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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精装本问世以来，《时代》周刊、《人民》杂志以及《美国晨安》报等都派记者采访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里·金和杰拉尔多·瑞伏拉主持的电视节目里，我们还和观众见了面。 这些新闻记者、摄制场观众以及打电话来的人们特别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对黑手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年来的隐蔽工作对皮斯托尼家庭有什么影响；我还会不会再干那样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党在接纳新成员的规章方面有了一些改变。党徒们在重整旧的规章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在发展新成员时必须“刺刀见红”，或者说，他要亲手杀掉某个人以后才可以成为入盟党徒。因为特工混进来作为歹徒，他是决不会干谋杀的事的。 另外，提名发展成员一定要有两名黑手党党徒担保，这样，责任由原来一名老练党徒改为两名共同负责。他们要对新发展的成员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时代就了解，至少也要相识15到20年。 与此同时，由于外界、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党徒的上层人士现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数越来越多，超过黑手党以往历史的任何时期。 由于以上情况，再加上我们审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这很自然地使黑手党的领导集团发生了问题。这么多上层党徒失去领导作用，因此每个家族里以及家族之间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感，笼罩着疲惫情绪。我很高兴地说，党徒的领导集团，其问题正是在此。 黑手党的价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这种降低的进程。 老一代的党徒，他们具有旧时代的价值观念。认为一个党徒无论干什么，你是为了你的同伙，一直干下去，最终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这些老党徒现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还有，他们在哀叹：“我们的事业”到了年轻一代人手里正变成“我的事业”。 新的黑手党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在美国生长的，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并不像老一代老练党徒那样有强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荣誉感。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双重打击，使黑手党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还有一种情况使黑手党的力量逐渐削弱：在一个大型团体里，黑手党的亚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们正面临毒品侵袭的问题。 黑手党组织贩卖麻醉毒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规模买卖活动的确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间进行，但是每个成员都试图干毒品交易，因为那是有利可图的事。在老一辈的党徒中却很少有人吸毒。 现在，尽管黑手党长期有着未成文的规定不许吸毒，可是年轻的党徒许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决不是一克或两克，一旦你上了瘾，那你就会成为盗贼，尽管可能是个很蹩脚的盗贼，来维持你的习性。再想一想买进卖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经以盗贼为生。一个黑手党可卡因吸毒成瘾的人，最终完全有可能把别人卷进这个圈子，从事这样的交易，而导致亡命。如果你的寿命长，你会使自己疯狂的。 内幕就是这样。“我这一代”的黑手党党徒们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铺里，抢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的时候，99％的观众似乎非常赞成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说我是美国的英雄。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英雄——那仅仅是工作任务，我完成了任务。 人们还想知道；由于我是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党是我的使命。 我执行破案任务并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个异族的警察。黑手党对于我个人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我会接受任何隐蔽工作，完成联邦调查局所反对的任何组织。 对于工作的结果，我还是感到自豪的。 许多美籍意大利人对我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有勇气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同时，我向全民族表明了；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党。 有些人甚至还说：他们根本就不曾认识到黑手党是可以战胜的。许多人以为：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连法律手段对它都显得无可奈何。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进行了干预，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谓黑手党的神秘破了产。 现在人们认识到：黑手党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到：黑手党不仅蹂躏其他人，同样也对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认为：我帮助人们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像《教父》那一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黑手党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黑手党的形象并不相象。在实际生活中，黑手党过的是重复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们的谈话已麻木不仁：“今天我们要出门偷些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还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问题。我搜查过一伙人，他们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动。 看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观点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白，无论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属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过来；无论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会撒谎、偷盗、欺骗和搞暗杀。我的目的是为以后的起诉搜集证据。我不是在搞社会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联邦调查局还作出了决定给勒菲蒂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隐蔽特工坎特和罗西给了勒菲蒂大约40，000美元，因为他们都被当作“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老练党徒为他们服务，在别的家族企图干涉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能得到布拿诺家族的确切保护。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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