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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上，我制定了一个大方案：上一趟食品杂货店，冲一个热水浴。芭芭娜借给我一本汤姆·克朗茨的新作《大厦将倾》，我盼望着能端上一杯山莓茶，躲在床上慢慢欣赏。这种类似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可大有说道。 “大洋了望住宅区”是玛丽娜·德·瑞最古老的房产综合企业之一。1970年离奇古怪的致幻剂时代中一个短暂的时期就使它世界闻名，那时候我才十岁。他们中几个臭名昭著的人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个小区，有人把LSD（麦角酸乙基酚胺）撒在马铃薯片上，结果有三个人激狂致死。 这以后他们才把“南海别墅”改成了“大洋了望住宅区”，但是仍然有单身房客、过客和合租者，每到星期五晚上，就举行“社交野宴”，每个人此时都要钻出他们的小屋，围在油腻、破旧的烤架周围，想的大概是在我经过这个居民区时，怎样把我的公文包和四只塑料袋里的食物攫夺过去。而这个晚上我见到的却只有一大家子中东人在船上。戴着黑面纱的女人们正打开亮敞的黄色盆子取出鸡肉、玉米饼、米饭和来自波罗罗科的蚕豆。我的全新多元文化训练告诉我他们没有异状。 我住的地方在一条死巷子里，是一幢粉刷成棕色的两层楼建筑，却被荒谬地叫作“塔希提花园”。虽然离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但这儿毕竟是家，三个房间，带家具，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七年。妙的是，连沙发我都从未买过一个。 邮箱里塞满各处寄来的商品目录，还有一个很大的棕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脚捧着食品袋，又忙着去厕所，原是可以早点打开信的。现在它还躺在厨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大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四十多分钟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目录分类整理好，一面在心里决定和谁一起吃晚饭，埃蒂·保尔还是J·彼得曼。时间流逝，我从微波炉里取出一只烤鸡，放在厨柜上的一只搁盘里，这是我的一个小嗜好，从“男孩子市场”买来的，香味随着热汽的上升弥漫开来，还带着一股面包屑以及葛问罗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开一盏聚光灯。 那封信。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X10时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其次，整个街道：酒吧、服装店、拐角、小巷。 犯罪场景的东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脸冲下。白色的三角路牌高一个被抛下的钱袋有五尺远，子弹击中了巴士站的长凳和一堵墙，那儿还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她的脸，照相机拍下的这一侧，是心形，上下颌张开，舌头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状，眼睛半闭着，这些是你从图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盖着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样隐隐发亮的东西则使人感觉到人生在苦闷与虚无之间的徜徉。 实际解剖的图片，精确地显示了尸体从盖着尸布运进来到解剖实施的每一步过程，如地狱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时我坐在我的厨甩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术时流的血或血块，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上的原始枪孔，尸体只是除去衣服而已，看起来仍然是个人形。这样一览无余的观察是无耻的，特别是对方已无法保护自己，全身涂满了鲜血，却被粗暴地剥去了掩饰，没有任何秘密能保留下来。对人类尸体施暴力是最不可想象的。我在想，我的上帝，得有人照顾她，得给她盖上被单，得让她圣洁地保存下来。 剩下的照片证明：枪伤，伤口口径45；丫形切口从腹部一直到耻骨；摘除肋骨骨架，我曾被告知这得用剪切刀完成，以检查内部器官；直到最后剩下来的只有谋杀、暴力和以暴力充当碎尸手段的科学检查。前者与后者毫无区别。封套上没有医学说明，只贴着一张字条：M．E，悬案报告。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这也许是约翰·罗思寄给我的，冲撞和伤害的感觉让我大为震惊。但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惊讶呢？他总是喜欢寻求刺激——夜半电话，从车库的柱子后边猛跳露面。六个月前，我听说他被停职三十天，因为他在一个公园里把枪塞进那个棒球投手的嘴里，而别人只是在和一群同事进行合法的聚会。我从凳子上跳起来，大步踏进卧室。那股葛冈罗拉干酪的味道让人难受极了。 想都没有想我就敲下了他的号码：“别再干这些肮脏勾当。” “冷静点，安娜，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死硬，他是在瑞唐多海滩他的公寓里，我可以轻易想象他正坐在健身器的座位上——这是一套北欧田径运动员的训练设备——除了一条长运动裤外什么也没有穿，嘴里叼着一只大麻烟卷。年轻时为了成为一名警探，他花了大力气锻炼出一身世界级的运动体格，只不过一直保留着在七十年代就已过时的汤姆·芭内克那种小胡子，也许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以免看到他爬满双颊的痤疮斑。 “安娜，……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 他过去在床上也常常窃窃地说这些，要求我接受它，直到我们之间已越过一些原来十分模糊的界限。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他又用鲜花、电话、电传、各种装腔作势的小伎俩重新发动攻势，跟他的性侵扰一样。有一次他因此激怒了我，我一拳击碎了他的下颚。我越是逃避他就越是顽固，越发不依不饶无休止的蛮干，一直到我每时每刻随身带着武器。 “这又是什么把戏，约翰？” “以为你会有兴趣看你的堂妹最后一眼。” “我X你。” “X我？”他笑了，“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他妈的毒品贩子。” 古特瑞丝夫人说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长期受苦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能说她贩毒？”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点兴趣了：“证人在哪里？”“一个叫‘耗子’的街头混混打电话给911，但是——不用奇怪——后来却对调查人员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要紧，这是一起汽车过路枪击案。凶器是45口径的Mac—1O，全自动，除了杀人没有别的好处。射出十五发子弹，七发击中被害者。” “可能是无意的。” “看第五号图片。” 我走进厨房找出第五号，电话仍贴在我耳边。这张相片上，尸体被洗过，以现出伤口。半时子弹没有留下整齐的枪眼，它们完全击碎了骨头，射穿喉管，造成胸腔大出血。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点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铅笔尺寸的东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样？” “血充满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为止。” “你认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长的时间，约翰？” “几分钟，”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看看手。” 没有手，只有两根血桩子。 “他们轰掉了她的手，”他指导着，“作为对她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的惩罚。毒贩们总喜欢这样做。这是杀鸡给猴看。” 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 no 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他妈的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在这里你甚至没有办法走上阳台。不过装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个劣质熟铁的火炉和几盏西班牙式样的吊灯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灰粉房盆子变成中美洲庄园。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设计成歪歪斜斜地四边形，底层是敞门车库，每个人的窗户一打开就对着别人的窗户，中间那块空块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人声的嘈杂声和回音，有人把一辆自行车插放在他的窗户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属装饰之间，不用说这是在三楼——否则，这辆自行车早就被清洗得只剩个骷髅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围没有人。我穿过几扇扭曲了的铁门匆匆走进门廊，那儿挂着一个像是人体气管一样构造的雕塑，在我头上。没有上电梯，谁知道里面潜伏什么东西，宁愿辛苦地爬那两段铁梯。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烟卷的喷雾或者油煎鱼。铺在脚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贱的那种；如果你没踏稳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个，在两个小房间里乱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住这里吗？” “是的。但现在是我住这里。”古特瑞丝夫人披着一件纺织粗糙的豆绿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去。你会发现你现在置身于“提国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时的野店房里。 “你和维奥莱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楼上有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我打电话给房东问过我是否可以住下来。” 古特瑞丝夫人点燃一支香烟。她很丰满，发型很奇怪——耳鬓的头发剪得很短，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点头披巾的效果。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装，对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饰，扎着皮带的短裙下露出裸着的粗壮的大腿，脚上抹着指甲油。 “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有吸毒者、没有掮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挛。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 也许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个年青的拉丁女人闯进了FBI 的摩天大楼。可能她还不会说英语（怀着天真热切的幻想的农村女孩，恭顺的，一头黑发），于是就把美国移民局的情况写给她，关心她，耐心地告诉她该到那儿去试试。那时在我面前横亘着刚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战，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个充满困惑的移民唠唠叨叨的西班牙语，所以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心灵早已被那将我们与公众隔开的双层防弹玻璃墙深深挫伤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着就好像我真的这么干过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否因为我傲慢自大使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这条路并最终导致了那场血光之灾。 名片滑落进我的夹克口袋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次告诉我从你父亲那边算她该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古特瑞丝夫人舔湿了手指把书页一阵乱翻。那本《圣经》搁得有一臂远，她斜着头眯逢着眼。 “这是维奥莱塔的母亲，该是你的姨妈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独个儿站在一处简陋的地方，看起来似乎已被四周过度生长的奢华榨蚀光了。她的黑头发未经任何修饰，两眼下方都有一点黑晕，但是她笑得很温和，身上穿着黑白相间的服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花点，没穿鞋，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维奥莱塔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在我看起来，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仅有些竹枝、衣服、叶子，没有屋顶和墙。另外的是些维奥莱塔兄弟们的照片——更多所谓的堂兄弟——正在剥玉米；还有一张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榈树上的一只鹦鹉，似乎被水浸过，颜色已经褪了。 我摇摇头。没有任何一张能让我产生点印象。 “警方认为维奥莱塔卷入毒品活动。” “这不对。”古特瑞丝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视我。 “他们认为这是她被杀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疯了。我了解维奥莱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和毒品和黑社会一起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攒钱回萨尔瓦多。她是个好人。”古特瑞丝夫人一再坚持，眼睛里已装满了泪水。“她爱她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着战争。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国，却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着烟头搁到水槽流淌着的水里，“嗤”的一声灭了，然后带着一丝怒气把它扔进金属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给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许多钱。” “欠了许多钱？” “大概……”古特瑞丝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头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维奥莱塔很不高兴。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为什么？” “这不是她的错。”古特瑞丝夫人尖声说，“你可以去问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为维奥莱塔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帮她看着孩子。瞧，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两个孩子冲进房间。小女孩大约五岁，她弟弟三岁。她手牵着他往冰箱走去，试了几次终于打开，伸出手去想拿什么东西。 “我来拿，珂娜若，”古特瑞丝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间，从敞门车库里传来的沸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拉丁音乐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开灰尘满布的米色玻纤窗帘向外瞅去，两个青年正高声谈笑，有只手拿着一件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一面解开花园的软皮水管一直往车库那边一辆七五年产的道吉车拖过去。他们为了洗那块污渍，看来是要用去中部严重干旱地区半个小时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阵紧张。 “克里斯多巴？特瑞萨？这是塞纳瑞塔·格蕾。你们妈妈和你们的亲戚。” 两个长着杏眼、皮肤金黄的孩子手里捧着塑料杯望着我。他们也许跟我毫无关系。那个女孩眨着眼睛，没有笑容，她穿着粉红的短裤和显得瘦小紧绷的T恤衫，看起来有点像六十年代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条绿色的士兵杂役短裤对他来说显得太大了，折叠了无数次用安全别针扎在腰间，根本没有穿衬衫。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他问。 “你妈妈在天堂。”古特瑞丝夫人说，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我告诉过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着这个问题，直接面对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古特瑞丝夫人的喉头因伤痛发出了一种咯咯声。她把他揽进怀里：“到这儿来，克里斯，想和我跳个舞么？” 她随着那震动的楼层的音乐晃动着臂部。孩子被贴着身体紧紧抱住，咧开嘴，越笑越欢了。 “特瑞萨，跳起来吧！让我们来做merengue。” 女孩没有移动，就在我面前跳了起来，眼睛却不知盯在什么地方。为了近看她，我的膝盖跪了下来，直到我们的双眼对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手抚摸了她的脸颊。但她匍伏下去，一直爬到婴儿床下，双臂紧紧抱在脸前，倦缩着，脸紧贴着墙壁。 我觉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预感——这时它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荡着我的身体：混合着隆隆的音乐声，混合着穿透身体的热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经证实的恐惧感。慌乱，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冲动：跟着特瑞萨躲到婴儿床底，那黑暗狭小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找到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丝马迹，他们也许就躲在某个看起来并无危险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减少痛苦，痛苦就会随之减少，减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乐声仍在变大，难以置信地，另一个音阶，古特瑞丝夫人把纸张相片全部收拢，重新夹回《圣经》里。为了抵消音乐声，她相当用力地说：“拿着这个。这是维奥莱塔的。”然后把书塞进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笔钱……也不会给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丝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脚已踏上了楼梯，在她身边的男孩被她的动作和外边的音量吓着了，哭起来。“那钱归孩子们。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抚养。” 我的手指摩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封皮破旧干皱。我简直无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的出来。留下小女孩无法形容的悲伤和古特瑞丝夫人关于Nerengue 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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