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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我看着科伦，我就想她的衣服开始变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会出现一道小斑点，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觉，我看见了那些小斑点的隐约轮廓，我给一家要领养孩子的夫妇打了个电话。 我用的是唐纳太利餐馆外的市内电话，我说了实情，只是对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个小谎。那个女人有一种很甜的声音。“我们非常欢迎你和你妻子来吃正餐。”她说。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楼上去接电话。”她说。 他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兴跟你说话。你和妻子愿意来吃午饭吗？” “我已邀请他们来吃正餐了，亲爱的。”他妻子说。 他开始道歉。 “我可以来喝咖啡。”我说。 “噢，是的，”她说，“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我将一个小时后到那。她开始给我指示她们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无法从我出发的雅茅斯图书馆找到一条路。“这样吧，亲爱的，”她丈夫温柔地说，“你挂断电话，我来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没有合适的衣服。我穿着拳击短裤，在卧室的高镜子前试着衣服。电话里那对夫妇友好的声音让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可能会谈到钱。某个差不多的数目，所以我把这笔钱也记入到预算中。科伦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仅是一个大家庭，并且有机会呆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开始上学。在我认识她的十年里，她从没向我要求过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梦想在我出现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们见面时，她仍在上学。作为一个专职学生她有三份工作，这样她不会负债毕业了，因为那些债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费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旧的打褶的蓝色牛仔服，决定告诉那对夫妇我一直在园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钟，因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当我走出厨房，怀里抱着卡勒，科伦正坐在走廊上给内尔梳头发。我告诉她我要去城里给收割机加油。“我要带卡勒去兜风。” “那好啊，”科伦说，“亲亲我们，再见吧！” 我弯腰亲亲她们两个。 “噢，等等，”科伦说：“亲爱的，你脸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这样跟爸爸出去，看起来像个挖泥坑的”。 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她还是进了屋拿来一条湿毛巾。她擦着卡勒的脸，梳理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可能一个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诉科伦，我是多么伤痛地看着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卡勒却是我自私计划中无辜的交易品；我是怎样感受到某种东西在我身上消失，某种我无法名状的东西。我站在那里，尽可能长些时间，然后我从她手里接过梳子，梳梳我的头顶。“我看起来还行吧！”我问她。 当我们到达他们家时，我无法使自己停下车来。我慢慢地开过，从汽车反光镜里看到私人道路上停着一辆漂亮的白色的旅行车，面向街的所有窗户都上着百叶窗。那是一座墨绿色边饰的白色大房子，有三个烟囱，前门处放着一个大盆天竺葵。 第二次我开过他们房子是几天以后，我独自一个人。正当我转弯到他们住的街上时，那辆白色旅行车正从我前面退出来。我看见那个女人头上扎着某种方巾，很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体育明星戴在足球头盔下边的东西。我跟着她们进了城，来到大街，在那条路上那个人开得很慢，仿佛他想错过绿灯似的。我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我把车靠得离他们的车很近，在后车窗里看见架子上有一把蓝色的雨伞，旁边放着一本圣经。 “你究竟在干什么？”当我又跟他们出了城，我对自己说，好像问了这个问题能减轻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似的。我感到道路很开阔，我们开始加速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枫树上的一些叶子已经开始变红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看她们能付多少钱，我大声地说。 他们开进一座苍绿色波状金属大楼前的一个肮脏的停车场，那大楼看起来像一家机动车商店。起先我没有看到房顶上白色的十字架。我看着他们停了下来，手拉着手向前门走去。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教堂里，然后我想象着他们在金属大楼里屈膝祈祷，祈祷着无论谁给他们打电话，回应他们登的广告，都能再打回来。 那天晚上杰克很伤心。我越努力哄他，他哭得越厉害，直到我最后把他送到床上，给他唱歌，我问他怎么了。 “我不喜欢你头上的洞。”他说着，下嘴唇颤动着。 “噢，杰克男孩，”我说，“没有什么。看，把头发压在上面，它就没有了。”我向前倾，把我头秃的地方指给他。这又使他哭起来。我拉起毯子把我们盖住，紧紧地搂着他。 “你陪我睡觉吗？”他问。 “当然。”我说。 “但是我可能会尿到你身上。” “那没关系，”我说，“卡勒出生后我不是每晚和你睡吗？” “为什么？” “因为她需要离奶水近一些。” “为什么？” “因为整个晚上她会像小熊一样饥饿。”我对他说，“你每晚都尿着我，你的小鸡鸡总是指错方向，恰好在尿布外。到早晨我总是湿漉漉的。” 杰克笑了。“对不起。”他说。 “不要说对不起，”我说，“某一天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会让你和我睡，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我睡得很香。当我醒来时，床头的灯亮着。我发现他所有的塑料玩具都躺在那里。蝙蝠侠和罗宾，孤独的漫游者，印第安约恩。他把他们的头发都刮掉了，这样他们都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不毛之顶。这种珍贵的爱，我想，给一个我这样的人吗？他要把你的弟弟或妹妹卖给出最高价的人。 当我坐在他的床边，我听见，科伦从门厅里走出来。我迷惑是否她看到了那栏号码，我记在波特兰市电话本的黄纸页上，记在21世纪杂事本的封面和封底上，甚至记在杰克晚上看的那本《好奇的乔治》书上的第14页上。这本书是我慢慢地读，哄他入睡的，然后在熄灯前我可以筹划另一笔预算。我不是相信这些预算会突然显露出一个奇迹，关于如何挽救我们的未来，但是有那么神奇的一刻，一种高昂的精神出现了，当我用每月估计花掉的钱去除那个最终的数字时，美元将会变成时间。表明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靠我们拥有的钱来生活；在科伦等到所有的孩子都睡着后，她在大厅里拦住我，让我坦白是否我能还是不能继续养活她之前，还剩多少时间；在我问她是否她怀孕以及她希望这个孩子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之前还有多少时间。铁轮沿着铁轨在转动——在它停下来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在我发现我是谁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我经历的内心的恐惧感和时间也有关系。一天，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我看见归还日期是8月12日。我险些告诉流通部那个女人，在那天之前我将不会在这个城里住了，我要跑得远远的。我在十字路口看着一辆货车开过，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开着篷车的老人，像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流浪汉，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 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拿着一块湿毛巾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寻找些东西清扫。正当太阳照到厨房窗户上时，我开始擦桌子和椅子。然后我为孩子做早饭，当他们吃完后拿走他们的脏盘和饮料杯。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我们的脏东西扔到前面的草坪上。当科伦带着孩子开车到了山顶的时候，我已经搭好了销售摊。我看着货车慢下来。科伦摘下眼镜，看看我做的活儿，然后她又开走了。后来她让杰克从她妈妈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那儿吃饭了，并准备在那儿住一夜。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想尽力去说或做点什么。很晚时我给科伦打电话，我问她：“你母亲没睡吗？” “我们一直在说话。”她说。 “好，”我说，“或许你该问问她关于我们搬去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事？” 起先她没说什么。然后她告诉我，我们不能再给她母亲添麻烦了。“我想回家，”她说，“但首先我想请你把每件东西都搬回去。” 我这样做了。我又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学会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了，为这个做好准备，一天早晨，趁着她们都去城里时，我把孩子们的床还有卡勒的小婴儿床都搬到了我们的房间。 科伦即使在螫人蜂的侵袭下也能睡觉，她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而我大半个晚上都是清醒地躺着，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声、咳嗽声、翻身的声音。最后，我想起和比利的见面，我插上风扇，就放在枕头旁。它发出很大的噪音，足够能阻止我等着孩子们发出的下一个声响，那之后我睡得很好，我期待着晨光，那个时候我就能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我身边安详地睡着。每晚在孩子们睡觉之前，他们都挤在我们床上听故事。开始科伦把图书馆借回来的儿童书念给他们听。最后我开始接替工作，自编一些大萧条时期的故事，或是讲一个神奇的家庭，这些都是建立在我父亲那些年给我讲的故事的基础之上。因为我全天无事可做，于是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发展这些故事，几乎每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起，我就开始期待着一天的结束，期待我们大家都坐在床上的那一时刻。 一天下午，当她妈妈自愿照顾孩子时，科伦和我一块去了斯卡伯拉夫的海滩。我们沿着海滨走，路过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距沙滩小屋有一里左右，直通到海滨最美的地方，一个隐蔽的叫勃绕瓷耐克的被围起的地方。 我们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个年轻男人是科伦几年前遇见的，他喜欢她。他在勃绕瓷拥有一所大宅院和一个小农舍。我听见他问科伦是否我们愿意参加他在周末开的酒宴聚会。科伦答应了，他一走开，我对就她说：“你就像你母亲那样。可能这是爱尔兰女人的特点。她们嫁了工人阶级的傻瓜，却梦想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她看着地面，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她看着我说：“我不许你那样跟我说话。” 我看着她走开了。我坐在沙滩上，好一会儿感觉对不起自己。我注视着两个老女人穿着恶心的衬衫和泳衣在沙丘里摸索着。她们拿着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浮木和贝壳。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一些女人在她们丈夫死了、埋了时一定会感到解脱。这些女人看起来好像是从一次长长的不幸的被迫的行军中返回来，这场行军从她们身上抢走了一切，除了那点现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宝贵时间。 我沿着海滨往回走，寻找科伦。我发现她正坐在旗杆下，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过的地方，我不再生气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然后走上回停车场的小路。我拉着她的手，领着她进了洗浴室。她没有说什么。她关上门，斜靠着它。我能闻到石南属植物香和我们下边太阳炙烤的雷松木板的味道。我吻着她，用强大的力量把她拉紧，我感觉她整个身体在我怀里都僵硬了。那是个很奇怪的时刻，我对她的爱和愤怒同样强烈。 科伦，看起来受惊的样子，挣脱开了。她告诉我她曾经一直在和从我们房子下去那条路上的一个夫妻商店里工作的一个妇女说话。她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都在缅因北部的一个农场里，直到大萧条时期他们失去了农场。银行取消了他们赎回抵押的权利。她父亲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康涅狄塔州哈特福德弗的一间滚珠轴承厂工作。所以他们都搬到那里，一直呆到他们有足够的钱回到缅因州。 我知道她在讲什么。那个人，那位父亲，证明不是自私的，他也不是个懦夫。那是一种我相信自己也是的男人。科伦不相信吗？现在如果她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能做些什么来恢复我在她眼中的形象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超市停下，买了一瓶啤酒，同时给卡勒买了个小瓶子。我从侧面走到生产部分，在那里我看见一个雇员，大约我这年龄的一个男人，正在往莴苣上洒凉水。他穿着绿围裙，戴着一个发网。我正纳闷是否他家里有孩子，是否他会留心不戴着发网回家，以免他的孩子认不出他。或许每一次换班时，他才戴上它，并提醒自己，他工作是为了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把鞋穿在孩子们的脚上。或许他刚刚把钱愚蠢地花到电视广告中的产品上。他小心谨慎地浇着莴苣或是芹菜，这使我觉得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如果他被提升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富余的钱花在不上电视广告的东西上，他可以花钱让孩子上钢琴课。我给他做了个预算，尽力去计算他是怎样量入为出。如果他1小时有6美元的报酬，一周40小时，他妻子也挣这么多，那他们总收入一周是480美元。上完税大既剩400美元，乘以4，1600美元一个月。他的租金或抵押款至少一个月600美元，如果他有一辆车，那将会花去他200美元，他妻子上班也需要辆车呢？就得再花200美元，汽油一个月花去他们100美元，电费100美元，暖器费200美元，吃饭将会使他们超支。 我注视着他，想着当他到库房里打开蔬菜箱时，可能被允许摘下发网。这时，从余光中我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穿着干净的老人，光秃秃的脑顶周围还留有一圈白发。但是从他那惊讶、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25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当他认出我时，我也认出了他。我们都很吃惊，随后是一种伤感，我们两个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噢，不，你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上帝啊，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彼此彼此，”他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你看起来很好。”我说。 “你看上去也很好。” 他告诉我他住在斯卡勃拉海滩上的一个共同管辖区里。我立刻觉得很幸福，命运！几乎30年前，当我17岁时，他是夏日旅馆的经理，那时我去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他立即雇了我洗盘子。在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的生命历程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他绝对擅长赢得雇员的奉献。我为他工作了三个夏天，当我们失去了联系以后，他逐渐地成为缅因州一位有钱的、德高望重的生意人。 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过结帐台，走出大门，来到他的汽车旁。他的孩子都已在外上寄宿学校了，他有的是时间，他似乎渴望聚一聚。“某天科伦和我会带着孩子去看你。”我告诉他。 “好，”他说，“那太好了。” 我猜我可能是过于大惊小怪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对科伦讲，我看到他变得如此老是多么震惊，然后我想说有一种很有希望的可能性，他是给我一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在生意界里有各种各样的接触，而且他还是一位曾经认为我是个值得雇佣的人。 科伦耐心地听着。 我说我要去商业大街买些新衣服。“想和我一块去吗？” 她不想。她说她想回家，减轻一下她妈妈的负担。“为什么你需要新衣服？”她问，带着焦虑的神情。 “嗯，我实际上不。”我说，“我只是猜想我还相信合适的花呢夹克和一件蓝色的牛津扣衬衫和一双便宜的懒汉鞋是有区别的。” 她温柔地冲我笑笑，说：“你实际上不相信这个。” “为什么不？”我说，“你认为我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钱来买新衣服。”她说。 无论怎样我还是花了，不到一小时花了大约450美元买了衬衫、花呢运动夹克、鞋还有一条新皮带。商业街上挤满了购物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穿上好衣服就能干大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新衣服去了海滩，想让迪诺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更值得去做一些好的工作，我停下来去拣海浪扫出来的沙钱，回家时要把它给科伦。当我的手伸到水下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咬了我，我把手抽出来，血从被钩住的地方顺着手腕往下淌，那是一个样子丑陋的像黄瓜样子的鱼饵，上面悬着三套钩子。我有点头晕，站在那里一会儿，海水向前涌着，浸湿了我的新鞋和袜子。我弯下身，手伸到水里尽力止住了血。那时我的新花呢夹克的胸兜上也沾上了血。如果我走完剩下的路程到了迪诺门口时，我确信他看我更像是一个落难船的生还者而不是一个雇佣候选人。我或许是一个某一天不得不戴着发网去工作的人。我回家了。 科伦正在厨房里等我，我把贝壳递给她：“这就是全部我弄到的，”我可怜地说，“你知道毛料衣服上怎么弄的血吗？” 那周我终于坐到了那对基督夫妇的起居室里。一天早晨，科伦到波特兰去看看领取食物票和燃料资助的条件。当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带卡勒到长马特前骑机械马，为了掩饰，我把厨房柜子上的零钱罐倒空了，拿走了所有的2角5分币。 我们在1路的拉·外地尔药店停下，在那买了一盒魔力棒。我把它打开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爸爸只要蓝的，”我对卡勒说，“余下的都是你的。”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座位上，而我则开始修补我的花呢运动夹克，直到上面的血迹全部被毛料里的苍蓝色线条所遮盖住。 我准备向那基督夫妇要1.5万美元。我不想向她们说谎，也不想绕弯子。而且我也没有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已经有4个漂亮的孩子，而他们没有，卖给他们一个孩子会让我们有钱再活一年，直到新一轮的大学工作招聘。 他们有一间白色的起居室，奶油色，我猜测。4个奶油色的沙发摆在客厅的侧边，房子的中间摆放着一张玻璃面的桌子。我看见那位太太在煮咖啡。我只是看着她瘦瘦的手腕，想着她一定有什么健康的问题，这使她不能生育。我要对她讲我需要很好的补偿，因为我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也很渺茫。我听见她的丈夫说：“噢，不，宝贝，别这么做。”当我抬起头来，那位太太正在去拉卡勒，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拿起了桔色魔力棒在一个沙发上画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大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商业街停下来。“我妻子对我很生气，”我告诉售货员，“每一次我生日要来时，我都出去为自己买些东西，结果总是她也买来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是她没注意到蓝色魔力棒下的血迹，她把衣服拿回，把239美元全部还给我，我非常感激。 在那之后的一些天里，我通过电话和那对夫妇协商。那位太太感到很可怕。她说这是她的错，她原计划是要给四个沙发上油料的，但是一直忙于教堂的事，还没来得及管它，每个沙发值1200美元。最后我们同意共同分担这笔钱。我付给她们现金，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交易的迹象，我一个人开车过去，当她来到门口时，她戴着一条项链，头发扎成髻，像是趴在肩膀上一只睡觉的猫。 “我为此感到很难过。”她说。 “没什么，”我跟她说，“我妻子只是买它来洗东西的。这是我的错。”我飞快地想问她是否还想要一个她非常想有的孩子，一旦他或她还想要，他们就不会为她的白沙发感到心痛了。我在门口向她身后看过去，房子空荡荡的、我想象着这些房子里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种没有声音的宁静始终在那儿，永不会改变。我想象着深夜，经过一天的等待人们给他们打电话，回复着她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她是怎样倾听着安静的地板上她自己的脚步声，我想在这种可怕寂静中她会疯的。我想知道在她成为这里的主人之前是否有别的家庭在这里住过了很多年，是否他们的残迹会不时地折磨着她。我确信要我赔偿沙发的损失是她丈夫的主意，像我一样，他也被钱吓坏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是的。”她伤心地说。我转过身回到车里，希望她叫住我，问我是否还想谈一谈对那个孩子的安排。但是她没有，当我回头看时，前门已经关了。回家了，连续几天我都在想着她屈膝跪在金属教堂的里面，祈祷著有机会做一位母亲，每天早晨检查着报纸，看看她的广告是否被登载了。我做梦也想到她，都是同一个梦，她召唤我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对她做爱直到她怀孕。麻烦都来自她丈夫，她不能同另外一个男人性交。她在一个宗教艺术品装饰的屋子里对我做爱，床头桌上放着巴黎石膏做的祈祷的手，床上方挂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钟表上有十二个信徒站在每一个数字上。按照她牧师的建议，她假装我是她的丈夫。 像那些小的偎依着的俄国小娃娃一样，这个梦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内容，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我不能入睡了。这样一周后，我去医生那里，他给我开了安眠药。这些药片很好使，把我送入没有结束的休息之中，我开始每天中午也服用。当吉灵根岛的主题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又昏昏欲睡了，直到晚饭时。我非常渴望这些药片提供给我睡眠。一天晚上我为爱琳的前牙变歪曲的事而焦虑，我服了5片药，希望能睡过晚上和明天。服药后一个小时，我正和科伦坐在沙发上。她站起来去了另一间屋子，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告诉我，如果我再不睡觉的话，我会倒在地板上。一次，我直直地躺在房间里，天晕地旋，我能听见科伦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怎么了。最后我让她打开灯，她打开了，我看见一个手电筒，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伸手，摇着她的胳膊。“叫救护车，”我说，“但是告诉他们不要响警报器。” 整个时间他们在忙乱着，我不断地告诉他们安静点，以免惊醒孩子。铁制的担架上的绞链大声地撞击着，我看到卡勒站在小床上注视着他们把我从她房间里抬走的那个可怕的一幕。 我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和那些想自杀而大量服药的人在一起。早晨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角落里看电视，电视固定在墙上。谈话节目的女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些胖妇人，她们嫁给了那些男人，这些男人控告她们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变成了母牛。 我尽快地离开那里。科伦让她妈妈照看孩子，这样她可以亲自来接我。当我打电话给她，让她定下时间并在车后带上棒球拍和球。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告诉她我已经给医生打电话了，他等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忘记让我在发售表格上签字了。”我对科伦说。 “你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噢，当然。你把棒球拍和球放在车后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你要去小联盟运动场吗？” 我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她我今天不想见孩子，我想做的就是在场地上打球，那么这会吓到她或者证实了她所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了她，她声音的忧虑使我再一次相信我仍然很了解她，足够能预测到她的某种反应。 “有信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想今天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为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她说。 我这一天是在棒球场度过的。我希望见到那位商人，因为想让他告诉我当他失去控制时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相反我在场地中心睡了3个小时，一阵暴风雨使我醒来，我知道科伦会来接我的，所以我沿着回去的路走着。当我走到一半时，我忽然有一种愿望在今天结束前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以防我垮了，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她们能有一个保障。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商储超市。我走到服务台问一个穿着打褶的裤子、扎着领带的年轻人是否他们需要扛行李的人。“我从事教学工作，正在休假，”我撒谎，“我想每周在这里工作几小时会很有趣。” 他在我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张申请表，然后我开始疯狂地看着，尽力想找到关于讲保险利益的那一部分。 “这样，你在哪儿教书？”我听他问。这马上又触动了我。我的上帝，他要给科尔格特大学打电话。现在行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人都从暑假中回来了，我在这里做搬运工的消息会四处传开，这将会让教务主任不再推荐我了。 “嗯。”我张口结舌了——我又想撒谎，这时我记起我戴的帽子上前面写有“科尔格特足球”的字样，我死定了。 或者这样写着“红色舰队足球？”或许。如果不摘下帽子看看前面我也不敢确定，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太明显了，在大学里卡片游戏的最后阶段我想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时我始终玩着一种愚蠢的游戏——印第安扑克。我想是这样叫——你从桌子上拿一张牌，不要看它，把它放在你的前额，让大家看你赌它是什么。我感觉腿有点麻木了。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在获得医疗利益之前有多少袋子商品要搬到停车场。他耐心地等着，我徒劳地临场发挥着。最后，我拿起那个申请表告诉他，那实际上是为我的大女儿要的。 当八月的最后的日子开始变凉时，我又有一种强烈地想回到大学校园的冲动。它感觉像一个开始、一个允诺、一个希望的开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晚间新闻，足球运动员正在缅因大学做赛前训练，那里我曾经教过书。我有点发烧了。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了校园，我看见那组队员在训练，然后我走过所有的建筑物，走过每一个我上过课的教室。 当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垂着头像一个争取冠军而被打败的人一样。科伦下楼来告诉我不会再有一个孩子了。起先我以为我听错了。而后我很奇怪，再后来我的解脱大于了我的惊奇，那以后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我都把头转开。我让她想起她母亲的故事：如何三次流产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最后她去了圣约翰教区长的修女处，让她们保佑她的孩子，那以后在六年的时间里有了五个孩子，我想让她因此笑起来。 我冲她笑，但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心里很有愧。我想象着她穿着睡袍，坐在冰凉的盥洗室的凳子上，而我本应该蹲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而现在却在千里之遥。我想起孩子们半夜里醒来惊讶地发现她们的母亲哭了。我想拥抱她，但感觉我不配那样做。 我告诉她我很抱歉。 “为什么你去。”她问。 开始我不明白。“哪儿？”我问。 “去大学。”她说。 我看着她，时间很长，看得出她想知道是否我会告诉她大学里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我是为此去看看的，这样她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摇摇头——没有，然后看着她走开了。我感到迷茫，就像是刚从音乐会中出来进入到曾经有光亮的无边的黑暗之中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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