勃地说：特拉弗坎特对于办赛狗场的主意很赞成，他对孙尼说，他要找个律师和建筑师，他们都应该是“正直的人”，这样就无需同他们讨论党徒营业上的事。 孙尼说：“我们要着手行动，因为那位老人正期待这事儿出现。佛罗里达这儿钱有的是，如果这位老人死了我就搬到这边来，把这个州都管起来。”他说，他要把在纽约的15个兵丁分派到各个山头，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佛罗里达这个大地方。 我们短暂地休息了一阵子。我和孙尼、布比开车出了城，来到一处滑水娱乐场所。他们给你一个垫子，让你坐下，顺着梯子爬50或60英尺到达空中，然后以大约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往下滑行，你就扑通一声落到一个大水池，沉到水底。我们每个人落入水里的姿态各式各样：肚子朝下或背朝下，或相互牵着手或咬着腿，像个“火车”的模样。我们滑水游玩了一定有三四个小时，大家像个孩子，互相嬉笑，看谁的动作最快。 星期天，我和孙尼、朱迪、罗西一道去了奥兰多，好使孙尼勘察地形，因为他想建造宾戈赌场和开展赌博登记经营业务，现在已经得到了特拉弗坎特组织的支持。罗西先前说过，他已经买通了奥兰治县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因此，孙尼以为，我们也会得到他的保护——拿下奥兰多算是轻而易举的事。 接着我们到了迪斯尼大世界。孙尼还是第一次到了像这样的地方。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这儿度过。我们到处跑，参观了博物馆和展览馆，四处溜达。我们还到了一个室内靶场，那里有枪，有活动的靶子。孙尼射击的枪法很不错。可是我和罗西都猛射了一阵子。孙尼说：“你们俩枪法比我棒多了，哪儿学到那么一手好枪法？” 孙尼比勒菲蒂更容易放松自己。勒菲蒂一天24个小时都是黑手党，和我在一起时时、事事都离不开黑手党的事业，那种警戒从来不低落。尽管孙尼更有权力、更有危害性，但他也还有消闲的时候。在旅馆里，在公共场合，他还像个绅士，不是那种大吵大嚷的样子。他带的包，我不用为他代劳。他除了干党徒的业务以外，他还有普通街民的一面，有说有笑的。他在玩乐的时候不谈党徒的业务。 他的女朋友朱迪，是个好姑娘，很正直，很泼辣。对于孙尼所干的事她并不知道，孙尼也不让她介入任何业务之中。她是他最喜欢的女朋友。他遇到她的时候，她在沙沙贝拉当酒吧招待。随着我们案情的发展，她是我感到遗憾的又一个局外人。 在一条路旁，孙尼看到有许多幼小的棕桐树，想弄一些带回到布鲁克林，种在门外。他说：“门口栽上棕榈树样子挺好看，会让人拍手叫绝。” 我说：“棕榈树适于热带气候生长。布鲁克林冬天那么冷，活不了。” “能在夏天生长一个季节，不也是很好吗？”他说。“长生不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 我们买了五六株，由联邦快车运到布鲁克林。 孙尼打网球很蹩脚，但是喜欢打。他常常穿着黑短袜，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网球场上打球。我和罗西与他和布比常常进行双打比赛。他总要跑来跑去，边打球边叫嚷：“我要扣杀你们了！” 有时候，他和我扳腕子比手劲。孙尼举重，我也举重。他力气大，但我的杠杆效率高，个子比他高，胳膊比他长。我们坐在游泳池或别的什么地方，他总要和我较量。他从来赢不到我，弄得一肚子的火。我发现，他从来不找别人较量，专门想和我比个高低。 有一天，孙尼带了一瓶药丸来到俱乐部，是一种叫做“佐姆斯”的药丸，用于刺激性生活。孙尼把药瓶给了契柯，对他说：“这些药是秘鲁的童贞修女制造的，能够帮你提精神，你会喜欢的。给一颗给多尼，让他也试试。让大伙儿都试试。” 契柯把瓶子带回家。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咖啡因调制品。第二天，契柯到了俱乐部，对孙尼说：“嘿，这些‘佐姆斯’，有强烈的效果啊。” “痛快，是吗？”孙尼说。“给多尼一颗了吗？” 契柯说；“没有，我全吞了，一共20颗。” “全吞了！你疯啦？” “现在我的精神特好，怎么也抑制不住。” “你这小子真混账。你哪能把‘佐姆斯’当玩具用啦！从秘鲁进口的啊！你居然还活着，真是命大！” 既然我们现在要和特拉弗坎特打交道，我们想把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搞得相对整洁一点。我们不想把俱乐部搞成像赌场那样过于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开设了另一个俱乐部作为赌牌场。这个俱乐部只是一个小店铺，在迪克西公路的1227号，离网球俱乐部两英里。孙尼给了我500块钱，用于保安费用。我们把网球俱乐部后室的牌桌都移到了那一边，发牌的人也跟着过去。这样，夜晚的赌牌活动继续进行。 孙尼说：“我们要好好干。那老人说，他这一带有500个人马，可是都老了，力不从心。他在这个州里正寻找新的血液，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啦。” 罗西曾经认识一个人叫台迪，是这一带的赌博登记经纪人。台迪想为我们搞足球方面的赌博登记。我们安排他去见孙尼。我们5个人——台迪、我、罗西、孙尼和勒菲蒂——坐在塔希提饭店的游泳池边。台迪说，他管理过第一流的登记经纪业务。孙尼考问他：他干这门业务有多久，他参与这个活动有多少，他是怎么管理的，等等，什么都问。 台迪走了以后，孙尼说：“我不想让那个家伙管理我们的业务。他以为他很精明，我看他到后来会欺骗我们，我也会叫他一命呜呼。眼下，叫约-约看守电话，管赌博的事，契柯可以管理收支帐目。” 孙尼来往于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和特拉弗坎特会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8月8日那天，他和勒菲蒂来到了这里。孙尼在寓所里打电话给我和罗西，叫我们下午3点30分到塔希提饭店的咖啡馆里。他说：“那人要来了。” 我决定带个发射机。 我见到了联络特工，收到了发射机。我和罗西在我的寓所里试了试。罗西对在外场的特工迈克·朗斯福德叫了话，我就对发射机说话。可是，朗斯福德的收音机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用，到后来时间快到了。朗斯福德什么也没有听到。 罗西说：“这种装备说起来多么好，可是用起来不管用，要这种东西干什么？” 这时候你的心情怎么也说不清。你戴上了这么个仪器，冒着暴露目标和生命的危险。你放在身上，可能一放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你以为录到了重要的谈话。可是接收的人什么也收不到，要么收到的就是嘈杂的响声，要么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仪器又是好的。也可能是用了多次以后又拿来用的。可是就是不管用，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身上带着发射机，如果被逮住，这帮家伙首先想到的是；以为我是个通风报信的人。如果你是个警察或特工，他们可能以为干了不止一次，因为你是在执行任务。现在我和这些家伙已经相处了4年。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是特工，会以为我变了心，变坏了。对我不会有一点余地，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此刻，我正要和孙尼·布拉克一道出门，他要会见桑多·特拉弗坎特，我要带什么不成玩艺的发射机。事先发现了毛病这还是好事。可是，我和罗西越是想使它能用，越是在谈论它，我们的心情也越是沉重。 最后，我收拾收拾，把发射机朝墙上一扔，正好砸到了窗子附近，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下，弄得不像样子。我说：“这种不成样子的发射机至少不会再有人用它了。” 我和罗西来到了咖啡馆。孙尼和特拉弗坎特及湖西克正坐在桌旁。他示意要我们单独坐到另一张桌子旁。胡西克走了过来，想要我们带他到瑞基新港的瑞奇路上，看一看正在动工的宾戈赌场工程。我们回来以后，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还在那里谈话。孙尼叫我们坐到柜台那边去。 半个小时以后，孙尼出来对罗西说，叫他为我们三个人预订晚饭，地点在杜纳了街道上的好胃口饭店。他还交待我们：“你们俩到勒菲蒂的房间去。” 勒菲蒂住在孙尼的隔壁，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罗西按吩咐拿起电话，我站在门口。 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走了过来。孙尼要我到他的房间去。进去以后，他向我介绍。 “多尼，这是桑多。桑多，这是多尼。”桑多透过深度眼镜，眯着眼睛看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个黑手党老板握了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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