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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乳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裸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船现在又冲向宽阔的海上。 “他们俩是不是了不起？”昂热拉问。 “对，了不起。” “你快活，罗伯特？” “对，很快活。”我说，将她搂紧。 “这真好。”昂热拉说，“这太好了。我要你终于高兴起来。” “你，”我说，感觉到我唇上的咸咸的海水，“这你很容易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会做到很多。”昂热拉说。 一只大游艇迎面而来，水波激在“沙利马”上，它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和颠簸起来，我将昂热拉紧紧地抱在怀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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