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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父亲死后尽管对我们来说是段困难的时期，然而却也是一种解脱。 这事一直就像是看着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摇摇摆摆地走钢丝。尽管实际上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才放弃努力，可在他一开始动摇时，他的命运显然就已经注定了。掉下来这件事本身几乎成了高潮之后令人扫兴的结尾。 牧师没有在葬礼上发表颂词，我不得不因此而对他肃然起敬。他没有说什么一个伟人在年富力强之时被悲惨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之类的废话。 相反，他用几句话说了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亨利·希勒那困惑的灵魂能终于获得安宁。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奇怪的是，听到对真情的证实比使虚伪的神话永恒能使人得到更大的安慰。 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并不奇怪。父亲就那么从我们生活的外围消失了，剩下的是在他去世前就已经没有了他的这个家庭单位。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更紧张了。我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全州钢琴比赛，得了第二名。 要是在一年前，只要能被邀请参加我就会欣喜若狂，可现在没能获得全胜都使我非常失望。 坐车回家时，我的教师亚当先生安慰我，他说得金奖的马里萨·格林菲尔德其实演奏技巧并不高于我，只是演出效果比我好。 “她有获胜者的风度，走上台去时样子充满信心，生气勃勃，而且完全进入了音乐的境界。” “可我也完全是这样啊，见鬼。” “我知道，可她善于为评委塑造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你只是一个平常的你，在进行着无懈可击的演奏。如果参赛者都在屏幕后面表演，你肯定会大获全胜。” 在比赛后举行的聚会上，马里萨竟然走了过来，提议我们合作搞个钢琴二重奏的音乐会。我感到得意，而且也许真应该那么办。但我想上医学院，得上实验课，不用说还得应付学校的大学入学考试了。 不过我们仍交换了电话号码，并说以后要保持联系。一天晚上，我到初级中学去演出（发展自己引人注目的天赋）没在家，她打来了电话，不知怎的，我一直也没找到机会给她回电话。 经过两小时的试听，密执安大学音乐系向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我兴奋得不知所措，从安阿伯驾云般回到家里。但只是在我把这消息和母亲及弟弟分享时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义。 在随之而来的庆贺中，我让妈妈把她节衣缩食为了我上大学而存下的钱用来给自己买辆她十分需要的新车。可她坚决认为我不应该因我的成功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应把这钱用在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上。很明显，唯一的选择是一架二手钢琴。在某次寻找住处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通融的女房东，她喜欢古典音乐，有一间空房子出租，允许我把钢琴搬去。（“不过，请发发慈悲，马修，别来摇滚乐。”） 毫不奇怪，离家的时间临近时，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放心妈妈和蔡兹，另一方面，没有他们我感到很害怕。 此后的4年是充满了绕梁余音的4年。 尽管医科大学预科的理科课程无疑是为摧毁人的灵魂而设的，但主修音乐却使我的灵魂变得坚不可摧。在钢琴之外我又探索了管弦乐的宝藏，爱上了歌剧，为达到语言要求而因此选修了意大利语。现在我在听《费加罗的婚礼》①时，就能体会到歌剧剧本作者的技巧是如何增强了作曲家艺术的感染力。莫扎特本身就十分伟大，但莫扎特加上达·蓬特②——那简直是感官的天仙宴了。 ①奥地利天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②达·蓬特（1749—1838），意大利诗人、歌词作者。1783年与莫扎特结识，为他创作了3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为其中之一。 我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在工作和忧虑的黑暗曲折道路上艰苦跋涉，现在终于踏上了阳光普照的。一直伸向蓝色无云的地平线的大平原。我甚至还发现，这些新奇的感受有着一个名字：幸福。 我作为一名钢琴独奏家，和各个室内乐团一起演出，使我成了校园里的大人物。当我在把自己介绍给比较漂亮的、聪明的女同学时，这一点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 然而，大学一年级里最有意义的事要算遇到了埃维。 她热情美丽，给人以面目清新的感觉。她有着棕色的短发、具有感染力的微笑和永远放射出乐观的光芒的淡褐色大眼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名极有才能的大提琴手。 从在衣阿华州艾姆斯市的童年时代开始，她就立志要以心目中的英雄杰奎琳·杜佩雷为榜样。我们常在一起听我们能搞到手的每一张杰基①拉大提琴的唱片，她和她那钢琴家丈夫丹尼尔·巴伦波姆的配合流畅动人。我们老是听这些唱片，把密纹唱片的纹道几乎都磨平了。 ①杰基，杰奎琳的爱称。 尽管我们在一起度过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刻，埃维却不是我的情人。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一直希望在最好的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些品质。 我们认识时她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开始时，我怀疑她对我这样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如此友好，定有利己的动机。我的意思是，大提琴手需要有人伴奏，我最擅长于和最优秀的大提琴手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见谱就弹。 我猜当时我们并未充分理解我们间关系的独特可贵。我的意思是，它由莫扎特和巴赫开始，结果是涉及所有一切。姑且称之为和谐的相互了解吧。 我们互相吐露不对任何别人说的事情，不光是我们对谁和谁交朋友的看法，而且是更为切身的事：我们都曾在应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上苦苦奋斗过。 韦伯斯特先生和太大都强烈反对女儿成为职业音乐家，他们真心地认为这和婚姻是不相容的，而婚姻应是每一个女孩子的首选事业。 如果埃维的父母胜利了的话，埃维就会在当地的师范学院学习，然后也许教上几年中学后嫁给一个拿着大学文凭回到艾姆斯来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的好小伙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不理解大提琴对你意味着什么？”我问道。她企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她确实认为我一生的音乐‘需要’都应能在星期日的教堂唱诗班和每个圣诞节演奏亨德尔①的《弥赛亚》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①亨德尔（1685-1759），巴洛克后期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后入英国籍。《弥赛亚》为其名作之一。 “那你对大提琴的热爱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母亲的姐姐莉莉姨妈那儿。她在意大利学习过，和一个三人演出小组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了一段时期，后来回来教音乐，直到去世。她一直没有结婚。从我5岁起，凡在开车能去的距离之内的音乐会她都带着我去——有时候一直开到德梅因。我喜欢像鲁宾斯坦①和海费兹②这样的大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音乐的关心，甘冒冬天的风雪来为我们这些乡巴佬演出。姨妈去世后把大提琴留给了我，还专门留了一笔钱，供‘埃维进一步的音乐教育’之用。” “这可太棒了，你该用她的名字给你的第一个孩子取名。” “我会的，”埃维微笑道，“不过得是个女孩才行。” 当然，我们间的谈话也不都是触及内心深处的。毕竟我们天天见面，肯定会谈些诸如学期论文、橄榄球赛，以及即将到来的让·科克托③电影节等一般话题。 ①鲁宾斯坦（1887-1982），美籍俄国钢琴家，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流的钢琴曲目解释者。 ②海费兹（1901-），立陶宛出生的美国钢琴家。 ③让·科克托（1889-1963），20世纪法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及绘画。 不过埃维经常需要纠正她的男朋友们对我们关系的性质方面的误会。即使在她介绍我和她的一两个漂亮女友约会后，仍有一些她的男友不相信她的话。而我那时对音乐——以及我刚得到的自由——太入迷了，所以对任何持久的关系都不感兴趣。 还有那些星期六的夜晚，我们像两个虔诚的修道士一样公然放弃了大学生的其他享受——如啤酒，保龄球——沉溺在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独特的世界里，练着一支又一支乐曲。 那些年里，最“动情”的时刻就是我和埃维一起练习的时候。我们一起练的时间很长，几乎练遍了所有主要的钢琴和大提琴曲。我爱看她在全神贯注地练特别难的乐段指法时不自觉地用舌头舔下嘴唇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一个多小时互相之间一个字也不说。当你和一个非常了解的人一起演奏时，你们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本能——这是非常深刻的交流，不是一般谈话所能完成的。是这种艺术经历使我们进入了更为亲密的友谊关系。 当然，我们除了在音乐上，还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我能记得起来的一次是我给她伴奏福莱①的《西西里人》。她选了这支曲子作为她4年级春季学期的学位独奏曲。我对自己要演奏的部分非常熟悉，所以可以偷偷看上教授们几眼，知道她给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①福莱（1841-1924），法国作曲家，对现代法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正如我所料，她得了优——我得到了她最长时间、最热烈的拥抱。第二天早上我还能在套头衫上闻到她的香水味儿。 在我决定今后方向的困难时期中，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对此我一直十分感激。随着每一个学期的过去，我离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越来越近了。 我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教授们也没有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①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①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①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①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①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①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①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①梅塔（1936- ），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兰 他们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马利亚，然后是婴儿。 到米兰大教堂来的重要客人和前面两位已经很熟了，但婴儿才刚刚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团公司法玛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达历山德罗的女儿。这是她首次公开露面。 当总理抱着孩子，红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拉丁文的洗礼词，命名她为西尔维亚·马利亚·达历山德罗时，她的母亲卡泰丽娜对丈夫轻声说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谢了。” 他咧开嘴笑了，拥抱着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丽娜①，不然我们怎么会相遇的呢？” ①卡丽娜，卡泰丽娜之爱称。 尽管达官贵人们都是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但从某个意义上讲，走的路最远的是马里奥·里纳尔迪，因为这个吉安·巴第斯塔的对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的小地方，长到10岁才有了一双鞋。现在，他已是密特罗公司（都灵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产从吹头发的吹风机到直升飞机等各种产品——更不用说从法玛公司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辆汽车上的轮胎了。 尽管这一时刻再一次属于吉安·巴第斯塔，工业界的巨头全都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马里奥却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使有了两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却买不来一个儿子。而这正是他所拥有的。 教长在往婴儿头上洒水的时候，马里奥对身边那个肤色微黑的英俊少年轻声说：“她将要成为你的妻子。” 16岁的尼科不知道这是命令还是预言。 密特罗公司财富的继承人进入了成年。他一天活儿也没有干过——而且也不打算干。 为了让父亲高兴，尼科走完了大学教育的过场，给贫困同学钱代他写论文，甚至替他考试。他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从童年起他就爱上了速度：地面上、天空里、水中。这种广泛的爱好为他一年到头提供了冒险的机会。 夏天，他把赛艇停在尼斯港，把父母产业上招待宾客用的宫殿般的房子据为己用，身后跟着不断变化的人群。 尽管父亲力图培养西尔维亚对陌生人产生本能的警惕，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里维埃拉①的邻居的儿子是个外人。而且尼科还是吉安·巴第斯塔最喜欢的网球球友，每年两人都要进行持续整个夏天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比赛。谁也不愿意输。 ①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西尔维亚总是坐在球场边，不时地站起身来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宣布”比分。 尼科最新的公主，绚丽多姿的西蒙娜·加托帕多迷上了她。 “你愿意什么时候和我一起打打网球吗？”她问道。 “打多少钱的？”小姑娘天真地问道，“尼科和爸爸输赢可大着呢！” “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想打。”尼科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你的侄女太可爱了。” “她不是我的侄女，她是我的伙伴。”他说道，一面搂着西蒙娜向平台走去。 西尔维亚痛苦地看着他们离去，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嫉妒。 而尼科自然是忙于自己的活动，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姑娘在爱慕着他。 一年冬天，马里奥和西尔维亚的父亲带她去看尼科在科第纳丹佩住比赛双连雪橇。看着她的英雄和队员一起沿着滑道飞驰，她感到自己平时被困住、被保镖窒息住的那部分自我也飞了起来，因为尼科非常真实地实现了她自己对自由的幻想。 那天下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雪橇碰上了一片水，失去了控制，旋转着翻了几个个儿。司闸员也掉了出来，但显然没有受伤。 西尔维亚放声大哭。吉安·巴第斯塔把她抱了起来，安慰她。 在急救站里，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尼科骨头断裂的情况，做好准备使他能乘直升飞机到米兰去。 “你能行吗？”西尔维亚担心地问道。 “没问题，”他做出勇敢的样子说，“我是不可摧毁的。” 吉安·巴第斯塔到医院顶层小里纳尔迪那宽敞的病房去看他，回来后对妻子和女儿说： “我看他得在那儿呆上好几个月了。” “也许这回医生能移植点理智到他的脑子里去，”卡泰丽娜不以为然地说，“那样他也许会找到点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我想他已经在找了。去看他的人的名单就像一本工商界的《名人录》。我想此后他将要在这个地方竞争金牌了。” “好，他今后也该安定下来了。他到底在等什么？” 这时，一直安安静静在一边玩儿的西尔维亚尖声说：“等我呀！” 1964年春，卡泰丽娜·达历山德罗被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他们索要了一笔大得不像话的赎金。 意大利警方这次以极快的速度，以极高的、从未有过的效率冻结了达历山德罗家所有的银行账户，以免他们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 这时，里纳尔迪父子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友谊。 在马里奥飞到伦敦去筹美元时，尼科飞速赶往瑞士的卢加诺，带回瑞士法郎，使吉安·巴第斯塔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 不幸的是，一直在窃听电话的宪兵先于赎金到达了恐怖分子那里。 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卡泰丽娜中弹死去。 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吉安·巴第斯塔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他无法再面对这个世界。 尽管他知道女儿需要他，但他缺乏这份情感强度去做出反应。就仿佛生活在一堵玻璃墙的后面，他能够看得见，却无法接触到别人。 安慰西尔维亚的任务落到了尼科的身上。 葬礼的前一天，当他的父亲独自和吉安·巴第斯塔在书房里的时候，小里纳尔迪溜达到了游戏室里。 尽管玩具和娃娃扔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却没有人。 于是他又转到楼下，走进花园，经过毫无生气的游泳池和同样渺无人迹的网球场。 终于，在向前面喷泉的方向看去时，他看见西尔维亚坐在一张长凳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她的女家庭教师特纳小姐正在给她朗读，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个10岁孩子的脸上一副凄凉孤独的神情。 即使在她终于注意到他以后，她也既没有笑，也没有扑到他的怀里来。 他向女教师点了点头，在小姑娘身旁坐下，开始轻轻说道： “西尔维亚，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难过。我是说，为你妈妈——也为你。” 片刻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声音空空的。 “世界好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弃，你知道你妈妈对你的希望会是什么。” 她摇摇头，脸上的神情表现出了痛苦，也同样表现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在尽他所能地应付着这一切。” 她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你相信上帝吗？”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不教这个吗？” “教，可我是在问你。你信上帝吗？” “呃，有时候信。” “我只是想问问他，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惩罚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这毫无疑问是我不信上帝的时刻之一。 他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用尽可能随便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觉得冷了。咱们都回屋子里去吧，弄点暖和的好东西喝喝。” 起初她没有回答。 “来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来，三个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礼不对外公开，但这一悲剧却被无情地四处传播。 一群瘟疫般的专门报导上流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站在公墓墙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鹰一样，贪婪地吸食着受害者的悲痛。 参加葬礼的人们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进，尼科拉着西尔维亚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马里奥·里纳尔迪的身后走着。 葬礼结束后，当达官贵人们开始离去时，西尔维亚国在墓坑旁轻声说道：“再见，妈妈。” 然后她转过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开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恢复过来。他直到现在还在拼命工作。我很为他担心。” “可是谁为你担心？谁和你玩？谁送你上学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别记得哪个人。当时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全穿着一样的制服。”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评论道：“我一直相信有两件事是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做的——理发和当父母。” 她笑了，会意地、赞同地笑了。“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没有执照，可喜欢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见，我患有严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说，如果我不找个心理医生谈谈，很可能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搞得一团糟。” 别包括和我的关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驱散这突如其来的脆弱表现。 “得了，西尔维亚，一切规则都有例外。我是说，有些来自人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样和孤独的人一样搞不好关系。我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妇》。” “没错。”西尔维亚大笑，接着背诵道：“‘她把他们全都痛揍了一顿，然后让他们上床去睡觉。’” “对。顺便问问，用意大利语念听起来怎样？”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语给我读的。” “啊，尼科。” “是他。他还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带我去看马戏。” “那么我猜你会嫁给他。”我说，掩饰住对自己机会的渺茫产生的悲观情绪。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都一百岁了。” “首先，他没有一百岁。他年轻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长得可以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总会在那里，而这一点对你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把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给扑灭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她同意道，“我是说，在我称为自己的‘钳闭期’的那段时间里，他确实是了不起。” “你指的是什么？” “妈妈出事以后，父亲一门心思要保护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让我上学，请人来家里教我。你可以想像，他手下的人对那些可怜的家伙进行了什么样的安全检查。 “就我的社交生活而言，”她开玩笑地补充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自己家里有一应俱全、连爆米花都不缺的电影院够有多派头。可是每个周末只有你和那同样的三四个孩子当观众，这并不是多好的事。我到了14岁上才发现，看电影时最不重要的就是银幕上发生的事。我想和别的人在一起，简直想得要命。” “你最后怎么能够离开的呢？是否也是在尼科阁下的帮助下做到的？” “别开玩笑，”她呵责道，“不过事实是，他一直鼓励我到国外去求学。然而不等父亲完全恢复正常，我没法离开他。” 多么奇怪，来自一个孩子身上的父母本能。 “最后我决定，要想让他有朝一日重回人类社会，我就得离开。我是说，我认为如果我让他独立生活，他就会不得不开始去寻找别的人。 “总之，英国是唯一一个保安措施使他感到满意的国家。自然，必须是个天主教学校。因此差不多也就只剩下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学院了。 “我在那里很快活，虽然我过了一段时期才习惯了宗教的那一套。除了遇见我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和学会了世上的一切运动之外，我在那里还受到了极好的教育。但是每天早晚我唯一祈祷的是，下次探视日让爸爸挽着一个可爱的女士一起来。”然后她沉思着补充道：“可是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意味着我得和他一起在意大利度夏。我无法忍受让他独自生活的这个念头。我未能有机会认识多少同龄人，但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知道，他很喜欢带着我一起到工厂去。我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实际上，那似乎是他唯一不再沉默寡言、真正充满活力的时候。当他把我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他的脸上会绽出少有的笑容。我也喜欢去工厂。工人们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喜欢他。” 这一点，我从最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文章提到，她的父亲是意大利北部首先为自己从南方来的工人提供低价住房的实业家之一，否则这些工人就不得不把家属留在老家。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起在托斯卡纳偏僻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的那些周末。那是米兰和都灵的意大利上流阶层中不浮华俗气的人的度假胜地。” “如果是这样，那地方一定真的非常小。”我开玩笑地说。 她笑了起来。“说对了，马修，所以这个地方才这样不同一般。尽管名字很朴素，‘旅店’实际上非常闲适高雅。晚上，他们在充满茉莉花香的花园里供应晚餐。反正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男人皮肤晒得黑黑的，穿着白色亚麻布西装，都显得那么英俊，可是谁也没有我的父亲好看。女人们都穿着最时髦然而不扎眼的服装。还有个3人小乐队为跳舞伴奏。” “钢琴、鼓和小提琴，对不对？” “对，我的音乐家朋友。”她微笑道。 “我琢磨着小提琴会带来浪漫情调。” “确实，”她点点头，“不过遗憾的是，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和她的父亲却并不如此。” 恐怕不一定，我心里想。 “每年夏天我都不断希望我们会遇见一个爸爸喜欢的人。” 想到十几岁的少女西尔维亚和父亲一起围着舞场跳舞时仍一面谨慎地用眼睛扫视一张张桌子，寻找着合适的寡妇，我受到了奇怪的感动。 “一天晚上，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两位女士，年纪较轻的一位肤色微黑，很有吸引力，年龄非常合适。她们离我们很近，我能注意到她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整个晚餐期间，她们好像一直在往我们这边看，然后低声交谈。就在送来咖啡之前，年纪大的那位站起身来，吻了吻另一位，道过晚安后便离去了。” “嘿，这可越来越有意思了。下一步是谁采取的主动？” “自然是我啦。我突然头痛起来，说对不起恐怕得先走了，而且坚持要爸爸留下吃完晚饭。 “离开餐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父亲正伸手拿香烟盒。显然他一点也不着急。这是我已经等了这么久的一个时刻。我既不能入睡，也看不进书去。我在窗口呆了至少一个小时，伸长了脖子想看见餐厅，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跳舞。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甚至幻想她会和我们一起在爸爸的平台上吃早餐。她不在那儿。可是他情绪特别好，所以我想，他一定已经安排好了午餐的计划。我实在等不了那么久，因此直接问他觉得头天晚上坐在附近的那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女人怎么样。” 她停了下来，沮丧地摇了摇头。 “别告诉我，”我猜测道，“他喜欢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 “不对，你这个傻瓜，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 “我想我说得太多了，啊？”西尔维亚抱歉地说。已经快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正站在“圣跳蚤窝”（我给我们住的那个鬼地方取的又一个浑名）空空的大厅里。 “一点儿都不，”我真心说道，“要不然你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但是了解并不是喜欢的同义词。”她大着胆子说道。 “西尔维亚，对于你它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意义。” 我们互相吻了吻面颊以祝晚安，然后她乘电梯回房。我，一个积习难改的美国人，要进行每天的锻炼，便沿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到我那在第10层上的阁楼（至少那时是这种感觉）。我一边爬一边心里在想——除非我过于陶醉在希望中了——她最后的那句表面看来无关痛痒的话是有它的含义的。尼科还没有赢得她。我仍有机会。 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完成了日程上的最后一项——彻底地钻研了由接触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常见的血液传染病血吸虫病的发病、发展和治疗之后，叫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开始了我们此时已经熟悉的仪式：重新打开家庭的心理相册。 我们谈到最初把我们吸引到医疗事业上来的一些事情。 “说实话，”西尔维亚说道，“我记不得有什么时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着要当个医生。我是说，我觉得早在乔治的时候就开始了。” “乔治是谁？”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当她向我述说内心深处的隐秘时总是这样。今晚，感谢她套头衫的剪裁样式，在她对我叙述乔治·望祖托的时候，我无法避免一瞥她美丽的乳房。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我们都是7岁。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圆又大，个子比我们小得多。下课的时候，别的男孩跑来跑去乱闹，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过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从不能到我家来玩，原来，他每天放学以后要到医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这么久以后说起这件事还是那么难。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亲提出为他出钱到美国去换一个新肾，我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们在波士顿综合医院给他做手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西尔维亚低下了头。“这件事一直使父亲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们没有干预这事，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活上6个月，甚至1年。而情况是，医学科学只是使结局来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柔声说：“因此你决定做个医生。” “不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心里一定是怀着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莎拉的父亲，剑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临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时允许我们跟在后面。 “约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当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病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倾听每个病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 “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虽然他非常虚弱，可听见大夫的笑话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乔治当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关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决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亲的反映。” “其实你想像不出来。尽管他显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反击。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责。” “父母都爱用这一手。” “总之，这一招不灵以后，他就试着以学医有多么艰苦来劝阻我。” “告诉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没有形容一番3天一个班，不许睡觉？” “详细得令人痛苦。可是我争辩说，要是别人能经得住，我也能。后来就是——收买。他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类似福特基金会的组织，向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医学事业提供资助。我承认自己动了心。但是，在整整一个夏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他放弃了。当他和我吻别的时候，他轻轻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去干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试探地说，“其实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结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问题吗？” “上帝啊，”她假装生气地看着我道，“你比我爸还够呛。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爱他？我说过爱他吗？” “反正那会是个资产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她勉强承认道。 “那么你们定了日子没有？”我突然觉得并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是，”她恶作剧地笑着说，“最近两位父亲建议定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你是说就这个8月？” 她点点头。“当然，现在他们得往后推了。” 我又开始呼吸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渴望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特别理由。 她不仅能够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还能远远地离开尼科·里纳尔迪和一切来自家庭的压力。 “告诉我，西尔维亚，你去非洲的决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 她想压下笑，但没有成功。 “实际上我确实解释过，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好好考虑考虑。” “他们的态度呢？” “他们没有选择。我像爸爸，可也像妈妈。她也会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所以现在，爱提问的记者先生，你的问题都得到回答了吗？” 没有，我对自己说。我刚刚才想起了一整套新问题。 第八章 培训班最后一天5点钟的时候，弗朗索瓦点起了一根香烟，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好啦，正式的入门已经结束了，等你们一到那里就会看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准备。实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学习，我们在这里只能尽力使你们具有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心理状态，而通常你们遇到的危机往往恰恰是我们没有能够使你们有所准备的。我只是想对受到过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声对不起，而对那些没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不用着急，到了那里以后会轮到你的。” 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腼腆、可爱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运。”他最后说，又补充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按照计划，我们第二天傍晚动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巴黎干我们想干的事。 上午，西尔维亚和我去了罗丹博物馆，然后，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际医疗队。 我们得签署各种文件，包括银行委托书，医疗事故下的健康保险，以及使最近亲人受益的人寿保险。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兹和妈妈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们分开了，各自去给家人买礼物。我给妈妈和马尔科姆寄去了一个金色“古董”黄铜钟作为迟到的结婚礼物，在“小不点”给刚怀孕的弟媳妇买了些非常可爱的婴儿服装。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走过“大师之声”，进去最后测览一番。自然我买了3盒磁带才算走出了门，其中一盒我让他们用礼品纸包装好，准备送给西尔维亚。 我在大汽车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已经晚了，如果再不出发就要误飞机了。我不断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车。不用担心，我们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轿车。” 我觉得这话既不能让我放下心来，又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但我服从了。 我刚坐下，西尔维亚就出现在台阶顶上，身后仍跟着那个影子。 她穿着宽松的套头衫，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简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下，拍拍我的手让我安心。 “对不起。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下电话。” 我认为最好别问她指的他们是谁。 当我们在星形广场陷入车海中寸步难行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们，你们现在从车窗里看见的汽车比全厄立特里亚的车都要多。” 永远无比忠实的尼诺独占了最后一排座位。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热情地向他招手，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亲近的表示。 在戴高乐机场，当我们把行李扔到行李车上开始往门口推时，她的看门狗仍继续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监护着她。当我们到达护照检查处时，他的任务正式结束。终于，他向西尔维亚和我走了过来。他不自然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们告别。 “祝达历山德罗小姐旅途顺利。很遗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顾她了。但是……”他停了下来，难为情地没有说下去。 “你真可爱，”她热情地答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说，我指望你了，先生，别搞糟了。然后他回转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会想念他吗？”我低声问道。 “不会。”她断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税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钟的采购，买诸如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必需品。莫里斯·赫尔曼斯费劲地拿着2升装的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你知道吗，这种杜松子酒是一个荷兰的医学教授首先用红松果酿造出来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看上去你有足够的杜松子酒给整个厄立特里亚治病用了。”我觉得很有趣。 “嘿，这东西现在减价，我捉摸着如果飞行员没汽油了还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们11个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着，随便聊着，尽量不显露出心里的紧张不安。 终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阿斯马拉的224号航班开始登机了。弗朗索瓦像个负责操练的军士般站在机舱门口，以保证他经过认真训练的医疗突击队队员全部万无一失地登上了飞机。自然，他对莫里斯那瓶特大号的杜松子酒刻薄地评论了一句：“那东西实在太可笑了，你这样做太幼稚了，赫尔曼斯大夫。至少你该买像库沃舍尔酒那样体面一些的酒。” 他连我的背包也批评，里面有个包成长方形的东西伸了出来。 “请你告诉我，希勒大夫，这是什么？一大块好时巧克力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弗朗索瓦，”我答道，“这是我的键盘。我告诉过你的。” “哦，”他记起来了，“我期待着听不到它。” 西尔维亚和我像两个沮丧的推销员，推揉着沿狭窄拥挤的过道走到座位旁。 我们扣安全带的时候，她对我咧嘴一笑。 “笑什么？”我问。 “不笑什么，”她答道，“我只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这也描述出了我的心情。同样我也无法把一切说个清清楚楚。 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盒子来递给了她。 “给你的那个新奇的日本磁带录音机用。” “谢谢你。是‘希勒最佳作品选’吗？” “比那要棒得多。” 这时她已经打开了包装纸，看到我给她买的是格鲁克①的18世纪经典名作《奥菲欧与尤丽狄西》。 ①格鲁克（1714-1787），18世纪德国主要歌剧作曲家。对法、意、英、奥地利、瑞典等国音乐戏剧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承认说。 “呃，这里面有最完美的以音乐表现的恋人的渴望。” 她把录音机递给了我。“帮我把这段找出来。” 我戴上耳机，快进到那儿后，把录音机递还给她。她闭上眼睛欣赏《没有了尤丽狄西我怎么办？》 听到一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马修，没有了你我怎么办？” 我俯过身子吻她。长久地、温柔地、充满性感。 突然，轰的一声，飞机离开了地面，升上了黄昏的天空。 我曾天真地以为在飞行途中可以暂时免受头头的训斥，但我低估了他的献身精神。 机上开始供应晚餐的时候，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佩尔捷大夫。我想提醒所有的旅客——特别是我组里的成员——别忘了服用预防疟疾的药。谢谢各位。祝大家好胃口。” 我们于凌晨1点到达了阿斯马拉。由于兴奋，大家谁也不困。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对黑非洲的最初印象，那就是——黑。飞机一着陆，跑道上的灯就灭了，看到只有眼睛和牙齿的闪光不时打破机场上的黑暗，真觉得有点阴森森的。 海关完全是走过场，然后我们全都挤进了一辆呼哧呼哧作响的面包车的后部，另有3辆老式卡车拉着我们的家当跟在后面。在车队将近两个小时的痛苦颠簸中，西尔维亚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阿迪苏马和由用波状铁皮做屋顶的长方形棚屋组成的破败的院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儿将是我们的家。 在一些当地的职工给我们卸行李的时候，弗朗索瓦把我叫到了一边。“马修，我在安排住宿。从实际出发，我想知道你打算在什么地方过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听着，弗朗索瓦，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我们能不能暂时先随便安排一下？” 他耸耸肩，嘴里嘟囔着什么“美国清教徒”之类的话，走了开去。 就这样，头一晚我被分配和吉勒斯·纳格勒住在一起。他是个矮胖结实、看上去很认真的法国人，戴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 我们就着烛光打开了行李，因为那台原始的柴油发电机只向手术室及其他医疗区供电。 吉勒斯注意到我没有打开的那个大家伙，吓了一跳。 “那是什么？”他毫不掩饰他的关切。 “钢琴。”我答道。 “不，说真的，别瞎扯。” “我没瞎扯。它只是一个别的什么也没有的键盘。” “哦，这么说来你的意思是它不会发出声音啦？” “声音？打消这念头吧，吉勒斯。反正，它发出的是音乐声，而且只在我的脑子里。” “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他一面从包里拿出五六只双筒望远镜来，一面告诫我说，“我有洁癖。希望你保持这个地方的清洁。” “不用紧张。你用不着那么小心提防，我也不是个在房间里乱扔东西的人。”我忍不住盯着他那些光学设备看了几眼，使他感到需要解释解释。 “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他颇带几分自豪地说，“我告诉你我是个野鸟习性观察家。”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评论道，然后爬上床去想尽量睡上一会儿。 “要是我运气特别好，就能看见北方的秃顶朱鹭。” “听起来不错。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记得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房间里已经又潮湿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亚，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过来，摸索着找到了眼镜，跳下床来追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不过我觉得今晚这里可能有场大型的摇滚音乐会。” “你疯了吗？” “呃，”我继续开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队呢。我想像不出来这么多人还会等什么别的。不过马尔塔好像在那里发节目单呢。” 吉勒斯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的长龙——憔怀瘦弱，满身尘土，显然都有病——从诊所大门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处。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气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7点才开始吗？” “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劳力士和吉勒表①的。总之，我看咱们今天会够忙的。” ①劳力士和吉勒表，昂贵的名牌手表。 “没错，希勒。看来马尔塔已经开始在把病人分门别类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两杯咖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早点开始。” 他神经有点紧张，但很明显，具有献身精神。 当我们很快穿衣刮胡子的时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谈论著鸟。在我们“暂住”期间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赘肉的鹤和——我不是在骗你——棕色的鲤鸟之类的带翅膀的奇迹。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说着。食堂比起我们住的棚屋来可算很大了，这是个谷仓式的木结构建筑，显然是仓促之中修建起来的。 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已坐在了有点往下榻的长桌边，包括西尔维亚在内。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经给我留了座位。 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感激地谢我时，我也能说“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来喝那强制要喝的一升水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试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问题，现在觉得仿佛是多少个光年以前的事了。他问我会不会想念像电视和麦当劳之类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他没有提到空调。 这种照顾人类舒适的唯一让步只有在手术室才能找到（也许那狡猾的法国伦因此才占据了这地方）。 医疗区按计划“在最近的将来”会得到降温设备，准确地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 当我在享受着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时间时，突然想起了西尔维亚。 我让艾达先处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实在无法使自己提食物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 这时，太阳正处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团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员外出的3个小时的开始。而且连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去。 当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坐在炎热的阳光下，用破衣烂衫尽可能遮挡一下，默默顺从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等待着轮到他们接受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给他们做检查。 母亲们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啼哭的婴儿吃奶，苍蝇无情地在他们四周嗡嗡乱飞。瘦得像层纸的老人弓着被岁月压弯了的腰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时间来到这里，并准备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这意味着他们就睡在排队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饭和“下次运气好一点”的宽心话。 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尽量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时候，西尔维亚的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尽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达对付比较厉害的病人使劲往里冲的状况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骂声吸引住了。这时我看见丹妮斯正在缝合一个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锯齿形伤口，几个志愿者在使劲按着她。 “见鬼，你在干什么？”我问丹妮斯，“你就不能给她点利多卡因吗？”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说，“几分钟前用完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来。”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里射出怒火。“没有了，你这愚蠢的美国杂种。别来打搅我了。难道你以为我高兴这样做吗？” “西尔维亚呢？”我用和缓的口气问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厉声说，“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滚回来出点力。”突然，她的口气变成了无助的请求。“劳驾了，马特①，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来她快要哭了。显然，出于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西尔维亚擅离了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进门时差点和弗朗索瓦撞个满怀。 ①马特，马修的昵称。 从他没有刮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显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个女朋友，告诉你她正在享受历史上最长的工间休息，”他反感地说，“我早该知道的。可是达历山德罗的贿赂大下流了，让人没法儿不理。我猜这一切是她那娇生惯养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 “你在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请的时候，她父亲要给我们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话？” “不，如果我们拒绝她的话。这使我一气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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