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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解雇的消息在校园传播出去后，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在课后来找我，并给我讲了事情的状况。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而且招人喜欢。他说他首先感到难过，然后跟我讲明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先生，但愿天下可爱的人们不再失业。”他说道，晃着他的头。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伦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梦。我的全部教学任务是头一学期在教室工作9个小时，第二学期是6个小时。而且在这个城市中从未有过野蛮的犯罪。我们买了一幢6室的房子，离校园只有几个路口，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所小学。非学术住宅区的人们一般很少有人挣得超过最低标准的薪水，与之相反，我的教师薪水使得我们能够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而且科伦能够实现她长期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留在家中。 第一个冬天的十二月时节，每天都在下雪，只有两天例外，校园变成了一块乐园。我们让孩子们坐上雪橇，拉着他们进了城，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滑雪。科伦教他们学习如何在雪地里堆雪人。一次，当我从劳伦斯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向窗外望时刚好看见我的整个家庭在楼下共同完成一个巨型雪人的堆积，这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夜晚，它们是那么的冰冷、美丽和晴朗，以致于科伦和我经常站在户外仰望天上的星星，然后才去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唯一紧张事件是由于我妻子的诚实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缅因州的妇女，她觉得不需要努力或者给别人留下印象。一天早晨，我在教师休息室和系里的女权主义者闲聊。此时，科伦带着孩子来了。干是她们开始谈话。然而当我的一个同事说起她如何在生完孩子后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因为她并不想将她的全天用于在家中换孩子的尿布时，科伦冷淡地说道在最糟的日子里，她可能有10个尿布，每个尿布的换洗不超过一分半钟。女权主义者们看着她，好像她是异常或离奇的人。后来，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提醒科伦，也许有一天，为了获得一个更好学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会需要这些妇女来写推荐信。 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伦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他承诺他将为我写下赞扬信，说明我是多么地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并且多么地受到同事们的尊敬。我看着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然后我想：等一会儿呀，好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假装匆忙；我们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是整个下午，因为我有关于自己大量的美好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坐在你的办公室内玩计算机上的高尔夫球游戏。 我将事情摊了出来，但是我可以从他那没有变化过的笑容判断出，我已经干扰了他面前的事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升得有点儿太高了。我对他解释我的父亲生病了，而且我有一个新的婴儿将要出生。最后，他向我伸出他的手，表示握手告别，此时我屏住了呼吸。 他那佯装出来的微笑使我感到十分尴尬。“我很抱歉。”他说着，并把我送出了门。 那天晚上，在睡觉前，我为内尔和爱琳读了《最小的天使》。当他们睡熟以后，我就靠着她们的台灯坐在了地板上，心里盘算着由于我的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问题。我计算着：每个月的开支只有两千美元多点儿，这样我们可以每月从我剩的工资支票中节省下来140美元左右，到1993年8月1日我被解雇时，大约有17个月的工资支票，总共节省2380美元。但是，在我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之前，我必须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千美元，这是它贷款给我用于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首期付款。所以，除了我们将来用于搬家的费用之外，我们将短缺几乎3千美元。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科伦进入梦乡。然后我就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屋子之间来回走动，盘算着我们的财产，并且决定我们能够卖些什么以及卖多少钱。洗衣机和烘干机能值400美元。但是科伦为有了一个得体的洗衣间是那么的高兴！它那宽大的窗户可以映入下午的太阳光。每天她都要把洗过的衣物叠起来放在这扇窗户下边的长长的木架上，尽管我从未记得自己看见她做这些事情。在餐厅里，有张桌子，它是我用硬木板做的，由于孩子们和科伦在它上面画油画，桌面已经被油彩弄脏了，这张桌子大约值20美元。我打开了天花板角落里的闪光灯，天花板是我用薄岩石板拼凑而成。在这所房子中我曾经做过数不清的类似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在时间上都得满足我的一个标准——我必须能够在一天内开始这项工作并完成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繁忙的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沿着窗户台，科伦将一些幼小植物排了一行，这是她和小孩子们一块儿栽下的，她们希望到夏天时那儿成为一个小花园。我跪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们稚手为每个植物写下的小小名签。我想象着写这些名签必然花费她们多长的时间，她们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她们的母亲耐心地等在一旁，并及时地鼓励她们，直到名字最后写对为止。在厨房里，我检查了电冰箱，拿下磁性字母，察看一下留下的痕迹。它也许值200美元吧。在会客厅里有一张写字台，它是由樱桃木制成，一定能值400美元。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伦已经不再将它仅看成是一件家具。她希望把这个写字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卧室里有两个长沙发，每个都值150美元。两个侧翼的椅子至少应该值75美元。在那个靠近壁炉的椅子上，科伦曾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在那儿为杰克喂奶。我曾经看着她解开她的上衣，用一只手捧着杰克金发的小脑袋给他喂奶。在楼上，她的倩影留在了每个房间里。她站在小孩子床顶悬挂着的活动玩具下；她站在挂于墙上的刺绣壁画前。在黑暗中，我追寻着明丽的光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陌生人。在我刚刚走过的这些房间中，科伦和孩子们曾经生活过。 我计算出大约1400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精打细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每月的杂七杂八的开销由400美元缩减到200美元。这就意味着节省出另外的3400美元。所以，在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000美元之后，到我被解雇的时间，我们将余下2000美元。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部。我发现自己能够从养老金中提取16800美元，如果减去3200美元的税务，那么就是13600美元，将这个数字加到我计算出的两千美元的存折上，最终是156O0美元。这样看来事情并不是特别糟。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还有17个多月的工资支票，而且到最后一个月时，我们仍然有15600美元可以当做救急资金。到那时我将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于是一个新的月薪将会送上门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按买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房子，这样看来，就更不会存在任何的担忧了。 但是当需要告诉科伦我已经面临失业时，我却总是无法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适合的地方。她那身怀有孕而隆起的肚子是那么可爱，而且她对我是那么信任，于是我只能独自拿着我的解雇通知书。 晚上，我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夜色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寒冷，冷得足以在我们修建的后院冰池上溜冰。我走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发现科伦手中拿着一本书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跪了下来，斜过身靠近她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气息。在她妊娠的最后阶段，我总是喜欢在她睡着时拉起她的睡衣，看着胎儿在她的肚子内来蠕动。今天晚上，每当婴儿转动时，科伦的眼睛就会颤抖一下。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亲吻着她的脸颊弄醒了她。 “是不是有人来了？”她问我。 “我们一起滑冰吧。”我说。 “现在什么时间了？” “挺晚了，”我说，“午夜时分。” 她闭上了她的双眼，并且摆摆手向我表示祝我晚安。 “我将做出热巧克力。” 她叹了口气。 “如果我把你抱下楼，你会和我一起滑冰吗？” “如果你胆敢抱我下楼，你将再也不能够滑冰了。”她说。 当我们到达冰面的一瞬间，我又为她那美丽的脸庞沉醉了，就好像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在星光之下，我们模仿着两个俄国的冰上舞蹈家妮基塔和弗拉蒂米尔，开始了我们的奥林匹克式的滑冰动作，那个样子像是喝醉了伏尔加酒，而且经常逗得孩子们笑出了声。在照明灯白色光芒的笼罩下，我旋转着她。我凝望着她，内心深深地感受着她的存在，就好像两人之间融为了一体，不知哪儿是我，不知哪儿是她，在这一时刻，我所最喜爱的是我们像似完全不同于其它的人们。世界上其它的人们都沉睡在他们单调的生活中，他们的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以备第二天再穿，这与头一天的情况别无两样。我们却不是！我们在上升，我们在运动。“告诉你一个新闻，十分美好的新闻。”我最后说道，“我被解雇了。” 她转了过来，面对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在对她讲真话。当我听到她语气中的失望感时，我吃惊了。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总是我们婚姻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一个。正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英国就私奔了。我们偷偷溜进一个头等火车的包厢内，披着我们的外套做爱。她总是喜爱新的地方。在1987年，当时我们节省了一些钱准备当作买房子的分期付款中的首期款项，她却决定我们应该用这些钱到爱尔兰避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和一个18个月大的幼儿。我们在夜色迷离中飞越了大西洋，仍然犹豫着我们是在香农下飞机还是在都柏林下飞机。 我感觉到她将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回去。那一时刻结束了，她从我身边滑走了。“现在我们将会有时间来为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了。”我大声对她说道。 开始她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她又滑了回来告诉我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她的父亲不知怎么被解雇了；他是那么的羞愧，于是每天假装着去上班，他把全家人蒙骗了好几个月。 “你的父亲像我成长时周围所有的男人。”我告诉她，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有伟大的事业——政治选举、宗教、甚至爱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获得一份工作。” 她又转身离去，在黑暗中再次滑了回来，我想象着她是不是将这件事当作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的十年中发生在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多年以来，她欢快地照看着她那些健康且很爱笑的孩子们，然而夜幕寂静中尖锐的汽笛声总是为某人而拉响。 “谁需要这个地方呢？”我问她。我滑到她的身旁，再次拉住了她的手。我告诉她对于我来说有着充分的时间去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我紧紧拉住她。“下一步你想到哪儿去呢？”我问到。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膀上，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把脸贴近了她的头发，仰着脸望着透过树枝的天上的一组繁星。我无法说出这些星星的名字。我问她那组星星是什么，她告诉了我。科伦曾极力让我注意这种事情，让我学会我们一块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和树的类型，这样我就可以教我们的孩子们。我一直都听她说这些事情，但是从未遵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在当前的紧张中，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做法，而不是我一贯的生活习性。我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大量意图和模糊想法里。当我们周围设定着像我们头上星光一样美好的事物时，我的习性对于她来说就是唯一无聊的障碍。我不懂。我猜想，在快速逃离时责骂着它。我运动的太快了以致于无法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份工作。”她略有所思地说道。 然后我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仅仅是人生漫长的成就和业绩弧线上的又一个站台，但是科伦却把这儿当成了家。 我告诉她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转起来。“我们完全不用担忧。”我说。 “我觉得小孩子们在这里是那么的快乐。”她说。她回头望着我们的家。“爱琳和内尔在这里上了学，杰克在这里学会了走步……而且一个新的婴儿将要降临人世……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不希望去考虑搬迁。” “我们仍有整个一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它。”我再次告诉她。 “但是我认为你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她柔声说道，“你看上去是快乐的。” “我已经快乐过了。”我说，“而且我在其它地方也会感到快乐。但是，那将是下面要走的路。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 “我将每天都会想到这种事情。”她说道。我终于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我将埋下自己的头，在第二年耕耘；然后，继续向前走，永远不会回头看看，或者永远不会给这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写一封信。但是从现在起，每当科伦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时，她都会考虑自己将要离开他们了。 她走到了门口。我叫住她：“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科伦，失去了一份工作，仅此而已，我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当她打开后门时，厨房的灯光洒向了雪野。我看着她停在门廊处，想象着她会在那里等我或者叫我一起上床睡觉，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低着头，在弥漫的黄色光芒中站立了片刻，然后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 回想那个夜晚，我看着她在亮着灯的房子的门廊处犹豫了一下。本来她应该在这个房子中晚上喂养我们新生的婴儿；本来她应该坐在窗前，俯视黑暗中林立的屋顶，关心着在那里面居住的人们。 我留在了外面，独自滑了一会儿冰。也许有些人们在晚上无法入睡。他们清点着自己的财产，计算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财物的总额。他们经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所有的财物，却又那么容易地丢失了。不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是这个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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