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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西碧尔大十岁。她的目光十分亲切。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西碧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西碧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西碧尔回忆道：“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西碧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西碧尔接着道：“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西碧尔接着说下去。“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西碧尔接着道：“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画说明。他在讲，我在画他所讲的野兽。画得真生动。我当时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笔在厚画纸上画出牧师所讲的东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觉得怎样？”威尔伯医生打断她的话。“你已经告诉我别人对你是怎么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呢？” 西碧尔简略地谈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如食欲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寸而体重只有79磅。还有慢性鼻窦炎和视力极差。“我有时觉得好象透过隧道看东西似的。”她停了停又补充道：“我的身体根本不好，但人家说我健康得很。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医生想知道。不，她记不得。小时候做过恶梦，但也记不起来了。 医生要她谈谈自己的感情，西碧尔就发呆了。但医生坚持要她谈。西碧尔所讲的只引起医生这样一段话：“你还要到这儿来。你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威尔伯医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响西碧尔并不容易。西碧尔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谙世故。 西碧尔真诚地愿意再来，但她在外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长谈的话，是不可能再来就诊的了。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继续与医生合作，是可以好起来的。 她对医生讲得是否太多了？电梯自六楼迅速下降时，西碧尔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她明白：她不敢说的事并不曾出口。走出大厦，来到八月的阳光下面时，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把自己应说和能说出来的个人情况告诉威尔伯医生，永远不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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