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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那段愤怒的日子记忆犹深，或许是因为我费了太大的力气让自己相信我已经被人家解雇了，而这一切好像是我该得到似的。在科尔格特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本来就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个新起的愤怒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无形的、猛烈的、令人鼓舞的。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做事倒不像年轻人，原因是我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工作以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力争进步。现在我做得像个青少年了，这使我觉得终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可怜地哭着，于是我递给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剧书，又给卡勒一个小瓶子，给爱琳和内尔一些书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样东西给他们都不能让他们止住哭声。我站在卧室的中间沮丧地垂着头，这时科伦走上了楼梯，她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每一个脱下衣服，对我说：“去准备澡盆吧！”我照做了。当我回来时，我看到孩子们都裸露着，正在一起做芭蕾练习。 我下楼来到厨房，心里正对妻子的高超“技能”满意呢！此时，国家大众广播电台传来主持人阿莱克斯·柴德威克的声音：“纽约州北部科尔格特大学来的W教授现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一听到W教授的声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东西。他开始以一种单调而且沉闷的声音对最近股票市场走势进行乏味的解说。我听得出他话语中带着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尔格特大学里撞见他时那样。那时是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日早晨，科伦和我带着孩子们去美丽的运动场轻松一下。当我们走过一个网球场地时，一个男人拦住我，告诉我，我们太吵闹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着网球服，手上戴着条纹护腕，这正好与他袜子上的条纹相配。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玩球。“人们不能带孩子来运动场。”他对我说，脸上锁着眉头，并且他只要一开口，眉头就锁着。我想让我的大脑慢慢来考虑这个事情，最好在说话之前弄清楚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皱着眉问，“这些设备是专为教员早晨准备的。” 我看着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又一次问我。 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又说：“这些场地是让学校教员用的。” 我听见科伦从包围着网球场地的小径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声音也在尽力地停滞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为自己辩白。在这个街区我还是个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职务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敌人。 一个月以后，科伦和我去校长家里吃饭。当我从鸡尾酒上抬起头来时，看到网球场碰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我的对面。他是经济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为学校议会的教导主任，还会建议现在的教导主任关于一些教员保有职务和提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买下了枫树大街的一个房子而且正憧憬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他怎么办。在为壁炉砍干柴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于是给科尔格特的W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伦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操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操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它触怒了我。一个发光的黄色手枪？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个水枪，他是一个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着警察的制服，大概是从某个老服装店久已被人忘记的夏日储备产品中拿来的。 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沿着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寻找某个尖东西以戳穿这个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笔。当我面对面地站在那个充了气的警察前时，我却失去了勇气，走开了。我回到家，从挂在厨房椅子上科伦的衣兜里拿了支票本。我走出去进了仓库，检查了一下本子上的数字，希望发现或者科伦或者我减错了。我把数字记到盛着羽毛球的木纸板箱的背面，写成列式。钱在渐渐消失，但写下来能让我冷静一下。当我看着这些数字，我感到满意，这种满意一定是会计们在净化提纯人们复杂的内心渴望及技术力量后仅剩下了数字时感受到的。我抬起头来，此时已是美丽的夕阳时分，一缕深桔色的光芒透过正在蓬勃生长的雪松树林，在草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我翻转了一下羽毛球箱，放在我大腿上，凝视着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妈妈、爸爸，儿子还有女儿，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羽毛球比赛。整个场面是那么明显地被虚构出来，这本来应该让我大笑，但是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越来越愤怒。这儿是一个儿子，应该好好地照顾他的父亲，当他父亲年老力衰的时候；这儿是一个丈夫，他没有使他的妻子痛哭。所有四双运动鞋的鞋带上都扎着相同的蝴蝶结。预算的数字仍在我脑海里游荡。如果以每个月2000元的水准生活的话，我们的钱只够维持到十二月末。仅半年时间。我举起了箱子，一脚踢穿了它。看着那张破碎的脸，我想那才是到这个现实世界上来的表情。 当我告诉那个商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的温怒表示赞许，而是一副焦虑的神情。他告诉我他邂逅了一个小组，每周的一个晚上要到波特兰参加这个小组。他们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见面，集会的意义在于学会不要苛刻地去判断自己。他邀请我跟他去，我就知道我不会再去小联盟运动场了。 “这周星期三晚上我们见面，”他说，“我可以转回来接你。” “或许下周，”我轻轻地说。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他转身前，他说我应该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单，这样在我发生了万一的情况下，我的家人还有些保障。 “压力，”他说，没有看着我，“它是一个真正的杀手，你知道吗？” 我使自己相信他是对的，20万美元的保险单会给科伦提供足够的现金买一套房子，如果我死了的话。 麻烦的是，作为一名烟民，我将不得不支付非吸烟者所交纳的每年保险费的两倍。所以我向保险公司的人撒了谎，吹嘘我的祖父是如何的长寿，我的强健的身体并且发誓我不吸烟。 我给科伦的母亲打电话，她是一名护士，我问她的建议。“这些人可不是傻瓜，”她说，“他们会派人去你家里给你验血验尿，尼古丁就会暴露出来。” 在实验技员来验血验尿前一天晚上，我正在想办法对付保险公司。我和杰克在电视台上看棒球，当我把他抱到床上并忠告他要刷牙，要多尿一会儿时，我忽然有了主意。 我举起幼儿食品罐，让他尿到里面。“为什么我要尿这里面，爸爸？” “一个小花招。”我说。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魔术吗？” “嗯，可以说是吧。” 他原完以后，看到什么事也没发生，便很失望。“什么魔术呢，爸爸？” 我看着他穿着条形花纹的睡衣裤，别着蓝色的别针。我把他举起来，搂着他，“魔术就是如果我踢这个尿罐的话，你就会有食物和运动鞋。” 那实验技术员是一个干净的小伙子，对闲话丝毫没有兴趣。他说他需要一张桌子。我们进入餐厅，我看他在面前摆下两副眼镜，一个塑料瓶，一套注射用具，然后又作些小的调整，这样它们就整齐地放在一条直线上了。他拿着表格，一式三份，又问了我更多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回答得很正确。然后他递给我验尿用的小杯子，我于是进了浴室，随后锁住了门。我倒了装在食品罐里的我儿子的尿，然后浸于热水中，里面还有一支美人与野兽牌的温度计。 “一天你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工作？”当我回到餐厅时，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问，并把那个小塑料瓶放在桌子上。我都想不起来他是否回答了我。我看见他把一张小薄纸带浸入尿中。“你有孩子吗？”他问。噢，上帝，我以为他看穿了我！ 但是一周以后，实验结果来了，我有了保险单。那之后的两天时间里我开始感到，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生存下去，秘诀可能是要聪明一些，而不是愤怒。欺骗了保险公司我根本没有半点负罪感。事实上这好像是一种报复。拿到保险单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正有一份好工作在招聘人才。我把这个从职业杂志上取下的通知贴到了孩子们磁力字母下面的冰箱门上。我来回踱着步，一遍一遍地重述春关于为什么我被解雇的解释，就像被控告的人在警察质问他前，不断地检查他的口词一样。我的思绪在不断地扩大，我们要是能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镇定居下来该多好，科伦和我会多么高兴地乘火车去曼哈顿看博物馆，看百老汇的演出。 “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带你去那个地方。”一天晚上当科伦躺在我手臂上，我告诉她。一缕月光落在我们床上。我扭过头看见晚风吹起了窗帘。“或许我们全家都该去一趟普林斯顿。”我说。 “他们什么时候面试候选人？” “几个星期吧，可能。” “或许我们应该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块去面试。” 我盲目地兴奋着，甚至没有注意到科伦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她冷静地看待这个事情，一本杂志上的一则广告，如果都是为了得到那份健康保险单，即使没有上千的失业人员去申请，至少也有好几百人，我把它看作是我职业生涯中完美的下一步。当你爬梯子爬到足够高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会是你看得分外突出的事情之一。这个工作的简单列项符合我的预测：那儿有一份好的工作，它也符合我长期持有的信念：艰苦努力的工作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定会让我成功的。 我送出去一份履历和一张贴有邮票的信封，然后就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一天，在海滩上我们一起在建造一个沙堡，这时爱琳说：“我们还是建一个小城镇吧，我们可以建哈密尔顿。把我们的房子建在那儿，我们的学校也在那儿，还有超市……” 我打断了她。“等一等。如果我们要建一个城镇，我们就建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新房子放在那儿呢。”“爸爸，你从前住过那个地方吗？”内尔一边挖沙子一边问。 我说我从没有见过那个地方。 “普林岛上布莱恩·默菲的房子在哪儿？”杰克兴奋地喊着。 “它在普林斯顿。”爱琳告诉他。 后来我又以冒充者的身份给英语系打了一个电话。“噢，我是苦润斯·戴尔毛尼科。你好，先生。我是一个校友，59级的。我想给你们广告中说道的那个系的空缺提供个人选。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发面试通知单？” 又过了十天。我记得挂断了电话，然后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几秒钟，首先想的是从现在到我面试这段时间里我究竟要做些什么，然后就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打冒名电话、并且欺骗保险公司的人有资格得到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吗？ 每一次在读晚报时，每当看到又有裁员、行贿以及团体贪污的报道时，我就找到了答案。我许多年来一直是按规矩办事，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规矩。正像那位商人所说的，在这个新的时代，那些被赋予褒奖的人正是那些学会如何去违背规则并且避开惩罚得以顺利行事的人。或许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从未注意过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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