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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利亚实玛鲁银行。从6O年代以来，它一定已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存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闸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时厚沉重铁门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打开了638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1962年9月12日的《圣莫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与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神”的比赛时被盗，圣莫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营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仟海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间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M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们《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用麦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醇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内”，当她在那儿闲荡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却在衣服挂架底下度过了最恼人的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能在“伍尔维什”或者“科内斯”结束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在这儿我想得起来的就是那张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摆满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滩纪念品，像塑料皮夹子，上面贴着棕榈树的彩色画片；还有海贝壳制作的立像，但是，最让我渴望得到的——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是那枚“圣·克里斯托弗”纪念章，但它被人们保存在一个上了锁的玻璃匣子里，因为在南加利福尼亚，每个小孩都想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坐在伍尔维什的午餐柜台旁，我一勺勺地舀着苏打冰淇淋，母亲在旁边要的是肉桂寿司和咖啡，彼此分享着一种罪恶的快乐，因为现在离晚餐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的母亲极少纵容我和她自己，也许是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偷窃外公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确提供了一次放纵的机会——我单独和她在一起，远离了我的外祖父，对于这点，我现在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们那时觉得如此沉闷，惊恐然而快乐的隐密的原因。 因为在公共汽车路线的另一个终点，拎着沉重的购物袋，要经过一座石油钻塔，它位于住区中央，用蕃篱隔开，油泵一天到晚都在响，然后我们就照例回到了松树街那幢独眼红砖屋。当然我是以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因为一株批把树掩藏了两个前窗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窗户看起来就像是透过百叶窗，带着怨恨往外瞪视的人的一只眼睛。 外公买房子的时候它还是新的，是这条街唯—一栋砖房。四处紧闭，关起门来完全就像一座地堡，连一块绿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挂着的黑色邮箱，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六十年代的新鲜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黄色装饰的全电气的厨房，时间观念也渗透到了餐桌灶头，当然那特别涉及到外公的时间：“问问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么……”“外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饭……”在那本便笺簿里的家庭分类账上我发现，我们占用了我外祖父简朴的家中的两个房间，为此我母亲每个月要支付54．67美元的房租。 现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双布满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们之间的融合，它不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时期神秘的观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复。但是怎么能够？她没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总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阴影下的生活怎么能跟到位于百老汇那幢醒目的蓝色玻璃大厦里的警察总部作一次骇人的、刺激的访问相比呢？外公会带着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转圈，这里的每个人都夸我聪明伶俐，然后，如果没有囚犯的话，我们还会到真正的监狱里去，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铁铸的厕所，在外面等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弟兄们出来了，钻进了他们的警备车，我就一个个地大声叫出他们的名字，我经常用手指去触摸门厅里那枚巨大的铜制警徽，还有一座浅浮雕，一个警察保护着一个男孩和女孩，“永志不忘”——长滩警官协会，让我产生一种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动。 外公带着我去见世面。母亲就呆在家里。外公带着我到海岸线上去，在激浪中挣扎洗礼，摔倒了就威吓我站起来再上去，我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扑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儿？胆怯的、消极的、惊俱的、自贱的，直到那一堆90磅的尸体瘫软在我的眼前，那最后的时刻，她的皮肤完全成了绿颜色，她根本就没有力气从医院的病床上爬起来，她侧身躺着，却没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从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骸部曲线上抬起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与她干枯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时从喉咙里发了出来，我十四岁。 她仍然没有彻底离开，仍然……也许我真的对她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现在捧在手里的这些又献，有谁还会像我们这样保存起来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儿能够找到它，否则为什么要把一张普通的生日卡装到一个信封里，藏在保险盒的最深处？这是她的结婚证书，盖着拉斯维加斯市的图章，1964年8月3日，它宣布在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正式成为夫妻。 我盯着它，只有一个愿望：那个留着马尾辫的黑女人，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毡毯上，她把那铁门关上，把那巨大的黄铜轮盘牢牢旋紧，把我关进它现在我已深有体会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让秘密都埋葬在这里吧，这样，一切都将不会改变，永远。 外公没有来应门，我只好用我的钥匙。他正坐在阳台外，面对着黄昏的暮日，身后的动静好像都听不见，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样。他穿着通常的那条棕褐衣便裤和露出脖梗的黄色马球衫，光的脚颠转了左右方向，交叉着摞在一张塑料矮几上，他宽厚结实、爬满皱纹的手——因为年纪的关系，变得潮红，茸毛耸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喷着鼻息。 但是，另一个古老的温和告诫阻止了我把他唤醒：“老爷爷需要休息。”我回到房间，着手收拾起咖啡杯、玻璃杯放到厨房里去。在水池底的棕色胶垫上，放着一些发黄的酥酪，旁边是那根一头缠着棉纱的木头洗碟棍，是外公用了好几年的。我能看见那双沾满油腻的手把咸猪肉和炒鸡蛋盛到绿色的三聚酰胺盘子里，伸出、缩回就像长滩上几乎冲跨我的海浪一样有力。我把杯子放在橱柜上的时候它们发出叮当的碰撞声，然后我便回到了落日底下。 “外公。我来了。醒一醒。” 他睁开眼睛，笑了：“时间的婢女。” 我没有笑：“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你才驯服了那个骚扰简娜·玛森的卑劣的医生吧。” “差不多。” “见鬼，新闻里全讲了。我刚刚才在这里得知。” 他把脚从矮几上放下来，站了起来，我镇静地注视着他。 我跟着他，我们穿过滑动玻璃门走进凉爽阴暗的起居室。太阳光斑仍然在我的视野里飘动。他从电视机顶上拿下一叠报刊杂志。 “你成了名人。” 但是在他平板的音调里好像并没有祝贺我的意思。他捉住了我的眼睛，才把报纸递给我。在他挺直的鼻子和扑满风霜的脸颊构成的慷慨大气的面具底下，是一张带着嫉妒的不高兴的孩子气的脸。 当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接近于一个名人的标准。在外公认《洛杉矶时代》、《今日美国》和帕尔姆·斯普润当地的破报纸上收集的文章里，我个人从未被提到过。凡涉及FBI的地方都转弯抹角，重头戏当然是这起价值百万的医疗官司，由“电影王后”简娜·玛森和她兴风作浪的“超级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对“玩弄明星的矫形医生”的起诉。所有的传媒都使用了一幅大图解，上面是两个对立的人形，玛森在一边，依贝哈特在一边。她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脆弱，而他则弓着腰，充满了罪恶。 “你平常可没对我的案子显示出这么大的兴趣。” “这一次不同，那是我的姑娘，简娜。这个医生真该被吊死。我给你拿点什么？” “水。” “好主意，今天太干燥了。” 他走进厨房里，我一直站着。当他拿着两个玻璃杯返回来的时候，我把刚刚扔在咖啡桌上的马尼拉信封递给他。 “我从保险盆里拿到了这些文件。” “你不用亲自跑这一趟。美国邮政现在早已绰绰有余了。” 他今天是不是故意想和我唱对台戏？既没有感谢我的劳苦，又不承认我的成绩。或者只不过是他这些年来对我难以捉摸地贬低和操纵的一贯态度的延续？我能够感到喉咙管里像有什么植物卷须缠绕在那里一样，威胁着要掐死我。我不得不伸出手去，把它们强制扯开，以便能够呼吸。 “我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表示我关心你，外公。”我故意带着些愤怒的挖苦的腔调，但他似乎没有听出来。 “我很好。” “是吗？” “哎，放射线让我昏昏欲睡，化学疗法更是苦痛不堪，不过事已至此好歹我们总得对付过去。” “确切地诊断结果是什么？” “他们叫它淋巴瘤。” “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最好能和他或者她谈一谈。” “没有这个必要。” “你总不能一个人来应付整个事情。” “我在医院里有朋友，还有好些女士想来探望我哩。” “不要和我闹别扭了，外公。”我的手指探进了起居室里把我们俩分隔开的那段空间，“我只需要知道你的医生的名字。” “行” 胜了这个回合，我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我依然站着。他坐在沙发里翘着腿，而他的眼睛却不知道盯在哪里，眼神惨淡，内向，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我在一把扶手椅子上坐下来，但是椅子陷得太深，我的脚难以踏实地踩在地板上，而已离外公又太远，不能让他朝我这边看上一眼。我想把它拖近点，但是椅子腿却又被小地毯上的粗长绒纠缠住了。 就像是一个跳台边上的跳水者，我在那儿僵持了好久。作为一个小孩，我会探出手去试一试，看看水面到底离我有多远。有一次，一群野小子站在我身后开始喝倒彩，因为我既不敢跳下去又不能转回身，后来一个救生员走了出来，把我夹在胳膊底下，然后把我扔进水池里就像扔一块板石一样。她现在在这里，那个肌肉发达、强健的自我最终会取代那个颤抖恐惧的自我。 “我翻那只保险盒的时候找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珠宝我留下了。还有我父亲和妈妈的结婚证书。你从来没跟我讲过他们结婚了。” “谁结婚了？” “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你指什么？” “两个半小时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从洛杉矶开车出来我有许多时间在脑袋里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琢磨它。然后我逐渐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你和妈妈一直在对我撒谎，关于我的父亲，关于我的血统，关于我是谁，关于我的整个生命到底从哪里开始。” 话的末尾，我的声音却辜负了我的勇气，变得微弱起来。 “我告诉过你忘了那个婊子养的。”外公厉声说。在切过房间的三角形阴影里，他的眼睛看起来阴沉可怕。“他抛弃了你和你的母亲，为什么你的脑袋里不能琢磨一下这点？” “很明显他并没有抛弃我们，因为他们是一起逃走的，然后结了婚。也许你并不了解整个事情？” 外公更加严厉地说：“我了解。” “为什么在我出生以后他们又等了四年？” 现在我们面面相对了。外公非常警惕，像一条蛇一样冷静。 “让我来做一次随意的猜测吧。”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挤在我的胸口，好像使整个身体都痛疼起来。“你威胁过我的父亲，你对他抱着疯狂的偏见，直到最终你把他赶走。” “是我把你养大的！”外公咆哮了，想逼我退缩，“你见鬼去吧。” 但是我用更坚定的声音又说了一遍，足以敌过他的愤怒：“我的父亲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你赶他走。” “他是个强奸了我女儿的下流胚，然后这家伙”——他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几乎冷笑出来——“他又来找她，一次又一次……有他妈的五年。然后他违背我的意愿娶了她，这是给我的他妈的最后一击。” “也许，”我试探着说，“他真他妈是爱她的。” “你要注意你的语气，否则看我不给你一耳光。” “或者也许……是她他妈的爱他。” 我们互相瞪视着，我不会道歉，我也不会后退。 “让我们现在就把事情弄清楚吧，外公，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谁是米桂·桑切斯？” 瞪着眼，沉默。 “他是从萨尔瓦多来的？” “据说而已。” “所以他不是墨西哥人。” “那有什么区别？” “1958年，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是怎样遇上的呢？” “她有那么愚蠢，在蒙塔娜的帕顿药房的时候，被他的几句甜言蜜语就骗到手了。” “一个打工仔到蒙塔娜大街的药店里去做什么呢？买擦手霜？” “他的行当在格温眼里，就成了学管理的学生。他在高等学校里读夜班。” “所以现在他就不再是——一名海外劳工了，他是个哲学博士。” “抚养你长大的只有我。”他的拳头擂在沙发的扶手垫上，又反弹起来。 “你从我父母身边偷走了我。” “你生什么毛病了你？是不是吃了迷幻药？” 我带着憎恶站了起来。 “你母亲是个幼稚糊涂的女孩，而你的父亲是人类的渣滓，你得想想，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干净的小婴孩在屋里——” “别说了。” “但是事实证明你更加黑白不分。” “所以你只是养了个野种。” “这是你外祖母的想法，但她也死了。现在是我们俩在相依为命。你认为你母亲应该自己安排她自己的命运？” “她应该跟我父亲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会有我的父母亲。”’ “你需要的一切是我。” 我只能怀疑地盯着他看。 “你和你母亲一样的幼稚，”他突然爆发了，“我不能不赶他走。他会毁掉你的生活。” “所以你就强迫他离开，直到确信他再也不会回来。” “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个愚蠢的婊子养的自己害死了自己。” 我沉闷了：“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过你他是个海外劳工，有一次他和工头顶嘴，做得太过份，便打起来了，然后那个垃圾货打倒了他。就这么回事儿！”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母亲的精神全垮了，”他用一种生硬的声音继续道，“她绝不想让你知道。她就是看不到他的另一面，他是个鲁莽傲慢的杂种。” “他葬在哪里？” 外公满脸的不快：“谁知道。可能是在哪块蚕豆地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按照军人葬礼的仪式送他回家。”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病了，而且对谴责已感到厌倦。” 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然后在身体里，好像有某种东西调整过来了，就像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运转失常的接口，现在微妙地移回了它该在的地方。我意识到，我一直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死了，并且以为他是死在暴力之下，我曾想象过，他怎样俯身倒在血泊中——我梦见过他好几次——所以一定有人告诉过我或者我一定在无意中听到过。 “没有人在谴责你。” “胡扯。” “算了。”我柔声地说，试图调和一下气氛，“告诉我你的医生的姓名吧。” “就在床旁边，但是，那有什么重要呢？” 他拿起一本杂志，躺倒在沙发里，阴影像一把铡刀一样切过他的身体。他放了一个枕头在颈子后面，支撑起他的头，落日的余晖，梦魔降临前琥珀色的光线，落入他衰竭的蓝眼睛里，这双眼睛现在带着毫无保留的恨意，从书页的上方越过，盯在我的身上。 我无处逃遁，所以走进了卧室，棕色的窗帘布被拉歪了，盖在床上的栗色床罩绷得紧紧的。床头几上放着几个新药瓶，一个鞋拔，钥匙串和一张写着帕尔姆·斯普润的一位肿瘤病医生的姓名、地址的单子，当我把它拾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外祖父不想要我去和这位大夫谈。它意味着承认这位著名的、全能的、强壮有力的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蕾，警官，孩子们的救星，大规模比赛的保护人，面临着死亡。 在“诊断”下边医生写着：“恶性B细胞淋巴瘤”。特别行动处的查尔斯·冈萨雷斯，白领犯罪组的一个好人，被诊断出同样的病。当我躺在阮德尔·依贝哈特双手的抚摸之下时，一个愿望曾经从我的潜意识跳出来，现在，我不能不承认并且面对这个罪恶的愿望变成现实：外公将会在一年内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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