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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跟洛杉矶一样，交通非常拥挤，只不过，这儿的汽车相互间还压得更紧密一些，有的甚至只好在一些狭小、缠绕、不可思议的从前的牛道上行进。 或者也许我抵达的时候恰好是高峰期，又碰上了一场春季冻雨。 我停在罗甘机场外的一段斜坡上，观察着租来的“金牛座”车窗上的刮水器除去堆积下来的冻雨。在短暂的视野清楚的时间中，我不耐烦地努力判断自己的位置，寻找去波士顿的道路，去发掘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过往的劣迹，对于这点，我始终感到将会大有希望。但是，在这个漆黑的晚上，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被车灯照亮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张贴广告，诸如新英格兰水族馆、王子实心面调味计之类。 我得顶住加热器的蒸烤，以用它来阻止雨水在窗玻璃上凝结。等了四十多分钟才进入夏日隧道，可以看到大块的冰片被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刮起，缓缓地送出，融化后滴淌成细流。如果我和唐纳多一起对付这件案子的话，我们现在一定在对这反常的天气大开玩笑，像一对情侣一样舒服地躺在暖和的车里，偷偷摸摸地去度周末。这个想法使我感觉到有点羞耻，烧红了脸，这时候车流突然向前松动了。 隧道除了是一条狭窄、幽闭、恐怖的气腔，自身并没有性欲的经验，隧道过后是一个复杂的立交桥，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骗我走了不少盲目的弯路。后来我跟着一辆大油罐车走，它却把我带到了附近一幢饱经风雨的三层楼房面前。我只好返回立交桥。当我发现一块“科德角”的路标时我又感到一阵慌乱，只好下车，却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城。最后，我只好驶进一家加油站打电话给波士顿地方分局特别行动处的“野嘴”列斯特·沃克尔，他让我呆在原处。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爬出一辆绿色政府的公车。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裹着雨衣，戴着一顶编织羊毛帽。他穿过雨雪朝我走来，在我的车前灯照明下，凝成冰片的雪雨就像纷纷坠落的银针，而他则像个粗鲁的爱斯基摩人。我降下车窗，他伸过来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这是我曾握过的最热情的手，这个姿势——我的赤裸的手掌在他的皮爪子里——并且说明了，我对于这次差务是多么的缺乏准备。 “你准备住哪儿？” “希拉顿。” “跟我来。” 他钻回他的车子，我们驶出加油站。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某个商业区的内部。这里是商业闹市里一块孤立的小块地盘，每一幢建筑都不是摩天大厦或精心修整的商场，而是旧的红砖厂房和花岗石贴面的办公建筑。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葡萄牙渔民推着手推车卖黑线鳕，放债人在破晓之前就得赶到这儿计算出他们银行的巨大收益，而在那些巨大的直棣窗户后面，爱尔兰姑娘们正忙着把鹅毛填进床垫里去。商业就沿着这条弯曲的小巷繁荣起来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一百年后也同样如此。但是，今天晚上这里彻底的空荡荡，彻底的黑暗，除了钠蒸汽街灯雾蒙蒙的玫瑰色的灯光穿透这场冻雨。 “这里不是‘希拉顿’，野嘴。” 我们隔了一个街区把车停下来，然后在街拐角处碰头。我的一只手一直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在里面是那支玛格勒姆。 “我想我们该弄点吃的。”他说。 这条街显得空旷和黑暗，没有一家开着门的酒店，也没有一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在长时间的飞行和精神错乱的驾驶之后，终于到了波士顿，但我已经彻底地晕头转向了，除了在心底还明白一件事情：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揭穿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没有时间来观光。” 但是列斯特已经走在前边了。他敲开一扇门。现在我才注意到一扇烟雾腾腾的沿街铺面的窗户，在窗户后面人影憧憧。我们走进屋子，一下子跌入了暖和，烟雾与噪音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如日用商品交换一样正常。 这是个很大的、空阔的房间，一张又旧又大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一台落满尘垢的黄铜色的通风扇，还有一面映射出所有这些城市人群的镜墙。公文包全都放在挂满了衣服的衣帽架下。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套装。我脱雨衣挂在衣钩上。在我的海军蓝下面，裙子几乎恰好掩过膝盖头，使我看上去很像那些女性业务代理和证券经纪人，我喜欢这种感觉。交际语言、威士忌美妙的味道，使我产生一种现实感，几乎有点讽刺意味地，这比我在洛杉矶通常的生活都更要现实。在那里，它榨干了你的全部能量，而你却会发现，你只不过是站在一个烤炉蓖子上。但是这里却有所不同：当你在洛杉矶等候永恒的审判时，在这里却不会有人观注你，这种解脱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我只在这些友好的陌生人中呆了五分钟，我的脖梗就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了，就像一个新婴儿一样不可思议地感到轻松和放纵。 列斯特为我们买来了“流血玛丽”，我们碰了一杯，这时，一个脸上肉脂横堆、黄头发梳理整齐的超胖女人走了过来，她抓住他的胳膊，顺势就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口，然后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普通的盐和胡椒粉瓶子，一个烟灰缸和一瓶“塔巴斯科”烈酒。但是我们俩都换成了伏特加马丁尼，很快一大盘去了壳的新鲜蛤肉也端了上来。我决定忘掉前面的艰苦旅程。 列斯特是一个年长的老练特工，从有真空吸尘器时起他就在干这行了，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安排他来协助调查这件案子，他对黑帮路数了如指掌，上次关于哈佛医生的背景调查正是他的杰作。不过作这样的安排另一个用意通常也是告诉你整个下午都可以沉醉在酒乡中。我认识到这点是在我看到他准备对付第二杯伏待加马丁尼时，这时候我们还未看到我们的菜肴。他喜欢这地方不是因为它有真正的铁皮顶篷，而是因为它离政府中心足够的远，所以同事们都不太可能到这里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平和安详的环境中寻求自我堕落。 列斯特的脸已胀得通红，看起来他是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把手探进他肌肉发达的怀中，从一件苔薛绿的纯羊毛夹克的内口袋中掏出了两张折叠着的纸页。 “知道吗，我已经拿到了你需要的……”他用颤抖的手把纸抚平，“这就是凡·何文这个小女孩。” 他停下来舔了舔嘴唇，又给了他的伏特加一个吻：是呀，它们才是最亲密的朋友。 “关于依贝哈特，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看法——漂亮的家伙，聪明，身强力壮，好医生，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但是，只有这位凡·何文的小姑娘对他有刻骨之恨，说他毁了她的一生。” “她很出色？” “她是一个搞音乐的学生，拉小提琴。” 他向我坦白地一笑：“听着，安娜。如果我不是认为她很出色的话，我也就不会促成你这次的波士顿之行了。” “我受的欺诈已经不少，这算不了什么。” “我几年里总要这么做上一回。安娜，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丢脸的。” 我想，在这个冻人的夜晚，正是他这双大手掌把我救了出来。 “关于依贝哈特的事情，在你的电脑上还有些什么？” “否认有犯罪记录。没有治疗失当。合格的童子军。事实上，在1985年，这家伙还随一个慈善代表团出访过非洲，救助了一些妇女。” “噢，他妈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卷进毒品活动中。”沃克尔鼓励性地示意说。 “他妻子是什么背景？她会牵连到这件事里吗？推销毒品，花他的钱？” “对他的妻子，我了解的是，她是个护士。他们是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碰到一块儿的。两个都是当地人，在那儿长大，除了他出身于坎布里奇上层社会WASP （祖先是英国新教法的美国人）家庭，而她是个爱尔兰棚户居民，没有罪行。” “那是什么罪过？” “我有时候也到棚户区去。想想，你也许也是个爱尔兰人呢。” “不是……不过有些人这么认为。” “亚美尼亚人？” “西班牙，千真万确。”我觉得自己有些羞愧，“一半一半。” “一个西班牙塞纳瑞塔。也许，”他殷勤地继续说道，“我可以叫你塞纳瑞塔吗？” “塞纳瑞塔。” 他点点头。根本不为任何理由，我们干了一杯。 服务生出现的时候，“野嘴”告诉他：“这位塞纳瑞塔需要点鱼和土豆片。”这句话给我添了几分醉意，我把整条手臂搁在桌子上，头不胜娇柔地靠了上去，一面大笑起来。 我们喝得很痛快，天空已经晴开了，但是人行道上积了一层薄冰。我们彼此挽着胳膊，一步一滑地朝我们的汽车走过去。我对“野嘴”，他染黑的头发以及他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慈爱之情。从餐馆到停车处花了我们一段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路面像铺了一层玻璃一样，实在是太滑溜了。绿色的轿车在沉寂的街道拐角处等着我，尾灯经过了风雪的洗礼，在白蒙蒙的雾气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我呼地撞上了它。 “野嘴”爬了出来：“嘿，这是政府的车”。他挥舞着手臂但很快就垂了下来，他摇着头钻回车子里，拉上了门。于是我们开始在波士顿城中穿越。给我的印象则似在乡间小路上行走，每个路口都看得到交通事故的残骸。调幅电台正在播放罗德·斯特沃特的一首老歌“玛吉美”。车窗外，加热器开始冒出水汽了。我漫不在意。除了它超乎想象的复杂，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城市里有千百张床，就像蝴蝶聚集地的蛹一样，除了我，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历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没有一张床。我自顾自怜，猛然间一踏刹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处拐角的路灯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红砖居民房。在那个拉长了的羊皮纸一般薄削的阴影后面一定有盖温暖的灯。也许那里，在一个我决看不见到的房间里，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里，一个母亲醒着，看护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详中。 那绝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狱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尔大街的中间，要求知道。问题出来了，正当的，像水晶般的透澈。“为什么我不记得母亲抱过我、抚摸过我？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见她在哭？”因为她没有想要我，这对她自己来说，一样是正当的要求。她才十几岁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没有能力对付我这个杂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坚强得爱我。 我们到达希拉顿的咨询大厅后，沃克尔戴着手套的拳头伸出车窗向我挥舞着算是道别，然后掉转头走了。那辆车现在已经遍体鳞伤。我像别的美国人一样，先驶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拖着衣箱坐电梯升到门厅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间里，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处闪着耀眼的电光，而另一处则挑衅地回应几道红光。我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呆滞，手却本能地伸向了电话，没有原因，自私，为了逃脱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受而去寻找那个唯一爱我的人，我先拨了长途代码8，然后是外祖父的号码，他现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斯普润小镇他冰冷的卧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从熟睡的安静中唤醒，把他带回给我。但是电话铃空荡荡地回响着，而他在哪里。 我强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脱下衬裤就倒进了厚实软和的床垫里，那里我已经铺好了被单，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盖到我的肩头。我做了一个关于那架直升飞机的梦。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着外祖父宽厚温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就像透过红色的玻璃糖纸看出去的一样。总统的直升飞机正在一场桔红色的粉尘风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们压下来——我害怕极了，生怕我们会被它压个粉碎。直升机着陆了，JNK爬了出来，顺着踏梯飘着，没有挥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的脸死白。头上有枪伤，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盖下我却冻醒过来，因为恐惧卷缩成一团。这个梦不是关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亲。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尔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园最北端一角的一个游乐场的长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点钟还很难判断清楚到底哪个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个圈，才看到一个大块头独自坐在那儿，披着雨衣戴着帽子看起来像个叫化子，然后我认识到那一定是他。当我们坐在铅灰色阴云满布的天空下等候时，我开始妒忌那顶帽子和打着厚厚的橡胶鞋底的那双笨重的黑鞋。 克劳迪姬·凡·何文坚持要在这里会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别的任何场所。她告诉过“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个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还有孩子，她告诉他。这已经够难的了。 游乐场上光秃秃的，到处溅着半冻状态中的泥浆。我把脸转过来，迎向湿润的微风。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烦躁地站了起来：“我们被耍了。” “她会出现的。” “我们去她家。” 我们已经走出了公园的铁木门，这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外衣披着红色披巾的苗条女人推着一辆轻便婴儿车越过大大小小的水洼走进游乐场。 “就是那位小姐。”沃克尔松了口气说道，“告诉过你她人不错。” 我们走过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劳迪姬·凡·何文轻巧地微笑着。她比我年轻，二十岁多一点，眼圈周围还根本没有皱纹。 “让你们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九点钟到的。”我告诉她。 克劳迪哑看上去有些不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只是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个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递了个眼色，“有时候她一次就会丢掉好几天的时间。”他拉住她的肘，让她在长凳上坐下，继续讲他的孙子并逗引她谈自己的孩子。我开始钦佩他的方式。 “依贝哈特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克劳迪姬想知道。 “他可能会丢掉他的行医执照。”沃克尔神情严肃地对她说，“他可能会坐牢。” 她闭上了她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透过她的金边眼镜向远处望，镜框很小，椭圆式样式也过时了，似乎戴着它只是为了标志一种学位身份。她光着头，风吹拂着她粗直闪亮的棕色头发。当她侧着头演奏小提琴时，那头发看起来肯定漂亮极了。 “你希望看到他进监狱吗？”我问。 “我内心那个愤怒的女人是这样希望的。”她给了我们一个微笑以让我们放心，“别担心——我不会放她出来打扰我们的。” 她说话的方式很典雅，但是似乎是诚挚的。 “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成为依贝哈特大夫的病人的。” 她没有阻止我使用录音机，她叙说了三年前的三月末，她怎样穿过街道去参加在加登勒博物馆举行的音乐会，一个开着“达特商Z型”的轿车的小子怎样风驰电掣地从街角拐过来，挡风玻璃足足把她弹出二十尺远，她怎样浑身缠满石膏在医院里呆了六个礼拜，依贝哈特大夫那时已是资深矫形外科医生。 “他和我谈了许多话。那时我正苦于陷在石膏的包裹之中烦闷无比，他来和我聊天，因此我是很感激的。” 一滴泪在她的眼中转着圈儿，她擦了擦眼睛。我也很动情，但证人就在旁边，我强忍住自己的感动。 “我担心，我也许再也不能演奏了。他和我坐在一起……他向我保证我将……” 沃克尔掏出了一包“克里内克斯”湿巾纸，递给她一张。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一直给我吃那药丸是几个月后的事。” “是哪种药丸，克劳迪娅？” “狄劳狄德，凡里尔首，海尔辛那，在我不能入睡的时候，后来我是如此的迷醉于它，甚至根本连听音乐也听不进去了。” “后来你是怎么回到小提琴上的？” 克劳迪娅摇摇她的头，“她死了。” “谁死了？” “我内心的那个音乐家。”她来回推动着婴儿车，“我一直在对依贝哈特大夫说，她死了。” “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要耐心，恢复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就给我更多的药丸。” 她的头顶和棕色纯羊毛外套肩头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最初落下的雨滴。婴儿推车的遮篷放了下来；把孩子完全盖住，我猜想孩子一定是睡觉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也没有看过她，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的存在。沃克尔一直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依贝哈特这样做持续了多久？”他问。 “我出院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阿伦就来了，告诉我应该离他远点，他对我不好，他没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阿伦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个恍惚的微笑暂时代替眼泪，“我亲爱的朋友。” “依贝哈特大夫写过药方吗？” “是的，他写过。” “你是在哪里拿到药方的？” “马斯大街的柏药店。” “好极了。” 沃克尔说：“我会把它找出来。”接着划了一个着重号。 “你上瘾了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还是不可能停止眼药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来的？” “阿伦帮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边。” “克劳迪娅，你认为既然依贝哈特大夫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可他还要给你开这些毒品，那是为什么？” “我很沮丧，我受的伤害是无法愈合的。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她站了起来，“我还是带孩子回家的好。” “天变冷了。”沃克尔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们会再来取你的作证书，”我对她说，一面向大门走去，脚已经麻木湿冷，就像两段木柱子。“然后我们还可能请你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指证依见哈特大夫，当然是由政府出资，你同意那样做吗？” “我内心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飞机了。”她微笑着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也冲她笑了：“带着她一块儿去。” 沃克尔和我跑向哈佛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因为他们修建这个广场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车辆禁止通过，所以我们的车都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学生群和无家可归者看起来都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我的回程飞机几小时以后就要起飞，而我仍然需要见一下依贝哈特从前在医院的上司。 “太冒险了。”沃克尔喘着气，“为什么我要排除考虑在第一个地点呢。他应该就守在话筒旁，等着你告诉他你马上见他。” “我会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很傻，我们把凡·何文小姑娘弄得太累了。” “直到我们证实她的故事之前，她不算太累。” “我们出去后到机场吧，去找点吃的。”沃克尔很坦白准备退出了。毕竟，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喝我们今天的第一杯“流血玛丽”。 一个中年妇女在收费电话前放着一个帆布背包，上面写着：救救树木。在那女人移开她的手套之前我就抢上前去，从挂钩上抓起话筒，那女人却猛然转向沃克尔道：“我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家，否则他们会活活剥了我的皮，你明白吗？” 阿尔弗需德·拉诺严大夫，矫形外科全体职员的头儿，很乐意同我们谈，但是四十五钟后他就有手术安排。没问题。我们调回我们的轿车，“野嘴”能干地论证着他是如何得到他的姓名、一面领着我风驰电掣般地穿越波士顿大学桥，到朗坞大街。我注意到在波士顿的人行道上的许多地点，都有马蹄印迹嵌入其中，这一定是保罗·瑞威尔和他著名的坐骑经过的地点；好的，现在他们也应该留下些疲惫的车迹来纪念我们了。 拉诺严大夫在心脏病看护区的护士站等我们：高个头，鹰钩鼻，修剪过的黑色卷发，热情的棕色眼睛，略有些偏白的棕色皮肤，在浆过的白色工作大褂下面他打着一条红色的丝质领带，并没有印第安人口音，而是一口很有修养的牛津英语。他身上有一股湿润的英国春季期间那种紫丁香的香味。 “一定是严重的事件才惊动了联邦特工。”话音从他的肩头传过来，他领着我们穿过病房区和IV室一直往走廊的尽头走去。 没有时间讲客套话。 “依贝哈特大夫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给病人开了许多麻醉性的药品？”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他不曾越权处理？” “当然没有。” 沃克尔：“在他的被雇用的时间里你是否注意有麻醉药失踪？”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 医生来来回回盯着我们看，似乎这一串提问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沃克尔故作悲哀地朝我耸耸肩就转向窗户了。外边正有一辆有轨电车穿越浓密树荫下的空间。 “你是否还记得一个名叫克劳迪娅·凡·何文的病人？”拉诺严大夫摇着他讲究的头。“三年前。”我有些焦急地提醒道，“她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依见哈特大夫负责看顾她。” “我可以找出记录。” “那太妙了。” “你看起来很着急。”他友好地说，“为什么不问我你真正希望知道的事？”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拉诺严大夫愿意离开他的妻子和十四个孩子跟我住到南肯色顿去，但我问道：“在阮德尔·依见哈特的行为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令你相信他可能在剥削病人？” “剥削他们？” “越权开出麻醉剂，使她们上瘾。特别是妇女。使她们不得不依靠一个像他这样的医生。” “太荒唐了。” “为什么？健康保护的诡计可是一门一本万利的产业。” “阮德尔·依贝哈特是一个有才能，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受欢迎，受尊敬。他的工作无可挑剔。这点将以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们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专家来评估他的职历表。” “他有过什么财务上的问题吗？” “我的上帝，这个人出身老坎布里奇豪门，我不能想象。不。” 沃克尔，看着我一无所获，却只是着急着去机场酒吧：“谢谢，大夫。我们还要去赶飞机。” 这是最后一击了：“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他的妻子，克莱诺，曾是这个病室的心脏护士，他们俩比翼双飞当然在那时是这一带人们的主要话题，但除此之外我就所知甚浅，瞧——该我当差了。”他朝护士站里一个正在电脑前忙碌着的、衣穿绿色消毒医服的注册护士叫道：“凯茜·多诺万！出来和这几个人谈谈。” 凯茜·多诺万把铅笔塞在耳背上夹住，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是那种你可以很有礼貌地叫她“胖嫂”的人，大奶，虎背，走起路来就像个空酒瓶。 “凯茜对阮德尔和克莱诺的情况知道很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我能做的话，请不要客气。”拉诺严和我们轻快握了握就离开了。 “你怎么认识依贝哈特家的？” “克莱诺和我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就隔两幢房子，“凯茜·多诺万用沙哑的嗓音说道。波士顿口音很生硬，不婉转——“在她的婚礼上我是伴娘。你们是谁？” “FBI” 她不自然地笑了：“他们做什么了？没有缴税？” “常规检查。”沃克尔回答说，露出他的黄牙齿伪造出一个笑容，他实在是不耐烦地等着我的撤退了。 “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我要值班到四点，这以后我才能见你们。” 这意味着我将错过我的飞机，不得不搭乘下一班或者再在波士顿度过另一个晚上，没有授权这两者我都不能自行决定。但是，将在外，我自己就是主宰。 “好的。我们在你收工后来见你。” “在哪儿？” “在一个能找到炸肉团的地方。” 我们一走出医院，沃克尔就离开了，宣称他将回办公室着手调查克劳迪娅·凡·何文在柏药店拿到的处方笺的记录复本，但是我确信他一定是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最近的酒吧间并且一直呆在那儿。 我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就在这一带闲逛。在医院的周围，你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从业人员生意兴隆。我顺着亨廷顿大街向下开，两旁都是些过时的旧式公寓——这个像都铎王朝的官邸，有一个街区那么长，那个带着文艺复兴时期古怪而俗丽的屋顶——人们穿着灯芯绒的衣服，女人的裙子足足垂到了小腿，显得如此保守；街道很干净，那些爱卖弄的人对于一双略嫌笨拙的加利福尼亚眼睛来说都是有趣的，舒适的、自以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生活实则陈腐透顶。他们整天都做些什么，去瞧波士顿交响乐团？然而，当我将车拐到马萨诸塞大街，按预约的凯茜的方位开去时，景象就变化很快。我放慢车速加大注意。这里的人们收入水平显然突降，就像一架飞机破空而出一样，我在十秒内去过的地方，已从繁华降到赤贫线以下。 稍大一点的商场都被厚实的门掩着或挡往，只有几家夫妻老婆店还开着做生意。男人们吆五喝六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建筑物，或者在红砖排楼的路口扎成一堆，往墙上乱画乱涂。我的眼睛直直地盯在前方。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桩毒品交易的见证人。 突然两个人影闯入我的视线。车速现在是每小时三十英里，所以我不得不猛地踩住刹车。两个十来岁的黑人女孩抓住这个空隙闯过人行红灯像跳华尔兹一样走向街对面，不慌不忙，能走多慢就有多慢。她们靠着我的车已那么近，以至于她们走过时还来得及若无其事用她们又长又弯的紫色指甲在我的发动机罩上划出一道弧线，用她们忽闪的眼睛穿过挡风玻璃向我发出一次挑战。我保持着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不动，尽管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武器就在我右边的皮带上以及我花多长时间就可以把它拔出来。 我等着她们走过去，知道各种示警的尖叫声是由那些街坊们发出的。最后，女孩子们似乎意识我并没有吃她们那套，剩下的那一段距离总算是跑了起来，躲闪着其他高速汽车。我继续沿着哥伦比亚路行驶，但是我现在知道了需要警惕，并一直将保持始终。这一路可以看见一些照明建筑、空场，偶尔有几处雅致的私人住宅，某段历史的遗迹，但一切事物都因为灰暗的雾霾笼罩而失去了光泽。天空是黄白色的，就像是透过一层平纹棉麻窗帘布被照亮的一样。在这里不大见得到春天的落日景象，相反，在这个阴冷的下午天光早就接近于晚上了，似乎这世界上所有的色彩已被吮干榨尽了，只有那一幅幅街景就像是印在金属灰墁上的照片。萨文希尔属于劳动阶层的飞地曾经占据过多切斯特·柏上面那块高岗现在已被挤压成屈指可数的几间木瓦房子，窗户后面黑漆漆一片死寂。交错的树枝显出焦枯的颜色。只有邻近的酒吧间打出的招牌被樱桃红的灯光吹起了那一层陈年累积的灰尘。 我越过“三艘希腊潜艇商店”，把车停在圣保罗教堂前。一阵凉风带着一股潮湿的水汽拂面而去。离教堂十个街区远的地方有几家沿街的店铺，招牌全是用手书的西班牙字母写成；这边的教堂是哥特式的，只不过它的尖顶已经被弄歪了，显得摇摇欲坠。我能看见老小姐们穿着不成形状的外衣，戴着方头巾，推着空空的购物小车，这些起码有十年历史的美国推车早已是锈迹斑斑。这是一块勤勉的但是被马萨诸塞无尽头的衰退弄得疲惫不堪的地方，周围是充满敌意的邻居，背靠着海湾无路可去。它坚持下来只是因为它的根基深厚。而自己制造暴力事件则一定会彻底地毁坏这份根基。 凯茜护士正在“希腊潜艇”里等着我。叼了一支烟，读着一本罗伯特·弗雷斯特的平装本诗歌集。她没有再穿绿色的医院制服，却换成了一身斜纹粗布牛仔服，看起来就像一个卡车女司机。 “我不得不先去看望我的母亲和父亲。”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直到确信他们已吃完了晚饭。” “你和父母住在一块儿？”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过活。坦白地说，他们大老了，快走不动了。” 她在金色烟灰缸里捻熄了香烟看着我。这地方很热，有股子发酵粉味。我的雨衣顺着肩头滑了下去。 “那么，凯茜，”我用愉快的声音说，心想我最好是能够在我们之间确立某种和睦的关系，“是什么东西使你喜欢上做心脏病护士这一行的呢？” “是紧张。你的行色匆匆。你必须快速作出决断，比如有人心室心动过速，你就必须决定是否要给它们一个心前区的捶击。” 她在炫耀。罗伯特·弗雷斯特的书是这炫耀的一部分。她是在试图说明她是个聪明的有感情的人，是替人们修饰内心的人。现在她又给了我一个夸张的表情。狡诈的。毫不退避的。敌意的。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一个好的心脏病护士吗？” “非常优秀。”她缓缓地点头，“她能够承受压力。她喜欢肾上腺素的高速分泌。对病人很好，能够提供最好的照顾。她爱和医生们争论。” “关于什么？” “药物处理。或别的任何方面。如果她认为病人拿到的是他不需要的药。我们比医生对病了解得更多。” “她同依贝哈特大夫争论过吗？” “为什么她要同他争论？他带她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这是她结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凯茜护士笑了起来，“这似乎对于我倒会是个很好的效果。想吃点什么吗？” 唐纳多是对的。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吃希腊人做的波士顿意大利炸肉团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这里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要把果子面包浸泡在红色调味汁里使之松软成海绵状；有些事情则令人兴奋。当炸肉团掉在纸盘子里的时候你怎么捉也捉不起来，迫得你只好带着下巴上流淌着的桔红色油脂，跑到柜台上去取叉子，会有二十张餐巾纸胶粘在你的手指上。我发誓一定要带一个团子上飞机。在下次组里会餐时强迫唐纳多吃下去。 “我父母的房子就在那边的街角上。”凯茜坐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纸杯的黑咖啡和另一份薄姜饼。“克莱诺的家人仍住在离此两栋房子远的地方。” “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说是最好的，她天生就和啦啦队长、和那些雀斑还有逗人喜爱的身段连在一起，而我天生就是个肥婆。很明显。不过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多。我们都生长在爱尔兰环境中。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我甚至上过一门饮酒社会学课程——我可以和你深入探讨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她说话的时候怀有一股强烈的冷讽意味。 “好的。” 但她自己已左顾而言他了。“克莱诺和我都是家里第一个上专科学校的。护士学校。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去读医学院。” “但是她摆脱了。” 凯茜深深地吸了口烟：“她摆脱了。” “于是你恨她的见鬼的勇气。” “我不恨他妈的勇气。”她说：“我希望她在西海岸得到好运。” “我是否告诉过你阮德尔·依贝哈特被指控越权给病人开麻醉剂？” 凯茜回答得很干脆，想都未想：“我不会相信！” “不？” “不。阮德尔是好家伙。” “你不认为在加利福尼亚他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生活在快节奏当中？” “阮德尔是这种类型的人，他对自己非常地满意。为什么他要改变？除非是金钱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某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或者有人陷害他。” “也许发生变化的是克莱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她想要快节奏的生活。” “在生活之外，克莱诺·依贝哈特想要的是一个好的地位。”在她自己觉察到而停下来之前，这句话已经溜出了口，“在高等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失去童贞的。” 我点点头，总算回敬了一个讥笑：“总会有那么一个。”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荡妇。她有一个男朋友，沃伦·思佩卡。他现在也移居到西海岸去了。” “在洛杉矶？” “离那儿很近。邻居的女孩子们带她去参加告别聚会时，我们给了她沃伦·思佩卡的电话号码是在——温尼斯，加利福尼亚？” “对” “我把它写在一张处方笺上，‘解决相思病的处方——打电话给沃伦·思佩卡’，她兴奋得要命，连脸都胀得通红。” “她仍对沃伦有性欲？” “噢，这我可不知道。高等学校之后他们就没再保持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沃伦在哪里。他好像是遇到些麻烦，”——这时她好像从叙述中醒悟过来找到了自己——“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不管怎样，是我母亲和他母亲聊天才证实他成了电器承包商，是在一个叫温尼斯的地方，加利福尼亚。我把这些看作一个玩笑——克莱诺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唯一一个人竟是她在高等学校的男朋友。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强迫自己做出一个笑容，然后确认自己搞清楚了沃伦·思佩卡名字的正确拼写。我们把纸盘和餐巾纸都捏成团，连同吃光了的食品罐头听一块扔进了垃圾堆。我把唐纳多的炸肉团子用包装蜡纸袋和铝箔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我感谢了护士凯茜提供的帮助后就朝门口走去。如果我现在就走，也许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加利福尼亚的天气怎么样？”当我们迎面夜空时她问我。 “棒极了，在十二月份你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衫。你想去那边吗？” 我递给她一张我的名片。她拿过去仔细审视一会儿，似乎很有兴趣。 “谁知道。”她收起了名片，看着我，第一次以不设防的方式。“我对自己许诺，明年我将搬到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在昆西。” 我注意到，暴力事件总是发生得很快，比他们在电影里所演的要快得多，比在你的想象里你所认为的也要快得多。 离开护士凯茜以后，在古兴大街我遇上一个红灯。我的头低下去了一秒钟，在地图上想找出一条去机场最快的路。这时，从背后传来一股巨大的震动力，如果没有安全带把我缚住，我几乎就要整个儿摔到方向盘上。同时，旁边的乘客座位的车窗“哗”地一声碎了，一块砖头重重地敲在我的肩上，我的手臂顿时麻木了。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碎玻璃中飞快地伸进来，一把从乘客坐应上抓起了我的手提包。 “住手！”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而他和手提包早已一起缩了回去。 我手里握着武器下了车，而撞击我的新型奥德车已在黑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能记下它的车牌。像其他所有受害者一样，我站在十字路口一阵晕眩，伸屈着我刺痛的右手。我脱下雨衣，抖落了玻璃碎片，又从头发捡出一些来。有两辆车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开走了。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我的联邦ID和飞机票都放在车尾行礼箱那个蓝色帆布公文包里，还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没有拿走唐纳多的炸肉团子。 我回到车子里，把砖头扔到后座上，我像一条狗一样颤抖个不停。剧痛拉紧了我肩上的肌肉甚至有点儿痉挛，背部也感觉到不舒服。我挂上了车档，一面郑重地发着誓言。 当冷风从破窗子倒灌进来时，它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稳定前冲，任何红灯或行人都不能让我停下来，精神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让我离开这个他妈的令人压抑的鬼地方，赶快搭上一班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我知道，克莱诺·依贝哈特离开萨文希尔时，一定也想同样的事情。 四十分钟以后，当我跛着脚迈向飞机舱门时，我又想起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在她匆匆离去时，踏上的也许正是同一架航梯，稚子伏在她的肩头，小女孩牵着她的手。 她坚信她将逃脱的是那些垂死的街道，而代之却是带着邻居孩子们送给她的临别礼物，高等学校从前男友的电话号码，就像是带着一张治病的良方，抵达加利福尼亚。我开始设想，如果和她在家门口窃窃私语的沃伦·思佩卡是一个“坏家伙”，如果是这样，她已经犯了多少次“致命”的错误。 如果为了救她自己而想毁掉她，并且开始另一个生活，他们的确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途径，那张纸原本无害的疏忽就像一颗安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我的家伙当然可以像国际反恐怖主义特别小组的人所做的那样，用来对付那些强硬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杀手。 但是他们，相对于那些技艺高超，掌握着致命的精确度的恐怖分子而言，却只能算是业余选手，他们就在我的朋友当中，也许，当我很快把他们找出来时，他们竟然就在我的家人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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