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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伦遇见一位要漆房子的女人时，我只休息了几天。我去看了看那个地方，按照拉里付给我的薪水开了价。我不知道大多数漆工都要1小时20美元。我的要价是最低的，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向她保证，我一次只接一个活，所以我会一直在她的房子里工作，直到它完工。 我在那里仔细地做工，不仅刮掉了已脱落的旧漆，而且烧掉了所有的旧漆，直到木质层。我开始时认为要比别人漆得好并不需要特殊的技术。这要花时间，而我有的是时间。然后，在我宣布工作做完以前，我洗刷了里里外外的窗户，也包括防风暴的外窗。 消息传开，我有了选择哪一个房子是我下一个要油漆的机会。我发现这工作很恬静，它有着稳定的旋律，这旋律好像要贯穿我的余生。我又能不吃安眠药就入睡、不吃消化剂就吃一餐饭了。我发现我又能抱着我的孩子们而没有把他们扔进黑暗中的感觉了，我又能看着我的妻子而没有她和另一个男人生活也许会更好的感觉了。 我怀念拉里工作队员间的友谊，因为我总是在早晨九点时休息、喝15分钟的咖啡，就像我们在那座大房子里时一样，所以我想着他们也在喝他们的咖啡。在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里，我都要喝一瓶啤酒，用我锤子上的夹子打开瓶盖。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我穿着油漆迷彩服回家，跑进一个玩具店的那个时刻，那个店员看着我，当我递给他一张支票时，他说：“你一定是个漆工。”我想因为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别人对我说的话，所以我以为这是对别人说的。然后，我低头看着我手上的油漆，相当满意地说：“是的，我是。” 后来，当我想起这个时刻时，想我为什么会感到那么的满意时，我认识到，这是因为我现在可以说的其他话——我是一个靠漆房子生活的男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男人，一个关心他的家人、牵挂他的孩子的男人，一个不想成为别的什么、不评判他人的男人，一个心甘情愿交税钱因为他能帮助其他不能找到自己道路的人的男人。而且，我是一个不指望别人给他一份工作或保障或前途的男人。我为我自己工作，我是一个将足以用自己的双手来工作、并总有一天为他的家人建造一座房屋的男人。而且，如果幸运，有一天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朋友呆在一起。 我感受着所有这一切，它代表的意义已深植我心。 在先烈纪念日①那天，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在一个叫汉考克海岬的地方，有一座漂亮的房屋，离法国人海湾只有几百码远，我们不久就住在了那里，作为交换，我为拥有这房子的女人油漆这房屋。她刚刚失去了身患癌症的丈夫，我开始给她修理一些需要修理的小东西：纱门、前廊上的地板，她为此十分感激。不久，我花了点钱来买工具，所有为拉里工作时学会使用的工具，并做了些别的工作。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扯掉房屋后面的护墙板，取掉下面的夹衬板，砍去坏了的底木，换上新的，并安上外面的木板，然后把它全部油漆了一遍。在缅因州，有经验的木工豆小时挣25美元左右，常常花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他们手头的活。我发现我可以要15美元1小时，并加上材料的花消，在我说好的时间里出现，完成工作，清理好一切，然后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大量的活让我做。 ①先烈纪念日：大多数州定为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上帝啊，我们太快乐了。后院里有一个苹果园，前面有一条漂亮的游廊，我们坐在那里倾听港口浮标钟报时时的钟声和从高高的松树顶上传来的美丽的白喉鸟的歌唱。两个大姑娘每天早晨到村里的邮局去取邮件，在图书馆里看书，安排和海岬上两打以上的小姑娘们展开社交活动。我记不起曾有比这更快乐的时光了。这些日子里，科伦和孩子们一起去摘野草莓，或在海滩上搜寻美丽的海玻璃，那像是从旧的失事船只上冲上岸来的珍宝。晚上，我们彼此之间进行朗读，在游廊上吃爆玉米花，在游廊上，我们可以望见卡迪拉克山上上上下下的汽车顶灯像星星一样在天空中移动。别墅里有五间卧室，但我们全都睡在前面的大房间里，我们在那儿和大路上的车做游戏，猜测在我们入睡前会有多少辆车经过。阳光充足，我每天可以工作13个小时，我总是记着在黄昏时回家，把我的木工带挂到游廊的栏杆上，科伦让所有的家人每天都在那里等我，孩子们穿着睡衣，科伦的头发梳成辫子，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她就是这样梳的。 所有的事中最开心的是，我们成为了汉考克海岬的水手。我修好了一艘旧船，那是我买来不做任何实际用途的，我第一天驾驶着它航行时，一个船只历史学家告诉我，这艘船是为查尔斯·林德伯格①建造的，值一大笔钱。我把它卖给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博物馆，用卖来的钱买了一艘重得足以把我们带到海湾远端的船，在远端那个地方，一天早晨曾有一只鲸鱼出现在离我们船首半个足球场远的海域里。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家，于1927年完成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译者注 我们每早在我离开上班前外出航行，整个夏天都有我们的朋友和我以前的学生来拜访我们。我们在苹果园里铺上一块布，晚上在上面吃悠闲的野餐。我会常常斜靠在背上，看着每一张快乐的脸庞。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夏天，和我曾度过的每个夏天都不同。 秋天，我们搬回普鲁兹隘口的别墅里，孩子们坐同样的公车到他们前一年上学的同样的学校去上学，因此，这实现了我对内尔的承诺，她不会再离开她的朋友们。拉里已把我介绍给我帮助建造的那座府邸的主人，我被聘用为房屋看管人。这使我有机会管理一套钥匙，当朋友们来拜访时，我就带他们参观这个地方。没有哪一次，当我从房门走进去时，我的心中不会充满了惊叹以及骄傲的感觉。 我接了一项给房子油漆的大工程，寒冷的季节降临时我正好做完。我修复了一家房屋的地基，用我订做的双层官格的窗户替换了另一家房屋地下室的窗户，这窗户是我在我的车库里用厚木板做成的，只花了大型打折商店里卖出的窗户一半的钱，而且卖的窗户是用松木来做的，一点也不结实。 我做的好活给了我生活必须的薪水，这薪水使我们能养活一家人而不必像大多数父母一样做粗野而低贱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所有的艰难困苦之后，我想和科伦一起做一些特殊的事情，一些浪漫的事情。一天，我在房顶的边缘处重新勾抹烟囱，这时，远方火车的汽笛声使我转过头去。当我告诉科伦我想带她做长途火车旅行，而且只有我们俩时，太实际的她是不会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的，但我看见她眼睛里快乐而激动的光亮一闪而过。 几星期后，当我们在波士顿南站踏上湖滨特快列车、一个名叫路迪的服务员带我们到我们的房间时，我又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表情。我们坐的是到芝加哥的晚班列车，一路坐头等厢到加利福利亚，然后返回，这是我们十年来第一次把孩子们留在家里。 “是吗？”当我告诉路迪我们上次睡在火车上是在我们从英国私奔之后、一路坐火车到奥地利时，他问。他在房间里开了盏小台灯，给我们看专门用来放鞋的床脚箱。 “这很漂亮。”科伦说。 “哦，当然，夫人，”他回答说，“只要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或足够多的钱，这是旅行的好方式。” “我们花掉了我们所有的钱，”她告诉他，“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他微笑着对她说：“有时这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起床后坐上一辆火车，不管是到哪儿。” 她把孩子们的照片给他看。我不知道她带了这些，当我给她看我独自带的东西时，她很惊奇：四张照片，每一张都是她分娩几分钟后和孩子在分娩室里的样子。我们仔细地看着，彼此说着我们记得的事，我们俩都为各自忘掉了的细节而着迷。 我们在彼此的臂弯里睡着了。夜里我醒来，到车厢的连接处抽烟，冷空气从外面吹进来。我感到我们做的很对。我想起我们在火车上渡过的蜜月。从伦敦的维多利亚站到苏格兰的“夜行者”号列车。老式的带套座位和木门。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某个车站，我们下了车，给家里寄去明信片，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 我们的车窗外是工厂，被烟熏黑了的、被高高的篱笆围绕着的难看的建筑。我想到上夜班的工人。我想象着他们在漆黑的房间里从床上爬起来，慢慢地移动，尽量不吵醒任何人。我知道他们的感受。 我们在芝加哥有一点时间可以停留，我们已安排在车站见我以前的另一个学生。我们围着一个小桌子坐着，从这儿我可以看见一个报亭，顾客们正在那儿排队买彩票。报亭后有几个男人在看色情刊物。“这就是美国。”我说。 “那就是。”科伦说，对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做着手势，这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旁。他正用一个放大镜一次一个字地念着普鲁斯特①。 ①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译者注 我们像孩子一样呆在小房间里，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折进了墙里。穿过伊利诺伊州的农场时，我们谈到一个为科伦设计的新计划，她要进研究生院，这样，她可以有一个职业。这听起来妙极了。我们谈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如何带着孩子们来做这趟旅行、他们将会多么喜爱火车。一开始谈到他们，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每个孩子的长长的对话。等我们回家时，爱琳将参加试听考试，她要在一个专业儿童剧院里担当一个角色，她对此激动不已。她已经十岁了，现在已能在远处感受到文化的声音。我想，她最近已开始怀疑这声音是否是为她而哼唱的。我们一致同意需要找到一件事来把内尔从她个人的世界里拉出来。她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敏捷而灵活，但她对运动没有兴趣。科伦希望能找到一个有钢琴的人，尽管他们不想要。“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一窝小狗。”她说。 杰克和卡勒还小，我们不必为他们担忧；这是很容易过的岁月。 我拿着那张卡勒第一次吮吸科伦放到她嘴上的奶头的照片。“所有的丈夫看着这些旧照片都会开始他们的时代。”我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断地问对方。 我看见科伦丰满起来，随着休息而柔和起来，看起来就像我们开始争战之前的样子。在铁路沿线都有铁路工人，在冰冻的早晨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我知道在冰冷的天气里的艰苦工作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和一些好人一起工作并得到能生活的薪水，在每天结束时，你会感到酸痛、疲惫而满意。 穿过石羊山时，天下雪了。我想象着我父亲穿过这些山时的情形，他16岁，新应征入伍，第一次离开他的母亲，在夜里穿越看起来如此广袤而黑暗的乡村，时尔到一些小镇，加油站和家具店，氖灯下写下思乡的信件。我想着他的恐惧，前往不知道的地方。他告诉我的只是他面对日本的入侵。 我感到欣慰。我爬上了科伦的床，好像经过了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隔绝的地带。她很温暖，穿着长内衣和拖鞋。我想起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以及如何在无意中听到的旁边桌子上那些女士们谈论科伦的话。“每个男人都想娶爱尔兰姑娘为妻，因为她们有最漂亮的孩子。”其中一个说。 一天清晨，我听见从我们前方车厢里传来的一声尖叫。我跑上前，看见一个女人靠在一个列车服务员身上哭泣，服务员正想递给她一张手巾给她擦眼泪，列车服务员腿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拍打他的脸颊说，“醒醒，查尔斯先生，醒醒。”然后，他抬头看着那个女人说，“没有脉搏了。” 这是心脏病突发，火车停在下一个镇上，以便尸体能被运走。我站在餐车和头等卧铺车厢之间的出入处，看见列车长和三个服务员抬着那个死去的男人。进入我脑海的是米勒戏剧里威利·洛曼为死去的推销员做的悼词，我默念着：“……他以推销员的身份死去，穿着他的绿色平绒拖鞋，在纽约，纽黑文和哈特伏德，到波士顿的吸烟车箱里——当他死时，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许多火车上的事都变得悲哀。” 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至高无上的画》的电影制片场做画工，他让我们进了梅尔罗斯的大门。那是科伦的时间；她站在一列玻璃橱窗的前面，那里陈列着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得者，我给她照了些相。她在露西尔·保尔的巨幅照片前摆出她的最佳姿势，露西尔的老片子的重映是科伦唯一允许孩子们和她一起看到深夜的电视节目。 在回家的途中，科伦在一天晚餐时告诉我她知道每一次我让她怀孕的时间。“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她说，用手摸着水晶花瓶里放着的玫瑰花瓣。 “你从没告诉过我。”我说。 有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服务员给我们送来饭后甜点桃馅饼，他离开我们的桌子后，科伦描绘着我们每个孩子怀上时的地点和白天或晚上的时间。 讲完第四个孩子后，她陡地停住了，我靠着她，告诉她说我知道是我的错使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是我使我们的房间和生活里塞满了如此多的恐惧，它吓着了她孩子脆弱的生命力。“对不起。”我告诉她。 她抬眼看着我，问我是否还记得我们相遇的第一天我们在沙滩上谈的话。我想不起来了，她描述了我曾有的一个旧日梦想，我想开一所老年大学。老人们打起背包前去上大学。他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好像他们是新生一样又堕入了爱河。只有这次，他们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们回家时一路上都谈着这个主意。 共花了三天时间才回到家中。这次旅途中的事，我记得的是每次我醒来时，科伦都是醒着的，她望着窗外，当我有一次问她有什么不对时，她说什么也没有不对，她只是太兴奋了，兴奋得睡不着觉。 第二个星期，我在南波特兰为一个人的厨房建造厨架，这时，科伦了解到一群在周六周日打冰球的人需要一个守门员。我第一次带着杰克一起去。那是一个室外冰球场，当比赛开始时，气温已是零下7度。我立刻注意到了一位高个子的人，他的步伐优雅而跨度很大、射球很猛，是里面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我们打到大约40分钟时，他倒下了。没有人真正地看见他是如何倒下的，所以我们都害怕翻转他的身体，揣度着可能是脑部或颈部受了伤。有人到暖房里打电话叫救护车，我们余下的人围着他站着，把我们的衣服盖到他身上给他保暖。当我听到他最后两声呼吸后死去的骚乱时，我和杰克站在离他两英尺远的地方。 救护车开走了，没有鸣笛。第二天，他的讣告上说他38岁，是两个小孩的父亲。 像这样的事又向你展示出生命滑动得是多么的迅速。这事刺激我要在我们的汽车道上建一个室外冰球场，这是我失去教职后建造的第一样东西。我花了半天时间，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做，这样他们便可以等在那里和我感受到一样的等着水结冰时的急迫心情，并第一次系紧他们的冰鞋带。我们还一起合作做了个守门员，是用冲上岸来的浮标来做的。当温度低于零度时，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每一个小时就出去倒更多的水在冰球场里，然后欣赏它。我站在月光里对狗说：“一些人在造钱，我在造冰。”很久以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和这次的完美相媲美，我们在冰上的第一个晚上，我觉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孩子们卿卿喳喳地在身边跑过，狗追逐着他们，腿飞出了她的身下。我和科伦在一轮满月下徘徊，星星是如此的明亮和精雕细作，看起来让你觉得你可以像水晶玻璃一样打碎它们。因为女孩们为我和杰克的“弄虚作假”而生气，所以一会儿后，冰场上就只有我和杰克两个人了。我们仰面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我告诉他我爱他超过一切。“我也爱你，爸爸，”他说，“你看见那儿的那颗星星了吗？当你死后，爸爸，你就在那颗星星上等着我，好吗？” 我们进屋前，他单腿跪地，我用他的球棒做剑，封他为斯卡伯勒海滨的杰克王子。他以后不会记得它，但只要我做了，它就会在广袤的时间长河里、在星星和溪水的轨道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我一个冬天都在坚持工作，到春天时，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教授了。我只是集中精力做我眼前的事。我过去就一直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会得到回报。如果你不做蠢事，你就会得到回报。但我现在知道，那回报只是你不做蠢事的机会。 在学校放假的那个星期，我带上杰克和我一起工作，修理在伊丽莎白海角上的一座古老房屋的漏雨的屋顶，这房子是属于一个孤身住在里面的八十岁的老人的。这是一幢真正的缅因州的房子，从远处看起来，它就像是过去巨大而持续的战争留下来的见证。麻烦在于小屋的房顶是和主屋的房顶连在一起的，我和杰克在那里干了五个小时，在这些时间里，那个老人一直坐在后院里和鸟儿说话，那是些人工饲养的鸟儿，一溜儿站在他的晒衣绳上。杰克现在已经七岁了，已开始问我关于我为什么被科尔格特解雇的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在房顶上工作的所有时间里，我都在给他讲他的姐姐爱琳最近自发地试图保住她五年级的老师的职务的事。那老师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男人，是画画的，过着一个艺术家孤独的生活，他有一天离开教室时哭了。有人走进教室解释说他已被解雇了。当爱琳告诉我她要挽留他时，我很吃惊，因为他一年里对她要求都十分严格，她常常抱怨他。当她知道这老师的合同不会继续后，就组织她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写了份请愿书，在她收集到六十二个签名以后，她给学校负责人写了封信，要求和他见面。我出门时，她叫我帮她寄信。我得承认我犹豫了。我在斯卡伯勒的邮局里，手里拿着她的信，想到有一天科伦将去求这同一个负责人要教书的工作，这是一份会带来医疗保险和大量利益的工作。但最后，我知道我应该给爱琳寄这封信。“也许你的姐姐会成为真正的摇滚乐歌手。”我对杰克说。他正摆弄着我们放在房顶上的收音机上的频道，想找到一个好的台。他知道我对一个人演唱音乐的规则，他站在这么高的地方，有点害怕，也许，但他不承认。一个歌手翻唱的原来由另一个歌手演唱的歌曲比马蜂窝的声音还糟糕。尤其是有人翻唱的甲壳虫乐队的歌。而麦克尔·波尔顿骗人的“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的版本可能是致命的。杰克不想谈论他的姐姐。他近来老追着我问关于用一个弟弟代替他现在的小伙伴布林·墨尔非的事。 “妈妈说她不会再有孩子了。”他冷冷地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在车上。”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有很多钱。” “她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如果我们有钱的话，她要为我收养一个弟弟。” “这是一个好主意，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为什么需要钱来收养弟弟呢？” “我不知道。也许你不想要。” 那个老人也没有钱，在回斯卡伯勒的路上，我一路都看着杰克。他在途中差不多都是低着头的。一个老人的鸟儿的饲养者坐在我们之间。 “你不能要一个老人的钱。”我严厉地说。 “但我们需要钱。” “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鸟儿饲养员，这是我们必须购买的东西。这是他给我们的全部东西。而且，这是特别的。” “不，这不是，”他说，“这很蠢。” 第二个星期，我开始了另一座夏日别墅的工作。我遇见了主人，他站在外面看一队园林工人在他的草坪上工作。那是一种特殊的草，他告诉我，是夏威夷品种和肯塔基品种的杂交。 他把我带进房里。墙壁已经全部都剥来看得见裸露的木头了。他解释说他已在准备过冬的事，他带我到顶楼，拉出折叠好的一架梯子，我们爬上了阁楼。那儿没有电；唯一的光线是从楼下射进来的，它勾画出椽子的轮廓，就像一艘大木船上的助材。他告诉我，他想要在椽子和顶上的胶合板之间安上6英寸的隔热层。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二三十个小时像猴子一样弯着腰吸进玻璃纤维。而且这是在把4乘以8的胶合板拖上四层楼的艰苦工作之后。 “是的，”当我们返回室外时，我告诉他，“我做。” “我希望它能在纪念节周末前做完。”他说。 “我可以从明天就开始做。” “你1小时要多少？” “15美元。”我立即说。 他扭头大笑起来，不是针对我，我认为，他是对1小时15美元的要价。“我只能付给你一半的钱。”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我告诉他问题是我需要每小时15美元支付我每周的帐单。他戴上他的飞行太阳镜，耸了耸肩。 我在那儿站了几秒钟，看着他明亮的高尔夫运动衣上的商标，然后我说：“这是艰苦的工作。猴子似的工作，真的。当我为富人工作时，我不会为少于维持我生活的薪水而工作。”他微笑着。然后他说：“嘿，你应该有你的意见。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回家吃晚饭，当我和科伦一起洗碗时，她问我是否我和杰克曾谈过为他收养一个弟弟的事。她笑着说他来给她说，我们不需要钱才能有一个弟弟，我们只需要在他旁边安一张床和一些食物。“他说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懂美语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在他晚上入睡前给他念《勇敢的男孩》，就像爸爸对他做的一样。” 我走回去告诉那个男人我将为1小时7.1元而做那份工作。“我需要钱。”我说。 “太好了。”他说。他和我握手，好像我们间以前没说过什么似的。 这是极艰难的工作。在我放隔热层时，我不能把杰克放到楼上。阁楼里根本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设备。地板上的托梁间隔有22英寸宽，当我放隔热层时，我必须叉腿跪在膝盖上达六个小时。当我的头抬起一英寸时，已抬得太高，结果撞着了脑后一颗房顶上的钉子。如果我从一根托梁上滑落了，我就得掉到下一层楼去。在这个高度，4乘以8的胶合板太大了，不能通过狭窄的楼梯拿上来，我就在外面先把它们劈成两半，这花掉了我计划外的3个小时时间。 当太阳下山时，我只得挂了一个灯来看清我做的活。科伦带着孩子们来向我道晚安。杰克正在我刚钉好的一部分地板上爬行。“嘿，”他说，“我正好能看见他的壁橱。” “让我猜猜，”我说，“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棒。” “还有球。成吨的球，爸爸。” 我滑下来和他一起看。里面有塑料袋包的胶底运动鞋，有一件漂亮的前面印着奥林匹克字样的“防风牌”甲克衫，在“1996奥林匹克运动会骄傲的赞助者”上用金线绣着他公司的名字。 “你希望我是他吗？”我问杰克。 “决不，”他说，“但我希望我是你。” “不，你不想，伙计。” “是的，我想。”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脸上都是血。”他说。 他不想回家睡觉，他想呆到我做完活的时候。当我做到那个男人的大床上的部分时，我爬了下去，在上面盖了层塑料布，这样玻璃纤维隔热材料就不会落在床上了。“睡在这样的床垫上一定好极了，”我说。 “是吗？” 我看着他。“不过，我们不能在这人的床上睡。” “为什么不能？” “哦，杰克，”我说，“只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这么做，我想。” 他耸耸肩。 “而且，这是工作，杰克，”我说，“你得按正确的方式工作，即使你是在为一个笨蛋工作。”我停下来，用我的衬衫下摆揉我的鼻子。玻璃纤维的黑色团块流了出来。“永远不要在你的衬衫上揉鼻子，好吗？”我笑着说。 在那里工作的最后那天晚上，所有的孩子都和我在一起。内尔正在练习她的河谷女①的谈话，杰克正把蚂蚁收集到一个玻璃罐里。我正钉最后一颗钉子时，就像奇迹，天下起了雨。那是如此美丽的声音，就像扣子从一个罐子里倾倒出来。我们躺在我建好的地板上，听了好长一段时间。 ①河谷女是1981年起源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圣法多河谷。她们都些追求物质享受的新潮少女，其服装标志是暖脚套和圆领长袖的运动衫，爱说隐语。 那富人在他回他的全年居住的房屋前把工钱付给了我。我有35个小时的1小时7.5美元——262.50美元。我没有请他进屋。在他写支票时，他站在游廊上，我站在门槛处。 “你做的工作很棒，”他说，“我想我还要盖一个天花板。” “在阁楼里？” “是的。你有兴趣吗？我将付给你1小时15美元。” 我看着他的眼睛。孩子们站在我身后换衣服的小室里等着校车的到来。“天花板将更难，”我告诉他，“在我的头上拿着所有的东西，不能站直。我要1小时18美元。” “好吧。”他说。 附：有关本书的评论 《我要养活这家人》讲述了美国最具有警诫性的故事——丧失社会地位和威望。唐·史奈德是一个优雅的作家，当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四个年幼的孩子坠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中时，他认真记录了各种卑微和苦恼的经历。但是由于他的文笔没有丝毫的自怜之处，所以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一流的作品。这是一个悲痛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的评论，它还揭示了一条真理，即：在我们社会的欢乐下面隐含着社会并非是那么高尚。 ——刘易斯·H·拉弗姆 “唐·J·史奈德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也是当今罕见的散文大师。他具有天才的高贵品质，而且极少拘泥于形式。他具有一个真实的道德眼光。《我要养活这家人》句子优美。对于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来说，它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反击。在字里行间，史奈德用优美的散文驳斥了我们时代的谎言家和欺诈者。他通过分析一个人与社会体系之间进行的勇敢和悲痛的抗争，开辟了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 ——罗伯特·吉拉蒂 《玛德琳的魔鬼》的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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