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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早晨天气很热。当我喝茶吸第一支烟时，空气在客厅的窗外回荡。我本想不吸烟，但是我现在太紧张太激动了。我打算至少别抽那么多。我定时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身上变得紫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疼得厉害。我穿上我最轻便的西服，但是当我九点钟敲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门时，我的衬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过了澡似的。气候的变换和疼痛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疲累、头晕、苍老。是的，非常老。 门开了。 “卢卡斯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轻女子问。她跟我一样高，头发红得发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像丝绸一样，脸形狭长，有一张美丽的弯起的嘴。她只穿着短裤和一件浅绿色的胸衣，胸衣在乳房底下打了个结，没穿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段，两腿修长。她的皮肤是深褐色。她笑着，笑时露出了实在很漂亮的皓齿。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伤心的阴影，即使在笑的时候。这伤心是我头一次见到昂热拉时率先触动我的东西。 “我不打搅您过久。”我说，走进一间小前厅，“我只有几个问题。” “您可以问一个小时，卢卡斯先生。我对您讲过，我的客人十点才来画像。我的天，您全身湿透了！您快将您的上装脱掉。您解下领带吧！您在这里不能这样奔波，您会中暑的！” “我带错了衣服。”我脱下上装解开领带时说。她将两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脱掉您的鞋吧。”昂热拉·黛尔菲娅说。她语调平静，很实在，很自信。 我迟疑不决。 “您脱掉吧！” 我脱去鞋。 “咱们到平台上去。那顶上总有点风吹拂。”昂热拉说。她已经带头走了。我们经过一个书房，它的门敞开着。我看到画和植物。我跟在昂热拉身后，穿过一间大客厅。它布置得很现代派，色彩浅淡。一整堵墙，从地面到房顶，都被书遮着。我看到对面有一张橱，上面放着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翘。我略作停留。我发现一只乌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昂热拉走得很快。我走时全身都疼。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我们穿过暖房，这里的花盆里盛开着许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电视机。昂热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还有第三台，在厨房里。我是个电视迷。尤其是新闻。我总是什么都听。中午电视，傍晚的电视，二十四小时节目，最早的新闻和最晚的新闻。几乎是全部。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还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闻时我必须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就可以继续收听。”她笑了，“书房里还有第四台电视机。疯了，是不是？” “有一点儿。”我说，“也许是。” 我们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这平台环绕着显然非常大的套房的两侧，肯定有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台，还从没在一座平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花儿，它们受到了精心护理。这个平台布置得也像个客厅。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张巨大的太阳遮篷下有一个角落可以就坐，还有架好莱坞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蓝色和白色的地砖铺成的。这套房在最顶层。没人看得见这个平台里面。但一侧还是钉有一堵高高的木护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条拼成的。几乎看不见木头，因为木条上爬满了常春藤、白花绿叶的茉莉花和九重葛。这种有刺的攀缘植物长着非常好看的椭圆形叶子，它的花有各种红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调。这些植物植根在长长的盒子里，在木护板的脚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们叫它们阿里巴巴罐。里面长着紫色的矮牵牛和大量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罐一侧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长出色彩千差万别的小玫瑰。昂热拉又察觉了我的目光。 “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说，“您知道，我也迷恋花。” “跟我一样。”我说，细看长着红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们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黄地开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装饰树长在桶里。这座平台真是个大花卉市场。我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放着用来修剪的剪子、植物保护剂、药和类似的东西。我看到水壶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滨兰菊之间，有彩色的陶瓷鸟儿安装在本护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鸭子，一个鸽子。蝴蝶。“这是我在瓦劳利斯买的。”昂热拉说。这女人仔细观察着我。这恐怕是她的一个职业特点。“离这儿不远。那里生产各种古式的陶罐——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在毕加索、皮格农和普瑞纳的影响下，瓦劳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陶瓷中心。”她讲得那么自然，无忧无虑，我都忘记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进那清新的空气。这顶上真的是和风习习。昂热拉抚摸一只鸽子。“这是毕加索送给我的。”她说，“他送了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当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还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柠檬？” “苦柠檬。”我说。 “等一会儿！”她光着脚跑进了房子。我向前走向护栏，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漂亮的城市和风景——却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就在我脚下，坐落着戛纳和它的豪华住宅区、街道、旧房子和教堂。我实际上能毫无遮拦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边我看到艾斯特莱尔山。我看到那座大海湾的全貌，戛纳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楼之间的棕榈园和花丛，看到旧码头和左边的第二座码头，显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着许多游艇，有一部分相当大。在刺眼的阳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闪闪。在蔚蓝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插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谋杀啊’？”我问。我的左脚疼起来，我的左胸侧也是，不过不算重。 “据可靠的资料介绍，在这根项链和这个戒指的十颗翡翠中，有八颗来自一根曾经属于亚历山大二世的项链。” “尊敬的夫人，您关于谋杀的那句议论是什么意思？” “这您是知道的。”伊尔德说，半闭上她的玫瑰红色的眼睛，像疯子似的微笑着。我吓了一跳。我还将受到更多的惊吓。“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拉克洛斯先生讲过，按照您的观点，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无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谋杀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吓人地低低窃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责任！我当场就看出来，我跟他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就讲了点必定会让他觉得可信的东西。” “那是谎言吗？” “这个翡翠雨滴是后来由一颗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点七克拉……” 我说：“那是个谎言吗？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对不对？是的，这当然是个谎言。”现在伊尔德又低语了，“这位拉克洛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进什么事件里去。被卷进去，您理解，对不对？” “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裸裸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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